她把围巾叠了三次，还是不平。
那是一条很旧的围巾，茶叶末色，羊毛的，边角磨得起了球，有一处线头松了，拉出来一小段，她没有剪，把那段线头绕了一圈，压在折叠的地方，叠好，放进那个深蓝色的布袋里。布袋也旧，袋口的绳子一边长一边短，她拉了拉，打了个结，放在膝上，抱着，低着头，像是在想什么，又像是什么也没有想，就是坐着，让那个布袋在膝上待着。
我在广西桂林的一个小镇上等过一班火车，晚点三个小时，候车室的椅子是那种金属的，坐久了，腰酸，我站起来走动，就看见了她。
她坐在候车室靠里的位置，周围放着几个袋子，大小不一，有编织袋，有蛇皮袋，还有那个深蓝色的布袋，布袋放在膝上，其他几个放在脚边，她坐在那些袋子中间，像是那些袋子的中心，也像是被那些袋子围着，不让她走。
我在她旁边坐下，不是故意搭讪，就是那里有位置，我们挨着坐了一会儿，后来她先说话，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南宁，她说她也去南宁，去看女儿。
她叫唐桂香，六十四岁，桂林平乐县人，在那个镇上住了将近四十年。
她说话有很重的桂北口音，普通话说得磕磕绊绊，但说得出来，说不清楚的地方，用手比划，比划不出来，就换一个说法，总是能让对方明白，那种表达方式，有一种朴素的顽强，不放弃，换个路，绕过去，也要说清楚。
她的女儿在南宁工作，嫁了人，有了孩子，逢年过节回来，这次是女儿刚生了二胎，她去帮衬，去住几个月，帮着带孩子，做饭，让女儿恢复身体。她说去就去了，反正地里的事已经收完，冬天没什么活，走得开，说这话的时候，把那个布袋抱紧了一点，布袋里装的，她说，是给外孙带的东西，自己做的腊肉，晒的干菜，还有从地里挖的山药，用报纸包着，怕碎。
我问那条围巾，是给外孙的吗，她低头看了看膝上的布袋，说，不是，那是我老头子的，他冬天怕冷，让我带去，他说南宁也冷，说不定用得着。
她丈夫没有来，留在平乐，说腿脚不好，长途车坐不了，她一个人来，带着那几个袋子，带着那条茶叶末色的围巾，要坐几个小时的车到南宁。
她丈夫是当地人，在镇上做过瓦工，做了很多年，腿是那时候落下的毛病，下雨天就痛，痛了，就在家里坐着，哪里也去不了，她说他脾气不好，痛了就烦，烦了就发，她说这话没有抱怨，就是说，那个人是那样，她知道，知道了就不当回事，当他是小孩，哄哄，过了就好。我听了，不知道说什么，就没有说。
两个孩子，大的是儿子，在广东，做工，很少回来，小的是女儿，在南宁，离近一点，一年能见几次。她说儿子电话打得少，有时候一个月才打一次，她也不催，说他在外面忙，不容易，打来就说说话，不打，也知道人好。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淡，但那种淡里，有一种她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习惯，习惯了等，习惯了那个电话打不打来，都过的日子。
候车室里广播响了一次，说另一趟车的信息，不是我们这趟，她侧耳听了听，听清楚不是我们的，低下头，继续抱着那个布袋。旁边有个孩子在哭，她扭头看了一眼，不是好奇，是那种看见孩子哭了、自然就想看一眼的本能，看完，孩子被大人哄住了，她转回来，把那个布袋的绳子重新整了整，一边长一边短，她把长的那边绕了一圈，两边平了，她看了看，放下。
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写东西，她说，写什么东西，我说各种，她点点头，说，写字好，我们那里有个写字的人，给人写对联，红白事都写，大家都敬重他，说完，又低下头，看那个布袋，像是说完了一件事，事说完，就回到自己那里去了。
火车晚点了将近四个小时才来，那四个小时里，我们断断续续说了一些，也有很长时间，各自不说话，她把那几个袋子整理了好几次，重新摆放，位置换来换去，最后还是原来的样子，她看了看，觉得可以，就坐着，手放在膝上那个布袋上，安静。
火车来了，候车室里的人都动起来，她站起来，那几个袋子，一个一个拿起来，我帮她拿了两个，她说谢谢，我们一起走向检票口，走到检票口，她先过，我帮她把袋子递过去，她接了，排队上车，我找我的位置，她找她的，走散了。
上了车，我坐下，窗外是广西冬天的夜，黑，偶尔有灯，远处山的轮廓，近处田地的平，车开动了，那些东西往后走，走远，消失，换成别的，别的再消失，就这样，一路到南宁。
那条茶叶末色的围巾，在那个深蓝色的布袋里，从平乐到桂林，从桂林到南宁，跟着她，跟着那几个装了腊肉干菜山药的袋子，一起走。围巾的主人在平乐，腿痛，下雨天坐着哪里也去不了，但他知道那条围巾跟着妻子，坐了这一夜的火车，去了南宁，去等那个也许有用、也许用不上的冬天。
窗外的田地在夜里是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但那些田是在的，冬天在那里，安静，等春天，等种下去，等长出来，等那个骑车或者步行的人，来收，来带走，年年如此，那个等，是不焦急的等，是已经知道结果的等，这种等，是另一种形式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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