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錄：與時間賽跑的母親

 

十一月的傍晚，我在南城一條窄街等外賣，站在樓梯口，看見一個女人騎着電動車慢慢拐進來。她騎得很小心，車速壓得比別人慢，背上鼓起一塊，是個孩子，用舊背帶綁着，小腦袋歪在她肩窩裏睡着了。背帶是那種洗得起球的藍布條，邊緣磨破了幾處，用針線歪歪斜斜縫過，像補過很多次的命。她停車時動作很輕，怕震醒孩子，單腳撐地，另一隻手摸出手機看了一眼，眉頭皺了一下，又鬆開。我下樓接餐時，她把袋子遞過來，低着頭說了句「您好」就要走。孩子醒了，哼哼唧唧地扭動，她伸手往後摸了摸孩子的腿，安撫似的拍兩下，說別鬧別鬧媽媽還有單呢。那語氣像在哄，也像在求。我問她一句，孩子多大了？她愣了一下，說兩歲多。我說挺累的吧。她笑，笑得很淡，說習慣了。然後騎上車，又慢慢拐出去，消失在晚霞裏。後來我總能在那片區域碰見她，有時在路口等紅燈，有時在小區門口取餐。她永遠揹着孩子，永遠騎得比別人慢一點，像在車流裏小心翼翼地托着兩條命往前挪。有次下雨，我看見她停在屋檐下，用塑料布把孩子裹得嚴實，自己前胸後背都濕透了。孩子在她背上哭，她一邊哄一邊看手機上的倒計時，臉上的表情像在做一道沒有正確答案的算術題——快一點怕顛着孩子，慢一點怕超時被罰款。最後她還是騎出去了，雨打在她臉上，她眯着眼，車輪在積水裏劃出兩道長長的波紋。有個傍晚我又碰見她，她停在便利店門口，把孩子從背上解下來，放在車座上，自己蹲在地上吃盒飯。孩子手裏拿着個舊奶瓶，啃得津津有味。她吃得很快，幾乎不嚼，扒拉兩口就看一眼手機，像在跟時間賽跑。我走過去遞給她一瓶熱饮，說天冷多喝點熱的。她接過，說謝謝，又說不用不用我有水。我說沒事。她看着我，眼裏有種防備，也有種疲憊，最後還是擰開瓶蓋喝了一口，輕輕說了句，好人有好報。那語氣像在祝福我，也像在祝福她自己。我問她怎麼不找人幫忙帶孩子，她說沒人。我又問孩子他爸呢，她低頭扒飯，說沒了。那個「沒了」說得很輕，像一片落葉掉進水裏，沒濺起任何聲響，可沉得很深。她說自己是從外省來的，原本在廠裏打工，孩子生下來沒多久男人出了車禍，賠償金被男人家裏人拿走了，說她不是明媒正娶進門的，沒資格分。她帶着孩子租了間城中村的隔斷房，白天送外賣，晚上孩子睡了再接單跑到半夜。她說這樣至少孩子在她眼皮底下，丟不了。她說話時沒有怨，也沒有恨，像在陳述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只是手指捏着筷子的力氣大了些，指節發白。我問她累不累，她說累，可不跑就沒錢，沒錢孩子就沒奶粉。她說平台算法不管你背不背孩子，只管你準不準時。她說有次超時了，客人給了差評，她被扣了五十塊，那天晚上她抱着孩子哭，哭完又笑，說沒事沒事媽媽明天多跑幾單就回來了。她說這些時，孩子在車座上睡着了，小手還攥着奶瓶，臉貼在她的外賣箱上，睡得很香。她看了孩子一眼，把飯盒蓋上，說我得走了還有單。我說那你慢點騎。她點頭，把孩子重新綁回背上，動作熟練得像綁過一千次。她騎走時天已經黑了，路燈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背上的孩子像一個小小的山包，隨着車身晃動。後來我搬離了那片區域，再沒見過她。偶爾點外賣時，看見配送員的頭像，會想起她背上那條起球的舊背帶，還有她手機上那個無情倒數的送達時間。我想她大概還在城市的某個角落裏騎車，揹着孩子，在速度與溫情之間找一個勉強的平衡。她不需要別人的憐憫，只需要一個好評，一單不被扣款的訂單，還有孩子睡着時那短暫的安靜。麻繩專挑細處斷，厄運專找苦命人，命運這東西，有時候不講道理，像一條磨破的背帶，你只能一遍遍地縫補，然後繼續揹着它往前走。而那些被生活壓彎了腰的人，最後都會在某個傍晚的街角停下來，喝一口涼水，看一眼孩子，然後重新上路，消失在暮色裏，像一束微弱的光，在黑暗中自己照亮自己。

人間錄：一個筆桿子的自我消失史

 

煙灰缸滿的時候，我就知道又一篇稿子要成了。

幹這行三十年，我早摸清了規律：五千字的講話稿，正好一缸煙灰。菸蒂戳進去的時候有聲音，嗤一下，像某種東西在熄滅。缸是搪瓷的，邊緣磕掉了幾塊釉，露出黑色的鐵皮。跟了我二十多年，從科員跟到主任。

年輕時我也寫詩。在大學的油印刊物上發過幾首，寫春天、寫姑娘、寫遠方。畢業分到機關，第一個月工資買了本《當代朦朧詩選》，在扉頁上抄了顧城的句子。那本書還在辦公室書櫃最下層，壓在一摞文件下面，書脊都看不見了。

現在我寫的是另一種東西。

「以更加昂揚的姿態、更加務實的作風、更加有力的舉措」，這是開頭。「奮力譜寫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嶄新篇章」，這是結尾。中間填什麼都行——三農、城建、招商、環保，換個主語就成。我有個文件夾，存了八百多份講話稿，按主題分類。需要的時候打開，複製，黏貼，調整，輸出。像是在一個巨大的零件庫裡組裝產品，螺絲永遠配套，成品永遠合格。

老李說我是筆桿子。他在隔壁辦公室，管後勤的，有次半夜經過我這兒，看見燈還亮著。「馮主任，又通宵啊。」我嗯了一聲。他站在門口抽了會兒煙，說：「你這腦子，要是去寫小說，沒準成名了。」我笑笑，沒接話。他不知道，我這腦子早就不會寫那種東西了。

有一次我試過。週末在家，想寫點自己的東西。開了個文檔，盯著空白屏幕看了半小時，敲下第一行字：「我們要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我愣住了。刪掉，重新寫：「春天來的時候……」不行，這句子沒有力量，沒有遞進，沒有排比。又刪掉。最後關了電腦，坐在窗前發呆。

領導換了三任。第一任喜歡說「攻堅克難」，第二任愛講「守正創新」，現在這位偏好「篤行實幹」。我把他們的風格都摸透了，知道該在哪裡加個「堅決」，在哪裡用「務必」，在哪裡來一組四字詞組。他們站在台上念的時候，語氣激昂，慷慨陳詞。我坐在台下，看著自己寫的字從別人嘴裡說出來，心裡沒有任何感覺。連空都算不上，因為空還有形狀。

頸椎是前年開始疼的。醫生說鈣化了，讓我少低頭。我點點頭，回來繼續趴在電腦前。後來疼得厲害，在椅背上綁了個靠枕。頭髮掉得也快，每次洗頭，下水道都堵一堵。老婆說讓我去看看，我說沒事，工作忙。其實不是沒時間，是覺得沒必要。這副身體就是臺打字機，零件磨損了，還能用就行。

有天晚上改稿子，改到一半突然卡住了。是個關於教育的講話，裡面有句話：「要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我盯著這行字，忽然想起我兒子。他今年高二，週末回家就關在房間裡，我們說不上幾句話。上次他問我：「爸，你覺得你的工作有意義嗎？」我愣了愣，說：「養家糊口嘛。」他沒再問。

我把那句話又看了一遍，最後還是沒改。因為沒法改。這些話有自己的邏輯，自己的系統，自己的生命。它們不需要我相信，只需要我寫出來。

有時候我會想，這三十年到底寫了些什麼。打開那個文件夾，八百多份文檔，每份五千字，加起來四百多萬字。四百多萬個漢字，組成無數個「深入貫徹」「紮實推進」「凝心聚力」，說了些永遠正確卻什麼也沒說的話。如果把這些字打印出來，摞起來，大概有我這麼高吧。一個紙做的人，中空的，風一吹就散。

老李退休那天，請我們幾個喝酒。喝到最後，他忽然問我：「老馮，你年輕時候的夢想是什麼？」我夾菜的筷子停在半空。夢想？那個詞太遠了，遠得像是上輩子的事。我說：「忘了。」他拍拍我肩膀：「我記得你說過想當作家。」我笑了笑：「當了啊，天天寫稿子。」大家都笑起來。我也笑，笑完了低頭喝酒，酒很苦。

昨晚又是一個通宵。新來的副局長要在全市大會上發言，時間緊，任務重。我照例打開文件夾，找了幾份類似的稿子，開始拼裝。手指在鍵盤上敲得飛快，一個小時成型，兩個小時潤色，三個小時定稿。凌晨四點，按下保存鍵，長出一口氣。煙灰缸又滿了。我端起來，走到窗邊，想倒進樓下的垃圾桶。推開窗，外面剛蒙蒙亮，冷風灌進來。

我舉著煙灰缸，忽然就那麼停住了。風把煙灰吹起來，有些落在窗臺上，有些飄到空中，看不見了。我想起那句詩：「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年輕時讀到這句，心臟會跳得很快。現在讀來，只覺得是個好用的排比句式。

天亮了。我倒掉煙灰，關上窗，回到桌前。電腦還開著，屏幕上是剛寫完的稿子，標題是《凝心聚力開創高質量發展新局面》。鼠標放在保存按鈕上，我盯著那個標題看了很久。最後還是點了保存。

因為明天還有新的稿子要寫。煙灰缸洗乾淨了，搪瓷的，邊緣磕掉了幾塊釉。它還能用很久。我也是。

香肠：被时间风干的欲望

 

香肠这种东西，天生带着一点不体面的诚实。它从不假装清淡，也无意标榜健康，肉与脂肪赤裸裸地搅在一起，经盐、酒、风与时间之手处理，最后悬挂在屋檐、阳台或后巷，像一串等待命运宣判的证据。香肠之所以迷人，正在于它不回避人性的底色——贪、馋、耐心，以及对“过冬”的集体焦虑。

在中国，香肠从来不属于当下，它属于未来。立冬一过，家家户户开始灌肠，那是对季节的投降，也是对时间的驯服。把新鲜的肉交出去，让风去处理，让寒冷去收尾，这是一种老派的信任。城市里的人早已不懂这种慢，连情感都要速成，更遑论一根需要数周风干的香肠。可香肠偏偏慢得理直气壮，像一位拒绝更新系统的老者，用沉默对抗效率。

各地香肠，性格分明。四川的香肠辣得直接，像把情绪摊在桌面；广式香肠甜得世故，糖与酒并行，是南方对现实的妥协；湖南的烟熏味重，仿佛非要把山林与火塘一起封存。你吃哪一种香肠，几乎暴露你的出身与性情。口味，从来不是选择，而是命运的延伸。

香肠切片时最见修养。刀要稳，片要薄，肥瘦相间，像一段被切开的往事——不能太厚，显得粗鲁；也不能太薄，失了分量。蒸熟之后，油脂渗出，光泽温润，那种香不是冲上来的，是慢慢铺开，像旧书页里的气味，越靠近越清楚。它不催你下酒，却总能让你多喝一口。香肠最擅长的，是让人放松警惕。

香肠也极讲场合。它不登大雅之堂，却是饭桌上最可靠的角色。没有它，菜色再多也显得虚；有了它，哪怕一碗白饭，也能站得住脚。它不争主位，却控制节奏。许多家庭的年味，不在对联、不在烟火，而在一盘刚出锅的香肠，切得不完美，却香得准确。

现代人嫌香肠“重口味”，于是发明了低脂、低盐、无添加的版本，吃起来却像被消毒过的回忆。香肠一旦被改良到安全，便失去了灵魂。因为香肠本来就是风险的产物：盐下重了会咸，风不对会坏，时间拿捏不准就前功尽弃。可正是这些不确定，才让它值得等待。人生亦然。

香肠的终极价值，不在入口，而在悬挂的那段日子。它在那里，被看见、被期待、被记住。等到真正吃完，反而平静。好的香肠，像一段走完的冬天——油腻已化，寒意已退，只剩下一点温暖的满足，提醒你：有些欲望，必须交给时间，才会变得好吃。

 

人間錄：四表叔的斬殺線

 

魚塘邊立著一根舊竹竿，上頭拴著褪色的紅塑料袋，風一來，袋子就嘩啦作響，像一口空空的肺在呼吸。那天我站在田埂上，看四表叔彎著腰往塘裡撒飼料，顆粒落水，鱉先不動，魚卻搶，水面翻起一陣短促的白光，又迅速平靜下來。他的背影很慢，像被歲月反覆折過的紙，怎麼也挺不直了。四表叔是我爺爺的外甥，族譜上一個並不起眼的名字，生在生育率高漲的年代，親戚多得像雨後草籽，誰也記不清誰是誰。那時候城鄉之間隔著一道看不見卻極深的溝，一個農村孩子剛落地，命運便被默認安放在「斬殺線」之下，彷彿只要不出意外，一輩子都該在泥土裡打轉。他念過高中，在村裡算讀過書的人，後來當了生產隊長，開會時能把文件念順，卻也只念到村口，念不進更遠的地方。那點體制邊緣的身份，沒有油水，也沒有退路，只在飯桌上顯得尷尬：碗裡多半是自家種的菜，油星稀薄，客人筷子落得輕。九十年代打工潮起，他第一次離鄉，火車站的氣味至今還留在他身上——煤煙、汗水、滷水混在一起。他在昆明站附近盤下一間小店，門臉窄，灶火卻旺，賣燉蹄花、紅燒肉，硬是用一口鐵鍋，把南來北往的旅人按在長條木凳上吃飽。姐夫掌勺，姐姐跑堂，妻子收錢，他站在門口，看人來人往，手裡捏著賬本，指節發白。那幾年他臉上有了光，像是短暫越過了什麼，家底漸漸豐厚起來。後來改造來了，小店被推倒，鐵鍋賣了廢鐵，他轉去做水果批發，一整車熱帶水果進倉，顏色亮得刺眼，卻在銷路斷裂的夜裡迅速腐爛，甜味變成酸氣，像命運在最飽滿時露出的牙齒。那一夜，他蹲在倉庫門口抽煙，煙頭一明一滅。天亮時，賬也亮了底，他重新跌回「斬殺線」下方，連同此前攢下的運氣，一起摔碎。此後擺攤、賣烤雞，生意一天天冷下去，他的白髮卻密起來，像霜。等到一雙兒女勉強讀完大學，他已六七十歲，城裡不再需要他的力氣，他也終於承認自己拼不動了。於是返身回鄉，把鄰居的水田租來，和自家的田一道挖成魚塘，水重新蓋過土地，像歷史悄悄回流。他跟我說養鱉的門道，說野生鱉在本地能賣到一百多一斤，語氣平靜，沒有炫耀，只像在報一場不確定的收成。對於仍握著農業經驗的農民來說，在福利缺位的現實裡，土地常常是最後的託底。它不能託人躍升，卻還連著一根未斷的繩索，讓跌落或長期徘徊在「斬殺線」下的人，不至於直接墜亡。傍晚風起，塑料袋又響了幾聲，水面恢復安靜，鱉潛在底下，不露聲色。四表叔收了竹竿，慢慢往屋裡走，田埂上只剩下風和水，各自過著自己的日子。

人間錄：杯盞之軀

 

那隻分酒器是水晶的，切面精細，在包間頂燈下折射出細碎的光斑。老郭每次看見它，就知道今晚又是一場硬仗。他站在老闆身後半步的位置，雙手自然下垂，右手口袋裏裝着三板海王金樽和一小瓶白色藥片。藥瓶是塑料的，被摸得發亮，邊緣有些裂紋。

我認識老郭是在一個春末的傍晚。那天我去一家茶館等人，他坐在角落裏，面前擺着一杯白開水，沒有茶葉。他喝一口，停很久，又喝一口。我注意到他的手——粗糙、微微發抖，關節處有些浮腫。後來熟了，他告訴我，那天他剛從醫院拿了胃鏡報告。胃潰瘍，中度偏重。醫生說必須戒酒，最少三個月。他聽完，把報告疊好放進口袋，什麼也沒說。

老郭是河南人，九十年代末來這座城市。先在工地搬磚，後來學了駕駛，給幾個老闆開過車。現在這個老闆待他還算不錯——工資按時發，逢年過節多給兩千。但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酒桌上的事，他得頂上去。老闆心臟不好，不能多喝。客戶來了，敬酒是禮數，不喝是失禮。於是老郭就成了那個「能喝」的人。

他說第一次替老闆擋酒，是五年前的冬天。一個南方來的客戶，帶了兩瓶茅臺。老闆喝了一杯，臉就白了。客戶不依不饒，說合同還沒談妥，這酒得喝透了纔算誠意。老闆看了他一眼。他懂了，站起來，說自己代老闆敬一杯。客戶笑，說你算老幾。老闆說，老郭是我兄弟，他的酒就是我的酒。老郭一口悶了。客戶又倒，他又喝。一瓶下去，他還站着。客戶服了，合同簽了。那天晚上老郭吐在車裏，吐得昏天黑地。第二天早上醒來，枕邊壓着五千塊錢。

後來這樣的局越來越多。有時一週三場，有時一天兩場。老郭總是那個站起來的人。他喝酒有個習慣，先深吸一口氣，然後仰頭，咕咚一聲，杯子倒扣在桌上。動作乾脆，面不改色。但我見過他喝完酒去洗手間的樣子——扶着牆，走得很慢，背有些佝僂。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吃夜宵，他點了碗白粥，說不能吃辣了，胃受不住。我問他爲什麼不拒絕。他笑了笑，說拒絕什麼，這就是活法。

他把自己的身體看作一個容器。這是他的原話。他說那些酒進到肚子裏，像燒着的炭，一路燙下去。但他得裝着，裝滿了，才能保住老闆的體面，保住自己的飯碗。他不覺得委屈，只是有時候夜裏胃疼醒來，躺在牀上看着天花板，會想起老家的麥田。他說小時候在地裏割麥子，累得腰都直不起來，但那種累是實在的，睡一覺就過去了。現在這種累，睡不過去。

有一年春節前，老闆接了張大單，請客戶喫飯。那天來了七八個人，都是能喝的。老郭一個人對付他們，喝了快兩斤白酒。中途他去了趟洗手間，回來時臉色發青，但還是笑着。最後一輪敬酒結束，他坐下時身子晃了一下，差點摔倒。老闆扶住他，說夠了夠了。客戶起鬨，說這兄弟是真能喝。老郭擺擺手，說不礙事。飯局散了，他扶着車門吐了半個小時。吐出來的東西裏有血絲。

我問他疼不疼。他說疼。但比疼更難受的，是那種感覺——好像自己不是一個人，是一件工具，一個用來盛酒的器皿。他說有時候看着那些老闆客戶，觥籌交錯，談笑風生，覺得自己像是桌上的一隻杯子，用完了就擱在一邊。但他又想，不做這個，還能做什麼呢。他沒文化，沒手藝，四十多歲了，出去找工作都難。所以他還得喝，一直喝下去。

去年冬天，老郭住了一次院。胃出血，差點沒救過來。老闆去醫院看他，給了一萬塊錢，說好好養。老郭躺在病牀上，輸着液，說沒事，過兩天就能出院。醫生說至少得休息一個月。他點頭，但第十天就回來上班了。老闆勸他，說別急。他說閒不住。其實我知道，他是怕丟了這份工作。

有一天傍晚，我又在那家茶館碰見他。他還是坐在角落，還是喝白開水。我走過去，他擡頭看見我，笑了一下。我問他最近怎麼樣。他說還行，酒局少了些，老闆說讓他悠着點。我說那就好。他不說話了，低頭看着杯子裏的水。過了一會兒，他忽然說，其實他也不知道這樣下去會怎樣。但日子總得過，一天一天過下去。

窗外的天色漸漸暗了。茶館裏的燈還沒亮。老郭坐在那裏，像一尊雕塑，很安靜。我看着他，忽然想起那隻水晶分酒器，想起它折射出的那些細碎光斑——晶瑩剔透，冰冷堅硬，映照着無數張笑臉，和笑臉背後那些沉默的、疲憊的、卑微的人。

白蘿蔔的告白

白蘿蔔是一種沉默的蔬菜。它不像紅蘿蔔那樣顏色張揚，亦不似馬鈴薯那般圓潤可愛，它的形狀略顯笨拙，既非流線型的優雅，也無絲毫異國情調的浪漫，甚至被歸類為「土氣」之物。可見凡事一旦與泥土過於接近，便難逃俗世的輕視。

然而，白蘿蔔的生命，卻是耐人尋味的。它生於秋冬，卻不爭春光，不依附陽光的溫暖，而選擇在寒冷中蓄勢。大雪紛飛之時，農田裡埋著它肥厚的根，似乎與世無爭，卻在大地最嚴酷的時節積攢甘甜，正如一位歷經世事的隱士，外表平淡無奇，內心卻深藏風霜。

世人對白蘿蔔的印象，向來是「清淡」、「無趣」，然而這只是膚淺的誤解。蘿蔔入菜，便如一位深藏不露的智者，無論是東方的紅燒、煮湯，還是西方的醃漬，皆能與周遭風味相融，卻從不奪人鋒芒。它是火鍋裡的底蘊，燉肉中的甘醇，日式關東煮的一縷清雅，亦是韓國泡菜壇裡的一抹烈烈酸香。它的存在，從來不是為了獨自綻放，而是為了讓一鍋湯變得更濃郁，讓一口燉肉更滑順。這世上有些人天生耀眼，而有些人則如白蘿蔔，擅長的是襯托與融合，無聲無息，卻不可或缺。

歷史上，蘿蔔與饑荒的記憶相連。在中國，它曾是寒門百姓冬日裡唯一的生機，熬粥入飯，救活無數流離失所的生命。在法國，十七世紀的農夫用它熬湯，在歐洲戰亂的歲月裡，蘿蔔與黑麵包一同成為底層生存的依靠。而在挪威，蘿蔔乾更是長途航海者的必備糧食，正如维京人的性格，樸素而堅韌，甘於被忽視，卻又默默支撐著世界的某一角落。

而白蘿蔔最耐人尋味的，便是它內裡的辛辣。初嚐之時，它似乎甘甜柔和，然細細咀嚼，卻能感受到一股直衝鼻腔的刺激，如同一個外表謙和的人，終究藏著一點鋒芒，讓人措手不及。這股辛辣，是它對世人的隱藏反擊，是它的存在宣言。它或許不是餐桌上的主角，卻擁有屬於自己的性格，一種看似低調，實則不容忽視的剛烈。

蘿蔔的命運，終歸是被削皮、被切割、被燉煮，但它的精神，卻如同中國古老的哲學，溫潤中藏著剛強，隱忍中自有骨氣。人世浮沉，世事無常，總有人如白蘿蔔一般，被視為平凡，卻在時間的熬煮中，成就一鍋濃湯裡最深遠的風味。

人間錄：賣腦髓的人

 

我把論文題目抄在紙上，用鉛筆，抄得很慢。字跡工整，像小學生。這是規矩。

幹這行五年了。最開始是大三那年，母親查出尿毒症，需要透析。我休學回家，想打工攢錢，但白天要陪床，只能晚上做事。有個師兄介紹說，寫論文來錢快。我說我會。他說，你當然會。
第一單是給某副處長寫職稱論文，八千字，一千五百塊。題目是《新時代基層治理創新路徑探究》。我查了三天資料，寫了兩個通宵，改了七遍。對方說，行，但語言再樸實些，別太學術。我又改了一遍。錢到帳那天，母親剛好做完透析，我給她買了隻燒雞。她問錢哪來的，我說兼職。
現在不用查資料了。框架都在腦子裏，換幾個案例，調整數據，三小時出稿。教育類論文我寫得最多，其次是管理學、經濟學。醫學的不接，怕出事。文學類的也不寫，太慢，不划算。
客戶大多是兩種人。一種是評職稱的，中小學教師、公務員、醫生。他們客氣，按時付款，有的會多給兩百，說辛苦了。另一種是學生，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這些人麻煩，要求多，給錢慢，總要改。有個讀博的，論文讓我改了十三遍，最後還說導師不滿意，要退錢。我沒退，拉黑了他。
鍵盤上有幾個鍵已經看不清字母了。Ａ、Ｅ、Ｔ、Ｎ。都是高頻字母。我想過換鍵盤，但這副用順手了，敲起來不費勁。桌上堆著方便麵桶，有些疊得很高，晃晃悠悠。我懶得扔，反正也沒人來。
去年有個富二代找我寫畢業論文，兩萬字，五千塊。他說他爸是開廠的，讓他讀個文憑好接班。他自己連題目都看不懂，但導師嚴，必須過。我接了單，寫了一個星期。答辯前一天，他發微信說，哥，能不能幫我準備答辯稿？我說，加錢。他又轉了一千。
答辯那天他給我發了張照片，穿著西裝，站在答辯教室門口，比了個勝利手勢。我看著那張照片，想起自己當年答辯的樣子。也是西裝，是借同學的，袖子長了一截。導師說我論文寫得好，建議發核心期刊。我說，謝謝老師。後來就休學了，論文也沒發。
有時候會想，如果母親沒病，我現在在做什麼？可能讀完了研，在某個大學教書，或者進了研究所。但這麼想沒用。時間是我的，賣給誰都一樣。
凌晨三點，我還在寫一篇關於“鄉村振興戰略”的論文。窗外很安靜，偶爾有車經過，燈光掃過牆壁，又消失。方便麵桶的影子在牆上晃動，像一座座小山。我敲著鍵盤，引用數據，構建邏輯，論證觀點。這些我都會，閉著眼睛也能寫。
母親去世後，我搬了一次家。新地方小一些，便宜。房東是個老太太，收房租時看見滿屋子的方便麵桶，問我是不是不會做飯。我說，會，但懶得做。她嘆了口氣，下次來送了我一袋大米。我道了謝，但米一直放著，最後長了蟲。
接單的平臺上有個同行，網名叫“筆耕者”。我們沒見過面，但合作過幾次。他接大單，自己寫不完，分一部分給我。他說他也是學歷史的，博士肄業，欠了網貸。我們很少聊別的，只談價格、交稿時間、格式要求。有一次他說，這行幹久了，覺得自己像賣血的。我說，是賣腦髓。他發了個苦笑的表情，再沒回覆。
鍵盤敲得手指發麻，我站起來活動一下。窗外天還沒亮，路燈昏黃。我點了根菸，不常抽，但偶爾需要。煙霧在燈光裏打轉，慢慢散開。我想起那個富二代的照片，想起自己借來的西裝，想起導師說論文寫得好。這些事離得很遠了，像隔著一層毛玻璃。
其實也想過不幹了。但不幹能做什麼？送外賣？進廠？都試過，太累，掙得少。寫論文至少不用風吹日曬，時間自由。而且說實話，我寫得比那些人好。他們拿著我的論文去評職稱、去畢業、去晉升，這事想起來挺荒誕，但也沒什麼。活人的錢難掙，死人的錢也不好賺，腦子的錢總歸還行。
天快亮了。我把論文檢查一遍，發給客戶，然後倒在牀上。方便麵桶還堆在那兒，鍵盤還在桌上，字母模糊不清。我閉上眼睛，聽見樓下有人開門，出去討生活。我也是。

人間錄：深夜樓道裏的６６６

 

那年秋天我在南方的縣城待了一陣，租住的老樓巷子深，晚上七點後街燈總是壞的。樓道裏住著各色人，賣水果的、跑保險的、修手機的，還有幾個小姑娘，白天睡覺，晚上開燈。我路過她們門口時，常聽見嘻嘻哈哈的笑聲從門縫裏漏出來，像被包裝過的糖果，甜得有點假。後來才知道，她們是做直播的。其中有個叫麗麗，二十一歲，臉很小，眼睛很大，說話時帶點方言腔，像沒長熟的果子。她總是晚上八點開播，早上四五點才睡。我有次凌晨回來，在樓梯口碰見她下樓扔垃圾，穿著舊Ｔ恤和拖鞋，頭髮亂蓬蓬的，臉上還貼著補水面膜。她看見我，愣了一下，笑得有點尷尬，說，您也這麼晚啊。我點點頭，她就匆匆下樓去了，手裏拎著個塑膠袋，裏面全是外賣盒子，油漬透出來，在昏黃的燈光下顯得格外刺眼。那之後，我偶爾能聽見她直播時的聲音。不是很大，但穿透力強，像從另一個世界傳來的。她在裏面喊「大哥６６６」、「謝謝榜一大哥」、「寶寶們點點關注」，聲音拔得很高，尾音拖得很長，像在用力踮起腳尖去夠什麼東西。我不看直播，但能想像出那畫面——補光燈、美顏濾鏡、精心佈置的背景布，還有她那張被打磨得像瓷娃娃一樣的臉。

有一回我在樓下小賣部買水，老闆娘跟我閒聊，說那幾個女孩都是外地來的，沒學歷，進不了廠，也做不了別的，就只能靠這個。她說得很淡，像在說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我問麗麗是哪裏人，老闆娘說好像是隔壁市的農村，家裏條件不好，出來幾年了，也沒混出什麼名堂。說完她又補了一句，這孩子還算老實，不像有些姑娘，亂七八糟的。我聽著，覺得這評價既是同情，也是某種界限的劃定。那天晚上我又聽見麗麗在直播。她的聲音依舊甜膩，依舊賣力，可不知怎麼，我突然聽出了一種疲憊。那種疲憊不是身體上的，而是一種長期繃緊之後的鬆弛，像一根快要斷掉的橡皮筋。我想起她凌晨扔垃圾時的樣子，那張沒有濾鏡的臉，蒼白、浮腫，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黑眼圈，嘴角的笑還沒來得及收起，就已經顯出疲態來。

後來有一次，我在樓道裏碰見她，她剛下播，正坐在樓梯上抽菸。見我上來，她忙把菸掐了，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抽根菸提提神。我說沒事，坐下來陪她待了一會兒。她問我是做什麼的，我說寫點東西。她點點頭，說那挺好，不用拋頭露面。我問她做直播累不累，她笑，說累啊，可不累能怎麼辦呢。她說這話時，眼睛看着樓下的路燈，光從下往上打在她臉上，讓她的輪廓顯得格外分明，也格外蒼涼。她說自己高中沒念完就出來打工了，在廠裏待過，在飯店端過盤子，後來看別人做直播賺錢，就也跟着做了。她說剛開始覺得挺新鮮的，化個妝、唱唱歌、聊聊天，還能收到禮物，感覺像是被人捧在手心裏。可做久了才發現，這行比想像中難多了。她說你得一直笑，一直誇人，一直裝出很開心的樣子，哪怕心裏再難受，也不能讓人看出來。她說有些大哥脾氣很壞，動不動就罵人，說你長得醜、聲音難聽、不會聊天，可你還得陪著笑臉，因為他們是你的飯碗。她說這話時，語氣很平靜，像在說別人的故事。

我問她有沒有想過換個工作，她搖頭，說換什麼呢。她說自己沒學歷、沒技術、沒背景，出去找工作，人家看都不看你一眼。她說做直播至少還能賺點錢，雖然不多，但比在廠裏打螺絲強。她說得很實在，沒有怨天尤人，也沒有自怨自艾，就像在陳述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我聽著，覺得她的語氣裏有一種早熟的沉著，那是被生活一點點磨出來的。她說她每個月要給家裏寄錢，父親腿腳不好，弟弟還在上學，家裏全靠她。她說這些時，眼睛還是看著樓下，沒有看我，像是怕被我看穿什麼。我問她有沒有想過以後怎麼辦，她沉默了一會兒，說不知道。她說這行吃青春飯，再過幾年，自己老了、醜了，就沒人看了。她說到時候可能回老家，找個人嫁了，或者開個小店，賣點什麼。她說這些時，聲音很輕，像在說一個遙遠的夢，卻又覺得這夢不太可能實現。

那晚之後，我偶爾還能聽見她直播的聲音，但再也沒有跟她多聊過。我總覺得，有些話說一次就夠了，說多了反而成了負擔。我想起她坐在樓梯上抽菸的樣子，那張沒有濾鏡的臉，那雙疲憊卻依舊倔強的眼睛，還有她說「不累能怎麼辦」時的語氣。那語氣裏沒有控訴，也沒有憤怒，只有一種無奈的接受，像在說——命運就是這樣，你接不接受，它都在那裏。我離開那個縣城的時候，正是冬天。樓道裏的燈還是壞的，麗麗的房間還是亮著。我路過時，聽見她在裏面喊「大哥６６６」，聲音依舊甜膩，依舊賣力，像一個永遠不會停止的齒輪。我站在門口停了一會兒，然後下樓去了。樓下的風很冷，吹得人眼睛發酸。我想起老闆娘說的那句話——這孩子還算老實。我不知道「老實」在這個時代意味著什麼，但我知道，有些人的命運，就是被一個又一個「老實」堆砌起來的。他們不鬧、不爭、不喊，只是在自己的角落裏，用盡全力地活著。

後來我再沒見過麗麗。偶爾想起她，會想起那個凌晨她扔垃圾時的樣子，還有她坐在樓梯上抽菸時的眼神。那眼神裏有疲憊，有倔強，也有一種說不出的荒涼，像濾鏡背後的真實世界，蒼白、粗糙，卻又無比堅韌。我想，她大概還在那個小縣城，還在那個狹窄的出租屋裏，對著補光燈喊「大哥６６６」。而那些濾鏡、美顏、虛假的追捧，都不過是她用來抵擋命運的盾牌，雖然脆弱，卻也是她僅有的武器。命運這東西，像一盤早已擺好的棋，我們都被放在某個格子上，進退不由自己。 而那些被定格在棋盤上的人，最後都會在記憶裏留下一個位置，哪怕只是一張沒有濾鏡的臉，一盞昏黃的燈，一聲疲憊卻依舊賣力的「大哥６６６」。

冰糖葫蘆：甜的暴力美學

 

冰糖葫蘆是一種極不民主的食物，它不商量、不妥協，一口下去，先甜後酸，順序固定，像早年的人生路徑：先被哄騙，再被教育。街頭那一串紅得發亮的山楂，被竹籤貫穿，排得整整齊齊，像某種民間的儀仗隊，表面晶瑩剔透，實則暗藏鋒芒。你若只看外表，會以為這是給孩子的甜點；真咬下去，才發現它是為成年人準備的心理測驗。

冰糖葫蘆的糖衣，是中國式審美的典範——要亮，要脆，要在陽光下反光，最好還能發出「咔嚓」一聲，證明這份甜不是溫柔的，是帶著牙齒風險的。那層糖，薄得危險，卻必須完整，一旦化了、塌了、黏了，就像人設崩壞，再無挽回。於是賣糖葫蘆的人最怕天氣回暖，溫度一高，糖衣失守，整串人生便開始走樣。原來連甜，也需要冷酷的環境配合。

山楂本身是酸的，這點冰糖葫蘆從不隱瞞。它不像蛋糕，用奶油遮掩；也不像巧克力，企圖統一。它把酸明明白白地留在中段，讓你在咬碎糖殼之後，立刻面對現實。那一瞬間的表情管理，最見修養——有人皺眉，有人瞇眼，有人強笑著說「還好」。冰糖葫蘆從來不負責安慰，它只負責揭穿：甜是包裝，酸才是本體。

北方的冬天，是冰糖葫蘆的主場。寒風裏，一口下去，牙齒先投降，舌頭再抗議，最後胃部默默接受。這種吃法，本身就帶著幾分北方氣質：硬扛，直來直去，不解釋。南方人初次嘗試，多半覺得粗暴，嫌它不夠細膩、不夠溫潤；但多吃幾次，反而上癮。因為這世界太多柔軟的甜，反而顯得虛偽，唯有這種明目張膽的酸，才讓人放心。

冰糖葫蘆也很講階級。早年的街頭版本，是真山楂、真熬糖，成本不低；後來出現草莓的、葡萄的、夾心的，甚至還有巧克力裹的，彷彿不加點「升級選項」，就對不起新時代的消費心理。但無論怎麼改，真正站得住腳的，還是那一串最老派的山楂。因為只有它，敢於在甜的名義下，堅持酸的立場。

你若細看，冰糖葫蘆幾乎從不進餐廳。它活在街頭，活在風裏，活在一邊走一邊吃的姿態中。它不適合坐下來慢慢品，也不配紅酒或茶，它只配現實。吃它的時候，手是冷的，臉是紅的，心裏卻意外清醒。那一刻你會明白，所謂童年記憶，不過是後來人才加上濾鏡的修辭；當年真正的體驗，其實是被甜騙了一下，又被酸教做人。

一串冰糖葫蘆吃完，竹籤留下，手指黏黏的，牙齒隱隱作痛，但你不會後悔。因為它完成了它的使命：用最直接的方式，提醒你這個世界的基本結構。好看的東西，往往堅硬；好吃的東西，未必友善；而真正讓人記住的味道，幾乎都帶點不適。

冰糖葫蘆的偉大之處，在於它從不假裝高級。它站在街頭，紅得俗氣，甜得誇張，酸得坦蕩。它不像人生導師，不教你成功學；它更像一個老實的北方親戚，拍著你肩膀說一句：別急，先甜一下，酸的在後頭。但你若能咬下去，說明你已經長大了。

人間錄：最後的守廟人

 

那隻銅香爐是我最先看見的。擦得鋥亮，擱在神案正中，像一隻睜著的眼睛。香爐裡沒有灰，更沒有香，可它亮得刺眼，亮得不合時宜。廟很小，土牆，青瓦，簷角塌了一半，露出糟朽的木椽。門檻磨得凹下去一道深痕，那是多少年、多少雙腳踩出來的。可現在，門檻上只坐著一個人，佝僂著背，手裡捏一塊舊抹布，正對著光。他叫老蔡。我是去年秋天到這個村子的，替縣裡做空心村調查，住在鎮上，每天騎車進山。村子叫蔡家灣，早些年有三百多口人，如今戶籍本上還掛著七十幾個名字，可真正住在村裡的，只剩他一個。其餘的，有的死了，有的搬進了城裡的安置樓，有的跟著兒女去了外省，再沒回來。村口有棵老槐樹，樹冠像一把撐破的傘，枝椏上掛滿了塑料袋，紅的白的，風一吹，嘩啦啦響，像一樹招魂的幡。老蔡每天清早從廟裡出來，先走到槐樹下站一會兒，也不說話，就那麼站著，像在等什麼人。然後他轉身，走回廟裡，拿起掛在門邊的一根鐵棍，敲那塊吊在樹上的鐵軌殘片。聲音沉悶，傳不遠，卻一下一下，像心跳。他敲三下，停一停，再敲三下。他說這叫晨鐘。我問他敲給誰聽。他想了想，說，敲給自己聽吧，也敲給他們聽。他朝空蕩蕩的村子揚了揚下巴。那些房子大多塌了，剩下的也鎖著門，門板上貼著褪色的春聯，有的還能認出幾個字：平安、順遂、吉祥。門前的石階上長滿了草，有些草已經高過了門檻。老蔡的手很粗糙，指節粗大，像老樹根。他年輕時是泥瓦匠，也種地，也上山砍柴。村裡這座土地廟，當年就是他帶著人修的。那是八幾年的事，破四舊過去二十來年，政策鬆動了，老人們湊了錢，說要把廟修起來。老蔡那時候四十出頭，手藝最好，他一個人砌了整面北牆。他說那時候村裡熱鬧，修廟像辦喜事，家家戶戶出人出力，婦女們蒸饅頭、煮茶葉蛋，小孩子在工地上跑來跑去。神像是從鎮上請來的師傅塑的，土地公土地婆，一左一右，慈眉善目。開光那天，放了一掛鞭炮，炸得滿地紅紙屑，像落了一地的花。可更早的事，他不大願意說。我只從鎮上老支書那裡聽了個大概。六六年破四舊，廟被砸了，神像拖到村口，當眾砸爛。老蔡那時才二十歲，因為他爺爺是廟祝，他被拉去陪鬥。他跪在碎瓦片上，膝蓋磕出血，被人往臉上糊了一把泥，說他是封建餘孽。他沒哭，也沒喊冤，只是低著頭，一聲不吭。後來他膝蓋落下了毛病，陰天就疼，一疼就知道要變天。他說這叫"天氣預報"，說的時候臉上有種奇怪的笑，不是苦笑，也不是釋然，像一道舊傷疤，癢的時候會忍不住去摸一摸。村子是前年開始搬遷的。政府蓋了安置樓，在縣城邊上，十二層高，帶電梯。年輕人早就走光了，剩下的老人也陸續搬了進去。有人來勸老蔡，說樓房裡有暖氣，有熱水，有醫院，你一個人守在這山溝溝裡，萬一有個三長兩短，連個收屍的都沒有。老蔡聽了，也不反駁，只是搖頭。他說，我死在這裡，比死在那邊好。那邊是哪邊，他不說，可我大概明白。那邊是水泥牆、是塑料窗、是鐵門、是電梯裡按不出來的鄉音。有人問他，那神像怎麼辦？土地廟的神像，鎮上有人提議一起搬進城裡，找個地方安置。老蔡想了很久，最後說，神像搬進樓房，不接地氣。他說得很認真，像在說一件天大的事。那個幹部愣了一下，大概沒想到這個理由。我倒覺得這理由比什麼都重。神是什麼？神是泥塑的，可泥土是這片山、這道水、這塊地裡挖出來的。把神像搬進高樓，搬進瓷磚地、日光燈底下，那神還是這片土地的神嗎？老蔡或許說不出這些道理，可他的膝蓋記得，他的手記得，他那雙摸過神像無數次的粗糙的手，記得泥土的紋路和溫度。我最後一次去看他，是入冬前。風很大，從村口一路灌進來，把那些塑料袋吹得亂飛。廟裡冷得很，老蔡裹著一件褪色的軍大衣，坐在門檻上，還是在擦那隻銅香爐。我問他，天冷了，一個人怎麼過？他說，燒柴火，屋裡比外頭暖和。我又問，沒人說話，悶不悶？他抬起頭，看了我一眼，像在看一個問了傻問題的外地人。他說，有他們在呢。他指了指神像。土地公土地婆，坐在龕裡，臉上的彩漆斑駁了，可眉眼依舊安詳。我走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老蔡還坐在那裡，銅香爐在他膝上，被夕陽照得發亮。那一點亮光像是從一個舊時代裡漏出來的，微弱，卻倔強。風穿過空村，嗚嗚地響，像有人在遠處喊，又像什麼都沒有。村口的老槐樹還在，那些塑料袋還在飄。我忽然想，或許神早就走了，走得比人還早。可老蔡不肯認，他守著這座空廟，守著這隻沒有油的香爐，守著那三聲悶響的晨鐘，像守著一個誰也說不清的承諾。那承諾不是對神的，也不是對人的，是對這片土地的——是對自己膝蓋上那塊疤的。他不是在守廟。他是在守一種活過的證據。今年開春，我聽鎮上的人說，老蔡還在，廟還在，銅香爐還是擦得鋥亮。槐樹又發了芽，那些塑料袋還掛在枝頭，像一樹永遠不肯落下的舊葉子。

 

 

 

人間錄：跪着呼吸的人

 

那年在秦嶺深處的一座村庄借住，夜裏總睡不踏實。山裏的夜太靜，靜得像把人裝進了一口甕，稍有動靜便被放大得驚心動魄。隔壁屋子裏，總傳來一種拉風箱般的聲音，嘶啞、短促，帶著金屬摩擦的哨音，一聲接著一聲，中間卡頓的一瞬，讓人心裏發緊，生怕那口氣接不上來。那是老趙在呼吸。我是去采風的，貪圖那裏老房子多，租金便宜，老趙把最好的堂屋讓給我，自己住在西邊透風的偏房裏。第一次見他，是在正午毒辣的日頭下，他裹著一床厚厚的舊棉被，蜷在竹椅上曬太陽。那是三伏天，知了叫得人心煩意亂，他卻不出汗，臉色是一種洗舊了的灰白，嘴脣紫得發黑，像是在煤堆裏浸染了半輩子沒洗淨。他的身邊立著一個半人高的綠色氧氣鋼瓶，那是他現在最親密的夥伴，也是他命裏最沉的枷鎖。老趙早年在私營小煤窯打鑽，那時候力氣大，想著給兒子蓋座房。他在地下幾百米的深處，吸進了足以以此置換一座三層小樓的粉塵。房子蓋起來了，貼著白瓷磚，在夕陽下反著光，刺眼得很，可他的肺也像那些燒結的磚一樣，硬了，石化了。如今兒子去了廣州打工，一年難得回來一次，偌大的一棟房，空蕩蕩的，說話都有回聲，只剩下他和那個綠色鋼瓶相依為命。他睡覺從來不躺著，因為一躺下，石頭一樣的肺葉就會壓迫心臟，讓他窒息。他只能跪著睡。這姿勢像是在向誰長跪不起，又像是一頭受傷的老獸，在深夜裏獨自舔舐傷口。我有時半夜起來解手，透過窗櫺的縫隙，看見屋裏昏黃的燈光下，他跪在床上，上半身趴在那疊著的厚被子上，頭埋在臂彎裏，肩膀隨著那一聲聲艱難的喘息劇烈起伏。那場景有一種肅穆的悲劇感，讓人不敢驚動。但他不覺得苦，或者說，他已經把苦嚼碎了，嚥下去，變成了日子的一部分。他不恨礦主，也不恨這世道，只說自己命不好，趕上了。每天傍晚七點，是他一天中最有精神的時候。他會準時打開那臺老式彩電，看《新聞聯播》。屏幕裏的世界光鮮亮麗，領導人握手，工廠投產，麥浪翻滾，全是好消息。他看得入神，眼裏映著電視機藍瑩瑩的光，那張乾枯的臉上會浮現出一種少見的安詳。我問他喜歡看什麼，他喘著氣，斷斷續續地說，那裏面亮堂，乾淨，看著心裏不堵得慌。那或許是他與這個生機勃勃的世界僅存的一點聯繫，雖然那光亮從未真正照進這間充滿藥味和黴味的偏房。有一天停電，氧氣機不轉了，他憋得滿臉青紫，指甲深深掐進肉裏。我慌忙要把他送去鎮醫院，他卻擺擺手，指了指那口備用的綠色鋼瓶，示意我幫他擰開閥門。氣流嘶嘶地衝出來，他貪婪地吸了幾口，臉色才慢慢緩和下來。事後他對我笑，那笑容在皺紋裏綻開，顯得淒涼又溫柔。他說，人這一輩子，爭一口氣，嚥一口氣，中間這點功夫，就是活著。他說這話時，窗外的核桃樹葉被風吹得嘩嘩響，像極了他肺裏的聲音。我後來離開時，給他留了一點錢，他死活不要，推搡間，那隻枯枝般的手抓得我很疼。最後他塞給我一袋自家曬的核桃，說城裏費腦子，補補。我走出村口很遠，回頭望去，那座貼著白瓷磚的三層小樓在荒草叢生的村子裏像個突兀的墓碑，而老趙就坐在門口的陰影裏，裹著他那床夏天的棉被，身邊立著那個綠色的鋼瓶，遠遠看去，像個沉默的守衛。山風穿過空谷，嗚嗚作響，我分不清那是風聲，還是這片土地深處發出的、沈重的呼吸聲。

 

人間錄：孝心转账——坟前直播人的独白

 

手機支架是我吃飯的傢伙。三腳架，鋁合金的，在太陽底下曬得發燙。我每天扛着它在墓地裏轉，像扛着一桿旗，只是旗上甚麼也沒寫。支架上夾着的手機屏幕亮着，那頭是客戶，隔着幾千公里，看我替他們的父母磕頭。我叫小李，幹這行三年了。

最開始接單時，我還覺得彆扭。對着陌生人的墓碑念悼詞，嘴裏說着"爸""媽"，膝蓋跪在濕土上，心裏空蕩蕩的，像演戲。可慢慢也就習慣了。客戶發來要求，我照着做，磕幾個頭，燒幾沓紙，有時要哭，我就哭。哭也是有技巧的，不能太假，也不能太真，得讓鏡頭那邊的人覺得我是用了心的。其實我心裏甚麼也沒有，只有手機傳來的"叮"一聲——轉賬到賬。

墓地在城郊，沿着山坡一層層鋪開，像被時間碼齊的書架。我常來的那片區域，多是外地人的墳，碑文上刻着籍貫，四川的、河南的、安徽的，都是打工時死在這座城裏的人。他們的子女也在外頭打工，回不來，或者不想回來，就花兩百塊錢，讓我替他們盡一次孝。我不問爲甚麼，問了也沒用。錢到了，活就幹，這是規矩。

有個客戶，每年清明和忌日都找我，已經三年了。他父親的墓在半山腰，碑面乾淨，字是楷體，刻得工整。第一次去時，我按他發來的要求，帶了一瓶二鍋頭，三個蘋果，還有一包紅塔山。我把東西擺好，點上香，對着鏡頭說，爸，兒子今年在廣東，回不來，讓人替我給您磕頭了。說完我跪下，磕了三個響頭，額頭磕在石階上，有點疼。手機那頭沒聲音，過了一會兒，轉賬來了，還多給了五十。我不知道他是滿意了，還是覺得愧疚。

墓地裏的風很硬，吹在臉上像刀颳。冬天更冷，我穿着軍大衣，手套破了個洞，凍得發紫。有時一天要跑七八個墳，從早到晚，腿都跪麻了。客戶要求各不相同，有人要我哭得撕心裂肺，有人要我念一段自己寫的祭文，還有人要我在墳前待夠一個小時，說這樣才顯得有誠意。我照做，反正時間是我的，賣給誰都一樣。

最讓我印象深的是一個老太太的墳。客戶是她女兒，發來的照片裏，老太太笑得很慈祥，穿着碎花衣服，背景是老式單元樓。女兒說，媽生前最愛吃糖葫蘆，讓我帶一串去。我在山下買了糖葫蘆，紅豔豔的，插在墳前，對着鏡頭說，媽，您女兒孝敬您的。說完我又加了一句，您放心，她過得挺好。其實我不知道她過得好不好，只是覺得該這麼說。手機那頭傳來女人的哭聲，斷斷續續，像被風吹散的。我關了直播，一個人坐在墳前，看着那串糖葫蘆在風裏晃。

也有無人祭掃的墳。荒草長得比碑還高，碑面上的字被雨水衝得模糊，有的連名字都看不清了。我路過時，會停下來，拔一把草，或者擺一束野花。不收錢，也不拍照，只是覺得那孤魂像我自己。我也是外地人，在這座城裏漂着，沒房沒車，親戚朋友都在老家，逢年過節也回不去。我想，要是哪天我死在這兒，會不會也是這樣，一個人躺在山坡上，等風來，等雨來，等時間把我忘掉。

墓地管理員老張，五十多歲，常年守在這兒。他見我來得勤，有時會遞根煙，說，小夥子，你這活兒不容易啊。我說，都是討生活。他點點頭，說，也是，活人的錢難掙，死人的錢也不好賺。他說這話時，眼睛望着遠處的墓碑，像在看一片莊稼地。他說他年輕時在煤礦幹活，後來礦塌了，他僥倖活下來，就不敢再下井了，跑到這兒看墓地。他說，這裏比井下強，至少看得見天。

有時我會想，這份工作到底算甚麼。是孝道的延續，還是孝道的終結？客戶花錢買我的時間，買我的膝蓋，買我的眼淚，可他們買不到真心。我也不知道真心該放在哪裏。或許真心本來就不重要，重要的是形式，是那個儀式感，是讓活着的人心裏好過一點。可這樣想着想着，又覺得悲哀——連悼念都可以外包，那還有甚麼是不能外包的？

去年冬天，有個客戶讓我去他母親的墳前，說一段話。他把話發在微信上，很長，像一封信。他說他這些年在外頭，從來沒回去看過母親，直到母親去世，他也沒能趕回來。他說他不是不孝，是真的回不去，工地不放假，請假就扣錢，扣了錢老婆孩子就沒法過。他說他知道這些話說給死人聽沒用，但他還是想說，哪怕只是對着一個陌生人說。我站在墳前，舉着手機，一字一句念完那段話。唸到最後，我自己也哽咽了。不是裝的，是真的難受。我想起我自己的母親，她還活着，在老家，我也很久沒回去了。

那天下山時，天已經黑了。墓地裏的路燈亮起來，昏黃的光照在碑上，影子拉得很長。我扛着三腳架，走得很慢，像走在一條沒有盡頭的路上。風從山下吹上來，帶着城市的喧譁，可到了這兒，一切都安靜下來了。我想，或許這裏纔是最誠實的地方——沒有謊言，沒有僞裝，只有名字，日期，和被風吹過的痕跡。

前幾天又接了箇單，客戶要求不多，只說讓我在他父親墳前待一會兒，不用說話，也不用哭，就靜靜坐着。我照做了。坐在石階上，看着遠處的城市，高樓在霧霾裏若隱若現。手機屏幕亮着，客戶在那頭看着我，我也不知道他在想甚麼。過了半小時，他發來消息，說謝謝，然後轉了賬。我收起手機，又坐了一會兒，才起身離開。

三腳架還在，手機還在，墓碑也還在。我繼續扛着它們在山坡上轉，像扛着一份說不清道不明的責任。風吹過來，墓地裏的紙灰飛起來，落在碑上，落在草上，也落在我身上。我不知道這些灰是誰燒的，也不知道它們會飄到哪裏去，只是覺得，它們和我一樣，都是被風帶着走的。

人間錄：我不是賊

 

夜裡的風一到小區拐角就慢了下來，像知道這裡沒什麼可吹的，只剩一個貼在牆根的鐵皮箱子，綠色的漆早就起了泡，字還算端正——「愛心捐贈」。箱口那兩片防盜的鐵片微微張著，像一口沒牙的嘴，白天吞下衣服，晚上卻什麼也不說。我第一次注意到跛腳老李，是因為鐵片發出了一聲輕響，很輕，像魚線被風撥了一下。我站在不遠處抽煙，看見他從陰影裡走出來，身子歪著，左腿不太聽使喚，手裡捏著一根細長的鐵絲，末端彎成鉤，光在路燈下閃了一下，又暗下去。他沒看我，只盯著箱口，像盯著一段水面，等魚咬鉤。這地方白天熱鬧，老太太推著小車來捐舊衣服，孩子在旁邊踢球，保安偶爾來貼新的宣傳紙；夜裡卻空了，只剩這箱子和他，一個收，一個取，中間隔著兩片鋼鐵的善意。老李動作很慢，先把鐵絲探進去，手腕輕輕一轉，再往回勾，像是怕驚動什麼。他的呼吸也慢，帶著一點喘，寒氣從他敞開的舊西裝領口鑽進去，他抖了一下，卻沒停。那件西裝顯然不合身，肩膀寬了，袖子短了，褲腳被他自己剪過，毛邊露著，裡頭穿的是一件洗到發白的毛衣，袖口磨得起了球。我後來知道，那西裝也是從箱子裡來的，牌子挺硬，他說過一回，說穿上這個，站在地攤前，客人不太敢還價。那天他鉤出來的是一件童裝，藍底，上面印著一個笑得很誇張的卡通人物，袖子還帶著點洗不掉的墨跡。他把衣服抖了抖，貼在鼻子前聞了一下，又塞進隨身的蛇皮袋裡，袋子上寫著某個早就倒閉的化肥廠名。他做這些時，臉上沒有表情，像是在完成一件熟練的活計。我走近了些，問他冷不冷，他抬頭看了我一眼，眼白多，眼神卻不凶，只是警惕。他說，夜裡都這樣，冷點好，沒人。我說箱子上寫著愛心，他笑了一下，嘴角歪著，說我知道，愛心都在裡頭，我在外頭。他說這話時，語氣很平，像是在說天氣。我問他不怕被人說偷，他把鐵絲收好，拍了拍手，說偷是拿別人的，我拿的是沒主的。再說了，那些衣服，大多數也是賣錢的，賣去做拖把，或者送到很遠的地方，非洲什麼的，他說不出具體名字，只說熱得很，穿不了這些。我聽他說，想起前些年報紙上寫的那些捐贈流向，字很多，看完卻記不住，只留下幾張模糊的照片。他說自己不算偷，是截胡，魚還在水裡，誰先拉上來算誰的。他說這話時，手不自覺地在空中比劃了一下，像是真的拉了一條魚。他年輕時在碼頭幹過活，腿是那時候壓壞的，醫院去得晚，落下了跛。後來碼頭拆了，說要搞開發，他就散了，做過搬運，撿過廢品，腿越來越不行，活計也越來越少。他說起這些，不連貫，像是從口袋裡掏出幾樣零碎，放在桌上，又懶得排整齊。我沒問他家人，他也沒提，只說有一陣子睡橋洞，冬天最難，風從下面鑽上來，骨頭都響。後來發現這些箱子，像發現了一片魚塘，固定，安靜，不用跑太遠。他說白天不來，白天人多，眼睛多；夜裡好，夜裡東西都睡了，只剩下需要醒著的。他偶爾會留下一兩件新的不拿，說太新了，不好意思。他也不全拿，袋子滿了就走，走前把箱口的鐵片按回去，動作比拿的時候還輕。我看著那箱子，想起白天那些乾淨的手，把衣服摺好，塞進去，帶著一點完成善事的輕鬆；又想起夜裡這雙粗糙的手，把衣服勾出來，帶著一點生計的計算。兩邊都沒錯，只是碰不到一起。老李說，有時候也會鉤到好東西，小孩的羽絨服，牌子不錯，洗洗還能賣。他把那件卡通童裝拿出來給我看，說這件給隔壁棚子的孩子，冬天穿在裡頭，外面套個舊棉襖，也暖。我不知道那孩子長什麼樣，只記得衣服上的卡通笑得很用力，像是在替誰補上一點高興。我們站了一會兒，風從樓縫裡出來，帶著潮氣，路燈下的影子拉得很長，把人拉得更瘦。遠處有車經過，聲音一閃就沒了。老李把袋子背好，跛著腳往黑處走，鐵絲在袋口露出一點，像魚鉤露出水面。他走得慢，但沒回頭。我留在原地，看那個箱子，鐵皮在風裡輕輕響了一下，又靜了。善意被鎖在裡頭，貧窮在外頭轉圈，像兩條不肯對視的河。夜更深了，雲散開一點，月光落在箱子上，把那幾個字照得發白。我想起老李說的截胡，想起那些去向不明的衣服，想起寒風裡那件不合身的西裝。風又起來了，吹過空地，吹過鐵箱，也吹過我站著的地方，沒有偏向誰，只把冷意分得很均勻。

 

一碗湯圓的政治學

 

湯圓這種食物，表面看去溫良恭儉讓，白白胖胖，像個不問世事的乖孩子，實則內裡暗藏機關，一口咬下去，甜的、鹹的、黑的、流心的，全看你遇上的是哪一顆。中國人的世界觀，往往就包在這一口湯圓裡：外表講團圓，內心講立場；嘴上說和氣，肚裡各有算盤。湯圓因此從來不只是點心，而是一種被糖水馴化過的處世之道。

北方人吃元宵，南方人吃湯圓，名字不同，脾氣也不同。元宵是滾出來的，粗礪，有點江湖氣；湯圓是包出來的，細緻，講究手感，講究火候。後者更像江南人，凡事先修邊幅，再談內涵。湯圓的皮要薄而不破，厚了顯得笨，破了便露餡——這與中國人的做人標準幾乎一致：話不可說滿，情不可外洩，哪怕內心翻江倒海，表面也要維持一口不燙不冷的溫水。

芝麻餡是老派，花生餡算中庸，鮮肉餡則多少帶點異端氣質，彷彿在一鍋甜湯裡突然談起現實政治。有人嫌鮮肉湯圓「出戲」，其實正說明中國飲食的高明之處：它允許矛盾並存，只要你肯吞下去。甜裡包鹹，白中藏黑，這不正是中國社會最穩定、也最耐用的結構？湯圓從不主張純粹，它只追求圓滿。

吃湯圓最講究時機。年節夜裡，燈下圍坐，一人一碗，誰也不許先走。湯圓此刻承擔的功能，已超越味覺，成為一種儀式性的黏合劑。哪怕一家人一年到頭爭吵不斷，在湯圓面前也得暫時休戰。不是因為彼此寬容，而是這東西太燙，沒人有空翻舊帳。中國式和諧，往往靠熱度維持——冷下來，問題就浮現。

湯圓還特別擅長製造假象。你看它們在碗裡漂浮，個個完整，彷彿世界一切安好；可只要用勺子輕輕一碰，立刻有人破防，黑芝麻傾瀉而出，把整碗糖水染成曖昧的灰。這畫面極富象徵意義：集體敘事永遠潔白，一旦個體受壓，真實便開始滲漏。湯圓教會我們的，不是如何團圓，而是如何在破裂時保持體面。

現代人對湯圓的改造，也頗具時代精神。低糖、無糖、流心、爆漿，彷彿不這樣就對不起短視頻時代的注意力經濟。可無論怎麼變，湯圓始終逃不掉一個命運：被吞下。你可以拍照，可以讚美，可以爭論甜鹹之爭，最後仍要面對那一口熱燙的現實。人生亦然，所有姿態都只是鋪墊，結果總得自己嚥。

最耐人尋味的是，湯圓幾乎只在節日出現。平日裡你很少想起它，彷彿它並不適合日常生活。中國人對團圓的態度，也是如此——平時各自奔命，只有在被規定的時間裡，才集體懷舊、集體感恩、集體落淚。湯圓因此像一枚被制度化的溫情提醒：你可以不常回家，但你不能不承認你有家。

一碗湯圓吃完，糖水漸涼，碗底留下黏稠的痕跡，像情緒散場後的餘溫。你忽然意識到，所謂圓滿，不過是一種短暫的狀態；而湯圓的真正本事，在於讓你相信這短暫值得期待。中國人之所以能忍、能等、能一再從頭來過，大概都與這一口白圓有關——外圓內烈，軟中帶硬，吞得下去，也嚥得住委屈。

湯圓不偉大，但它誠實。它不告訴你世界會變好，只提醒你：今晚，至少還能熱著過。

人間錄：替人哭的人

 

麥克風是劣質的。插在音響上，一開嗓就發出刺啦刺啦的電流聲，像指甲在鐵皮上劃。大蓮不在乎。她接過來，用袖口擦了擦那個黑乎乎的網罩，上面沾著別人的口水和粉。這活兒幹了十幾年，什麼麥克風沒用過。好的壞的，到她手裡，都得出聲。

那天是個老太太的喪，主家姓馬。馬家獨子在城裡包工程發了財，蓋了三層樓房，院裡停著黑色轎車。但老太太死的時候，兒子不在跟前。回來時人已經硬了。孝子披麻戴孝跪在靈前，臉上一點淚痕也無。大蓮看一眼就懂了。這樣的人家，花錢買的不是哭聲，是體面。

她站在靈棚外頭，等著上場。冬天的風硬邦邦的，吹得那些白幡子嘩啦啦響。樂隊的其他人在邊上抽菸，嗩吶手老高說，一會兒你悠著點兒，別太過了，人家兒子那臉色，像欠了他的。大蓮沒接話。她把那件繡著金線牡丹的紅褂子套上，又從包裡掏出一面小鏡子，對著補妝。臉上本來就塗得厚，腮紅胭脂眉筆口紅，一層一層碼上去，像戲臺上的花旦。只是這張臉經年累月地哭，皮膚鬆了，粉底填不平那些細碎的溝壑。

音響一響，她就進去了。先是繞著棺材走三圈，步子慢，像踩著看不見的鼓點。然後跪下，接過麥克風，吸一口氣，聲音就出來了。起初是低吟，像風吹過蘆葦蕩，後來拔高，一句句往上揚，扯著嗓子喊：「我的娘哎——你怎麼就這麼狠心撇下兒孫去了喲——」聲音在棚子裡迴盪，尖利，綿長，帶著一股子蒼涼。跪在地上的孝子愣了一下，眼圈慢慢紅了。

大蓮哭得賣力。她知道怎麼哭最催人，什麼時候該頓，什麼時候該轉。哭詞是老一套，但每次她都能翻出新花樣。有時加幾句土話俚語，有時學電視上戲曲的腔調，抑揚頓挫。圍觀的人越聚越多，有人小聲說，這哭得真像，比親閨女還親。也有人冷笑，說，假的，都是假的，拿錢買的眼淚。

她聽見了，不理。哭到一半，嗓子有點啞，她停下來喝了口水，繼續。麥克風又開始滋啦滋啦響，她就把音量調大，蓋過那些雜音。棺材邊上擺著老太太的遺像，黑白照片，人瘦小，穿一件洗得發白的對襟褂子，笑容拘謹。大蓮看著那張臉，忽然就走了神。

她想起自己的爹。也是冬天死的。那年她十三歲，爹得了肺病，躺在土炕上咳了一整個冬天，最後咳出血來，人就沒了。沒辦喪事，因為沒錢。娘說，人死了就是一把土，別糟踐活人了。爹用一領破席子捲了，埋在村外的荒地裡。連個碑都沒立。大蓮記得，下葬那天也颳風，黃土揚起來，打在臉上生疼。她想哭，但哭不出來。娘也沒哭。兩個人把土填上，拍實，回家。

後來娘也死了。大蓮嫁了人，生了孩子，日子過得緊巴巴的。她跟著樂隊走南闖北，在一場又一場喪禮上哭別人的爹娘。有時哭著哭著，會覺得自己哭的是那個沒人哭過的爹。那一刻，假戲裡的眼淚有了真的溫度，燙得她心口發緊。

馬家孝子終於哭出聲了。他趴在棺材上，肩膀一抽一抽的。大蓮看了一眼，收了聲，慢慢站起來。妝花了，眼淚把粉衝出一道道溝，像田埂。她用手背抹了一把，走到棚外，脫下那件紅褂子，疊好，塞回包裡。

老高遞給她一瓶水，說，行啊，今兒這活兒幹得漂亮。大蓮擰開瓶蓋喝了一口，沒說話。遠處有鞭炮響起來，噼裡啪啦的，震得人耳朵嗡嗡的。她看著那些紙錢在風裡飛，一片一片，像黃色的蝴蝶。

主家結賬的時候，馬家兒子多給了一百塊。說，辛苦了，哭得我娘走得風光。大蓮接過錢，點了點，裝進兜裡。她想說點什麼，又覺得沒什麼可說的。這就是她的職業，替人哭，替人悲傷。至於那悲傷是真是假，誰在乎呢。

回家的路上，天已經黑了。她坐在樂隊的小麵包車裡，靠著車窗，看外面的田野。冬天的地是光禿禿的，什麼都不長。她忽然想，等她死了，會有人哭她嗎？還是也像她爹一樣，悄無聲息地埋進土裡，連個哭聲都沒有。

麥克風還在她的包裡，黑乎乎的，沾著她的口水和粉。下一場喪，它還會發出那種刺啦刺啦的聲音。她還會接過來，用袖口擦一擦，然後開嗓。哭別人的爹娘，哭這個情感稀薄的世道，也哭自己那個從未被哭過的爹。

人間錄：橋洞裡的中國

 

多年前我寄住在鐵路旁邊的老小區，每天凌晨四點半，第一班貨運列車準時轟隆隆駛過，震得窗框嗡嗡響，像有人在敲門催債。小區外有座廢棄的鐵路橋，橋洞下面住著幾個人，準確說不算住，是窩著，用紙板和塑料布搭個棚，白天散開找活幹，晚上又聚回來，像一群被城市甩出去又捨不得走的影子。

我每天上班要從橋洞邊過，起初懶得看，後來看多了，也就習慣了，甚至能認出誰是誰。最先認識的是老馬，六十多歲，個子高，背駝得厲害，像被什麼壓彎的。他原來在煤礦幹了三十年，井下塌方那次，他沒在班上，逃過一劫，可出來後發現肺已經壞了，咳嗽起來像拉風箱。礦上給了筆補償，他拿著錢回老家蓋房子，結果兒子賭博欠了債，房子抵了，錢也沒了。他不怪兒子，只說自己命硬，克家裏人。後來他就出來了，也不知道要去哪裏，走到這座城市，看見橋洞能避雨，就留下了。他說人老了就像棵草，哪裏能紮根就在哪裏，反正都是等死。說這話時他正蹲在橋墩邊剝玉米，手上全是老繭，像樹皮一樣粗糙。

橋洞裏還有個女人，大家叫她秀姨，四十來歲，頭髮總是用根布條紮著，臉被太陽曬得黝黑，可眉眼還能看出年輕時的模樣。她不怎麼說話，只是每天推著一輛破三輪車，到處收廢品，塑料瓶、紙箱、舊家電，什麼都收。我見過她在垃圾桶裏翻找，動作麻利，像在尋找什麼失落的寶貝。有次我問她為什麼不回家，她停下手裏的活，看著遠處說，回去幹什麼，家早就不是家了。後來我才聽老馬說，她原來有個女兒，在南方打工時出了事，人沒了，屍體都沒找到。她不信，拿著女兒的照片到處找，從南方找到北方，錢花光了，人也找瘋了，最後就這樣了。她每次收到錢，都會留一點，用塑料袋包得嚴嚴實實，說要留著，萬一哪天女兒回來了，能給她買件新衣服。聽到這裏，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只覺得喉嚨發緊，像被什麼堵住了。

橋洞裏最年輕的是個叫小東的男孩，十七八歲，瘦得像根竹竿，眼睛卻很亮，總是四處張望，像隨時準備逃跑。他是從工地跑出來的，包工頭拖欠工資，他幹了三個月，一分錢沒拿到，討要時還被打了一頓。他說他要攢夠錢就回老家，娶媳婦，蓋房子，再也不出來了。老馬聽了就笑，說小子，你這話我三十年前也說過。小東不服氣，說我跟你不一樣。老馬不反駁，只是嘆口氣，說，都一樣，都是被日子追著跑的人。

那年冬天特別冷，橋洞裏的人多了幾個，都是附近工地上幹活的農民工，工程停了，工資沒結，回不了家，只能在這裡湊合。晚上他們圍著一個鐵桶烤火，桶裏燒的是撿來的木板和廢紙，火光映在臉上，每個人的表情都很相似，麻木中帶著一點不甘心。有人說起家裏的事，老婆孩子，田地房子，說著說著就沈默了，因為說再多也沒用，人在這裏，家在那裏，中間隔著的不是距離，是命。秀姨在一旁聽著，忽然開口說，別想那麼多，活著就行。她說這話時，眼睛望著火堆，火光在她眼裏跳動，像兩顆永遠燃不盡的炭。

我有時會給他們送些舊衣服和吃的，起初他們不要，說不想欠人情。後來熟了，也就收下了，但每次都說，等有錢了還給你。我說不用還，他們就不高興，說我們不是要飯的。老馬說得最直接，他說，人可以窮，但不能沒骨氣，沒骨氣，就真成了狗了。我聽了心裏一震，覺得他說的對，可又覺得悲哀，因為這個世界，有時候連讓人保持骨氣的機會都不給。

春天的時候，市裏要整治市容，橋洞被清理了，那些紙板和塑料布被城管收走。老馬他們沒反抗，只是默默收拾東西，像習慣了被驅趕。我去送他們時，小東說他要去南方試試運氣，秀姨說她要繼續找女兒，老馬說他也不知道去哪裏，走到哪算哪。臨走前，老馬握著我的手說，謝謝你，還把我當個人看。我說這是應該的，他搖頭，說不是應該的，很多人看我們，就像看一堆垃圾。說完他轉身走了，背影在晨光裏越來越小，最後消失在鐵路的盡頭。

再後來我調到別的城市工作，那座鐵路橋也拆了，據說要建高架。我偶爾會想起那些住在橋洞下的人，想起老馬的咳嗽聲，秀姨包得嚴嚴實實的塑料袋，還有小東眼睛裏的光——城市這東西，像一台巨大的機器，不停地運轉，不停地吞噬和排出，那些被排出的人，就像齒輪間掉下的螺絲釘，沒人在意它們掉到了哪裏，可它們曾經也是機器的一部分，也曾經擰得緊緊的，只是後來鬆了，鏽了，就被丟棄了，而那些被丟棄的人與事，最後就成了無人問津的垃圾，自生自滅。

軍大衣與風雪

軍大衣是北方冬天的一種風骨。厚重、呆板，顏色永遠是軍綠色，像是某種從計劃經濟時代走出來的幽靈，走在大街上，便帶著一股老兵的沉默。北京的胡同、哈爾濱的雪地、東北工廠的大門口，戴著雷鋒帽、穿著軍大衣的男人，總像是從舊年畫裡走出，面無表情，雙手插兜，沉穩地抵禦著寒風。

軍大衣本是軍隊的遺物，是某種集體主義的象徵。那個年代，一件軍大衣穿十年，哥哥穿完弟弟接著穿，棉絮拍一拍，沾滿煤灰也不算髒。它不是普通的衣服，而是一種身份的符號。穿上軍大衣，就彷彿自帶了一份軍功章的氣場，腰背挺直，像是隨時準備迎接一場風雪之中的戰鬥。

但這股風骨，終究屬於過去。時代變了，年輕人開始嫌棄軍大衣的沉重，覺得它土氣、笨拙，顯不出身材的線條。商場裡的羽絨服輕盈修身，優衣庫的科技面料能抵禦零下幾十度的寒冷，而軍大衣仍然像一塊厚厚的老棉被，把人整個裹在裡面，風吹不進，溫度也散不出去。它的顏色不討喜，款式不變通，穿上它，就像一隻巨大的綠蚱蜢，在現代城市的玻璃幕牆之間格格不入。

然而，真正的冬天，還是屬於軍大衣的。羽絨服適合那些溫暖的咖啡館，適合商場裡恆溫的暖氣，但在真正的風雪裡，在零下二十度的邊疆鐵路上，在荒涼的礦山工地上，軍大衣才是最後的倔強。它不是為了美觀，不是為了潮流，而是為了熬過漫長的寒夜，熬過那些冷到骨子裡的冬天。

每一件軍大衣的袖口，都磨出了一道歲月的痕跡，每一條鈕扣的鬆緊，都是手工縫補的痕跡。它的口袋裡，可以揣進凍得通紅的雙手，可以裝下一包皺巴巴的紅塔山，也可以藏著一壺烈酒，在漫天大雪裡灌下一口，熱氣順著喉嚨往下滾，裹緊軍大衣，繼續向前走。軍大衣是一種老派的堅持，是這個世界還殘存的一點樸素與堅韌。即便今天的年輕人已經遺忘，在某個真正寒冷的日子裡，它依然會出現在街頭，像一個老兵，在冬夜裡站崗。

人間錄：求生之鏈：一個帶藥者的獨白

 

行李箱是舊的，灰藍色的殼子上有兩道裂紋，拉鏈頭纏著紅繩。我用了三年。它跟我去過曼谷七次，仰光四次，加德滿都兩次。每次過海關，我都把它舉到傳送帶上，看著它滑進X光機，然後站在安檢門外，手心出汗。

幹這行是因為我自己病了。慢粒白血病，醫生説要吃格列衛，一盒兩萬三。我吃不起。病友羣裏有人説印度有仿製藥，一盒兩千，藥效一樣。我想活，就託人從印度帶。後來帶藥的人不幹了，羣裏一堆人問怎麼辦。我想了想，反正我也得買，就説我去吧。

第一次去曼谷是2019年冬天。藥房在唐人街深處，招牌是中文的。老闆是潮州人，六十多歲，戴副老花鏡。我説要五十盒格列衛仿製藥，他看了我一眼，問：「自己吃？」我説：「幫病友帶。」他點點頭，去倉庫搬藥。藥是白色塑料瓶裝的，一瓶一百二十粒。他用報紙包好，裝進紙箱，用膠帶封死。臨走他説：「小心點。」

我把藥拆開，分裝進行李箱夾層。每次只敢帶二十盒。多了怕查。夾層很薄，藥盒硬，塞進去要用力壓。我把衣服塞在上面，噴點香水，蓋住藥味。回程的飛機上我不睡覺，一直盯著前排座椅背。飛機落地，我排隊過海關。綠色通道的燈亮著，我推著箱子走過去。安檢員是個年輕女孩，看了眼屏幕，揮手讓我過。我走出大廳，腿是軟的。

羣裏的人叫我「小吳」。我不認識他們，他們也不認識我。都是病友，或者病友家屬。有人要十盒，有人要五盒，有人只要兩盒。我按成本價加兩百塊一盒。有人説我黑心，我不解釋。機票、住宿、簽證、風險，都得算進去。我也得活。

去年夏天有個女人找我，説她父親肺癌晚期，要買靶向藥。她發來處方單的照片，字跡很潦草。我説這藥我沒帶過，得現找。她説求你了，國內買不起。我去曼谷那家藥房問，老闆説有，但是冷鏈藥，要用冰袋。我買了個保温箱，裝了十盒。回程時箱子托運，我在飛機上一直想著冰袋會不會化。下飛機取行李，箱子還是涼的。我給她發消息，她説謝謝，多轉了五百塊。我沒退。

有次在仰光機場被攔下了。海關開箱檢查，翻出夾層裏的藥。緬甸人不會中文，他拿著藥盒看了半天，問我這是什麼。我説是治療慢性病的，自己吃的。他讓我出示處方。我掏出國內醫院的病歷本，他翻了翻，又問：「爲什麼買這麼多？」我説：「怕斷藥。」他盯著我看了很久。我額頭上都是汗。最後他把藥還給我，揮手讓我走。我拖著箱子出去，腿都在抖。

羣裏有個東北大哥，叫老孫。他也是慢粒，吃藥五年了。他説小吳你幹的是好事，救命的事。我説我不是做好事，我是掙錢治病。他説那也是好事。我不接話。我知道這是走私。但我看著羣裏那些人，有的説賣了房子還不夠買藥，有的説老人不想拖累孩子準備放棄治療。我想法律是對的，但它救不了他們。我也救不了，我只是個搬運工。

每次出發前我都會想，這次會不會被抓。被抓了會怎麼樣。判多少年。我媽怎麼辦。但第二天我還是會去機場。因爲羣裏有人在等。因爲我自己也要吃藥。因爲我不知道還能怎麽辦。

最難的是2020年。疫情來了，航班停了，藥房關了，羣裏的人急得要命。有人説他只剩一個月的藥了。有人説他已經停藥一週，開始發燒。我也只剩半瓶藥。後來聽説陸路能走，我找了個做邊貿的朋友，託他從緬甸帶。藥到了，但價格翻了倍。我沒辦法，只能漲價。羣裏有人罵我發國難財。我沒解釋。我給每個人發了藥，然後退羣了。

退羣那天晚上我坐在陽台上抽煙。我想我像隻螞蟻，在搬運能讓另一羣螞蟻多活幾天的糖。但糖是偷來的，路是危險的，隨時會被踩死。我不覺得自己偉大。我只是想活著。想讓那些跟我一樣想活著的人也能活著。

後來又建了新羣。還是有人找我。我還是去帶藥。行李箱的裂紋又多了一條。拉鏈頭的紅繩磨毛了。我在機場見過很多人拖著跟我一樣的舊箱子，神色匆匆。我不知道他們箱子裏裝的是什麼。但我知道我們都在走鋼絲。都在爲了活著冒險。

這份工作算甚麼呢？我也説不清。它讓我活下去，也可能讓我進監獄。它救了一些人，也讓我每天提心吊膽。我只知道，只要羣裏還有人在等，只要我還活著，我就會繼續去。

行李箱還在。紅繩還在。那些藥片也還在，在夾層裏，在黑暗裏，在法律和良心之間，等著被帶到另一羣等著活下去的人手裏。

 

棉襖與時代

棉襖是中國冬天的一種固執。它不時尚，不性感，不流暢，穿上便像一個被生活壓彎了腰的中年人，臃腫而遲鈍。歐陸的冬季，女人披貂皮，男人穿羊毛大衣，或一件修身的羽絨服，輕巧得像隨時可以去滑雪。唯獨棉襖，厚重如老祖母灶臺上的一只鑄鐵鍋，把人整個蓋在裡面，一層棉絮，彷彿包藏著舊時代的沉默與克制。

但棉襖之存在，卻是一種時代的隱喻。從前，北平的胡同裡，老太太們圍爐嗑瓜子，男人穿長衫，孩子們鑽進棉襖的懷抱，外頭大雪紛飛，內裡卻是人間溫情。棉襖是母親的針線，妻子的縫補，手工的棉絮裡藏著日子的褶皺。一件新的棉襖，過年時穿上，鄰居會誇：今年發了，添了新衣。

但現代城市的霓虹燈下，穿棉襖的人，像一個被時代遺忘的幽靈。巴黎的冬天，女人們一件風衣足矣，倫敦街頭，男人們西裝裡套一件羊絨背心，行色匆匆。只有在北京、哈爾濱的風雪裡，還能看到那些如移動堡壘般的棉襖，穿在老人身上，帶著計劃經濟的顏色，一種實用主義的決絕。曾經的知識分子，帶著手套，衣襟上別一支鋼筆，在寒風中伏案寫作，靠著棉襖的溫度熬過一個又一個漫長的冬夜。

然而，新世紀的年輕人，已然不再需要棉襖。羽絨服科技輕盈，保暖又不失身形，外資品牌在櫥窗裡展示著修長的版型，連東北人也開始嫌棉襖的笨拙。快時尚的邏輯是拋棄一切多餘的東西，優衣庫、ZARA，連溫暖都要裁剪得俐落清爽。而棉襖，依舊固守著自己的厚重，它不管時代如何變遷，依舊像老北京胡同裡的一個舊煤球爐，兀自散發著並不時髦但可靠的溫度。

也許棉襖終究會消失，就像鴛鴦火鍋不再用木炭，紫禁城的屋簷下不會再見青衣長衫。未來的冬天，人們會用更輕便的衣物、更智能的科技禦寒，VR世界裡或許根本不需要衣服。但總會有一個深冬的夜晚，當冷風鑽進骨頭，夜色像一幅蘇州碼頭的舊畫，一杯黃酒溫熱雙唇，你會想起祖母的棉襖，想起那種厚重的溫暖，如一首老歌，唱盡人世滄桑。

 

人間錄：雪落鶴崗

 

手機屏幕上顯示「無信號」，已經亮了三天。我把它翻過去，扣在窗台上，像扣一張沒用的舊牌。窗外是東北邊境小城的雪，下得慢，落得久，不急也不停，像一個人長長的沉默。我來鶴崗半年，借住在礦區旁的老樓裏，走廊盡頭對著一片廢棄的井架。井架鏽了，雪把它埋了一半，剩下的半截戳在灰白的天底下，像一截斷掉的話。樓裏住著一個叫小許的年輕人，三十歲，瘦，戴眼鏡，鏡片上常有擦不淨的霧氣。他從不主動說話，見人只是點頭，嘴角微微一動，算是笑過了。他買的那套房，三萬塊，在三樓，窗戶正對著那座井架。我第一次去他屋裏，是幫他搬一箱從廢品站淘來的舊書。書很雜，有八十年代的《讀者文摘》，有缺了封面的《百年孤獨》，還有幾本計算機編程的老教材，紙頁發黃，邊角捲起。他把書一本本碼在牆角，動作很輕，像怕驚動什麼。屋裏沒什麼家具，一張折疊床，一把椅子，一口電飯鍋，鍋蓋上貼著超市的打折標籤，還沒撕乾淨。他說他一天只做一頓飯，有時是麵條，有時是白粥配鹹菜，吃完就看書，看累了就睡，睡醒了再看。日子過得像一條直線，沒有彎，也沒有岔口。他以前在南方的大廠寫代碼，那種燈永遠亮著的地方。他說那裏的夜沒有盡頭，電腦屏幕比月亮還亮。有一年冬天，他隔壁工位的同事倒在椅子上，送醫院時已經沒了呼吸。他去參加追悼會，看見同事的父母站在靈堂裏，手足無措，像兩個被遺落在異鄉的老人。那天他回到工位，屏幕還亮著，代碼還跑著，彷彿什麼都沒發生。他說從那以後，他就開始睡不著了。不是失眠，是閉上眼就看見那張臉，那張三十二歲的臉，年輕得像一張還沒填完的表格。他辭職的那天，沒人送他，只有HR發了一封模板郵件，祝他前程似錦。他把郵件刪了，把工牌也扔了，一個人坐火車往北，越走越遠，越走越冷，最後在鶴崗停下來。他說這裏的雪很乾淨，不像南方的雨，黏在身上，怎麼也甩不掉。鄰居大媽常來敲他的門，有時送一把凍豆腐，有時問他要不要認識個姑娘。他總是接過豆腐，溫和地拒絕姑娘，說自己還沒想好以後的事。大媽急，說你都三十了還不想？他笑笑，說三十歲不算老，只是累了，想歇一歇。大媽聽不懂，搖著頭走了，嘴裏嘟囔著現在的年輕人。他不怪她。他說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道理裏，大媽的道理是成家立業，他的道理是別再被當成燃料。他說這話時，語氣很平，像在講別人的故事。可我看見他的手，一直在翻書頁，翻得很慢，像在撫摸什麼易碎的東西。有一天傍晚，我在樓下碰見他。他站在井架旁，抬頭看著那截生鏽的鐵架子。風很大，雪打在臉上，他也不躲。我問他在看什麼，他說在看時間。他說這井架以前每天都在轉，把煤從地底下運上來，養活了幾萬人。後來礦挖空了，人散了，井架也停了。他說你看它現在像什麼？像一個退休的老人，站在原地，不知道該去哪裏。我說那你呢？他沉默了一會兒，說他不知道。他說他離開那座燈火通明的城市，不是因為想清楚了，是因為實在走不動了。他說有些人是主動選擇離開，他不是，他是被甩出來的，像一顆鬆動的螺絲，被機器的高速運轉甩到了地上。他不怨，也不悔，只是想找一個地方，安靜地鏽掉。那晚我回到屋裏，窗外的雪還在下。我想起他說的話，想起那座井架，想起那個三十二歲倒在工位上的年輕人。這一代人活得太快了，快得像一列不停站的火車，有人跳下去，有人被甩下去，有人還在車上，卻已經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裏。小許大概是想明白了，想明白自己不想去哪裏。至於要去哪裏，他說以後再說，或者不說也行。命運這東西，有時候不是用來追的，是用來躲的。後來我離開鶴崗，再沒回去。偶爾收到那邊的消息，說小許還住在那裏，還是一天一頓飯，還是看那些舊書。廢品站的老闆跟他熟了，每次有舊書都給他留著，說這小夥子安靜，像個讀書人。我想起最後一次見他的樣子，他站在窗前，望着遠方，窗外的雪落了一夜，把井架埋得更深了一些，只剩最高的那截還露在外面，像一根倔強的骨頭。雪還在下，很輕，很慢，不急也不停。像一個人的一生，落在這片寂靜的土地上，不出聲，卻有痕跡。

 

發酵的記憶

 

倫教糕這名字，說出來連香港的潮人都未必識得，聽起來像什麼地方宗教的某種供品，其實是粵式甜點裏的一枝遺珠，來自順德的倫教鎮，一個有點神秘的地名，好像劇場布幕後的一道門。這門後，不走潮流，不講花樣，只藏着一塊蒸得鬆化透明的白糕，潔白得像老戲班女花旦卸了妝，脆弱、清麗，卻又不乏餘韻。倫教糕不靠香精，不靠糖霜，它靠時間——時間把米漿慢慢發酵，像一段舊愛的記憶，藏在甕裏，自生香氣。倫教糕的「鬆化」，不是靠起酥粉的虛浮，而是天然酵種的膨脹，那種空氣感，一咬即碎，如煙火的一聲輕響。這糕入口有點黏牙，像廣東人說話的含蓄婉轉，剛開始不甚動情，咀嚼幾口，香氣慢慢滲出，是米的甜，時間的香，記憶的發酵。倫教糕的製法很傳統，要米，要水，要恰好的氣溫濕度，還要一點運氣，像廣州清晨的霧，一時有一時無，蒸出來的氣泡，講究均勻細密，切開後內裏有點像海綿，但又不是現代烘焙的那種鬆軟，反而多了一點誠懇的韌性。現代甜品太講視覺，網紅蛋糕搞得像馬戲團上台，倫教糕則是一個白衣書生，不帶一絲脂粉，靠的是底子，是功夫。真正的倫教糕，不甜不膩，不冷不熱，像粵人生活的一種姿態——凡事留白，四平八穩，有滋味卻不張揚。這糕的命運，也像南方的一代手藝人，在喧囂中沉默，在沉默中消失，任憑你叫着「中華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人們還是會轉身奔向星巴克和Lady M。於是倫教糕也只能繼續在順德的老街裏蒸氣繚繞，像一位守着祖傳藥方的老中醫，目送新一代的年輕人穿着UNIQLO，去吃抹茶麻糬和韓式雪冰，然後淡淡一笑，低頭，再在蒸籠裏放上一張白布，舀入發酵一夜的米漿。這世上還有多少種記憶，是靠發酵才能保存的？伦教糕默不作聲，但每一次入口，總有一點微微的酸，像舊報紙上泛黃的新聞——你以為忘了，其實還記得。

人間錄：舉重若輕：從金牌到烤架的人生轉場

 

我將金牌放在餅乾盒裏，盒子藏在牀底下。帶子已經褪成灰白色，像塊廢鐵。那是省運會的舉重冠軍，一九九八年。我舉起一百四十公斤，臺下的人站起來喊。現在我舉鏟子，鏟子是鐵的，油膩，沾着魷魚須。手指伸不直了，關節那兒鼓起來，像樹根。抓鏟子的時候，中指和無名指總往一起歪。

幹燒烤三年了。夜市在高架橋下面，攤位擠擠挨挨，油煙往上衝。我的攤子在最邊上，兩平米，一個煤氣罐，一塊鐵板，一堆竹籤。魷魚是早上去批發市場拿的，十塊錢一斤，要挑新鮮的，按著有彈性。切成條，穿上籤，刷油，撒料。鐵板燙，油滋滋地響。我站在那兒，腰直不起來——腰椎壓縮性骨折，當年硬舉傷的，醫生說再練就要癱。

隊裏讓我退役那年，我二十三歲。教練遞給我一張紙，上面寫着「因傷病不適宜繼續訓練」。我問退役費呢，他說找體育局。體育局的人說，你又不是全運會冠軍，省裏沒預算。給了八千塊錢，讓我簽字。我簽了。回家那天，我媽看着我，問以後怎麼辦。我說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唄。我去工地搬過磚，腰撐不住；去飯店當過保安，站不了八小時。最後遇到老胡，他在夜市賣臭豆腐，說這行不需要學歷，只要肯喫苦。我說我能喫苦。他笑了，說運動員都這麼說，但能幹下來的不多。

頭一個月確實幹不下來。手指不聽使喚，魷魚總穿歪；火候掌握不好，烤焦了好幾回。有人認出我，喊：「哎，你不是那個舉重的嗎？怎麼在這兒？」我說討生活。他說給我們表演一個唄，舉個煤氣罐。我笑笑，真去舉了。他們拍照，發到網上，配文字：「冠軍落魄賣燒烤」。我看見了，也沒說什麼。落魄就落魄，反正煤氣罐我舉得起。

老胡說你心態好。我說不是心態好，是習慣了。從小進體校，教練說你是國家的苗子，要爲國爭光。我信了。每天舉槓鈴，舉到吐，舉到膝蓋腫得像饅頭。領獎那天，臺下的人喊我英雄。我也覺得自己是英雄——那時候我還不知道，英雄只是在臺上的時候纔是英雄。

下了臺，英雄就是個零件。能用的時候擰上去，不能用了就扔掉。我不怨，零件就是零件的命。只是有時候下雨，關節疼得睡不着，我會想，這一身傷到底換了什麼。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就不想了，天亮還得出攤。

城管來過幾次。他們說這兒不讓擺攤，影響市容。我說我有營業執照。他們說執照是執照，規定是規定。我收拾東西，推着小車走。走到另一條街，繼續擺。有個城管認出我，問你真是那個舉重冠軍？我說是。他愣了一下，說那你怎麼……我說怎麼都一樣，反正要喫飯。他沒再說話，走了。

食客裏有個常客，姓王，在附近開五金店。他每次來都要兩串魷魚，一瓶啤酒。有一回他喝多了，指着我的手說，這手可惜了。我說可惜什麼。他說這手當年能舉一百多公斤，現在只能舉鏟子。我說鏟子也是舉，都是養活自己。他搖搖頭，說你看得開。我說不是看得開，是沒辦法。

沒辦法就是沒辦法。我不會電腦，不會開車，不會說漂亮話。我只會舉東西，但能舉的東西越來越少了。煤氣罐還行，再重一點就不行了。有時候我會想，如果當年不練舉重，如果好好讀書，會不會是另一種人生。但想這個沒用，人生沒有如果，只有結果。結果就是我現在站在鐵板前面，手指伸不直，腰直不起來，一串魷魚賣五塊錢。

老胡說你還年輕，才三十多歲，以後還長着呢。我說以後再說吧。他說你有沒有想過轉行？我說想過，但轉去哪兒呢？他不說話了。是啊，轉去哪兒呢？我這一身傷病，除了賣燒烤，還能幹什麼？

陰天的時候最難熬。溼氣重，關節像生了鏽，一動就咯吱咯吱響。我貼膏藥，喫止疼片，硬撐着。食客們不知道，他們只看見我麻利地翻着魷魚，笑呵呵地遞過去。我不想讓他們知道。知道了又能怎麼樣？同情嗎？同情不能當飯喫。

有一回，來了個記者，說要採訪我。我說採訪什麼。他說你的故事很勵志，從冠軍到小攤販，還能保持樂觀。我說我哪兒勵志了，我就是討生活。他說你這種精神值得宣傳。我說不用宣傳，你要喫魷魚我給你烤兩串，不喫就別耽誤我做生意。他愣了，走了。

我不需要勵志。勵志是給別人看的，我只要養活自己就行。每天收攤的時候，我數錢，一張一張地數。好的時候能掙兩百，不好的時候一百出頭。夠交房租，夠喫飯，夠買藥。這就行了。

牀底下那個餅乾盒，我很久沒打開過了。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看見那塊金牌，就會想起領獎臺，想起臺下的歡呼，想起教練說「你是國家的驕傲」。那些都過去了。現在我的驕傲是把魷魚烤得均勻，是把鐵板擦得乾淨，是每天準時出攤。

老胡問我後悔嗎。我說後悔什麼。他說後悔練舉重。我想了想，說不後悔。那是我選的路，雖然走到這兒了，但至少我上過領獎臺，聽過國歌響。很多人一輩子連臺子都上不去。他說也是。我們都沉默了。

夜市要拆了，說是城市規劃。攤主們都在找新地方，我也在找。有人說去別的夜市，有人說乾脆不幹了。我還沒想好。想好了又能怎麼樣？還不是扛着煤氣罐，推着小車，換個地方繼續烤魷魚。

昨天晚上，有個小孩指着我的手問他媽媽，那個叔叔的手指怎麼是歪的。他媽媽說別亂問，不禮貌。我笑着說沒事，小時候受過傷。小孩說那一定很疼吧。我說疼，但現在不疼了。這是撒謊。其實一直疼，只是習慣了。習慣了就不算疼了。

鐵板還在，煤氣罐還在，竹籤還在。我也還在。手指歪着，腰彎着，但還站得住。只要站得住，就能繼續烤魷魚，繼續討生活。這就夠了。

 

人間錄：青藏線上的煙火

那條狗脖子上繫著一根紅繩，已經褪成了粉白色，像被風沙舔過無數遍。我第一次見到大強，是在格爾木的一個加油站邊上，他蹲在卡車輪子旁抽菸，煙霧在高原的冷風裡散得極快。狗就臥在他腳邊，前腿蜷著，後腿往外支稜，是瘸的。他見我看那狗，也不解釋，只是用菸頭指了指遠處的荒原，說，撿的。那語氣像在說一塊石頭，可他說完，手卻往狗腦袋上輕輕摁了一下，動作裡有種說不出的小心。

那年我去西藏旅遊，搭他的車走了一段。駕駛室裡煙味重，儀表盤上貼著一張褪色的觀音像，擋風玻璃右下角裂了道紋，用透明膠帶粘著。他話少，開起車來眼睛只盯著前面，偶爾罵一句路不好走，聲音沙啞得像砂紙擦過鐵皮。車裡放著一隻搪瓷缸子，茶垢厚得發黑，他渴了就端起來喝一口，也不管涼熱。那狗就窩在副駕駛座底下，偶爾抬頭看他一眼，又把頭埋進爪子裡。

我問他狗叫什麼名字，他說沒名字，就叫狗。我說總得有個名吧。他想了想，說，那就叫它三條腿。後來我才曉得，那狗是他三年前在可可西里撿的。那天車拋錨，他下去修，看見路邊躺著一團黑影，走近了才發現是條狗，後腿被什麼東西咬斷了半截，血都幹了，眼睛卻還睜著，直直望著他。他說那眼神他忘不掉，不是求救，是認命。他把狗抱上車，用自己的舊襯衫裹住傷口，開了兩百公里才找到獸醫站。獸醫說這狗怕是活不了，他沒吭聲，掏錢，治。後來狗活了，他也沒再把它放下去過。

他的車是輛老東風，跑了快三十萬公里，漆都掉得斑駁了，可發動機還算爭氣。他說這車跟他一樣，都是硬撐著的命。我問他家在哪，他說沒家。我以為他開玩笑，他卻認真地看了我一眼，說，老婆跟人跑了，六年了，兒子判給她，也不認我。房子賣了還債，剩下的錢買了這車。他說這些時語氣平得像在念帳單，只是手上的煙抖了一下。

車過唐古拉山口那天，風大得人站不住，我下去拍照，他就坐在駕駛室裡不動，把窗搖下一條縫，煙從縫裡飄出來。我回去問他怎麼不下來看看，他說看過太多遍了，都一樣。我說每次不都不一樣嗎，光不同，雲也不同。他笑了一聲，說你們文化人就是講究，我們跑車的，只看路，不看天。可我分明看見他的眼睛往窗外瞟了一下，那一瞬間，眼底有種空茫，像是望著什麼很遠很遠的東西。

他跟我講過一次車禍。那是五年前，冬天，路上結了暗冰，前面的車突然打滑橫過來，他躲不及，整輛車翻進了溝裡。他說醒過來的時候，人倒掛在座位上，血糊了一臉，什麼都看不清，只聽見那狗在叫，一聲一聲的，像在喊他。他說那是他這輩子聽過最好聽的聲音。後來被人救起來，在醫院躺了三個月，腰裡打了鋼釘，現在陰天還疼。我問他怕不怕再出事，他搖頭，說怕也得跑，不跑吃什麼。他頓了頓，又說，再說了，死在路上也比死在哪兒都強，乾淨。我不知道他說的乾淨是什麼意思，可我聽出那話裡有種東西，像是把自己活成了路的一部分，停不下來，也不想停。

他的手粗得像老樹皮，指節上全是裂口，冬天的時候會淌血。他用那雙手摸狗的時候，卻輕得像在摸一件瓷器。有天夜裡車停在道班，我睡不著，出去透氣，看見他蹲在車頭底下，藉著車燈的光，給狗梳毛。那狗乖乖趴著，尾巴一甩一甩的。風從荒原上吹過來，冷得刺骨，可他好像不覺得，只是一下一下地梳，嘴裡嘟囔著什麼，聽不清。我沒走過去，就站在遠處看著，覺得那一刻，他整個人像是被什麼東西托住了，不再往下墜。

後來我在拉薩下了車，他要繼續往山南走。臨別時我給他塞了兩條煙，他沒推辭，只是說，下回再來，還坐我的車。我說好。他把車窗搖上，發動機轟了一聲，車就開走了。我看著那輛老東風越來越小，最後變成一個黑點，消失在灰白的天際線上。狗的臉還貼在後窗上，紅繩在風裡晃了一下。

我站在那裡，想起他說過的一句話。他說，人這輩子，總得有樣東西陪著，不然心裡空。他說這話時，眼睛望著前面的路，路長得看不到頭，可他的聲音卻很穩，像是早就跟那條路說好了什麼。高原的風又起來了，吹得經幡嘩嘩響。我把領子豎起來，往回走。遠處的山還是那麼白，那麼靜，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

人間錄：舊城牆下的茶館

二十年前我到西北的小城短住，城不大，塵土多，天一黑，風比人先睡。借住在朋友單位的舊招待所裏，走廊盡頭對著一段坍塌的明代城牆。牆下有個茶館，破棚頂，半壁土牆，被風吹得嘩啦啦響。茶很淡，卻永遠有人來，像一鍋被翻來覆去的老故事，越煮越苦，也越香。我每日從城牆邊繞過時，總能聽見老闆娘的嗓音在裏面招呼，沙啞得像磨刀石。她叫蘭姐，四十出頭，永遠把圍裙往腰上一繫，動作麻利。見我初來，她遞茶時多看一眼，說，外地的吧？我點頭，她就笑，是怕你喝不慣我們的苦茶麼？說完，把壺口擋着風，給我多續了一次。她的眼裏有種說不出的亮光，像從舊玻璃後照出的燈，微弱卻固執。後來熟了，我才知道她的丈夫在煤礦塌方時沒出來，她不信命，也不信報紙上說的「天災」，只在心裏默默記着那天的風向，覺得風把山壓倒了，而人把命扔掉了。她不哭，只是把茶泡得更濃了些。茶館裏常來一個叫老白的客，瘦得像一截劈柴，卻嗓門特別大。他年輕時在文工團拉二胡，後來單位裁撤，樂手們都散了。他帶着二胡到處跑場子，城裏城外，到最後只剩這茶館肯聽他拉。他說自己拉的不是曲，是日子，斷斷續續，偶爾跑調，可總歸要拉下去。那天他邊拉邊說，音樂這東西，講究氣息。人也是，氣斷了，就沒聲了。我聽着，覺得他拉的不僅是氣息，也是自己一點點撐出來的命運。茶館角落裏，還有個小夥子，總揹個相機，沉默寡言。聽說叫阿成，是考上了南方的藝術學院，因爲家裏拿不出學費，退了學，留下拍婚紗照打短工。他喜歡拍舊城牆，用一種近乎偏執的角度，貼着牆根拍，像在尋找牆背後沒說完的故事。我問他城牆有什麼好拍，他說，人來來去去，但城牆不會動。他說這句時，眼裏有年輕人特有的倔強，不吵也不鬧，卻像能把冷鐵敲紅一樣。偶爾晚上，我會去茶館坐一會兒，棚頂漏風，燈光昏黃，大家講話不急不緩。城裏的風吹過來，一下子把人的過去吹到了跟前。有人說起一九八幾年的嚴打，有人說起廠子倒閉那年冬天，有人說起孩子出國不回家的消息，也有人只是在杯沿劃來劃去，像想抓住什麼卻抓不住。只有蘭姐，每次聽這些，都不多話。她把茶水加滿，輕輕說一句，苦點也是茶，喝下去就好了。那語氣像在勸別人的命，也像在勸自己的命。好景不長，那一年城裏要修旅遊步道，要把她的茶館挪走。挪到哪裏沒人知道，只說統一安排。蘭姐接到通知那天，照常泡茶，只是茶更苦了。老白說，要是茶館沒了，他這老二胡也斷了根；阿成說他得趕緊多拍幾張；我說，要不找人問一下。蘭姐搖頭，說不用，你問了也沒用。我說那不問就更沒用了。她笑，說你這話像是從書上學來的。他們都知道我不是本城人，說話帶着外頭的精緻，可他們也不嫌，只是換種角度聽。最後茶館還是拆了。城牆腳下換上了統一的木欄杆，路燈亮堂，可風更冷了些。我走前的那晚，又繞過去看了一眼，空地上落着碎磚瓦，風吹得四下亂響。蘭姐在遠處站着，手插在圍裙口袋裏，望着殘磚發呆。見到我，只說，沒事，茶沒了，還能再泡。我不知道她是安慰我，還是安慰自己。後來我離開西北，再沒回去。偶爾翻舊照片，看到城牆邊的斜陽，茶杯裏的蒸汽，還有老白拉二胡時鼓起來的喉結，都會想——命運這東西，像風，不知道從哪兒來，也不知道往哪兒去，可它吹過誰，誰就記得。而那些被風吹散的人與事，最後還是會在記憶裏聚成一個地方，哪怕只是一個破棚頂的茶館，一盞苦得有點甜的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