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秦嶺深處的一座村庄借住，夜裏總睡不踏實。山裏的夜太靜，靜得像把人裝進了一口甕，稍有動靜便被放大得驚心動魄。隔壁屋子裏，總傳來一種拉風箱般的聲音，嘶啞、短促，帶著金屬摩擦的哨音，一聲接著一聲，中間卡頓的一瞬，讓人心裏發緊，生怕那口氣接不上來。那是老趙在呼吸。我是去采風的，貪圖那裏老房子多，租金便宜，老趙把最好的堂屋讓給我，自己住在西邊透風的偏房裏。第一次見他，是在正午毒辣的日頭下，他裹著一床厚厚的舊棉被，蜷在竹椅上曬太陽。那是三伏天，知了叫得人心煩意亂，他卻不出汗，臉色是一種洗舊了的灰白，嘴脣紫得發黑，像是在煤堆裏浸染了半輩子沒洗淨。他的身邊立著一個半人高的綠色氧氣鋼瓶，那是他現在最親密的夥伴，也是他命裏最沉的枷鎖。老趙早年在私營小煤窯打鑽，那時候力氣大，想著給兒子蓋座房。他在地下幾百米的深處，吸進了足以以此置換一座三層小樓的粉塵。房子蓋起來了，貼著白瓷磚，在夕陽下反著光，刺眼得很，可他的肺也像那些燒結的磚一樣，硬了，石化了。如今兒子去了廣州打工，一年難得回來一次，偌大的一棟房，空蕩蕩的，說話都有回聲，只剩下他和那個綠色鋼瓶相依為命。他睡覺從來不躺著，因為一躺下，石頭一樣的肺葉就會壓迫心臟，讓他窒息。他只能跪著睡。這姿勢像是在向誰長跪不起，又像是一頭受傷的老獸，在深夜裏獨自舔舐傷口。我有時半夜起來解手，透過窗櫺的縫隙，看見屋裏昏黃的燈光下，他跪在床上，上半身趴在那疊著的厚被子上，頭埋在臂彎裏，肩膀隨著那一聲聲艱難的喘息劇烈起伏。那場景有一種肅穆的悲劇感，讓人不敢驚動。但他不覺得苦，或者說，他已經把苦嚼碎了，嚥下去，變成了日子的一部分。他不恨礦主，也不恨這世道，只說自己命不好，趕上了。每天傍晚七點，是他一天中最有精神的時候。他會準時打開那臺老式彩電，看《新聞聯播》。屏幕裏的世界光鮮亮麗，領導人握手，工廠投產，麥浪翻滾，全是好消息。他看得入神，眼裏映著電視機藍瑩瑩的光，那張乾枯的臉上會浮現出一種少見的安詳。我問他喜歡看什麼，他喘著氣，斷斷續續地說，那裏面亮堂，乾淨，看著心裏不堵得慌。那或許是他與這個生機勃勃的世界僅存的一點聯繫，雖然那光亮從未真正照進這間充滿藥味和黴味的偏房。有一天停電，氧氣機不轉了，他憋得滿臉青紫，指甲深深掐進肉裏。我慌忙要把他送去鎮醫院，他卻擺擺手，指了指那口備用的綠色鋼瓶，示意我幫他擰開閥門。氣流嘶嘶地衝出來，他貪婪地吸了幾口，臉色才慢慢緩和下來。事後他對我笑，那笑容在皺紋裏綻開，顯得淒涼又溫柔。他說，人這一輩子，爭一口氣，嚥一口氣，中間這點功夫，就是活著。他說這話時，窗外的核桃樹葉被風吹得嘩嘩響，像極了他肺裏的聲音。我後來離開時，給他留了一點錢，他死活不要，推搡間，那隻枯枝般的手抓得我很疼。最後他塞給我一袋自家曬的核桃，說城裏費腦子，補補。我走出村口很遠，回頭望去，那座貼著白瓷磚的三層小樓在荒草叢生的村子裏像個突兀的墓碑，而老趙就坐在門口的陰影裏，裹著他那床夏天的棉被，身邊立著那個綠色的鋼瓶，遠遠看去，像個沉默的守衛。山風穿過空谷，嗚嗚作響，我分不清那是風聲，還是這片土地深處發出的、沈重的呼吸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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