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衣哲學

 

睡衣是人類文明的一次妥協。白晝是秩序，夜晚是放縱，兩者之間，睡衣懸浮在道德與慾望的夾縫之中，成為一種曖昧不明的象徵。白天的衣服是社會規則，西裝、制服、套裝，一針一線繃緊了階級與身份的區隔；睡衣則是自由的幻覺，披上之後，無論是華爾街的金融巨鱷還是柴灣的地盤工友，躺下來都是同一個姿勢，兩腳一伸，普天之下，人人平等。

睡衣的歷史與人類的慾望同步。古代的中國人不講究睡衣，黃帝穿袍，商紂披裘，西方中世紀的貴族則直接穿著亞麻內衣入睡，一直到十七世紀，法國宮廷才開始流行睡袍，男人在睡前換上絲綢長袍，頭戴夜帽，手持蠟燭，這副裝扮今日看來像是萬聖節的鬼怪，但當年卻是權貴的象徵。到了十九世紀，英國人將印度的「帕嘉馬」（Pyjama）帶回倫敦，這種寬鬆的長褲式睡衣開始取代傳統的睡袍，成為男士臥室的標配；女性的睡衣則仍然維持維多利亞式的繁文縟節，白色的蕾絲長裙，緊束的束腰，讓女人即使入睡，也要符合社會對她們的端莊期待。

睡衣的真正解放，發生在二十世紀。巴黎的Coco Chanel發明了絲質睡衣，取代了十九世紀束縛女性的襯裙，於是女人終於可以在夜晚獲得與男人同等的舒適；美國的好萊塢電影則進一步將睡衣神話化，瑪麗蓮夢露穿著真絲睡衣，輕輕一扯，便是情色電影的開場；《蒂凡尼的早餐》裡奧黛麗赫本的一襲寬鬆睡衣，則讓女人在凌晨四點的紐約街頭，也能擁有詩意的憂鬱。

睡衣的學問，不只在於材質與設計，還在於穿它的人是誰。一個穿著棉質睡衣的男人，可能是公司裡最守規矩的職員，每天晚上十點準時上床，第二天早上六點半準時起床；而一個穿著絲綢睡衣的男人，則可能是賭場裡的風流浪子，凌晨三點才開始他的夜生活，賭桌、雪茄、紅酒，直到天光才願意回家。女人的睡衣更是一場心理測驗，穿純棉的，是溫柔的妻子，擅長煲湯與縫補；穿真絲的，是情場高手，每一個動作都經過設計；而那些乾脆不穿睡衣的女人，則是最危險的，她們認為衣服只是多餘的社會束縛，夜晚屬於靈魂，而非布料。

在香港，睡衣的功能曾經不止於臥室。六十年代的香港，屋邨裡的男人穿著背心短褲，晚上到街口的茶餐廳吃宵夜，女人則穿著碎花睡衣，提著籃子到樓下的士多買雞蛋和豉油，這是舊時代的生活風景，睡衣的界線並不嚴格，屋內屋外，都可以是一個延伸的空間。九龍城寨的江湖人物，甚至將睡衣當作權力的象徵，光著膀子，披著睡袍，坐在茶樓的角落，一杯普洱，幾個小弟，半個社會的秩序就在他們的指縫間流轉。

但這一切，到了二十一世紀，都變成歷史。現代人對睡衣的講究，不再是布料與剪裁，而是品牌與標籤。某些中產女性，穿著Victoria’s Secret的睡衣，只為了讓自己在夜晚也能感受到精品的光環；某些精英男性，則選擇Ralph Lauren的睡衣，認為這代表了一種低調的奢華。睡衣的實用性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如何建構一種身份認同，讓人即使在最私密的空間裡，也能感受到社會的肯定。

然而，最終決定一件睡衣價值的，不是品牌，而是誰為它解開鈕扣。真正懂得睡衣哲學的人，知道它的價值，不在於它的存在，而在於它何時被拋到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