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梅酢

 

姑苏城外寒山寺的晚钟震落第一颗红珠时，吴侬软语便浸透了血色。这种江南独有的相思子，原是西施浣纱时遗落的耳珰，经苎萝山雾霭浸润，化作《南方草木状》里"形似弹丸，色若胭脂"的尤物。屈子作《橘颂》时，定然未曾尝过会稽山的杨梅，否则《九歌》里怕是要多出一阙"朱实离离"的华章。

玛瑙红的果粒缀满青枝，恰似敦煌壁画里飞天遗落的璎珞。指尖触及处，细密肉柱传递着微妙的触感，教人想起《长物志》里记载的宋代影青瓷冰裂纹。轻咬破果皮刹那，绛紫汁液染透唇齿，酸甜滋味在喉头酿成半壶陈年花雕——三分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凛冽，七分是范蠡泛舟五湖的散淡。这矛盾的味觉交响，竟暗合了张岱《夜航船》中"初啖似嗔，再尝转喜"的玄妙之境。

岭南荔枝赢得贵妃千金笑，蜀中枇杷占尽少陵万卷诗，唯有这吴越杨梅，在陆龟蒙"众口但便甜似蜜，宁知奇处是微酸"的诗笺里兀自风流。昔年白乐天守杭，筑堤时不忘命人移植余姚杨梅；苏子瞻贬惠，犹将"闽广荔枝、西凉葡萄"与"吴越杨梅"并称三绝。而今超市冷柜里的罐头杨梅，甜得单刀直入，倒似好莱坞爆米花电影，失了昆曲水磨腔的九转回肠。

最难忘梅雨时节，乌篷船头老妪的竹篮。暗红斑驳的粗陶碗里，杨梅浸在井水中载沉载浮，恍若洛神凌波的簪珥。那年你打马过江南，她隔窗抛来的那枝杨梅，在青石板上溅出的汁痕，至今仍在白袷衣上留着淡紫的印迹。

忽忆《武林旧事》载杨梅时节"各坊蜜煎局以金箔饰之，谓之辣梅"，不觉哑然。原来古今饕客皆在酸甜中参悟世味——太甜易腻，过酸则苦，恰似杜工部所谓"文章憎命达"，倒是那三分酸楚衬出的七分甘美，最堪佐黄酒半盏，听夜雨打芭蕉。

暗殺與共和的彼岸：讀《宋案重審》有感

 

歷史有時像一幅印象派的畫，遠觀以為是晨霧初起，近看才知滿紙血滴。民國初年的宋教仁之死，就是這樣一幕政治暗殺的變奏曲——人人皆知是袁世凱動的手，卻又人人無法證明。過了一百年，歷史學者尚小明撐開一盞白熾燈，將這起公案重審，不為定罪，乃為掃去那層慣性意識形態所投下的煙霧。

此書最大的價值，不在於他為宋案翻案，而是為歷史寫了一份比判決書更嚴謹的調查報告。我們熟悉的歷史，是從國文課本裡來的：宋教仁才氣縱橫，立憲保國，卻不幸中彈於上海車站；袁世凱野心勃勃，借刀殺人，搶奪共和果實。但尚小明不這麼講，他像一個冷面探長，把案發現場的每一個煙蒂、足印、筆跡，一一重新編碼，發現這裡不是單純的「一個壞人殺了一個好人」，而是一齣由利益、制度、性格和時代合力演出的悲劇。

宋教仁不是純粹的理想主義者，他是政客中的理想主義者。這一點最要命。他既有章太炎式的激憤，又有孫中山式的組織欲望，但偏偏學了西方選舉的皮毛，又踩進滿清遺老與軍閥新貴交織的地雷區。他之所以該死，不是因為太純粹，而是因為太有效。他將國會選舉從理論搬到現實，從筆桿搬到選票，這對於當時的臨時大總統來說，不是挑戰，是威脅。所謂「共和初立」，不過是「天命易主」的另一種說法，而宋教仁卻天真地以為，憲政可以不靠槍桿子。

尚小明的文字不像歷史學者的筆觸，更像冷峻小說家。他不喊口號，也不作結論，只是不動聲色地鋪陳細節：誰寫了那封檄文、誰勸說宋不要出門、誰曾在密室中見了誰。他讓我們看見一個政治案背後的龐雜網絡，那些我們曾忽略的中人、中介、中層力量——包括幕後財團、報人、軍警、乃至於美國領事。他寫的是中國政治現代化過程中的一次斷裂：當制度還未落地，人物卻先行起飛；當法治還未成形，權力已自以為是正義的化身。

書名雖曰「重審」，但這不是一紙判決，而是一面鏡子。我們在其中看到的不只是民國初年的上海灘與北洋政府，更是今日中國人對政治的普遍失語症。你說宋教仁是民主先驅，他卻死於一場無人聲援的暗殺；你說袁世凱是軍人獨夫，他卻得到一班知識分子的默許與擁戴。真正讓人心寒的，不是誰開了槍，而是在那一槍之後，整個國家一如既往地喝茶、看戲、看報紙，仿佛那個中彈倒下的人，只是一則新聞事件的主角。

《宋案重審》不是熱血青年的燃情之書，它不替誰喊冤，也不替誰辯白，而是帶我們理解歷史的真正殘酷：不是壞人做壞事，而是好人也會妥協，理想也會失聲，制度也會淪為權力的道具。民國的破局，其實早在宋教仁倒下的那一刻，命運的齒輪就已轉向另一個更黑的未來。歷史不是判官，是病理學家，而尚小明，就是這場長達百年的屍檢報告的主筆者。

一籃風月送蔡瀾

 

蔡瀾走了，帶着半縷雪茄煙雲，半盅濃如墨汁的普洱，施施然推開生死之門，去赴倪匡黃霑金庸那場拖欠三十年的酒局。養和醫院窗外維港燈火如常，只是人間從此少了一雙挑剔美食的舌頭，少了一管寫「別管我」三字的狂筆。

此君自稱「地球人」，實則是浪遊紅塵的星際過客。少年在新加坡「大世界」遊樂場長大，推窗即見江湖賣藝人吞火耍蛇，自此骨血滲透市井煙火氣。十四歲以筆名痛批父親詩作「什麼屁詩」，氣得尊翁跳腳卻不知逆子何方神聖——這般反骨，注定他一生不屑高坐神壇。邵逸夫問他拍四十部片賺錢豈非美事，他竟反問：「能否拍一部不賺錢的？」 銅臭薰天的電影工業裡，他偏要當個玩票的頑童。

四大才子中，金庸如廟堂鐘鼎，倪匡似外星隕石，黃霑是街頭鑼鼓，唯蔡瀾乃流動盛宴。八十年代夜總會買單，一晚揮霍兩萬，酒劣人庸，他不甘受宰，索性拉二友開創《今夜不設防》。鏡頭前與張國榮煙酒齊飛，聽關之琳侃情史，容張曼玉道「選美為慕虛榮」，滿城偽君子瞠目結舌，他輕笑：「要這麼正經幹嘛？」 此等風流，連BBC也渡海來攝，錄下東方不羈的絕響。

耄耋之年更見真章。摔傷喪妻後，他竟將古董字畫散盡，抱幾餅陳年普洱入住酒店，雇八人伺候起居，宣言「死前定要花光錢財」。記者瞠目問究，他瀟灑擺手：「喜歡就好」。疫情困港時突發書癮，日寫百幅，辦展竟以「𪘲牙聳䚗」「姣屍炖篤」等潮語入墨，醫生律師爭相收藏。書法師馮康侯曾嗤他「一塌糊塗」，他轉頭寫「別管我」三字回敬——這份任性，恰是魏晉名士渴求而不可得的真自在。

面對蒼生畏懼的死亡，他微博答問如拈花微笑：「別急，很快就到」「死了就死了，研究那麼多幹嘛」。許知遠在《十三邀》苦追人生意義，他終不耐：「老兄你想太多了，来吃吃吃。」吃吃吃三字道盡禪機，勝過萬卷哲學。某日飛機遇氣流劇震，澳洲鄰座緊抓扶手面如死灰，問他為何不怕？此君卻悠然品酒曰：「我活過」。後來自傳徑以此命名，瀟灑得令人牙癢。

今人悼蔡瀾，何須淚灑殯儀？且學他浴缸注椰花酒泡澡，切一碟醉螺佐烈酒，晨起便飲，管他巴黎香港時差。若問此老遺憾，不過「三世吃不完」「三世遊不盡」——這貪嗔癡念，反顯赤子心腸。他案頭閒章刻「少年子弟江湖老」，今江湖猶在，而少年已成傳說。且聽滄浪漁笛數聲，正是人間莞爾獨笑時。

時間的沙漏

 

沙漠，是時間失眠的臉，一張被風刮得毫無表情的臉。它不是風景，是一場沉默的懲罰。有別於綠洲的搔首弄姿，沙漠不談戀愛，不發夢，它不為誰開花，也不為誰低頭。它是一個不屑於表態的老者，黃金藏在腳底，曖昧埋於地層，白日毒辣如審訊，夜裏寒涼似遺囑，像極了歷史深處一頁未寫完的辯詞。

行走於沙漠，不是旅遊，而是一場與命運的靜坐。你在這裡學不會開心，只能學會接受。無論你是企業家、詩人、王子還是逃犯，風一吹，全都一視同仁。駱駝懂得這一點，它們生來就無所期待，長睫毛遮沙，兩瓣腳掌不沉，一步一忍，一忍一生。與其說沙漠是對生命的輕視，不如說是宇宙對自大的諷刺。在這裡，人連一粒沙都不如，而一粒沙，也比人更長壽。

從空中俯瞰，沙丘像是上帝一時無聊的筆跡，寫到一半又擦去重寫，重寫之後仍不滿意，乾脆扔掉整頁，只留一地亂筆。你走在裡頭，如同進入一部無人閱讀的小說，每一步都是腳註，每一口氣都是註解。旅人進來，信奉GPS與Google Maps，最後發現真正的方向來自一顆不怕迷路的心。文明之舟往往在沙漠擱淺，因為這裡沒有紅綠燈，沒有招牌，也沒有任何一種能讓人產生錯覺的指路明燈。

有人問我，沙漠是否孤獨？我說：它不是孤獨，它是孤獨的原型。城市的孤獨是社交過剩後的疲乏，而沙漠的孤獨是一種極致的純粹，是把所有人聲塵語都捲走後的澄明。它不邀你留下，也不催你離去。它的耐性如同一個坐禪三十年的僧人，看你來，看你走，風吹過，連你的影子都不屑收下。你若敢靜下心來，會聽見自己呼吸裏的無常，腳步中的生死，彷彿一切都不曾存在。

沙漠的美，不在於黃昏的金色光斑，也不在於日出時遠山的剪影，而是那種對存在的徹底漠視。它不在乎你是否理解它，就如時間從不解釋，死亡從不遲疑，宇宙從不道歉。於是你明白，沙漠不是地理名詞，而是靈魂的體溫計。走過沙漠的人，不一定變得高尚，但一定變得沉默。因為你知道，在一粒沙中藏着整個世界，而整個世界，在它面前，也不過是一粒沙。

 

江湖未死，朝廷早爛：讀《水滸傳》

中國古典小說四大名著中，《水滸傳》是最不適合放進中小學語文課本的。它沒有勸人為善，也沒有教人忠君愛國。若《紅樓夢》是貴族的病，《三國》是政治的謀，《西遊》是宗教的戲，《水滸》就是一碗熱辣的黑社會滷味：熱氣騰騰，血腥撲鼻，粗口連篇，卻叫人停不下筷子。施耐庵筆下的一百單八將，表面上是替天行道，實際上是一群政治敗類、制度難民、社會棄子組成的臨時政府。他們上山落草，絕非因為性格暴烈，而是因為朝廷之爛、社會之黑，令他們再無容身之處。

《水滸傳》真正的核心，不是義氣，而是制度崩潰的隱喻。晁蓋、宋江、林沖這一班人，從來不是天生的反賊。他們多半是體制內的好人、老實人、信法的人。林沖是八十萬禁軍教頭，戴著官銜，穿著制服，最後卻被高俅玩弄於股掌之中，家破人亡，逼得揮刀上山。他不是叛國者，是被制度逼出來的反骨。宋江更甚，口口聲聲稱「忠義」，做的是「劫富濟貧」，結果到頭來依舊念念不忘朝廷的「招安」，像個戀父情結過重的叛逆少年，一邊砍殺，一邊幻想皇帝會拍拍他的頭說：「乖，朕收你回來了。」

但最令人噁心的正是這種「招安」：一種假象的恩典，實則是皇權對反叛精神的收編與閹割。宋江等人滿腔熱血換來的，不是制度的改革，而是被朝廷當作炮灰，派去征遼打方臘，替腐敗政權擦屁股。最後這些人死得零零落落，有的中毒，有的被害，有的戰死沙場，几無人得善終，所謂「忠義堂」也成了政治遺址。這才是施耐庵真正的狠：不是塑造一百零八位義士，而是揭穿一百零八種失敗的理想。讀罷《水滸》，令人慨嘆的不是英雄如何風光，而是理想如何慘死。天罡地煞，聚義梁山，到最後連一座像樣的墓碑都沒人記得他們的名字。

《水滸傳》之所以長銷不衰，不是因為它宣揚忠義，而是因為它誠實地描寫了中國式官僚體系下，人性如何扭曲，正義如何墮落，制度如何將最清白的人逼成最狠的賊。它比現代任何一部反貪腐劇都來得更有力、更陰毒，也更真實。因為它從不幻想改良，不談改革，只說出一個殘酷的事實：這個世界沒有好官，只有沒機會貪的官；沒有真義氣，只有假忠誠；法律是權力的笑話，皇恩是砍頭前的糖衣。

施耐庵若生於今日，大概會被請去喝茶，理由是「詆毀政府、鼓吹暴力、破壞社會穩定」。可惜當年沒有微信公眾號，也沒有敏感詞屏蔽，他才能寫出這樣一部讓後世文人又愛又怕的書。《水滸傳》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千年來中國社會對正義的絕望與妥協。它的江湖從來不死，死的是朝廷；它的義氣從來不朽，朽的是制度。這本書不是給小孩看的，也不是給考試準備的，它是一道深夜裡的酒後辣湯，入口嗆，餘味苦，喝完之後，只想仰天大叫：乾你娘的招安。

荔枝

 

荔枝是中國人的尤物，一騎紅塵妃子笑，千年前已經是帝王的禁臠。這是水果中的貴妃，微醺的胭脂色，綠葉相襯，入口便是纏綿的甜，細膩而幽艷，如古詩中那句「似此星辰非昨夜」，帶著一種遲來的歡愉。世間水果多的是庶民氣息，桃子粗魯，香蕉輕浮，只有荔枝，帶著一絲宮廷深處的嬌貴與矜持。

但荔枝的美，不僅在於它的味道，而是得來不易的矜貴感。這是一種水果界的溫室佳人，離枝即衰，稍晚一日便如歌姬卸妝，粉黛零落，香消玉殞。古時為了送荔枝入宮，驛馬如飛，官道上的塵土尚未落定，楊貴妃已含笑拆開那層粗糙的外殼，一口咬下，滿是冰肌玉骨的鮮嫩。今人雖然可以靠冷藏技術延緩時間，但荔枝還是有它的傲氣，若不新鮮，便失了魂魄，吃的只是軟爛的甜膩，而無那種剛剛好的嬌媚。

荔枝也是一場考驗。吃時要費點心思，剝開粗糙的外殼，露出裡面晶瑩的果肉，纖纖玉指最適合這種細緻的動作。吃得急了，往往會碰上一顆酸澀未熟的，那是一種落空的期待，像拆開一封情書，發現裡面只有應酬的客套。但當你遇上一顆極品，剛剛好的甜度，果肉柔嫩彈牙，那瞬間便覺得人間值得，像某個夏夜不期而遇的舊情人。

荔枝的代價，是吃多了便上火，這也是它的傲慢之處——它不像葡萄，可以成串入口；也不像橙子，吃再多也無關痛癢。荔枝是不能貪戀的，越是極品，越要適可而止，否則便如愛過頭的感情，甜膩過了，反而成為一種負擔。於是便懂了，唐明皇的溺愛最終也是一場國恨家愁，盛唐的馬蹄聲再快，還是趕不上命運的斷送。

荔枝是一種驕傲的水果，既不肯久留，也不能揮霍。它的美，正因短暫，才顯得彌足珍貴。世間的風流，若能長長久久，便不是風流，而是平庸。荔枝在夏天裡驚鴻一瞥，來時艷麗，去時決絕，讓人魂牽夢縈，卻不敢輕易貪戀。也許，這才是它成為傳奇的原因。

 

羊肉泡饃：碗中有乾坤

 

中國人的吃，是一門哲學，也是一場權謀。南人精緻，北人豪邁，中原地帶，介乎兩者之間，便發明出一種介乎精緻與粗獷之間的存在——羊肉泡饃。此物不是麵，也不是湯，更不是燉羊肉的副產品，而是一碗碳水與蛋白的戰爭現場，一場文化的縮影，一種民族性格的剖析。若說北京的烤鴨是一場滿漢春夢，西安的泡饃就是一次大秦遺民的革命。

吃泡饃，要先掰饃。這是全世界最反快餐邏輯的序幕。西方人講效率，漢堡一咬，立等可取；而泡饃講的是耐性，是原罪與救贖的歷程。一張饃在手，白淨如紙，手指捏起，一塊一塊地撕，撕得細如指甲蓋，不得偷懶，否則湯不入味，肉不入心。這掰饃的動作，看似簡單，實則極中國：外表溫順，內裏藏鋼；動作緩慢，意志堅定；一粒一粒地碎，碎出來的是秩序、服從與精準的控制慾。

泡饃不講美感，講厚重。湯色不清，油脂浮面，羊肉塊大如拳，與青蒜、粉絲、黃花交纏如亂世佳人。初看似乎混亂，實則結構嚴謹：碗底是哲學，中間是歷史，最上層那一撮辣子，是民族情緒的爆點。這樣一碗泡饃，既是食物，也是史詩。唐太宗若還魂，定會認出這正是當年行軍打仗時的軍糧化身，一碗下肚，橫掃八百里秦川，雄風再起。

有人說泡饃太油，羊膻太重，那是因為他們的味蕾已被奶茶與星巴克訓練成廢物。真正的中國胃，要經得起這一鍋羊脂的滲透，這一碗熱湯的灌頂。泡饃不是「小確幸」，它不是甜點，而是主食，是硬漢的浪漫，是一場舌尖上的長征。你吃下去的不是羊肉，是一個民族對肉食的信仰，是農耕文明邊陲與游牧文明的歷史擁抱。

西安街頭的泡饃館，多半不起眼，門口排隊的，有穿長袍的老者，有背書包的大學生，有拖行李箱的遊客。來者皆平等，皆需掰饃，一人一碗，無需講話，碗是教堂，饃是經文。整個過程，如同入道修行，由散而聚，由碎而全。當那碗熱湯端上來時，蒸氣直衝眉心，頓時忘我，五臟六腑彷彿被一股民族記憶重新格式化。

泡饃之於中國，不僅是一碗麵食，而是一場歷史的自述。它沒有日式拉麵的形式主義，沒有義大利麵的浪漫幻想，有的只是實在、沉重與一碗能扛得起冬天的溫暖。此即中國人的命根：吃飽、扛得住、不喊苦。泡饃從不講究形式，它只要你低頭、捲袖、張嘴，然後服從它的節奏，臣服於它的溫度與味道。當你吃完，起身離席，身體疲憊但靈魂安穩，仿佛剛剛經歷過一場秦制的審判，然後才被赦免。

 

江南一夢是杭州

 

杭州這城市，不必介紹。它像一位唐宋遺民，身着江南水色的長衫，手捧一盞龍井，在湖心亭內吹一管簫，不言不語，卻讓世人神魂顛倒。西湖的波光不過一幅畫的光影，雷峰塔的輪廓不過一頁傳奇的剪影，而杭州之所以成其為杭州，是因它懂得何謂「不說出口的情深」。蘇堤的六橋，月下煙柳依依，若你問橋名為何，我反而願你不問，因為凡能記錄在名字中的都太具體，而杭州最美的，恰恰是那些說不出的地方，記不起的時辰。

自南宋偏安臨安，京城之名便如一張水墨宣紙上的失筆——略顯狼藉，卻多了一層人間的哀愁。那不是北宋汴梁的雄渾氣魄，而是一種帶病的華美，病在江南的溫柔，華在歷史的深情。那年岳飛死在風波亭，一座亭子壓住一整朝忠烈，秦檜與王氏跪在門口八百年，風來雨去，愧意未減半分。可杭州的美偏偏是這樣，你越是懂歷史，越是心頭生疼；你若不懂，它就只是風景。宋詞裏的「山外青山樓外樓」如今已被開發成觀光牌坊，但若你懂得黃庭堅與蘇軾，那一樓一山依然有風，風裏有詩，詩中有過去千年的低語。

杭州的女人說話輕柔，腳步亦輕。連嘆息都像是用了蠶絲織成的帕子，細細纏纏地裹住你。她們不像上海女人那般聰慧伶俐，也不像北京女人那般直白豪氣，而是蘊著一股「知道自己不可長久，卻還要繼續溫柔」的惘然。這種惘然，就像斷橋殘雪，那斷，是歷史的斷，白蛇許仙也走不回初見的那一刻。杭州的春天總像是剛哭過，柳枝嬌羞，花開不整，空氣裡瀰漫着濕意與等待，似有似無。

我曾在西湖邊讀到一段乾隆皇帝的御筆：「湖山勝處放鷗鷺，煙雨名區畫不如」，他六次下江南，其實是六次重溫舊夢。帝王也有鄉愁，不為祖地，不為家國，只為一處使他感到自己也曾是人的地方。一壺龍井茶，一道叫作叫花雞的民間菜，一艘畫舫裏的越劇，那不是南方人的日常，那是北方人對生活的幻覺。幻覺也是生活，杭州最懂這一點。

今日的杭州變了，從一座沉睡千年的文化溫床，變成互聯網巨頭的電子夢。岳廟邊不再只有杜鵑，而是手機上的掃碼遊覽，雷峰塔重建得太過光鮮，倒不如往昔斷垣殘壁來得誠懇。這城市仍美，但美得開始怕你認真問她從哪裡來。她怕你問起張岱、錢塘江，怕你提起林逋種梅養鶴，怕你記得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於是她在煙雨之中迅速轉身，只剩一襲濕透的風，從你的耳畔飄過。

我不願再多寫杭州了，怕打擾了她沉思的樣子。她像一位舊人，沉在你心底的湖水裏，不出聲，只在夢裏偶爾泛起幾圈漣漪。等你醒來，水又靜了，什麼都不剩。杭州，不是你可以真正到達的地方，只是你此生偶爾會想起的幻影。你以為你曾去過，但其實你從未抵達，那是你記憶中的夢，而夢裡有湖，有風，有橋，有你再也追不回的昨日江南。

墨池邊的浮名與孤寂

 

寫書法，與演歌劇相類，世上鮮有真正的少年宗師。

偶有十齡童，執狼毫如持利劍，臨《蘭亭序》筆走龍蛇，形神竟得七八分相似。觀者嘖嘖，掌聲雷動，譽之「小王羲之」。然則此等神技，終究止於可驚（Astonishing），未臻可信（Believable），更遑論可泣（Heart-wrenching）。

此三境，判若雲泥。玩流行藝術，大可擁抱青春。搖滾巨星廿歲嘶吼，聲震屋瓦，是為本色；塗鴉小子一夜爆紅，牆上鬼畫符拍出天價，亦是時勢。然卅五過後，嘶吼者聲帶沙啞，塗鴉客靈感枯竭，縱使身價億萬，坐擁南灣泳灘千呎巨宅，其創作生命，早已風乾成一具標本，陳列於名利場的玻璃櫃中供人憑弔。

然筆墨之道，迥然不同。秦漢碑碣，晉唐法帖，皆先賢魂魄凝於竹帛。後世書家，非鬼魂本尊，實乃招魂之方士。方士這行當，講究的就是個火候——鬚髮愈白，法力愈深。

故觀沈尹默、林散之輩，墨寶神韻皆在古稀之年後方臻化境。他們與鍾張羲獻的幽靈對話一世，人在枯濕濃淡、提按頓挫的墨海沉浮中，熬煮成一盅滋味深長的陳年普洱。

賞書法，總認老的穩。這不是K-pop演唱會，無須電音轟鳴，無須激光亂舞，更無須乾冰噴湧如仙境。展卷之際，觀者索求的，終究是那份書卷氣（Scholarly Grace），是筆鋒遊走間不期然的頓悟，與千年文心剎那的共鳴。它拒絕齜牙咧嘴的表演欲（Performativity），更鄙夷涕淚橫流的戲劇張力。

因此書法展往往門可羅雀，莫輕易攜黃口小兒入場。莫妄想令他自幼受「薰陶」，徒勞無功。強迫他看畢一軸懷素《自敘帖》，他只覺百爪撓心，滿腦子都是手機遊戲「王者榮耀」。是故東瀛有「書道靜心塾」，專供焦躁主婦習字半日，暫避柴米油鹽之瑣碎。而在神州，尤其以帝都為軸心的附庸風雅圈，勒令子女習書法者，泰半出於攀比之虛火，多於對筆墨真味的嚮往。所習字帖，越冷僻艱深、越似枯藤老樹昏鴉，家長臉上越有光。多少中了幾分「表演系」大師的毒吧，以為揮毫時須鬚髮戟張、渾身顫慄，口中嗬嗬作響，忽而疾奔數步，以頭搶紙，墨汁飛濺處，猶能「一筆書」成丈二匹狂草，方顯大家風範。最好當場咳血數升，暈厥於氈上，救醒後第一句嘶喊：「吾得筆法矣！」世道是越發浮誇（Ostentatious）了，連學者發言也只求金句（Soundbite），不問底蘊。弄書法亦未能免俗。或許是執念，流行歌手老了如麥當娜般硬撐熱辣是尷尬，但書法案頭那一方殘破的端硯，縱使蒙塵，底裡總滲着一縷穿越烽煙的、孤寂的幽光。

 

從刀鋒裡削出來的中原氣象

 

刀削面不是麵，它是一場武術表演。那不是做飯，是出刀。山西漢子提起麵團，左手托起，右手一把寒光閃閃的尖刀，刷刷兩下，白麵條從空中飛進滾水，像從峨眉金頂飛躍下來的劍光，一絲一線，不差分毫。此刻廚房不是廚房，是比武擂台，煙火氣中，隱藏著中原千年的冷兵器文化，仿佛關羽復生，提刀做麵，滿臉鬍子裡寫著：誰敢說這不是藝術？

刀削面最大的魅力不在味道，而在那一種凌厲。別以為你在吃碳水，其實你是在咀嚼鐵器文明的遺音。每一根麵條，都有筋有骨，咬下去不肯低頭、不肯服軟，如抗戰小說裡滿身泥水的游击队，如三線工廠裡踩著鐵路枕木的工人，口感像歷史的褶皺，粗獷、不對稱，卻有一種東方人的隱忍與剛烈。

這種麵條，從來不適合小資情調。你無法用刀削面談戀愛，它不會纏繞舌尖，也不會溫柔撫慰。它是直線思維，沒有花式語言；是北方漢子的寡言硬頸，吃起來像被祖父教訓：做人要挺，要撐。西方的義大利麵，如拉丁語般優雅纏綿，而刀削面，是晉語，剛猛有力，語尾總是帶著「嗯」的鼻音，像在鼻孔裡發狠。

有人說刀削面重鹹，調料粗，辣椒油、蒜泥、老抽如鐵路鋼軌上一節節的鉚釘。但這不叫重口味，這叫厚道。它不像廣東雲吞面藏著什麼陰柔之氣，也不像四川擔擔面那樣搞「小動作」；刀削面是光天化日下的陽謀，端上來就明刀明槍，不講求花樣，講求一碗吃完後的「噫——舒服！」這是一種不靠哲學，不靠詩意，單靠分量與溫度帶來的踏實。

現代人太多清湯寡水，養生餐配凍齋沙律，活得像一杯無糖豆漿。你要找回點血氣，就該站到那一口大鐵鍋前，看師傅舞刀，讓自己被油煙燻得滿臉人間味。人生最踏實的事，不是名利雙收，不是大廈封頂，而是冬天的一碗刀削面，辣椒冒煙、麵條打結，吃完滿頭大汗，像剛和命運打一架贏了。

這碗麵，是一種態度，不是流行，不是風格，更不是擺盤。它從不時髦，卻從來不過時。它告訴你，在這個處處「精緻到疲憊」的時代，真正能扛事的，往往是那些粗中有細、表面剛硬、骨子裡溫熱的東西。就像中國人，一削之下，飛出來的，從不是柔軟，是一種被鍛造過的堅韌。這種東西，義大利不會有，日本也模仿不來，這是我們的，從刀鋒裡削出來的——中原的氣象。

 

舟山有夢，夢中是海

舟山群島是中國地圖的隱喻，它在江南的邊界之外，東海的邊界之內，像一串被打翻的珍珠，不甚齊整，卻每一顆都蘊藏前朝舊夢。這裏的地名本身就像宋詞裏流出來的半闕——朱家尖、普陀山、岱山、嵊泗……每一字都是一種聲音，一種潮濕的歷史，一種被海風吹過的古文明。舟山的海，不像青島那般歐化，不似三亞那樣熱帶，它不是為了躺平者而設，而是供漂泊者小憩。這裏沒有白沙灘的艷麗，有的是石灘的皺紋；這裏沒有海天一色的炫目，有的是晨霧出岫的禪意。

舟山是中國人的一場隱秘情感。海是開放的象徵，但舟山的海卻內斂，像一位曾經遠行過、如今歸隱的老者。他的故事寫在碼頭的青石板上，也刻在普陀山的香火煙裏。普陀山是觀音道場，香客如潮，朝拜如雲，但觀音從不言語。她看慣了人間苦難，舟山的風便成了她的低語，吹過潮間帶，吹進捕魚人泛鹽水的雙眼。捕魚是一種宿命，也是一種文化，舟山的男人世代與海搏鬥，漁船是他們的脊梁骨，網箱是他們的月光。每年休漁期一到，港口靜若廢墟，仿佛整個城市都在夢中放空，只等下一場風季來臨。

舟山也不是沒見過繁華。晚清的洋人，抗戰的煙硝，國共的渡海，舟山的碼頭曾送走過大人物，也接收過難民。這裏是歷史的中轉站，命運的停靠點，卻極少成為主角。歷史書寫者總愛上海，愛廈門，愛廣州，唯獨對舟山保持曖昧。舟山不是政治舞台，但它卻是許多政治故事的背景——它見過民族理想者的出航，也見過敗軍殘部的落腳。它不哭也不笑，只以潮聲為絮語，把過去洗成記憶的白骨。

舟山的食物也帶著某種隱忍的情調。東極島的章魚小串，沈家門的大排檔，普陀的素齋，沒有華麗的擺盤，但卻有鹹中帶甜的誠懇。一隻海螺翻滾在辣油中，也許曾見過東海日出；一塊曬乾的帶魚片，骨縫裏也藏著船老大的老歌。這種味道，不驚艷，不絕妙，但有種說不出的牽掛，像你童年在漁村外婆家偷吃的一口鹹魚，咸得眼角發酸，卻一直記到成年。

舟山如今有跨海大橋，有郵輪母港，有自貿試驗區，有北斗雷達，有石化園區，但這一切都如夜市上新掛的霓虹，熱鬧是真熱鬧，只是與島的靈魂若即若離。舟山真正的性格，不在官方話語中，而在某個退潮時裸露出來的沙洲。在那裏，一個七十歲的老太太正用自製的網兜撈一隻小蟹，一個十歲的孩童在礁石間追一尾彈跳的小魚。他們無意代表什麼文化，但他們的存在，就是舟山這個文化的本身。

舟山是中國人的一種側影，一種與海對望後的沈默。它不是出征者的呼號，也不是歸來者的歡唱，它是海風吹皺的記憶，是潮水褪盡後留下的舊鞋與繩結。舟山群島無意訴說歷史，卻藏著歷史；它不表達鄉愁，卻製造鄉愁。當你從舟山離開的那一刻，你才會發現，你帶走的不只是幾張照片，而是一種想念，一種只有在深夜聽見潮聲時，才會緩緩浮現的感覺——那是一種你無法擁有，但又無法忘記的海上夢境。

滑者自清

 

中國飲食，有兩派：一派重火，一派重水。火者如川湘，皆以爆炒猛煎為尊；水者則是北方之魂，蒸、煮、燙、涼，皆需一點「潤物細無聲」的涵養。而涼皮，此物既非烈火之炙，也非煙雨江南，而是西北人家在炙熱土地上生出來的水做文章，一條一條，滑溜如蛇，淡定如僧，活在嗆辣與涼爽之間，一如中原地帶人在大時代裡的命運哲學：再燥熱的天，也得吃涼皮。

涼皮不是皮，是麵筋之子，麵粉之孫。把一堆麵揉成團，再水洗成漿，靜置一夜，沉澱其白，再入蒸籠，一層一層，如繡花功夫。這種吃法，既不來自貴族，也非江南閨秀之手，而是陝西、甘肅、河南、山西等勞動密集型省份的家常智慧。涼皮這名字，明明潤滑，卻總讓人聯想到江湖與土路。它不講究造型，也不裝飾擺盤，一碗端來，紅油覆頂，蒜汁撲鼻，黃瓜絲、豆芽躺平其上，如兵馬俑列陣，肅穆而沉默。

涼皮真正的精神，不在其「涼」，而在其「皮」。皮者，需薄如紙，滑如絲，夾而不斷，吞之不膩。很多人吃涼皮，只知道澆辣子油，拌陳醋，加蒜水、花椒油、熟芝麻，口味足夠複雜，然後狼吞虎嚥，汗流浹背。這樣的吃法，實則錯過了涼皮的本意——它不是給你用來麻痹味蕾的，而是讓你在這股「滑」中，細細體會什麼叫「無聲勝有聲」。吃涼皮者，不宜快，要慢。第一口是辣，第二口是蒜，第三口才是皮的真正風味，如絲綢拂面，若情人手指滑過脖頸，令人不寒而慄。

涼皮之地位，正如庶民政治中的沉默大多數。它不出風頭，從不自誇，也沒有麻辣燙的紅火、臭豆腐的反叛，更比不上餛飩的溫情、燒餅的脆響。它存在於無數街頭的塑膠碗中，玻璃櫃裡，小學門口的推車邊，在貨車司機與高中女生之間築起一座微型的共同體。人人吃得起，也人人吃得出差別：有人喜辣不嗆，有人偏酸少油，有人要筋道，有人愛嫩滑——你怎麼點，它就怎麼來。涼皮從不爭，只是靜靜在那裡，任人擺布，如中國庶民百姓千年以來的命運：服從裡藏著頑強，平庸中自有尊嚴。

涼皮進了北上廣之後，也學會了「偽裝」：進了盒子，貼上標籤，改名「健康輕食」、「碳水之光」，旁邊再放一根叉子和一瓶「無糖冷泡烏龍茶」。這樣的涼皮，吃起來雖乾淨，但無趣，猶如穿著西裝的農民工，少了地氣，多了妝氣。真正的涼皮，是要坐在塑膠板凳上吃的，湯汁滴下來，染到褲腳，辣到汗毛孔發麻，方才算是對人生起碼的尊重與體察。

有人說，涼皮無營養。我說，它不是用來補身的，而是用來補心的。在這個熱浪滾滾、節奏過快的社會裡，一碗涼皮讓你靜下來，降一降火，退一步腸胃，收一收浮躁。這才是食物的最大功用，不是你身體的強化劑，而是你精神的緩衝帶。涼皮看似無奇，實則是中國飲食文化中，最不講武功、卻自有心法的內家拳，一招一式皆從無味中修煉而來，吃得出的人，才懂生活本身的味道，也許不濃烈，但絕對不膚淺。

所以我說，涼皮者，滑者也。滑而不失其節，軟而不喪其骨，冷面之下，自有一種不動聲色的傲骨。食至微處見精神，大國崛起，不一定靠火箭，也可能靠一碗滑得人沉思的皮。

佛音之外是人聲

普陀山不是山，是一種遙遠的修辭。它矗立在東海一隅，介乎人間與彼岸之間，像《紅樓夢》中那一首寫不完的夢，一念即生，一念即滅。它是觀音的道場，也是漢人心靈投射的避難所。自唐代開始，便有日本僧人自遣小舟來此，浮海萬里，只為一炷清香，一面慈顏。中國的佛法早已不在洛陽長安的塔尖，而在舟山群島的風口，潮聲裏夾著梵音，濕潤，溫柔，時而像經卷上飄落的字跡，時而像一位母親對走錯路孩子的低喃。

普陀的香火永不熄滅，但真正的靜謐卻從未來臨。寺院林立，殿宇重重，處處鐘鼓，處處功德。觀音本是無相之佛，如今卻須以九十九米高的鋼鐵化身與天空對話。她不再住蓮花，而住廣場，不再是悲憫的大士，而是滿足眾生功利欲望的高管。每年農曆三月初三、六月十九、九月十九，朝聖的信徒如潮湧至，手執大香，眼神交错，有的虔誠，有的匆促，有的似乎只是與神明交易買賣。香雲繚繞中，是紙幣與祈福的合奏，煙火氣與梵音交融一體，如此信仰，不生淨土，只生營業額。

然而在香客散去後，普陀山還是會顯露出另一張臉。清晨的紫竹林，在露水中像一位剛洗過臉的寡婦，靜靜坐在海邊等待舊人。法雨寺的青瓦，慧濟寺的磴道，後山的松影，都像舊朝遺民留下的日記，只在無人時才願意翻開。廟後的老僧人正掃地，動作一絲不苟，像是在為已死去的歷史維持一點體面。那一瞬間，你會懷疑，真正的佛法是否藏在這位老僧的拂塵裏，而不在山門外那對鍍金的對聯上。

普陀山最動人之處，不在佛像，也不在香火，而在那一道懸崖邊望海的視線。那不是祈禱的眼神，是懷念，是追悼，是對歷史深處某個無法回去時代的呼喚。千百年來無數文人、僧侶、流亡者在這裏短暫駐足。他們有的留下詩句，有的留下沉默，無論是誰，都將自己的一部分交給了這座山。這裏是逃難的地方，是避世的地方，是人在經歷過塵世破碎後唯一願意說「阿彌陀佛」的地方。

如今的普陀，旅遊業騰飛，登島需網約，連靜坐也講排隊。香灰成為商品，祈福寫進套餐，觀音變成景區IP，但山的哀愁還在。它躲在遊人笑聲之後，在那一尊尊千篇一律的雕像背後，在那不再有人吟詩的石刻旁。哀愁不是哭泣，是當你發現自己再也無法與這山產生聯繫時，那種被時代隔離的失落感。你站在普陀山的最高處，看見遠處海面波光粼粼，但你知道，那裏不再是通向西方極樂的彼岸，而只是下一班返回陸地的快艇碼頭。觀音仍在，但她已從慈航普渡的象徵，變為人間祈福的道具。她不再需要你誦經，只需要你掃碼。

而你會忽然明白，真正的佛，在這山已經走了很久。留下來的，只是無數人希望祂還在的幻想。而普陀山，就像一封發黃的信，內容早已遺失，只剩那位收信人，還在等一個永遠不會來的回信。

花隨人聖盦摭憶全編：歷史塵埃中的金聲與瓦釜

歷史是座陰森的戲樓，台上唱的是帝王將相，台下埋的是才子冤魂。黃秋岳其人，便似那戲樓暗處一盞孤燈，明明滅滅，照見晚清民國的殘章斷簡，卻終究照不透自身命途的混沌。一部《花隨人聖盦摭憶全編》，說是摭拾歷史碎玉，倒更像是一場才子與魔鬼的對弈——落子聲中，既有書生抱負的鏗鏘，亦有漢奸罪名的喑啞。

黃濬之才，堪稱鬼斧。陳寅恪讀其書，一面嘆「世亂佳人還作賊」，一面不得不折服於「援引廣博，論斷精確」。此等矛盾，恰似將敦煌壁畫剝去金粉，露出底下斑駁的罪孽與風華。他寫中法戰爭、甲午風雲，筆鋒如刀，剖開奏摺邸報的蠹痕，直指廟堂算計的經緯；他記儒林軼聞、名士風流，墨色似酒，醉倒幾代文人的青衫。董橋謂其「一身附滿古人鬼魂」，實非虛言——翻開書頁，但見曾國藩的剛柔、左宗棠的孤傲、張之洞的迂闊，皆如皮影戲般在黃濬筆下活轉，連慈禧太后的胭脂，都滲着咸豐年間的檀香。

掌故之學，原是文人茶餘的消遣，到了黃秋岳手中，卻成了繡娘手中的金線。他縫補的不只是史冊裂痕，更是時代的魂魄。高陽譽此書為「民國歷史筆記之首」，正因他敢將奏章裡的官腔化作市井閒談，將宮闈秘辛寫成話本傳奇。試看那「圓明園燄火」，燒的不僅是咸豐天子的荒唐，更是士大夫的酸腐；那「賽金花與况夔笙」，纏綿的豈止風月？分明是末世文人對酒當歌的佯狂。黃濬筆下的歷史，從來不是廟堂高懸的牌匾，而是勾欄瓦舍裡傳唱的俚曲，三分真，七分幻，卻偏偏比正史多了一縷人味。

然則才子多劫，自古皆然。黃秋岳詩文雋逸，蠅頭小楷寫盡前朝風流，卻在民國二十六年鎗聲一響中，成了「世人皆曰可殺」的漢奸。錢鍾書題詩「失足真遺千古恨」，字字如釘，將才情與罪名生生釘成一幅弔詭的對聯。後人讀其書，總不免暗忖：這滿紙煙霞，究竟是文人的赤忱，還是叛徒的遮羞布？可歷史弔詭之處，正在於它從不非黑即白。陳寅恪看得透徹——「未可以人廢言」，正如不能因宋徽宗的瘦金體，便赦了靖康之恥。黃濬的筆，是蘸了墨也蘸了血的，寫得出沈葆楨夫人的刺血書，亦寫得出汪精衛機要秘書的罪狀。這般矛盾，恰似他筆下頤和園的石船，泊在昆明湖的柔波裡，載的卻是北洋水師的鐵鏽。

《花隨人聖盦》之妙，在於它既是史，亦是詩。黃濬以考證為骨，以辭章為肉，將枯燥的「同光中興」熬成一盅佛跳牆。他談外交，能從郭嵩燾的洋務劄記，扯出曾紀澤的國家大義；論藝文，可由宣德爐的銅綠，嗅到林紓譯《茶花女》的油墨香。甚至連「北平廠甸春燈」「秦淮河畫舫」這等風物瑣記，經他點染，皆成映照時代的菱花鏡。書中處處是「歷史的縫隙」，他卻偏能從縫隙裡拈出一朵花來，只是這花，終究隨人聖庵的燭火，黯成了民國二十六年的硝煙。

而今重讀此書，倒令人想起紫禁城的鴉啼——啼聲裡有宣統退位的詔書，有軍閥混戰的馬蹄，亦有黃秋岳臨刑前未寫完的詩句。歷史從不吝於嘲弄：當年的機要秘書成了漢奸，當年的漢奸筆記卻成了經典。這或許便是文人的宿命：生前在政治泥淖中打滾，死後反在歷史長河裡淘洗成金。董橋說黃濬「跟魔鬼簽下交易」，但魔鬼何嘗不是歷史的化身？它賜你一枝生花筆，索價卻是一副嶙峋骨。

掩卷之際，忽覺黃濬像極了他筆下的「天發神讖碑」——碑文奇古，論者紛紜，有人見篆籀之妙，有人見妖異之讖。可碑終究是碑，風雨千年，毀譽由人。不如學那陳寅恪，且將漢奸事暫擲一旁，只聽那摭憶的文字在歷史深巷中，敲出幾聲清越的迴響。畢竟，金聲玉振固然可喜，瓦釜雷鳴，又何嘗不是一個時代的註腳？

 

海定波宁梦未央

宁波這名字，讀來便有一種被時間摁住脈搏的感覺。海定則波宁，如同一場古老中國對秩序與和諧的祈禱，然而歷史卻從未真正如其名那般靜止。這座臨海的城市，自唐時為明州，宋時成港埠，元時被迫開埠，明清做商幫，近代則更似一口由西風打開的閘門，東方的細雨與西方的炮艦，一同登岸。若說江南有一種文人的陰柔，那麼寧波便是一種經世致用的陰柔，既含蓄又堅硬，像舊時文人用過的那種墨——黑得沉靜，久了還會泛出光澤。

走在天一閣外，磚牆古樸得像一位老先生的背影，藏書之地已非士人之私廬，變成學術觀光的集散地。但你若靜心留意，仍能從某一卷殘頁中嗅出王應麟對南宋覆亡的沉吟，似乎連風都會在你背後低語一句「文脈未絕，脈脈不語」。這是寧波的文化肌理，不如蘇杭華麗，卻有一種藏而不露的硬度，像從大海走出來的鹽民，一身鹼氣，卻不說廢話。鄭氏兄弟、萬氏一族，寧波商幫橫掃東南亞時，誰會想到他們出自這個東南一隅、不吵不嚷的碼頭？當年的紅幫裁縫，手起針落之間，為北洋軍閥與西裝革履的民國新貴，縫起一場全國的現代夢；如今紅幫博物館裡，玻璃櫃藏著的是定製過的身段，也是一段被歷史壓平的風華。

而若你錯過了書香與煙火，那麼夜晚的三江口會補上一筆。江水無言地交合於此，白日裡的喧囂在水氣中沉澱，城市的背影在橋下拉長，像一段說不清的戀情，開始時很清澈，後來卻攪得昏黃。寧波不像上海那般張揚欲望，也不像杭州那樣活在景色的濾鏡裡，它更像一位沉默的中年人，在歷史與商業之間打工，在傳統與現代之間討生活，永遠有點累，卻從不放棄一點點體面。這座城是中國近代啟蒙的入口，也可能是現代化的出口，連孫中山先生都在此設局圖變，卻又始終沒能給它留下什麼驚天的劇情，歷史到寧波總是走得含蓄，像輕舟過水，不激不起浪花，卻自有漣漪。

寧波的哀愁，是一種被時代忽略的哀愁。它不轟烈，不自憐，只是有點淡，有點無奈，如咸咸的潮味，滲進空氣裡，久而不散。它知道自己曾經是什麼，也清楚自己如今是什麼。它不吶喊，不自誇，只在風來的時候，把往昔的榮光攪進今日的晚霞。你問它為何不更熱鬧些？它只反問你：「那又如何？」這座城從未想與誰爭什麼，它只想靜靜地守著江口，讓波定時波定，風起時風起，偶爾夢回一次天一閣，在時間的褶皺裡翻出一頁泛黃的書，那書頁上寫的，不是過去的光，而是未來的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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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中的沉默

人類的文明，始於水畔，盛於綠洲，衰於沙塵。沙漠從來不是風景名勝，它是一種沉默的審判。你若站在敦煌之北、撒哈拉之心，又或是甘肅民勤的邊緣，放眼望去，一片金黃色的死寂，連死亡都乾燥得沒了情緒，只有風以不耐煩的姿態呼嘯，把你從城市中攜來的自信、詩意與虛榮，一層一層地吹走。沙漠是無聲的，它不言語，但它也不妥協。人與自然的每一次對話，在這裡都變成獨白，而獨白的盡頭，便是文明的疲態與信仰的幻滅。

有些國家富有，是因為沙漠——他們在沙漠下找到了石油，靠石油堆起樓宇與王室。但那不是對沙漠的勝利，而是一次對沙漠的偷渡。沙漠本身不屬於任何人，它的美學不是用來度假的，而是讓人反省自己在塵世中的微小與虛浮。梭羅說：「我願意將自己縮小，去測量宇宙。」若他來過塔克拉瑪干，可能會收回這句話。因為在這裡，人不僅縮小，還會消失，消失得像古代絲路上的駝隊，連腳印都不留，連名字都會被風吹成傳說。古羅馬的軍團可以跨越歐洲，但到了沙漠，只能留下頭骨與破旗。蒙古騎兵橫掃天下，唯獨在沙漠止步，成吉思汗可征服人，卻不能征服風沙。

中國古代講「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沙漠則是把所有器物都藏起來，連「時」也藏了。它不提供收成，不提供慰藉，只給你一個問題：你為什麼來這裡？不為財，不為色，不為人間煙火，那麼剩下的就是命。能在沙漠中生存下來的，不是詩人，是駱駝。詩人來，只是為了證明自己無用，然後寫一首關於「流沙」與「沉默」的詩，像北島當年說的：「沙漠是一種無言的拒絕。」但這種拒絕，也是一種哲學，一種不需要答案的問題，一種不容辯駁的權威。

有人說沙漠是上帝的試煉場，我倒覺得沙漠是無神論的證據——你在這裡，找不到天堂，也找不到地獄，只有一種漫長的空白。你若祈禱，沙丘會告訴你：「你太渺小了，連聽都不值得我聽。」你若反叛，沙塵暴便是一種懲罰，它不帶情緒，像自然界的機器人，用一種冷漠的邏輯，將你碾壓成塵土，然後再從地平線上升起一個紅太陽，告訴你——這不是結束，這是常態。沙漠教人尊重死亡，因為它讓你看見生命其實並不壯烈，也不浪漫，而是一種偶然的僥倖。地球如果再熱一點，上海都會變成沙漠，連外滩的霓虹燈都將掩埋在黃沙裡，跟一切股票指數一樣，無人記得。

所以沙漠不是風景，是懲罰；不是目的地，是流亡地；不是旅遊照的背景，而是歷史的背景。從《出埃及記》到《穿过月光之境》，從安逸的科幻小說到塔爾科夫斯基的末世電影，沙漠總是象徵著文明的邊界與思想的懸崖。它不鼓勵思考，也不反對思考，它只是一座巨大的沉默體，以千年的語速對你說：你不過是一粒沙，我不需要記住你。這句話，足以讓每一個權貴、學者、知識分子，在沙塵中集體閉嘴。這才是沙漠的修辭。

月光下的中國：一場理想與毀滅的對峙

 

在這個由短影音、快遞盒與直播電商塑造的時代，還有人寫《穿過月光之境》這種書，已是一種文化奇蹟。安逸寫了一本不屬於KPI、不屬於短視頻節奏、不屬於朋友圈語錄的小說，像一顆被誤送到現代都市的殘舊月球岩石，沉重、冷峻，表面無光，但一旦敲開，裏面藏著星塵。這部小說不討巧，它既不做「小鎮做題家」的道德代言，也不討好女性主義或民族主義的算法推送，而是像塔克拉瑪干沙漠本身：無邊、乾燥、令人敬畏，偶爾殘忍。

這不是一本關於愛情的書，儘管男女主角在沙漠中相遇、相知，最後分離，如同一場地質學意義上的板塊運動，深層且無解。女主程曠是一位單眼地質學家，身上有著一種稀有的中國式孤傲——不憤世嫉俗，卻與現世絕緣；不批判父權，卻早已對傳統角色做出判決。她從不吶喊，從不撕裂，卻一步步走進沙漠，彷彿自願放逐。這種人物在中國小說中極為罕見，因為她沒有「改變社會」的宏大口號，也沒有「活出自我」的雞湯標語，她只是默默地對抗虛無與失敗，如同月球上的荒丘。

安逸寫人，也寫地。塔克拉瑪干不是背景板，它是這本書真正的第三主角。沙漠既吞沒了文明，也保存了文明的化石。小說中不乏對地質年代、沙層演變的冷知識描寫，這些段落若交給某些編劇，大概會在二分鐘內被刪光，但在安逸筆下，它們像是給小說打上的地層印記，告訴讀者：你閱讀的不是一個故事，而是一場構造運動，一次地質學與人類學的碰撞。

更值得玩味的是這部小說對「理想主義」的處理。在當代中國語境裡，理想常被誤認為一種浪漫或天真，事實上它往往更接近一種殘酷——願意為理想犧牲幸福的人，不見得比為權力出賣靈魂者更容易活下來。程曠的理想，是一場自知無望的堅持：她知道沙漠可能永遠不會開出綠洲，但她還是種下種子。這種姿態，在消費主義時代顯得幾近病態，但病態本身，就是一種清醒。

《穿過月光之境》沒有大高潮，也沒有高潮過後的平靜，有的是一種持續的拉鋸：人與沙漠，人與過去，人與那個從未實現過的「绿洲夢」。陸晉這個角色，既像記者也像法官，他用相機記錄「真相」，卻深知真相從不重要，重要的是誰來詮釋，誰來轉發。他們的愛情既是一場合作，也是一場博弈。小說最後不讓他們相守，恰恰是一種尊重——對人物尊重，對讀者的智商尊重，也對現實的真相尊重。

這不是一本可以「看得輕鬆」的小說，它拒絕娛樂，也拒絕慰藉。它是月光下的一面鏡子，照見了某些正在迅速消失的中國人的內在世界：沉默、有骨、有夢，夢裏全是沙塵。你可以說這樣的書過時了，也可以說它太清醒太沉重，但歷史總是站在清醒的人那邊，哪怕一開始，大家都站在對面。

 

鐵雪萬里，靈魂無疆

 

《極地重生》（As Far As My Feet Will Carry Me）這部德國電影的劇情簡單得像一則蘇聯政治笑話：一個德軍戰俘從西伯利亞勞改營逃出，一路向西，橫越冰雪林海，跋涉萬里，只為回到自由的歐洲與心中的家。這句「逃出西伯利亞」，聽來有點像是麥卡錫時代的宣傳片，但導演沒有鼓吹，而是用近乎修行的節奏，拍了一場靈魂與肉體的殘酷折返跑。主角不叫亞歷山大，也不是托爾斯泰小說裡的聖徒，他叫克萊門斯·福雷爾，一個普通的納粹軍人，不偉大，不崇高，甚至在影片開始時令人厭惡。但正因如此，才真實。

歷史最無情的懲罰，是它從不為「人的複雜」留白。克萊門斯並非無辜者，他被關進勞改營，也許是報應。但在古拉格，命運不講道理——在那裡，理智是犯罪，情感是奢侈，倖存本身就已等於清白。他不是英雄，而是一個被時代踐踏後，仍硬撐著找回自我的敗兵。他的逃亡像一首長詩，每一節都寫在零下三十度的雪原上，每一個腳印都是人類意志的筆劃。

電影最大的不合時宜，是它居然拍得如此克制。沒有催淚配樂，沒有好萊塢式的戲劇高潮，甚至連最可以煽情的飢餓與暴行，也只是淡筆掠過。導演像一個德國工匠，仔細雕刻一塊寒冰——內斂、緊繃、乾冷，卻因細節而驚心。克萊門斯在獄中被拷打時的沉默，在極地凍土中與楚科奇獵人用手勢交流的窘態，甚至在掩埋同伴屍體後，那一口悶聲的哭泣，都像是西方人在紅色帝國下的文明哀歌。

對照《竊聽風暴》那種城市政治的微觀寫法，《極地重生》是一部荒原哲學。它不是在講政治，而是在講人——當所有制度都瓦解、信仰崩塌，人的意志還能走多遠。它甚至讓人想到《聖經》裡那句話：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只是這裡的「神」，不是上帝，而是「家」——那個在無數次逃亡途中、在雪崩與狼群之間、在俄國士兵子彈聲後還能讓他撐下去的幻象。電影沒有把家拍得溫馨，而是一種苦痛的召喚，一種無法取消的責任。

值得一提的是電影的節奏，它不是線性推進的旅程，而是像記憶一樣反覆折返。有時你分不清克萊門斯是在逃亡，還是在夢中回顧；有時他腳下踩的是雪地，還是時代的屍骸。他在奔逃的同時，也在被過去審判。那是一個納粹軍人的自我救贖，也是一個普通人的存活證詞。對自由世界來說，他的逃亡是孤勇；對歷史來說，他的生還是一種報案。

《極地重生》的德文原名是《So weit die Füße tragen》，直譯為「只要雙腳能撐起來」，這句話不是口號，是一種文明在野蠻中殘喘的低語。電影最後，他走到了伊朗邊境，看見了地中海的陽光，身後是雪與槍口，眼前是異鄉與希望。他是否真的走到了？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斯大林主義的極地煉獄裡，他曾經想過要活下來，並且真的去走。當一個人願意為自由跋涉萬里，那麼這個時代，再荒謬，也值得再活一次。

 

注：影片《极地重生》片名的德文原文为“So weit dieFüßetragen”（《只要脚丫子还走得动》），是依据德国作家约瑟夫·马丁·鲍尔（1901—1970）于1955年发表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一直到21世纪初，德国媒体方透露出克莱门斯·福雷尔（在中文字幕片中这个名字被译为“科利·基文斯”）这个名叫科内利乌斯·罗斯特（CorneliusRost，1919—1983）的显得颇为神秘的原型。

風雪中書寫的女子

 

蕭紅，這個名字如同她筆下的松花江水，冰冷、清澈，又不時泛起一種令人不安的暗湧。中國文學史上從不缺女子，但大多數，要麼是張愛玲式的世故自持，要麼是冰心那種慈母式的溫柔說教，只有蕭紅，是在風雪中寫詩的野花，在硝煙裡鋤地的農婦，用一口黑土地的土話，對整個男性文學秩序，咬牙切齒地說了個「不」。她出身東北，筆下卻不是英雄史詩，也不是鄉愁抒情，而是餓死、凍死、被父親打死的鄉人與親人，寫《呼蘭河傳》，仿佛是在棺材裡點燈，那些被遺忘的面孔與聲音，一個個從土裡翻身，低聲訴說。

她不是女權主義者，卻比所有現成的口號都來得鋒利。她不談自由戀愛的理想，卻在一次次逃婚與流亡中，把整個禮教結構撕成碎片。她筆下沒有英雄，只有站在牆角哭的祖母，與冬天井邊撿柴火的孩子。文學到了蕭紅這裡，不是精英的閒情逸致，而是一種活命方式。別人寫小說，是為發表，她寫小說，是為不瘋。當年在上海，張愛玲有人捧，有發表欄位，有煙盒，有旗袍，她只有蕭軍，有病、有逃、有紙與筆。她活得像個詩人，卻不寫詩；她寫得像個史學家，卻從不做註腳。她的語言像是一根根生繭的指頭，硬生生把自己的童年、家鄉與父權社會的三重鐵殼撕開，露出一條血絲未乾的真相。

蕭紅不是「好女人」，也不是「壞女人」，她是那種連自己都無法命名的混合體。她愛蕭軍，又恨蕭軍；她依靠胡風，又厭棄胡風；她最後死在香港，戰火未歇，無親無友，像一朵飄零到殖民地的苔花，開在報館的邊角，死時連骨灰都沒能帶回東北。而她生前那本《生死場》，卻讓魯迅在彌留之際發出最後一次文學上的讚歎。魯迅看懂了她，張愛玲沒有，胡風不肯，後來的文學課本，也只肯收她一句「大地的乳房」，卻不願面對那個真實得讓人害怕的呼蘭河小鎮。

她不會為文學坐姿端正，亦不會因為女性身份刻意自憐。她的語言從來不裝，也不抒情，而是一種令人震顫的素描——白描到底，就能見血。她的筆，不是毛筆，也不是鋼筆，而是鋤頭，是冰鎬。她不是要寫出美，而是要挖出痛。她沒有文學理論，但她有飢餓、嚴寒與被扇耳光的記憶，那是她的文學動力，也是她與中國知識分子永遠隔了一層的距離。

今天再讀蕭紅，是在一個文化消毒、水泥鋪地的年代裡，忽然走進一間陰冷的土房子。你會發現文字不一定要高雅，真實比華麗更嚇人。蕭紅用一輩子，寫下一場場在「生」與「死」之間擺渡的小人物傳奇，沒有誰是主角，沒有誰配擁抱光明，卻人人都有名字，有疼痛，有一段無人肯聽的故事。她不是時代的先知，也不是革命的旗手，她是那種站在文學邊緣的女子，身上有餘燼、有泥巴、有詩意的骯髒。

這樣的女子，今天已經不生了。若偶有一位，也大概不會上熱搜。蕭紅不是讓人喜歡的文人，她不是紅樓夢裡的林黛玉，也不是知識女青年手冊上的模範，但她是唯一能在風雪中寫出體溫的人。她不是「屬於某一代」的作家，她屬於一切貧寒、孤獨、而又不肯閉嘴的靈魂。她是蕭紅。她活過，寫過，痛過，從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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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訪天一閣

寧波的雨，是江南特有的那一種，不聲不響地落下，如書生的輕嘆，又像明朝官箴上飄逸的一筆。沿著月湖邊踱步，雨絲粘在眼鏡上，也濕了鞋襪，心中卻忽然生出一種與世無爭的寧靜，宛如一頁泛黃古籍在手，儘管字跡模糊，卻仍能聞到墨香。走進天一閣的那一刻，便知此處非凡。不是氣勢，而是歲月自有的重力，像是一位沉默的老者，端坐書齋數百年，不言不語，卻早已將人間冷暖閱盡如書頁翻過。

天一閣是中國最早的私家藏書樓之一，但這句話已在旅遊宣傳冊上重複得太多，甚至有點像文化界的空頭支票，說了便算懂了。然而走進去，看見那一排排書櫃，不是現代圖書館那種強迫症式的整齊，而是有一種溫潤的混亂，如亂世中守書的裨將，隨時準備轉移或藏匿，書不只是書，而是證據、遺囑與最後的臉面。樓中水井尚在，牆角長著些青苔，滴水聲一如清代的時辰鐘，敲在心上，令人氣短。

天一之名，出自《易經》：「天一生水」，寓防火之意。藏書如養女，忌火忌賊，更忌心浮氣躁。主人范欽乃明代兵部右侍郎，一位半身儒半身武的奇人，仕途並不顯赫，卻知書香氣不必靠官帽撐場。他退隱故鄉，不築宅第而築書樓，這種決定在今天已難理解。現代中國人有錢便想買房，有文化則買藏品，唯獨極少人將書視作一座國度，願意為其設城牆、開護城河。天一閣不是花園式的詩意設計，它像是時代逃難的最後庇護所。你站在館中，看見書牆，會想：若某天四海再亂，這裡是否仍能藏下一部不被篡改的《資治通鑑》，或一卷未刪減的《史記》？

館外細雨未止，遊人不多。伞下望去，院中几株古樹，枝葉低垂，如同垂老書生的眉鬚，飽經世變，早無驚喜。幾位導遊試圖用熱情挽留注意力，聲音穿不透雨絲，也穿不透這座閣樓的內斂。天一閣不會對你喊話，也不炫耀歷史，它只是靜靜地讓你對照內心：你讀過幾本書？記得幾句文？失落了多少早年唸過的字句？它像一面鏡子，映出你文化血脈的斷層，一段你曾誤以為完整的自我教育，其實早已殘缺。

有一間展室，牆上掛著范氏後人手書，紙墨發黃，字跡似浮沉於霧中的水草，依稀可辨，卻又半遮半掩。這才明白，真正的文化傳承從不是靠高聲叫賣，而是靠低聲細語，靠一代代人的執拗、偏執與沉默。當年范欽將書搬來天一閣時，是否也聽得見這樣的雨聲？明朝的雨與今天有何不同？唯一不同者，大概是雨落書樓時，曾有讀書人俯身細讀，而今日之人，多半低頭看手機，甚至連雨都懶得聽了。

離開時，雨勢加大，走出天一閣，回頭再望，那屋簷彷彿濕了數百年，書香早已入骨，只是城市太嘈雜，人心太快，已無人能靜靜坐下來聽一頁紙張翻動的聲音。這是一種無聲的哀愁——不為某人，而為整個時代與閱讀之間，漸行漸遠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