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7日星期四

你在廁所謀殺什麼書?




宋歐陽修有雲,最佳讀書時,乃為三上:枕上,馬上,廁上。馬上讀書,恐怕現已成為貴族運動,非高官富賈,不得有此機緣。當然,如果你是草原人家,或旅遊勝地牽馬拍照之流人物,也自然不在話下;枕上讀書,可另開一帖來談,今則專談廁上讀書。

小生懵懂之時,常不知惜光陰,時光如同嘩嘩的流水,任其一去不再複返。於是入廁蹲號之時,手上常拿著故事會、讀者之類的通俗讀物,在前鞠後躬中發笑,在腰酸腿麻中感動。後自稍長,自覺此類讀物檔次甚低,既無益於國家大事,也無補于傢俱小談,於是便有改朝正朔的打算,左思量右盤衡,覺得要在這匆匆十幾分鐘之內,實現其知識快速吸收,思想革命的最大效率化,看一點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伯林的《蘇聯的心靈》方才是上上的選擇。於是,常不辭辛苦的手拿巨著,慢步赴約。何以是慢步?因為所去為校園公廁,在旁人的讚歎的眼光中出入,很是有滿足之感。且同學之間往往還有廁間的交流,如幾人在廁,便有所問:某甲,你在看什麼書?回:地攤雜誌,於是便落下層;再問:某乙,你在看什麼?回:英語課本,不過是歸之於本業。再又問:某丙,你在看什麼書?回:《卡耐基成功全集》,便落之於俗套;複又問:某丁,你在看什麼書?朗聲回應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或克魯泡特金《法國大革命史》之類,那麼你即身在廁中,也如鶴立雞群,有氣宇軒昂之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不過此法雖好,還是有些缺憾,一是想得眾人傳播聲名遠揚,須得廁所久蹲才可致效,須知你獨獨一人拿書在廁,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即便看的是周易八卦核子物理也無人知曉;二乃多讀幾次之後,方知此類讀書在廁讀來實在困難,一是文理深奧,二是篇幅巨長,等下次如廁,早已不知上次讀之何處。如此,心戰再三,遂放棄。列寧說過,上帝允許青年人在若干時日內做昏事。

如此便複之于散漫,常隨手抓來,處之淡然,匆匆入得廁來,解衣松帶後方知手上拿知何物:據在下經歷,有股市大全,有人類學志,有考古盜墓,有天文觀測,有《潛規則》,有《正義論》,有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史》,也有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錄》,有章怡和《最後的貴族》,也有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有柏楊《醜陋的中國人》,也有鐘祖康《來生不做中國人》,有高爾泰的《尋找家園》,也有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有博爾赫斯、托爾斯泰,金庸古龍,布林加科夫,毛姆,莎士比亞,茨威格,伍爾夫,奧尼爾若干戲劇小說,也有洛特雷阿蒙,蘭波,戴望舒,穆旦,查理斯.蘭姆、E.B.懷特、周氏兄弟若干散文詩歌,反正五化八門,不可勝數。按學科專業,既左占文史哲,右據社經法;按中國圖書館分類法,涉及有哲學、宗教、政治、法律、軍事、經濟、文化、科學、教育、藝術種種,但惟獨沒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之屬,個中原因不用我過多解釋,想必大家也心領神會。

久而久之,發覺如此貓三瞎四,也屬不行。雖然出得校園後歷經種種人情冷暖,看透了社會裏的世態炎涼,早已把達濟天下,解苦救難的英雄情節偉人夢想留到了電影院的美國大片時刻,但畢竟還未達心如死灰萬事如雲的境地。於是又認認真真的回過頭來,舍去讀書致用的功利之說,打算讀一點真正有趣的書籍。提前在而立之年,在你我皆知的中國國情之下,在那五穀輪回之所,實現孔夫子的七十從心所欲而不逾距。我心知這是一個中國人關起門來小小的願望,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理應得到充分的滿足。

於是,我便常在廁間聆聽孔子的朗朗論語,也傾耳心聽莊子的天籟之音;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並不比托爾金的《魔戒》遜色,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讀來也十分有趣;倪匡的科幻小說男廁女廁都合宜,阿西莫夫的《基地》更是排名靠前的佳籍;Saki辛辣的諷刺可以讓你忘記入廁的時間,安妮.法蘭西斯溫暖機智的幽默可以讓你不聞其臭——好的書籍相當於絕佳的空氣淨化器;潘恩的《常識》知曉做人的道理,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也讓你領悟歷史的真諦;蕾切爾.卡森讓廁所裏充滿《寂靜的春天》,傑克倫敦讓廁所裏充滿《野性的呼喚》;海明威讓酒店的廁所《太陽照常升起》,凡爾納讓輪船上的廁所仿佛在《海底兩萬里》。總之,此法身體力行,實乃收益不少,雖然如廁一次耗時雖短,但日復一日積累光陰甚長,以在下為例,通本斬獲的便有:《論語》、《莊子》、《孟子》等。眼下正讀的晉幹寶《搜神記》已閱之大半,成功在即,下一本《世說新語》早已備之案頭,正眼巴巴等待著與我的如廁之旅。

有人講讀書分場合,分時間,此確為真知灼見,至理名言。依在下的經驗,在廁間讀書,體裁最好短小,篇幅不宜過長,文體也不必過宜繁瑣。古籍如筆記雜俎,故事短小精悍,不過廖廖百字左右,非常適宜廁間。今書如餘世存《非常道》之類,讀起來也非常方便,幾廁下來不敢說是民國史專家,但與友人聊天打趣足以甚有談資,不至熟人聚會時面目可憎,言語無趣,仿佛參加了人大會議。文章寫到這裏,我突然好奇歐陽修如廁時,他看的到底是什麼書,熟知歷史掌故的朋友若知道,不妨告之於我。至於當下某位領導人在如廁時愛看什麼書,我竟可以猜測一二:《卓亞和舒拉的故事》,至於他是誰,當然我不能告訴你,以免涉嫌洩露國家最高機密的罪名。其實,如廁讀書還有最大的一個好處,我並沒有說,聰明的你如果知道,我仿佛已看到你私下的竊笑。

香港白皮書宣告了基本法的破產


圖窮匕首現,面對占中威脅,特首選舉及政經利益,中共不要臉面、不顧常識、不講道理,不守信用,悍然發表了香港白皮書,徹底撕毀了一國兩制的偽裝,露出了窮兇極惡的本相。

這份意圖警告、威脅、恐嚇港人的黨八股,保持中共一貫無恥奸詐狠毒的流氓風格:成績都是自己的;問題都是別人的;少數人是別有用心的;外國勢力是不安好意的;只有聽我的話才是對的;不聽我話則是大逆不道的。這種顛倒是非的文字,胡攪蠻纏的邏輯,包藏禍心的內容,不僅是對追求香港自治的人們的警醒,提示他們面對的是如何一個殘暴酷虐的政權,同時也是給溫和派們的一記響亮耳光,諷刺著他們自作多情的夢想是多麼的可笑。

從五十年不變到年年在變,從井水不犯河水到決堤放水,從一國兩制到全面管治,從高度自治到高度奴治,從港人治港到黨員治港,從司法獨立到要維護國家利益,從有商有量到毫無商量,從普選到篩選,在在都證明中共都是在步步為營,寸寸緊逼,時不間斷地侵犯港人的文化傳統,擾亂港人社會秩序,剝奪港人政治權利,破壞港人生活環境,踐踏港人公共空間,而白皮書中那句“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則讓人想起電影《滿城盡帶黃金甲》中皇帝高高在上頤指氣使的金句“天地萬物,朕賜給你,才是你的;朕不給,你不能搶。”——這簡直就是擺明把香港民眾當奴才。

誠然,所謂基本法不過也是中共拴在港人身上的一根狗鏈,但只要彼此相安無事,中共不欺人太甚,以國人奴性之深重,倒也可以處如之常。然而有些人卻把狗鏈看成帶來和平的橄欖枝,向暴君祈求和平,向獨裁者索取自由,向獨夫講道理,這不是吃錯藥了嗎?如今,中共仗著財大氣粗恣意妄為,撕下偽裝不惜以真面示人,卻也再次向世人證明這些顯爾易見的事實:一個低文明的政權怎麼有能力管理好一個高文明的社會?一個獨裁政府怎會允許治下的民眾追求自由?一個弄虛做假成性的政黨又怎麼會同意港人實行真普選?


歷史早已證明,法治、契約、道理根本不是中共那杯茶。要他屈服,要他退讓,要他妥協,必須拿出讓他震懾的實力讓他知難而退,不然他勢必無所忌憚予取予求。現在中共發表的白皮書,已把港人逼到退無可退的境地,為自己計,為後代計,砸碎那倏狗鏈,走上街頭全民抗爭,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直至在香港實行真正的人民當家做主,就是回擊白皮書的最好方法。

為什麼不能以邪教治罪?


山東招遠麥當勞殺人事件震驚社會,輿論壓力下警方動作神速,翌日就通報犯罪嫌疑人為邪教成員,並聲稱要展開打擊邪教的專項活動。

且先不論當事人邪教成員身份是否為真,按現在的中國刑法,已有足夠的罪名對案件進行審判與裁決,何以要節外生枝,大肆渲染當事人的邪教成員背景?況且從法治理念而言,邪教是一個意識形態極強的社會辭彙,一種帶有強烈身份認定的政治語言,用於法律極不妥當,甚至不成立,那麼官方何以還強行以邪教定性呢?合理推論有二:一是以“邪教”來掩蓋罪行;二是借罪行來打擊“邪教”。

不同於以往的一些大案要案,官方媒體在事發後隱去了當事人的身份、背景,只給出一些極為簡單的資訊,對關鍵細節避重就輕,轉移公眾視線,把話題引導向邪教,而不是犯罪本身,如此操作,不禁讓人懷疑,官方是不是在有意掩蓋真相?據線民爆料,犯罪嫌疑人在當地財大氣粗,官商勾結,人脈深厚,如果披露屬實,那麼官方意圖不難揣測。

再有,把個人犯罪與其宗教信仰聯繫起來,邏輯也非常荒誕。因為個人犯罪不代表組織犯罪,更不代表一定就是基於宗教原因的犯罪。例如有天主教的神父孌童,那麼罪在神父本身,卻不可說天主教是邪教,而且神父孌童也不是因為宗教的原因。除非有翔實的證據證明這個組織的所有人或大部分人都有著犯罪的行為或意圖,那麼才能定性為犯罪組織,列如黑手黨。不然,在沒有切實的證據下就把個人犯罪與宗教掛鈎,並汙名為邪教,這對於信仰同一宗教卻沒有犯罪行為的人來說,極不公平,也是對他們的侮辱與侵權。

政府沒有資格認定誰是邪教,這是一個基本常識。如果政府有權認定裁決誰是邪教,並以邪教的罪名肆意迫害,那麼換言之在這個國家思想有罪(至少是某些思想有罪),那麼這必然是一個一九八四的社會,人人被奴役而不自由。湯瑪斯.傑弗遜就曾言:“宗教乃個人與神之間的私事,政府及他人皆不得過問。”在美國著名的恩格爾訴維塔萊案裏,大法官布萊克(Hugo Black)在裁決書中更有深刻的闡述:“政府介入信仰與宗教迫害總是形影相隨。一旦政府的權勢和財力被用來支持某一宗教,其他宗教將因此感受到官方認可的主流信仰的壓力。政府和宗教的結盟既摧毀了政府,也削弱了宗教。”

明智的方法正如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法,確定政教分離的原則,不允許政府獨尊某個宗教,也不允許政府禁止信教自由,如果某個宗教的某種實踐違背法律,法律只追究當事人的違法行為,而不會因此禁止信奉這個宗教。這既保證了政府不會濫權,也保證了民眾的信教權利,也避免了宗教間的暴力相向。政府如果有權界定誰是邪教,那麼政府就是最大的邪教。因為政府可以出於利益、權力、自身安全的考慮,把任何在他看來具有威脅的團體定性為邪教,進行構陷栽贓汙名化,挑起民眾仇恨,然後進行殘酷鎮壓。這樣一來,任何具有信仰的人,都將生活在恐懼之中,毫無安全可言。


神聖如天主教,在中世紀都有宗教法庭迫害異端的惡行,更何況世欲的權力——而且還是不受制約不受監督的權力——其殘暴血腥豈不是更難以想像?就在案發同期,媒體又披露一則惡性案件:“三名員警在雲南省羅平縣環城鄉白龍潭村吃飯,一人喝醉,和村民發生爭執。陳學禮去勸架,被醉酒員警用槍抵著腦門:信不信我一槍把你打掉!陳說:‘我不信你敢開槍打我!’員警旋即把他按倒,對著胸部啪啪兩槍。現陳已搶救無效身亡。”看到此則新聞時筆者不禁在想:邪教殺人,則開展“專項打擊邪教”。那麼黨員殺人,該怎麼辦?共幹殺人或教唆人殺人,又該怎麼辦?

中共變了嗎?


李怡先生的《左派文壇一代宗師的逝去》一文中,我注意到作者如此論說:“後來他刑滿回港,跟筆者借一些六四時期的新聞錄影帶來看。看後他很有感觸,他當時應該是非黨員了,他的感受不是自己的澈悟,而是中共對自己早年標舉的民主自由的背叛。羅孚沒有變,正如筆者也沒有變一樣,是中共變了。”

李怡先生說中共變了,對此在下實在不敢苟同。中共即使真的變了,也只能是從壞變到更壞,絕非從好到壞。也就是說,中共自從成立起,就是一個嗜血、暴力、恐怖的邪惡政權,從來沒有改弦更張。李怡先生對中共早期所抱有的良好印象,不過是欺騙下的幻象,至今還未徹底覺醒,不過證明瞭中共洗腦能力之強大。又或,是對自己上當受騙之開脫。

李怡先生搬出“1941年至1946年期間在國民政府統治下,中國共產黨在報紙、雜誌、書刊上所發表的要求自由民主憲政的談話、文章和評論……論點包括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呼籲普選、提倡私人財產不可侵犯、反對一黨獨裁等。”作為中共早年政治合法性與正當性的依據。只是,常識可鑒,騙子的花言巧語再好聽,又怎能當真?於今觀之這些文章明顯是統戰之文宣,其戰略意圖相當明顯:一是宣揚民主自由理念,可獲得美國好感——說白了就是迷惑敵人,爭取同情,從而在美、英、蘇、日的角逐中為自己撈到最大利益;二是以組建聯合政府為誘餌拉攏其他政治黨派如民盟、民建、民進、民革、致公黨、農工黨、九三學社等,在政治上形成合縱連橫之勢以向國民黨施壓;三是借由民主自由炮製出來的假像誘騙平民尤其是年青人,既可得到民意支持,又可收獲革命的資源及安插敵營的間諜,為即將到來的夺权做全面備戰。

中共早年是否真的標舉民主自由,最簡單的方式即是考察其領導人是否有民主自由思想,如果沒有,又是依靠什麼理念奪權、執政。眾所周知毛劉周朱及陳毅、彭德懷、賀龍、林彪、鄧小平、陳雲等一眾嘍羅,不是受教於蘇聯的共幹,就是本土興起的寇賊,講的不是武裝鬥爭,就是造反有理,对人权宪政一无所知,有個屁的民主自由思想。而且中共自其創黨開始,就以俄為爹,加入第三國際,聽命蘇共指揮,其主張一直是“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實行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旗幟鮮明得連瞎子都看得見,聾子都聽得見,又怎麼能說中共早年標舉的是民主自由?真若是追求民主自由的政黨,又怎麼會幹出江西AB團大屠殺、延安整風、血腥土改等暴戾恣睢的事件呢?衡量物事,不但要觀其言,還要察其行,把一時權宜的統戰宣傳當作政黨的主張、宗旨,這不是李怡先生該犯的錯。

其實只要注意一下這些鼓吹民主、自由、人權文章出臺的時間——1941年至1946年,以及當時日本侵華戰爭之下國共相爭的背景,就不難判斷這些文章的真實意圖,但不知李怡先生何以輕率得出“中共變了”的結論?难道一个組織可以墮落得如此容易嗎?如果真的墮落得如此容易,這個組織本身不就是有問題嗎?“兵者,詭道也”,為一統江山,權傾天下中共可明裡聯合蘇聯,暗地勾結日本,捭闔縱橫詭計多端,殺起人來不惜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更何況這些方塊文章?依在下之淺見,中共絕沒有“走向自己原先追求的目標的反面”,而是爾等一直不識中共的真面;中共也沒有背叛“自己早年標舉的民主自由”,因為它追求的始終就是一黨專政,權力獨裁及利益壟斷;中共没有变,只是太多人受骗,不然,何以连自己早年鼓吹民主自由的言论,也要鐵腕查禁呢?这不正是怕人識破欺世盜名的本相吗?

年年新血掩舊血


呂秉權先生的《濫捕已夠,請即收手》一文,雖其意可感,但卻是書生之見。因為既然是“濫捕”,又何嘗有什麼“已夠”,以中共暴虐無道的秉性,自然要抓人抓到爽為止。更何況“濫捕”還僅是呂秉權先生個人的意見,說不定在中共看來,就這麼一小撮人,還是抓得相當的客氣,相當的節制呢,何來濫博之虞呢?

只要中共覺得有人威脅了他的統治權力,是從來不惜大動干戈抓人的,只要中共決意大動干戈抓人,就不會在意什麼輿論批評的。道理實在是很淺顯——而且還經過歷史的檢驗,中共罵是罵不倒的,勸也是勸不聽的,如果真的呼籲有用,那麼胡風的三十萬言書,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儲安平的黨天下,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林昭的血書,民主牆的大字報,八九學子的吶喊,劉曉波的憲章,怎麼統統無效——反而還引來殺生之禍,牢獄之災呢?這麼多年過去了,中共殺過的人已不少,抓過的人也不少,而這些箴興補闕、戒出弼匡的公開信、呼籲書、進諫文、勸奏表,加起來也可能是卷帙浩繁浩如煙海了吧?但如今觀之,中共看進去了嗎?聽進去了嗎?洗心革面脫胎換骨,從善如流改弦更張了嗎?還不是在照樣的狂殺濫捕,而且愈見其變本加厲。

當然,並不是說文章無用,從此以後不用再著文章,投筆從戎鬧革命即是,我的意思並沒有這麼極端。我是說,從這麼多年的經驗與教訓下來,除了呼籲放人的文章以外,是不是該做點別的事情?除了下跪乞憐與哀求懇請以外,是不是改有些別的行動?之所以這樣講,是有感於這類的文章之多,而實際的作為之少。須知無關痛癢的文字,中共是不會放在眼裡的;花拳繡腿的架式,中共看著是當笑話的。要想把中共逼上談判桌,還要達成目標與願望,文章之外,更需要別的手段以配合。就拿中共自身來說吧,倘若光靠著一班筆桿子的搖旗吶喊,恐怕早已在陝北的土窯洞被殲滅殆盡了。而它之所以能發展壯大並到最後權掌天下,正是在筆桿子外,還依賴著槍桿子、錢袋子、刀把子,再加上在蘇物認的一位老頭子,多管齊下,齊頭並舉,才能做到今天這樣暴虐百姓殘民害物。所以今日對壘中共,從手段上不妨向其學習,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增加勝算之可能。不然,和氣生財也好,自我稱義也好,雖然禮貌到家,誠意十足,恐怕卻於事無補。我們著文之目的,是希望冤獄不再出現,再也不用寫這樣的文章,但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光是靠作文,是達不成這樣的目標。如果只在枝節上打轉,卻不解決根本的問題,那麼年年新血掩舊血,這樣的悲情文章是寫不完的。

一泡尿裏的中港文明鴻溝


幼童當街便溺事件居然引發如此大之爭議,這是出乎意料的事。但冰凍三日非一日之寒,矛盾如此之激化,對立如之此堅決,交鋒如此之淩厲,反映中共治港政策出了大問題,中共不得人心已到了何等地步。

便溺事件表面上是文化衝突。但即使這個表面問題,很多人也談得隔靴搔癢,廢話連篇,讓人看得如鯁在喉,正如鍾祖康先生所言:“讀過一些什麼“中國遊客不守規矩的原因’之類的中外文章,全部未中要害。為甚麼中國遊客舉止不文明?主因就是他們來自一個不太文明的國家,被一個極不文明的政權,被一幫極不文明的領導人,長期當牲畜一樣的統治,這樣的國民,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也是很難文明起來的。”

在中共暴政統治下的民眾,絕大部分缺乏禮節、教養,少有現代文明社會的生活質素,而且經過中共長期的洗腦與摧殘後,又特別地自私、功利、虛偽、狡詐、貪婪、狹隘、憤恨、粗鄙、野蠻、殘忍,諸如當街拉屎放尿、隨地吐痰、高聲喧嘩、污言穢語、任意插隊之類正常人覺得不可思義的行為,他卻覺得理所當然。但由於家醜不可外揚之陋性,又特別痛恨敢於指出其醜態的人士,倘若你敢當面糾錯,必讓他惱羞成怒,可揮拳揍人。而香港躲過中共之荼毒,保存固有中華文明之精華,又加上英國殖民所培育的民主、法治、人權等現代文明觀念,使之素養早已遠超中國大陸不知多少,所以兩者發生碰撞時,必將發生衝突。而有些大陸人做錯在先卻不思悔改,反而還氣焰囂張胡攪蠻纏,以恩主心態潑口大罵,能不招惹起港人厭惡嗎?這不但是香港人看不下去的事,即使是稍有修養的大陸人,也是看不下去的。


但文明衝突還僅是表像,深掩其下的卻是港人對中共的反感與排斥。正如臺灣太陽花學運,不是反對自由貿易,而是反對中共侵台的野心。本來不同的社會制度與文化便孕育出不同的生活方式,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香港文明而自由,共產主義下的大陸邪惡又醜陋,兩者相較可以說是判若雲泥——连原统战部长刘延东的女儿也要风尘仆仆到香港生孩子,早已正常為人的香港人如何能回歸委身為奴的生活呢?如果說井水不犯河水,那麼一國兩制的現狀還可以保持,彼此相安無事。但中共卻不守協議,違反諾言,絞盡腦汁地侵犯港人生活空間,殫精竭力地踐踏港人生活方式,處心積慮地破壞香港社會環境,目的就是要把香港收拾得服服帖帖,對外既可以做為中共的政治樣板欺世盜名,對內可以做為權貴的洗錢中心貪贓納賄,所以回歸不過十七年,香港就從英國人的掌上明珠,淪落為中共的胯下睪丸,可謂慘矣。香港人要捍衛自己的生活,守護自己的價值觀念,必須挺身反抗中共的入侵,主導自己的城市,成為自己的主人。不然,以共產黨的殘虐本性,今天可以在街道上隨意拉屎放尿,明天就可以登堂入肆無忌憚地劫財殺人了。

暴政不滅無以為家


吾爾開希回國自首被拒,被港方遣返回台,此事盡見中國法治之荒誕離奇。

吾爾開希是八九六四學運領袖,因參與被中央定性為風波的天安門事件,涉罪“陰謀顛覆政府”與“反革命煽動”而被官方通輯至今。按常識來講,既然案犯現身投案,官方理應即刻拘押,再通過法定程式提告送審,繩之以法,以彰政府之權威,以顯法律之尊嚴。然而中方卻反其道而行之,案犯自投羅網,官方卻拒之門外,維恐牽連,不但案不受理,還由港府官員禮送回台,是真的一國兩制區別對待,還是燙手山芋接不如棄?抑或視為胡鬧懶得答理?

回家闖關不只一次

其實今次投案,非是首次。吾爾開希自二十一歲流亡國外,迄今為止已有二十多年。當中曾幾次向不同國家的中國領事館投案,已期能獲得回國探望父母(或被父母探望)的機會。畢竟家中父母,血緣至親,盡孝本是本份,何況探望這等人之常情,實在天經地義。況且又離別日久,睽違多年,非但吾爾開希從當日的熱血青年,變成現在的中年之士,家中雙親,更已是年近古稀,歲至日暮,回家一晤雙親,承歡膝下,在情在理,無可厚非。雖然身負通輯之名,但甘願自首認罪,以身犯險以盡孝道,雖是無何奈何之舉,但真情實意感人。奈何三番四次地投案,只換來三番四次地拒絕,有家,卻難回,有親,卻難見,天涯淪落人的辛酸,有誰知?

門禁森嚴有家回難

有家難回,已讓人扼腕長歎,雙親欲養而不能,欲見而不得,更是人間慘事。吾爾開希闖關不得,恰如林昭所言,“我向冰冷的牆壁喊一聲,還會得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萬遍,恰似呼喚一個死人!”眾多流亡海外人士,祈望孝感動天,甘願以投案之險,達晤親之願。然而精誠所至,權力大門紋絲不動,毫隙不開。任你三番四次地敲門問路,卻不能收到絲毫回音,結局不是不理不睬,就是拒之門外。哪怕此舉自摑耳光,映出中國所謂法治,不過是皇帝新衣荒誕兒戲,中央也悍然不顧在所不惜,總之讓你滾蛋就滾蛋,讓你走人就走人,哪怕你家破人亡,哪怕你妻離子散,也動不了他惜孤憐寡的側隱之心,其殘忍無情與喪心病狂可見一斑。

罪有應得與不得

吾爾開希因參與八九六四,得罪權貴,以至迄今回家不得,面見雙親不能。但吾爾開希雙親又有何罪,為何連番出國探親被拒?若說吾爾可希帶案在身罪該萬死,但無辜家屬何以行動受限不得自由?難道就因為是當事人家屬,就可以隨意株連?但若說吾爾開稀有罪,卻又投案不收,家人無罪,卻又形同囚犯,中共辦事思路之離奇,讓正常人覺得不可理喻。


但,這正是中共治下活生生的現實,更是屢見不鮮的常態。因為在中國,只有當權者的需求與意原,才是不折不扣的金科玉律,所謂法律的高文大典,不過廢紙一張。此種以領導意志,上級要求為是的獨裁政治,弄出駭人聽聞的的冤假錯案,不出意外,搞出驚天動天的絕世冤情,實屬尋常。所以吾爾開希此次闖關不能,自首不得,不過再次映證中共治下,罪有應得與不得,有該得的不得,不該得的偏得及罪有假罪與真罪,假罪有應得與不得,真假也有應得與不得,一切只看領導的需求而定奪。法律如果說有用,不過是為極權塗脂抹粉,使行惡犯罪看上去名正言順而已。吾爾開希此次“有罪”不得,有家難歸,遭遇讓人歎息,但在倒行逆施的中共治下,國民又何嘗有一個安定的家?

習近平的書單與黑監獄


習近平在出訪法國期間,向媒體披露了自己的書單,我注意到除了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湯達、巴爾扎克、雨果、大仲馬、喬治·桑、福樓拜、小仲馬、莫泊桑、羅曼.羅蘭等一系列文學作家外,還有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聖西門、傅立葉、薩特等法學家與哲學家。既然習近平修文治法,篤志好學,那麼我覺得很有必要介紹一下在其治下所發生的建三江事件,雖然習近平很可能早就知情,或者裝作不知情。

事情並不複雜:一些法輪功修煉者長期被黑龍江省建三江黑監獄非法拘禁及酷刑虐待,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張俊傑四名律師受家屬委託前往當地交涉,要求釋放被非法拘押的人員並向當地司法機構控告非法拘禁的犯罪行為,這本是律師的職責與權利,卻由於此前四律師曾多次為非法關押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並揭露黑監獄裏的內幕與惡行,早被當局深惡痛絕恨之入骨,遂被建三江以“利用邪教活動危害社會”罪名處以行政拘留,在關押期間被暴力執法,野蠻刑訊。據已被釋放的張俊傑律師講述,他在被抓當天親眼目睹唐吉田律師被打傷,而他自己也被打斷三根脅骨。除此之外,王成律師遠在湖北襄陽的父親被通知趕往當地,情況可能更加惡劣。

四律師的遭遇激起了社會義憤,隨即多名律師與公民自發前往建三江,進行道義聲援與法律救助,但當局不但不正視及解決問題,反而有持無恐變本加厲,比如增關設卡攔截、拒絕律師會面、直接動手驅離,暴力圍毆等,使群情更加嘩然,沖突更為激化。但是談到這裡我必須先說明一下什麼是黑監獄,以解不懂中國國情的讀者之惑。它又稱洗腦班、學習班,官方名稱是“法制教育中心”。雖然名為法制教育中心,卻與法制教育無關,純粹掛羊皮賣狗肉。因為它可以沒有經過任何司法程式而關押無罪公民,並且無時間限制,如律師騰彪所言:據這裏關押的全是綁架來的沒有犯罪行為的公民(法輪功信仰者、訪民等)。每期洗腦班15天至兩個月不等,也有很多年的,抓人關人打人無手續、無審判、無期限、無監管、無責任,完全無法可依。

中共的勞教系統因其殘暴早已臭名昭著,讓正常人聞之不寒而慄,但法制教育中心之黑暗與恐怖遠超勞教、看守所、監獄,可以說是酷刑之頂端,人間之煉獄。在此被逼瘋、致殘,打死的人員無計其數。騰彪披露在案的就有:在陝西城固縣“法制培訓班”, 傷殘軍人胥靈軍被活活餓死,屍檢發現胥靈軍的胃裏沒有任何食物,只有2塊硬幣大的小冰渣;24歲王玉潔在 “湖北省法制教育所”被打了一針破壞中樞神經的毒針後,不能正常走路,伴隨劇烈疼痛,但還是繼續被關在裏面2個月,回家4個月後即去世;石家莊的袁平均,201082日被強制送到法教中心“洗腦班”,811日,45歲的袁平均在“洗腦班”死亡。

慘況讓人毛骨悚然,然而這僅僅是冰山一角,由於“法制教育中心”為黑箱作業封閉管理,到底有多少傷天害理的事情發生在裡面難以統計。但我相信如果有機會統計出來,將會讓一切人類史上的罪行與暴行黯然失色,相形見絀。而這些罪行與暴行,仍在習近平治下繼續發生。所以我看到習近平在法國對與會嘉賓侃侃而談中法文化與文明時,不禁想請問這位中國的領導人,你說讀法國作家的書讓你“增加了對人類生活中悲歡離合的感觸”、你說看法國學者的書讓你“加深了對思想進步對人類社會進步作用的認識”,那麼在你治下僅因信仰不同就被折磨得家破人亡的受害者,你有什麼悲歡離合的感觸?無法無天的黑監獄在中國遍地開花,對人類社會的進步又有何作用?如果你真有自己所誇耀的這樣文明,那麼这种反人类的暴行早該終止。如果這一切慘劇行之如常,那麼你絕沒有自己標榜的那樣文明。人們常言虛偽與殘忍是一對極好的朋友,通過你的書單與你治下的黑監獄,我發覺此言不虛。



莫把雞毛當令箭


政改諮詢眾意尚在進行,林鄭月峨就迫不急待地就跳出來說“一錘定音”, 如此理直氣壯的自相矛盾,自命不凡地以醜態驕人,也是很無厘頭的事。請問既然政改已“一錘定音”, 那又何必裝模做樣地假惺惺諮詢?乾脆關門收攤,大家閉嘴收聲,恭聽聖上發話奴才宣旨,叩頭謝恩高呼萬歲,才是無往而不合於聖道並皆大歡喜。

更何況被林鄭月峨女士譽為“一錘定音”的饒戈平,身份不過僅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之一,既不是欽差大臣,也沒手拿尚方寶劍,有何資格“一錘定音”?倘若一介書生都能對得香港事務“一錘定音”,那麼內地各大企業的總裁董事,大學裏的校長主任,各級省市班子裏的黨委書記,是不是都可七嘴八舌“一錘定音”?這讓主管港澳事務的張德江面子往那兒擱?林鄭月峨或許是護主心切,或是急於邀功,或是根本不屑於香港民意,以至連做戲扮相都懶得裝,才敢如此猖獗張狂,但引經據典,好歹也要挑個重量級人物方可杜塞眾口,何以能拿雞毛當令箭貽笑大方?我不相信曾受英國人培訓林鄭月峨政務官,連這點常識都不知,或許這是橘越淮而為枳的又一個經典案例。


既然事關香港前途,又稱要諮詢協商,那麼就談不上“一錘定音” 或“兩錘定音”,港人有權利表達訴求展開討論形成共識,而不是一言堂壟斷言論,假普選獨斷專行。林鄭月峨家人移居英國,並已獲英國國籍,理應對民主體制之優越有充足認識。如果實在熱衷搞假選舉而不能自己,那麼歡迎移居內地享受共產黨治下之民主,何必為一己之私禍港亂港呢?

馬英九,請傾聽人民的呼聲


極具爭議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被國民黨黑箱作業強渡關山,推翻與民進党達成的逐倏審查契約,引發群情譁然,更激起台灣大學生佔領立法院的反抗活動。輿論壓力之下,馬英九23日舉辦記者會,辯解服貿協議完全是為臺灣經濟的未來,區域經濟整合是全球不可擋的浪潮,如果不面對、加入,只能等著被淘汰,臺灣不能再等了……協議不通過,將影響臺灣的國際信用、兩岸關係與經貿自由化的努力等。

馬英九謊話連篇卻神色自若,值得一切詐騙犯學習。因為按照去年臺灣經濟部委託中經院所做的貿易協定評估報告,此協定即使完全通過,臺灣GDP不過增長0.025~0.034%之間(約1億美元),僅是超商seven eleven全台一星期之營業額。就業人數也不過才增加12000人,而且還是在10年之後。但受到衝擊的本土產業卻牽連甚廣,影響就業人口高達407萬。既然受惠如此小,影響如此之大,利弊一目了然,謹慎處理小心從事本是理所當然之舉,然而馬英九卻不惜大動干戈,去年發起九月政爭要把立法院長王金平拉下馬,今年又想以雷霆手段霸王硬上弓,如此急不可待不擇手段,不禁讓人產生合理懷疑:到底馬英九是不明白中共之居心,還是收受了中共的好處?

馬英九強調服貿協議完全是為臺灣經濟的未來,或許此言也沒錯,但身為臺灣之總統,能夠只考慮臺灣經濟的未來而不在整體上規劃臺灣之發展嗎?中共在旁虎視眈眈,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馬英九卻鼠目寸光一派天真,很難不讓人想起2010年馬英九與蔡英文曾就ECFA所作電視辯論中,蔡英文的回復:“總統,如果你是競爭學或經濟、商業大師,你剛剛講的話我可以接受。但你是這個國家的總統,你必須考慮到開放以後對這個國家所產生的衝擊和政治成本。你剛才說的克魯曼、波特,他們不是政治人物,他們沒有政治責任,你有政治責任,你有沒有想過,ECFA會帶給我們這個社會多大的社會成本、政治成本?身為一個領導人,你難道只是聽商學大師的講法嗎?如果這樣的話,我們為什麼要選一個總統呢?”

中國與臺灣做生意,眾所周知除明顯的經濟企圖處,還有確鑿的政治野心。正如臺灣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徐斯儉針對服貿的質問:“在臺灣主要的貿易夥伴中,還有哪一個其他國家有中國這種可怕的党國資本主義怪獸的?還有哪一個國家對臺灣有這種主權領土野心的?又有哪一個國家公然宣稱要對臺灣‘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台灣與中國關系之特殊,是有目共睹之事實,考慮到防務安全而區別對待順理成章,何有“協議通不過,就會影響臺灣的國際信用”之虞?無怪徐斯檢繼續駁斥:“世界上哪一國政府不知道中國與臺灣的關係?臺灣對中國採取防禦措施,各國就會認為我們對他們也會採取一樣的防禦措施嗎?哪一國你倒是說說?有沒有證據哪一國政府是這樣質疑的……其他國家的政府有你們想的這麼白癡嗎?WTO的規定裏不是也有為了國家安全可採取的例外條款嗎,有誰說世界經貿協議非得完全一視同仁,非得犧牲國家安全來成全全世界對我們的信任呢?”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在和臺灣做生意的同時,有一千多枚飛彈時刻對準臺灣。身為台灣總統的馬英九對此理應心知肚明。更何況兩岸服貿之威力,絕不小於飛彈,比如協議中規定開放跑道、機場、鐵路,地鐵、天然氣,橋樑、隧道等臺灣戰略建設,將導致防衛門戶大開;再有金融業來台可取得台灣商人信用資料,出版開放導致輿論控制,投資移民將影響政局等,都直接或間接對台灣防務構成危脅,可讓中共逐步蠶食台灣的民主與自由,達到不費一槍一彈並吞台灣之目的,這方面的問題在台灣大學經濟學系鄭秀玲教授的《岸服貿協議對我國的衝擊分析》一文中已多有論述,尤應引起政府注意甚或是警惕,怎麼還能掉以輕心甚至別有用心呢?國民黨實在不該犯此低級錯誤,除非是有意出賣台灣。因為以歷史而論,國民黨與中共的歷次合作,都被玩弄於股掌之上,吃盡苦頭,丟掉大陸政權,慘痛教訓尤為深刻,理應對中共的鬼蜮伎倆洞若觀火,更何況還有香港這個慘不忍睹的前車之鑒就在眼前。

與魔鬼打交道,雖能獲利於一時,但卻輸在永遠。中共拋出的服貿協議,說白了就是一枚糖衣炮彈,如果台灣人不能拒絕利誘,必將步香港後塵,臣服於中共腳下。當然,必須聲明,在全球自由貿易的時代背景之下,反對服貿協議,並非反對競爭,而是反對不公平的競爭,反對以經濟手段作政治武器以商统战,若再用徐斯儉的表述則是“我們不可能完全不讓中國企業來台,但是我們可不可以不要這樣毫無章法、漫無限制地任由他們可以無孔不入地滲入我們社會各個層面,毫不設防地讓他們未來可以獲取我們的隱私、控制我們的言論、甚至過濾我們的資訊呢?”而且這次的服貿協議明顯違反諾貝爾獎得主Joseph Stiglitz對自由貿易協議的三大標准:首先,任何貿易協議必須是對等的。第二,貿易協議不應把商業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最後,談判過程必須透明化。所以此次學生運動,訴求恰當,動機合理,理應支持。而就在筆者寫稿當日,又發生了學生攻佔行政院而被驅離的流血事件,讓人痛心。筆者認為,在當前僵局下,最佳策略是馬英九應利用民意,順應民情,滿足學生要求退回服貿協議,重新與中國展開談判,為台灣爭取更多利益,這才真正是為台灣經濟著想,為臺灣未來著想。不然,若馬英九一意孤行,為蠅頭小利而出賣臺灣,必將把臺灣拖至絕境,陷臺灣人於真正的危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