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維什這個巴勒斯坦人，一九四二年生於加利利的一個小村莊，童年時以色列建國，他們全家逃難，等戰火平息回來時村子已經被夷為平地，原址上建起了猶太人的集體農場，從此他在自己的土地上變成了難民，變成了在場的缺席者這種荒謬的法律地位——在場的缺席者，這個矛盾成為他一生創作的核心。他寫的都是失落，都是流離失所，都是那種家還在眼前但已經不屬於你的痛苦。
他十幾歲開始寫詩，用阿拉伯文寫那些被占領的經驗，寫檢查哨的羞辱，寫柑橘園被推土機推平，寫母親等待永遠不會回來的兒子。這些詩在阿拉伯世界流傳，讓他一夜成名，但也讓以色列當局盯上他，多次逮捕、軟禁。最後他離開以色列，開始長達二十幾年的流亡，去貝魯特，去開羅，去巴黎，去突尼斯，哪裡有巴解組織哪裡就是他的臨時的家。他成為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桂冠詩人，成為那個沒有國家的民族的聲音。但這個角色既是祝福也是詛咒，因為每個人都期待他寫政治詩，寫那種激昂的、戰鬥性的詩句，但他想寫的是更普遍性的東西，是關於愛、關於記憶、關於語言本身。他說：我不想只是一個巴勒斯坦詩人，我想是一個碰巧是巴勒斯坦人的詩人。這個區分很重要，因為一旦你被歸類，你的作品就會被化約為政治聲明，就會失去那些幽微的、曖昧的、純粹美學的維度。
但現實是殘酷的，當你的人民在被佔領，當你的土地在被屯墾，你怎麼可能只談風花雪月？所以達爾維什一直在這種張力裡掙扎，在政治承諾和藝術自由之間，在作為代言人的責任和作為個人的渴望之間。他最著名的詩《身份證》寫於一九六四年，開頭就是「記下我是阿拉伯人」，然後列舉他的身份證號碼、他的孩子數量、他的工作，每一行都在說：我存在，我有名字，我不是數字。這首詩成為了巴勒斯坦身份的頌歌，但達爾維什後來有點後悔，因為這首詩太標誌性，以至於蓋過了他其他更成熟、更複雜的作品。他不想永遠被困在那個年輕的憤怒詩人的形象裡。
他晚期的詩越寫越抒情，越來越形而上，像《不要為我們道歉》、《牆上的塗鴉》，語言變得更凝練、更含蓄，不再是那種直接的抗議，而是通過神話、通過歷史、通過文學典故去探討流亡和歸屬的本質。他深受古典阿拉伯詩歌影響，也讀洛爾卡、讀聶魯達、讀里佐斯，把這些不同的傳統融合成自己獨特的聲音，一種既扎根於阿拉伯傳統又對世界文學開放的聲音。他的詩被翻譯成幾十種語言，在全世界朗讀，但諷刺的是他一直到一九九六年才被允許回到以色列，而且只是短暫的訪問，不是真正的回歸，因為那個村莊已經不在了，他的家已經成了別人的家。這種回歸的不可能是巴勒斯坦經驗的本質，是那種你可以肉身回去但家已經不是家的悲劇。
他二零零八年死於心臟手術併發症，六十七歲，葬在拉姆安拉，幾萬人送葬，整個巴勒斯坦哀悼。但他到死都沒有看到獨立建國，沒有看到他寫了一輩子的那個夢想實現。他留下的是文字，是那些記錄了一個民族苦難和希望的詩句，是那些讓世界無法忘記巴勒斯坦這個名字的詩行。但達爾維什最珍貴的地方不只是他的政治意義，而是他堅持詩歌可以超越政治，可以談人類處境，可以在特定的巴勒斯坦經驗裡發現普遍的意義。他說流亡不只是地理的，也是存在主義式的，是現代人的共同處境，是那種無處像家的疏離感。這種洞察讓他的詩不只屬於巴勒斯坦人，而是屬於所有感到流離失所的人，所有失去根的人，所有在尋找身份的人。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在這個遷徙和流離失所成為常態的世界，達爾維什的切身性反而更強，因為越來越多人理解那種卡在兩個世界之間的感覺，那種無處歸屬又處處歸屬的悖論。他用最優美的阿拉伯語寫出最痛苦的真相，用最抒情的語言記錄最殘酷的歷史。這就是偉大詩人的工作，把苦難轉化為藝術，把政治提升為詩歌，讓痛苦不只是痛苦，而是可以讓人共鳴、可以讓人思考、可以讓人記住的某種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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