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男人，一個世紀

若要向一個從未讀過小說的人解釋二十世紀是什麼，不必搬出《戰爭與和平》，也不必引用邱吉爾或史達林，只需把傑佛瑞．亞契（Jeffrey Archer）的《該隱與亞伯》放到他手裡。這部小說，本質上是一場文明社會包裝得十分體面的鬥獸場。兩個男人，一個生於波蘭森林裡幾乎被歷史踩死的難民，一個誕生於波士頓豪宅、尚未睜眼便已繼承銀行帳戶上的無數零。命運原本沒有理由讓他們相遇，但二十世紀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把毫不相干的人丟進同一個漩渦，然後命名為「時代」。亞契深知英國小說的祕密：英國人從來不迷信革命，他們迷信競爭。法國小說相信愛情，俄國小說相信苦難，美國小說相信成功，而英國小說，相信一場夠體面的決鬥。於是凱恩與亞伯，不是善惡之爭，也不是階級鬥爭，而是兩種成功學互相咬噬。金錢只是武器，銀行只是戰場，真正決定勝負的，是誰更能把仇恨保存得像一瓶年份極好的波特酒，越久越值錢。小說裡最耐人尋味的，不是他們如何累積財富，而是如何浪費生命。一個誤會，可以拖延數十年；一句沒有說出口的解釋，可以讓兩個聰明人終身像兩頭公牛，在紅布前撞得頭破血流。莎士比亞若活到華爾街時代，大概也只能把《哈姆雷特》改寫成《該隱與亞伯》。所謂悲劇，不再是「生存還是毀滅」，而是「收購還是反收購」。有人批評亞契不是偉大的文學家，文字不夠深奧，人物不夠心理分析，甚至嫌他太會說故事。這種批評，像是嫌勞斯萊斯跑得太穩，嫌一瓶拉菲入口太順。小說首先是小說，而不是博士論文。十九世紀以後，不少作家把小說寫成病歷，把角色送進精神分析室，一頁紙只有半句話，剩下半頁是沉默。《該隱與亞伯》卻理直氣壯地承認，人類最大的娛樂，仍然是故事。故事不是低級，而是最古老的文明技術。從《奧德賽》到《基督山恩仇記》，再到《該隱與亞伯》，讀者其實從未改變，只是把壁爐旁的位置換成飛機頭等艙，把羊皮卷換成精裝本。亞契本人亦是一部小說。出身平凡，少年得志，步入政壇，因財務醜聞跌入谷底，又憑寫作東山再起，後來甚至因偽證入獄。英國是一個奇怪的國家，只要一個人足夠有趣，道德便會暫時退到第二排。亞契坐牢時寫小說，小說照樣大賣，彷彿監獄只是另一間寫作工作室。這種事若發生在維多利亞時代，大概只能寫成《名利場》；到了二十世紀，媒體索性把它變成真人連續劇。於是你忽然明白，《該隱與亞伯》之所以長銷，不只是因為它講述兩個人的恩怨，而是它精準捕捉了一個資本主義世界最根本的幻覺：人人都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成為凱恩；人人也都相信，只要受苦，就有資格成為亞伯。然而人生最後往往既不是凱恩，也不是亞伯，只是在某間銀行排隊，在某棟寫字樓加班，在某次股市暴跌裡默默老去。小說給人的慰藉，不是成功，而是讓人暫時相信，自己的命運，也許仍有資格與歷史對賭一局。這正是通俗小說真正高貴之處：它從不假裝世界公平，只是假裝希望還沒有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