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裡的情書體質

胡蘭成這個名字，至今仍叫人不舒服。他不是單純的漢奸，也不只是文人；他更像一種病態的氣質，在亂世裡找到最適合滋長的溫床。若只用道德審判他，太便宜；若只談他的文字，又太殘忍。因為胡蘭成的文字，本身就是一種逃生工具，一邊寫風月，一邊替自己鋪後路。

他懂得歷史，但只把歷史當背景布；他談天下，卻永遠站在安全的位置。亂世於他，是一場大型的私人戀愛史——可以投入、可以背叛、可以自辯，卻不必負責。於是國破山河在，他卻忙着與張愛玲談蒼涼，與眾多女子談命定，把時代的災難轉譯成個人的情調。

胡蘭成的可怕，在於他的誠實並不徹底。他並非不知羞恥，而是過於自信於自己的感受。他相信感受即真理，於是把立場、美感、情欲混為一談，寫得婉轉動人，也寫得理直氣壯。這種文字，一旦脫離現實約束，便容易令人心軟；可一旦回到歷史現場，卻顯得輕佻得近乎殘酷。

他對女性的理解，細膩而自私。懂得欣賞她們的才華與脆弱，卻從不打算承擔後果。愛情在他那裡，是一種流動的資源，不是承諾。也正因此，他能寫出動人的句子，卻無法留下可信的人格。張愛玲的蒼涼，是看透之後的退後一步；胡蘭成的蒼涼，則是始終站在自己這一邊。

今天讀胡蘭成，已不宜感動，只能解剖。他代表了一種文人失去公共感之後的極端形態：一切都可以審美化，一切都能被原諒，只要語言夠好。這不是才華的勝利，而是才華的濫用。

胡蘭成終其一生，寫得一手好字，卻始終沒學會怎樣站立。他留下的，不是一條思想的路線，而是一個警告：當文字只剩下自我辯護，它再優美，也只是亂世裡的一封長情書，寄給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