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若夢琉璃碎——張岱《陶庵夢憶》的懺情錄

夜闌人靜，青燈黃卷，翻開明末遺民張岱的《陶庵夢憶》，恍如推開一扇鏽跡斑駁的銅門，門後是江南煙雨、秦淮燈火、梨園笙歌，卻又驟然被一縷寒風捲散，徒留枯枝敗葉、斷井頹垣。張岱這人，若生在太平盛世，當是風流才子，笑傲王侯；偏生逢山河傾覆，家國飄搖，只得將一身錦繡繁華，碾作半世蒼涼墨痕，字字滴血，句句含淚，寫成這部「癡人說夢」的懺情錄。 

昔年貴胄，錦衣玉食。張岱生於簪纓世家，年少時活脫脫一副晚明版的賈寶玉——品茶須用惠山泉，看戲必選朱楚生，園林要築「不二齋」，古董只藏「木猶龍」。他筆下的江南，是西湖七月半的喧囂與孤寂，是金山寺夜演的荒唐與詩意，是揚州瘦馬的風情與滄桑。那些茶樓酒肆、花石書畫，在他筆下皆如工筆畫卷，一勾一染，盡是晚明文人骨子裡的精緻與頹唐。可誰能料到，這般風月無邊的盛世，轉眼竟成「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 

甲申一變，天崩地坼。昔日的風流公子，忽而成了「披髮入山，駴駴為野人」的亡國遺民。餓了，以藿菜充飢；冷了，以破衲蔽體；寂寞了，只能對著殘燭追憶「仇甘旨、仇溫柔、仇香艷」的往日罪愆。他說這是「佛前懺悔」，可字裡行間，何嘗不是對舊日繁華的貪戀？正如普魯斯特在瑪德蓮蛋糕中追尋逝水年華，張岱在破瓦寒窯中寫下的每一筆煙火戲文，都是對「夢」的執迷不悟。 

《陶庵夢憶》之妙，在於「夢」與「醒」的糾纏。他自比「西陵腳夫」，寧可碎甕是一場夢；又像那中舉寒士，咬臂自問「莫是夢否？」。這般癡態，恰似曹雪芹寫《紅樓夢》，明知「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偏要將金陵十二釵的悲歡，細細描成金釵玉珮的紋路。張岱寫戲臺燈火、寫古董珍玩、寫節慶風俗，筆觸越是鮮活，越襯得現實荒寒——原來追憶本身，便是對遺忘最溫柔的反抗。 

今人讀此書，或驚豔於明代江南的物質風華，或感嘆遺民文人的黍離之悲。但張岱的筆，從來不只是史家的刀。他寫「金山夜戲」，演的是李太白醉撈江月；寫「湖心亭看雪」，畫的是天地孤舟一芥。這些片段，與其說是史料，不如說是寓言——當一個文明瀕臨湮滅，其子民唯有將魂魄凝成文字，方能抵禦時間的兵燹。 

掩卷長嘆，忽覺張岱與其說是懺悔者，不如說是守夜人。明亡了，他卻在廢墟中點起一盞文字的青燈，將前朝的月光、茶香、戲腔，一一封存於《陶庵夢憶》的琉璃瓶中。三百年後，琉璃依舊易碎，但瓶中光影，竟比紫禁城的金瓦更長久。 

嗟乎！繁華如夢，夢如琉璃。碎時驚心，映時照魂。張岱的筆，終究是贏了——他讓一場晚明的夢，在漢字的血脈裡，永不會醒。

櫻桃記

櫻桃這般物事，天生是造物主筆尖一滴硃砂落錯了位置。本該點在工筆仕女圖的絳唇，偏生墜入紅塵化作一樹玲瓏，倒成就了人間四月天最旖旎的懸念。羅馬人宴飲時用銀匙舀著浸過蜜酒的櫻桃餵食畫眉，只為聽那囚鳥啼血的歌喉更婉轉三分——你看連暴君都曉得，世間至美總與殘忍相生。

中世紀修道院的石窗欞外，修士們將暗紅漿果搗碎入藥，說是能治婦人癔症。想來那些被鎖在塔樓裡的貴族小姐，大抵是望著庭院櫻桃樹影婆娑，生生把相思病熬成了千年頑疾。東方人倒是通透，白居易寫楊貴妃「櫻桃樊素口」，硬是把顆果子鑲成了美人面上的活纓絡，自此朱門繡戶的簷角，總要懸幾串琉璃燈盞裡的血珠。

現代超市冷藏櫃裡的智利櫻桃，裹著霜氣列隊如儀仗兵。貴婦人纖指拈起一顆端詳，倒像在珠寶店揀選紅寶石。社交媒體上炫耀「櫻桃自由」的後生們怕是忘了，百年前滬上文人在張愛玲的公寓裡，用水晶碗盛著冰鎮櫻桃待客，那碗底沉著的碎冰，可是法租界最後一任領事留下的香檳冰桶殘渣。

張大千晚年畫櫻桃，筆鋒裡總帶著三峽雲霧的濕氣。有人問為何不畫整串只畫單粒，老人捋鬚笑道：「滿盤子瑪瑙滾來滾去，看著心慌。」想來這酸甜參半的紅玉髓，最宜在青瓷碟裡疏落擺上三五顆，留些白處給月光棲息。今人吃櫻桃愛論斤秤兩，倒不如學學宋徽宗，在艮嶽別苑種十二株朱果，待梅雨初歇時，派黃門數著更漏採擷——第七滴晨露墜地那刻摘下的，方配得上雪水烹的龍團茶。

只是苦了當代眾生，咬破果肉時總要計較甜度幾何，卡路里若干。誰還記得幼時攀在鄰家牆頭，偷摘那顫巍巍一枝紅雲時，舌尖炸開的酸澀裡，藏著整個夏天的慌張與竊喜？

搖滾的詩與狂人的絕唱：波西米亞狂想曲的靈魂輓歌

若說搖滾樂是二十世紀的史詩，佛萊迪·摩克瑞便是這史詩中一曲最璀璨的詠嘆調。他生於殖民地的煙塵，長於帝國的餘暉，以一副異鄉人的皮囊，在倫敦的迷霧中鑿出一片天際。電影《波西米亞狂想曲》非但重現了皇后樂隊的傳奇，更是一場對自由靈魂的招魂術——招來叛逆的鬼魅、才情的烈焰，以及一顆在世俗與自我間撕裂的心。 

佛萊迪的齙牙，是命運的惡作劇，亦是天賦的標記。他將缺陷化為鋒芒，在舞台上以肢體的妖嬈與聲線的暴烈，撕開保守年代的帷幕。導演辛格以近乎虔誠的鏡頭，重現了那場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會：七萬人的狂潮如海嘯般湧動，佛萊迪的指尖劃過琴鍵，一句「Mama, I don’t want to die」輕如嘆息，卻重若千鈞，彷彿預言了生命的倒數，也凝結了藝術家對塵世最後的眷戀。 

好萊塢慣常將傳奇削足適履，塞進英雄敘事的模子。此片亦難逃窠臼——樂隊成員成了模糊的背景，佛萊迪的私生活被簡化為「墮落與救贖」的二元寓言。然而，拉米·馬雷克的表演卻如一把野火，燒穿了劇本的平庸。他模仿的不僅是佛萊迪的臺步與手勢，更是那具軀殼下躁動的靈魂：一個在東方血統與西方認同間游移的孤兒，一個在雙性戀慾望與傳統道德間掙扎的凡人，一個在毀滅與創造間起舞的狂徒。 

搖滾樂從來不只是音符的堆砌，而是對體制的反叛、對平庸的宣戰。當佛萊迪堅持將六分鐘的《波西米亞狂想曲》推向電臺，他挑戰的不只是行業規則，更是整個時代對「正常」的偏執。這首歌本身便是一場叛亂：歌劇的華彩、硬搖滾的暴烈、民謠的哀婉雜糅成一鍋魔藥，飲下後或見天堂，或墜地獄，卻絕不容你安坐人間。 

可惜電影終究是妥協的產物。它將佛萊迪的艾滋病情節輕描淡寫，彷彿死神只是謝幕前的一束追光。真實的佛萊迪，在生命最後的錄音室裡，以伏特加澆灌喉嚨，嘶吼出超越肉體極限的高音，那才是搖滾真正的魂魄——不求憐憫，只留絕響。而銀幕上的詮釋，卻如博物館的蠟像，精緻有餘，血性不足。 

然而，當片尾的《The Show Must Go On》響起，一切瑕疵皆可原諒。這首歌是佛萊迪寫給自己的墓誌銘，也是搖滾精神最悲壯的註腳：縱使肉身腐朽，藝術的火焰永不熄滅。今日的年輕人沉迷於抖音的碎片與流量的泡沫，誰還記得那個詩與遠方尚未死透的年代？皇后樂隊的傳奇，終究成了舊世紀的遺民，在數位化的荒原上，孤獨地吟唱著自由的真諦。 

或許，佛萊迪從未離去。他的靈魂仍駐留在溫布利球場的風中，每當有人高喊「We Will Rock You」，他便會從天際俯身，以齙牙咧出一個嘲弄的微笑——對世俗，對死亡，對一切試圖馴服他的力量。

茶樓浮世繪

晨光初綻，羊城未醒，茶樓的銅壺已沸騰如市井的喧囂。推門而入，蒸氣氤氳裡，一桌一椅皆成了時光的驛站。廣東早茶，何止是吃食？分明是嶺南人將歲月熬成的一盅兩件，三分煙火氣，七分世故情。

蝦餃必得晶瑩如蟬翼，褶皺間裹着三粒粉紅蝦仁，咬破薄皮，鮮汁濺舌，彷彿吞下一口珠江晨霧。叉燒包的裂口須如老翁笑紋，蜜汁滲透麵皮，甜鹹交織，恰似粵人骨子裡的務實與浪漫。腸粉滑似西關小姐的綢緞旗袍，米漿蒸成素絹，裹着蝦仁韭黃，淋一勺豉油，便成了水墨畫裡最活色生香的一筆。

茶博士提壺傾注，普洱琥珀色的茶湯在青花瓷杯裡打轉，茶香與人聲糾纏升騰。此處不談英式下午茶的矜持，亦無日本茶道的枯寂。廣東人飲茶，要的是「得閒」二字——白髮阿婆翻報紙歎排骨，西裝後生咬鳳爪刷手機，一籠蒸點傳三桌，半壺鐵觀音聊盡半生。茶樓如戲台，蒸籠開合間，上演着柴米油鹽的史詩。

周作人說喝茶是「半日之閒抵十年塵夢」，廣東人卻將這塵夢揉進麵粉裡。你看那奶黃流沙包，金黃內餡洶湧如巖漿，非得趁熱撕開，方知甜膩背後藏着怎樣的熱烈。瑪拉糕蓬鬆如雲，入口即化，教人想起嶺南雨季的潮潤，黏糊糊的，卻總帶着三分妥帖。

侍應推着點心車穿梭，不鏽鋼蒸籠叮噹作響，像極了老城區的市聲。有人嫌酒樓新派，電子下單失了人味，殊不知那觸屏點餐的瞬間，指紋早已烙上蝦餃的溫度。傳統與新潮在此和解，猶如普洱陳茶遇上冰鎮檸檬，澀後回甘，竟是別樣風味。

茶涼了再續，話多了便淡。廣東早茶最妙處，在於它從不標榜風雅，卻處處是活生生的美學。一桌殘羹，幾枚蝦殼，茶漬在檯布暈染成嶺南山水，而窗外，珠江正載着茶客的閒話，緩緩流向下一個百年。

 

獅子山下的銅喉鐵肺——林子祥與香港樂壇的隱世絕響。

 

香港這座城，霓虹與維港交映，樓宇如叢林密佈，卻總有幾座獅子山般的靈魂，在石屎森林中兀自崢嶸。林子祥，便是這樣一座山。他的歌聲，是維多利亞港的浪濤，是獅子山頂的罡風，劈開時代的喧囂，以銅喉鐵肺之姿，鑄就香港樂壇最硬淨的筋骨。

何謂「歌隱」？隱者，非遁世也，乃大隱於市。林子祥的低調，如老茶樓的檀木屏風，不張揚卻自有紋理。他不屑於浮世虛名，只以歌為劍，以詞為盾，將江湖俠氣與兒女情長，盡數熔煉於喉間。一曲《男兒當自強》，脫胎自古曲《將軍令》，經他演繹，竟似黃飛鴻的無影腳，招招凌厲，聲聲鏗鏘，教人血脈賁張，恨不得拍案而起，直呼「此乃真漢子！」。成龍曾三度試唱此曲，終究敗下陣來，高音處氣若游絲，反襯得林子祥的鐵肺如鑄銅洪鐘，震盪至今未歇。

他的歌，是香港的縮影。《十分十二寸》一曲，將二十首流行金曲串燒成史詩，如中環電車軌道縱橫交錯，十分鐘的黃金時段，竟成樂壇的「維港煙花匯演」——璀璨奪目，卻再無人敢仿其鋒芒。當年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上，他刻意升調，張國榮破音，梅艷芳掩口，張學友噤聲，滿座天王巨星，皆成陪襯綠葉，獨他一人如孤峰傲立。這等霸氣，豈是當今那些靠修音軟件撐場的「流量歌手」可比？

然此等歌霸，卻有菩薩心腸。劉德華初入歌壇，聲線如新界稻田的稗草，雜亂無章。林子祥片場偶遇，見其勤勉，遂傾囊相授吐納之法。誰能料到，當年青澀華仔，經此調教，竟成四大天王之首？這份提攜後輩的胸襟，恰似太平山頂的雲霧，看似疏淡，卻潤澤了整片山林。

七旬老翁，本該含飴弄孫，他卻在《聲生不息》舞台與葉蒨文攜手，一曲《八分八》串燒半世紀金曲，氣定神閒如太極宗師。台下後生仔瞠目結舌：這把嗓子，莫不是浸過虎骨酒？他卻淡然道：「港樂即我。」 此言不虛。從《在水中央》的柔情，到《敢愛敢做》的狂放，他的聲線早與香港的霓虹、茶餐廳的鴛鴦、九龍城寨的煙火，血脈相融。

當今樂壇，偶像如速食麵般層出，包裝華麗卻滋味寡淡。唯林子祥這壇陳年花雕，愈久愈醇。他的存在，是對浮華世道的溫柔嘲諷——任你流量滔天，我自一嗓定乾坤。這份底氣，源於獅子山下的硬淨，源於維港潮汐的韌勁，更源於那個黃金時代留給香港的最後一聲長嘯。

蔗林絮語——咀嚼嶺南的時光紋路

南越王趙佗進貢漢高祖的蔗漿金罍，盛載的何止是嶺南的晨露？當第一縷季風翻過五嶺，珠江三角洲的河泥便開始吮吸亞熱帶的雲絮，那些虬根深扎的莖節在咸淡水交界的沃土裡，將百年潮汐釀成節節甘冽。

唐人段公路在《北戶錄》記載交趾蔗田"望若荻海"，宋人王灼熬糖霜時必擇"竹蔗紫嫩者"。這般講究，與其說是農事，不如說是對天地靈氣的朝聖。東坡居士謫惠時嘗嘆"糖霜不待蜀客寄"，想來那柄被貶官摩挲得斑駁如青銅器的蔗杖，該是汲取了多少羅浮山月的清輝？

最妙是暮春榨蔗時節，青皮削盡的莖稈臥在石槽，宛如李長吉筆下"青蛟臥玉砧"的奇景。水牛曳動轆轤的軋軋聲，混著蔗汁滴落陶甕的叮咚，竟譜成首闋南音古調。老蔗農說這是龍王三公主的淚珠，我倒寧信是屈大夫行吟澤畔時，遺落《九歌》的平仄在莖管中流淌。

幼時巷口總見赤膊老翁擺著蔗攤，粗礪的銅錢換得段削皮青蔗。阿婆榨汁用百年烏欖木造的蔗床，暗褐紋理浸透幾代人的掌溫。甜汁入喉剎那，恍見十三行碼頭千帆競發，蔗糖與絲瓷在波羅的海岸交換著季風的密語。那截嚼到最後的蔗渣，總教我憶起敦煌藏經洞的殘簡，或如蟬蛻般蜷在掌心的舊時光。

李時珍謂甘蔗"凡蔗榨漿飲固佳，又不若咀嚼之味永也"，誠哉斯言。在齒頰留香的須臾，我們何嘗不是在咀嚼珠江沖積扇的層疊歲月？那些深褐節疤是咸潮侵蝕的印記，亦是咸豐年間疍民圍海造田的契約。當最後一絲甜味消散於舌根，夕照裡的蔗影已悄然爬上騎樓磚牆，為百年商埠鐫刻糖霜般易逝的銘文。

嶺南人說蔗有節而心空，恰似這方水土養就的性情——縱使虯曲於咸風澇土，猶能將苦澀釀作回甘。暮色裡遠眺蔗林翻浪，恍惚見證著永樂年間鄭和寶船桅杆的傾斜，那被季風拉長的蔗影，終究在伶仃洋的潮聲裡，寫就半部華南拓殖的糖霜史。

董橋的《從前》：一縷青煙裡的文心雕龍

董橋的《從前》，是一場遲暮的茶敘。茶是陳年普洱，紫砂壺底沉澱的歲月，是民國文人的長衫，是英倫書齋的壁爐餘燼，是香港報館的鉛字墨香。董橋自詡「遺民」，倒不如說是時光裂縫裡的拾荒者，拾綴散落的宋詞殘片、明清字畫，再以西洋藏書票的稜角裝裱，裱出一冊舊時月色。 

他的文字，像蘇州園林的漏窗，乍看玲瓏精巧，細觀則借景生情。一筆「中年心事如青花瓷器脆薄」，便將半生滄桑淬成釉色；一句「歷史的傷痕是陳年風濕，刮風下雨都會痛」，又將國族記憶揉入肌理。董橋寫人，寫物，寫書，總在雅緻中藏一抹淒清，如寒梅映雪，香冷而意遠。他筆下的舊友故交，多是「謙謙君子，溫潤如玉」，卻又個個染著時代的風濕，在歷史的陰雨天裡隱隱作痛。蕭姨的翡翠髮簪、雲姑的湖藍綢緞，皆成骨董，而骨董的宿命，終究是玻璃櫃中供人憑弔的標本。 

有人嫌董橋「濃妝豔抹」，美則美矣，看多了膩。此話不假，但世間美人原就分兩路：一路天生麗質，素面朝天；一路精雕細琢，金釵步搖。董橋屬後者。他的文章是工筆畫，非得「鍛字煉句」方顯其矜貴。若將白先勇比作潑墨山水，董橋便是宋元院體，一筆一畫皆講究「做」的功夫。馮唐譏其「造作」，殊不知「造作」二字，恰是文人雅趣的極致——張繼推敲夜半鐘聲，杜甫耽溺驚人語句，誰不是「造」出來的風流？ 

《從前》的妙處，在於虛實相生。董橋以小說筆法寫散文，虛構與紀實交織，如《古廟》一篇，白先勇的冷豔、張愛玲的蒼涼，竟在英式紳士的敘事裡悄然合流。他談藏書票、論古籍版，看似玩物，實則養志。骨董之趣，不在佔有，而在與舊物對話時，瞥見自身倒影——那倒影是民國的長衫，是香港的霓虹，是牛津的草坪，層層疊疊，終究凝成董橋獨有的「文化鄉愁」。 

讀董橋，宜焚香，宜品茗，宜在雨夜獨對孤燈。他的文字是冷香丸，治不了時代的浮躁，卻能暫緩心靈的風濕。當世人忙著在社交媒體上「直播人生」，董橋依然執著於手寫的溫度，將「從前」二字，寫成最後的文人帖。此帖無關懷舊，而是對文明的挽歌——挽歌不必悲壯，只需一盞茶涼後，餘溫猶存的悵惘。 

若說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是法蘭西的瑪德蓮蛋糕，董橋的《從前》便是江南的桂花藕粉，沖泡時需耐心攪拌，方能化開那黏稠的甜與澀。甜的是舊時風月，澀的是自知回不去的從容。這藕粉，年輕人喝不慣，中年人喝出淚，老年人喝成禪——而董橋，永遠是那煮藕粉的老茶房，袖手旁觀，笑看眾生吞嚥各自的冷暖。

遼闊的荒涼裡，綻放一株文字的雪蓮

 

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是一本無須地圖導航的書。她的文字，像阿勒泰的風，裹挾著戈壁的粗礪與雪山的清冷，撲面而來時，卻又藏著一縷江南的溫軟。讀她的文字，彷彿站在無垠的荒原上，看天地交接處一抹若有若無的煙火——那煙火是流動的雜貨鋪、是氈房裡的笑語、是母親舉著筷子比劃麵條粗細的豪邁，更是外婆絮絮叨叨的「要死啦要死啦」的驚呼。荒涼與熱鬧，在此處竟成悖論的和解。 

這般荒涼之地，本該是文明的邊角料，卻在李娟筆下成了生命的原鄉。她寫牧民拆門窗、挖新門的日常，寫月光下牛馬遷徙的靜謐，寫塑料布搭成的房子裡的笑聲，寫欠債不還卻無人焦慮的質樸。這些畫面，若換作都市人，大抵要驚呼「天方夜譚」，但李娟偏以一種近乎天真的筆觸，將這一切化為詩意。她筆下的阿勒泰，不是觀光客鏡頭下的「打卡聖地」，而是「人與自然簽訂的古老契約」——活著，便是與風雪共舞，與寂寞對飲。 

李娟的文字，是滾燙的，亦是清冷的。滾燙在於她對生活的熱忱：洗衣服時任衣裳隨波逐流，玩夠了再撈起，竟已乾淨如新；寫溫孜拉母親的屁股大如桌面，「舉著屁股走路」的滑稽，荒誕中透著生命的頑強。清冷則在於她對孤獨的坦然：獨自和麵時陌生男人倚門窺探的插曲，換作旁人必覺驚悚，她卻寫得如風過無痕。這般姿態，讓人想起古時隱士，居陋巷而自得其樂，飲粗茶而甘之如飴。李娟的筆下無「苦難敘事」，只有「活著的藝術」——將庸常日子揉碎了，再捏成一首質樸的田園詩。 

有人說她的文字像普魯斯特，在瑣碎中提煉永恆。確是如此。她寫睡眠時「冷像蛇一樣在身體中爬行」，寫兔子「孤獨得讓外婆心疼」，寫自然「平息一切突兀的情感」——這些句子，恍若《追憶似水年華》中散落的碎片，卻鑲嵌在戈壁的星空下，閃著粗獷而細膩的光。但李娟終究不是普魯斯特，她無意構築意識的迷宮，只願做阿勒泰的拾穗者，將生活的零散金屑攏入掌心，再攤開時，竟是一片璀璨的銀河。 

這本書最動人之處，在於它戳破了現代人的矯情。都市人總愛將「詩與遠方」掛在嘴邊，卻又畏懼真正的荒蕪；追捧「純真」如時尚標籤，卻對李娟說「刻意保持純真，本身就不純真」。她的回應，是一聲苦笑，亦是對讀者的溫柔提醒：與其豔羨阿勒泰，不如擁抱自己的角落。畢竟，真正的純樸從不需表演，正如遼闊的土地上，長不出狹隘的花。 

合上書頁時，忽然想起陶淵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李娟的阿勒泰，何嘗不是一方桃花源？只是這桃源不在虛構的烏托邦，而在風雪交加的現實裡。她用文字鑿開一扇窗，讓我們瞥見——原來在文明的邊陲，人依然可以活得如此飽滿，如此鏗鏘。 

歲月釀就的溫柔——蔡琴與她的歌者人生

歌壇如江湖，多少才子佳人，如流星劃過，剎那芳華，旋即湮沒於時代的喧嘩。唯蔡琴的歌聲，像一盞溫潤的老茶，愈陳愈醇，在光陰的窖藏中，釀出絲絨般的柔韌，教人一品再品，舌尖回甘，心頭微顫。

她的故事始於高雄，父是漂泊的船員，母是守候的燈塔。家中的長女，早早扛起生活的風浪，學霸的夢碎在柴米油鹽，卻在美術的畫布上尋得一方天地。誰料命運的筆鋒一轉，1979年一曲《恰似你的溫柔》，將她推上時代的浪尖。那嗓音，低迴如午夜電台的私語，渾厚如陳年紅綢，撫過千萬人的耳膜，成了華語樂壇的一抹絕色。自此，她成了金鼎獎的座上賓，成了金曲獎的常客，更成了音響發燒友試機的「試金石」——器材若不能還原她聲線中的滄桑與細膩，便算不得上品。

然歌者的命運，總與情字糾纏。她與楊德昌的十年婚姻，恍如一場柏拉圖的獨角戲。無性之愛，像一杯苦茶，初飲時清冽，久嚐卻澀入骨髓。她傾囊相助，成就了導演的光環，卻在丈夫的背叛中，碎了一地琉璃心。離婚後，她自嘲「十年婚姻，一片空白」，可那空白裡，分明藏著她為愛耗盡的熾熱與孤勇。後來，她說：「該在的都在，不該在的都不在了。」語調輕如落葉，卻擲地有聲。

千禧年的乳腺腫塊，險些將她推入永夜。遺書寫罷，她卻在親情的燭光中，攥緊了生的韁繩。化療的苦，成了她歌聲中的鹽；手術的疤，化作舞台上的勳章。復出後，她將自己比作「浴火鳳凰」，歌聲裡多了份劫後餘生的通透，唱《讀你》時，字字如三月春風，拂過聽者心頭的荒原。

2025年新加坡的星宇劇院，她一身金裙，腳傷未癒，視力朦朧，卻在五千人的星空下，與觀眾共唱《恰似你的溫柔》。四十七年歌涯，淚水與掌聲交織成河，她笑嘆：「蔡琴的一生值了。」那一刻，她不是天后，只是個與歲月和解的女子，將半生悲歡，熬成一杯溫柔的夜色，敬天地，敬眾生，也敬自己。

蔡琴的歌，從來不只是歌。那是生命的獨白，是苦難的詩篇，是暗夜裡的星光。聽她唱《被遺忘的時光》，彷彿見證一顆頑石在時間的河床上，被沖刷成溫潤的玉。而她自己，早已將人生譜成一首輓歌與讚歌的交響——低音處是命運的嘆息，高音處是靈魂的飛翔。

足下風雲

襪子是最被忽略的衣物，但也是最親密的衣物。它不像領帶可以炫耀，不像襯衫可以講究剪裁，也不像鞋子那樣決定一個人的品味。襪子無聲地裹住雙足，踩在最骯髒的地方，吸收最多的汗水，卻最少被提起。世界上沒有襪子展覽館，沒有襪子時尚雜誌，也沒有襪子評論家。但人生所有重要時刻，它都在場。

童年的襪子，是母親手洗晾曬的一角純白，是冬天裡溫暖的羊毛，也是夏天裡被汗水浸透的棉布。小時候的襪子，總是穿一隻丟一隻，洗衣機裡總有它們的單身遺孤，消失的那一隻，大概去了平行宇宙。學生時代的襪子，是校服的一部分，白襪配黑皮鞋，走在操場上，踢起灰塵，走在課室裡，卷起一截襪筒，以示叛逆。那時我們都以為，襪子的高度可以決定個性的深度。

成年後的襪子，是西裝褲下隱藏的秘密。紳士的襪子，應該永遠深色、永遠合身，坐下時不露小腿，是修養的一部分。女人的襪子，則是一門學問。絲襪是一場暗示，是欲蓋彌彰，是不經意撩起裙擺的一瞬，是巴黎街頭的黑色剪影。一條絲襪的價格，可能比一雙鞋還貴，但它比鞋更容易破，更容易被遺忘。破洞的絲襪，是不小心的性感，是夜歸時路燈下的影子，是一場未完成的夢。

襪子的命運，終究是磨破，終究是被拋棄。腳後跟的一個小洞，最初可以忍受，直到某天，腳趾從洞裡探出頭來，才不得不承認，它的壽命已盡。最孤獨的襪子，是那隻被遺失的，單獨留在衣櫃裡，等待它的伴侶奇蹟般歸來。等不到的，只能勉強搭配另一隻顏色相近的，勉強過日子。人生何嘗不是如此？有些人走散了，有些人換了新搭檔，有些人湊合在一起，以為可以溫暖彼此，卻終究格格不入。

襪子是人生的隱喻，白襪是童年，黑襪是成熟，絲襪是情事，破襪是衰老，單襪是遺憾。而最終，人們都是赤足離去，襪子留在身後，塵歸塵，土歸土。

舊時月色下的胡適

董橋寫胡適，如老茶客煮一壺陳年普洱，慢火溫燉，茶香未沸，先嗅得時光沉澱的蒼茫。胡適其人，在董橋筆下，不是五四的旗手，不是新文化的符號，倒像一柄折扇，素絹上墨跡半乾，扇骨間藏著民國文人的風骨與世故。 

這書不談胡適的學術，不爭他的主義，偏偏拾起那些零碎邊角：一封信、一筆旅費、一句叮嚀。董橋說，胡適的書信與日記最耐讀，因其無心粉飾，字縫裏盡是世情。譬如胡適寫信給學生羅爾綱，三條「命令」裹著細膩的體貼：不許家中寄錢、每月送四十元零用、旅費若不足必得實告。董橋讀至此處，嘆道：「胡先生其實不快樂，他總比旁人多瞧見人心裏的喜憂。」 這哪裡是師生？分明是舊式文人的「執事敬」，將人情練達熬成一帖溫潤的藥，療癒亂世裏的寒涼。 

胡適的「不快樂」，或源於他一生都在「遷就」。遷就家國大義，遷就友朋情誼，連晚年談話都端端正正對著錄音機，生怕失了分寸。董橋寫他，筆尖蘸的不是墨，是憐憫——憐他如一座橋，新舊思潮在橋上踏過，橋身震顫，卻始終挺直腰板。這般風骨，非關學問，而是舊式文人的「懂得」：懂得世道艱難，懂得進退有度，懂得在暴風雨中為他人撐一傘簷。 

董橋寫胡適研究《水經注》，亦是一絕。旁人譏他浪費天才，董橋卻窺見箇中深意：為戴東原翻案，何嘗不是為舊學問尋個公道？胡適埋首故紙堆十九年，考證千百條，只為替古人拂去蒙塵。這般執拗，恰似他寫給吳晗的札記指南：「專題研究皆自札記來」。董橋說得妙，胡適治學如老匠修鐘，螺絲釘也得擺得周正，因他骨子裏信「不苟且」三字。 

讀罷此書，忽覺胡適最動人處，不在演講臺上的慷慨，而在書齋燈下的孤影。董橋以舊派文人的筆觸，將他從歷史神壇請回人間：一個會為學生旅費擔憂的先生，一個在客廳刻意誇獎後輩的長者，一個在灰燼堆裏翻找古籍的書癡。這般胡適，比教科書上的「博士」更貼近人心。 

董橋文章向來如明清小品，淡墨寫意，這一回卻添了幾分沉鬱。他說胡適「精當超乎能幹」，因能幹可建功，精當方得人和。此言若落在陶潛耳中，或可對飲一盞；落在當今世道，倒成了一聲輕嘆——舊時月色，終究照不亮急功近利的長夜。 

合上書卷，胡適的背影漸行漸遠，唯餘董橋筆尖那一縷墨香，幽幽浮動，似在問：今人可還識得「懂得」二字的分量？

八大山人：水墨江湖中的孤舟釣客

若說中國文人畫是東方藝術的禪院，八大山人必是那院中獨坐的狂僧，一筆一墨皆如冷月穿雲，半生煙雨盡化紙上蒼茫。觀其畫，總覺天地無言，唯見枯荷殘石，白眼向天；讀其詩，又似聽老僧敲磬，空山迴響，字字皆是斷腸聲。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春，南昌城外東軒，五十九歲的八大山人應友人之邀，作《个山甲子東軒冊》。冊中九開，右畫左詩，墨色淋漓間藏盡半生坎坷。畫海棠塊石，題「朱弦渺難度，錦瑟落誰傍」，鈐「鰕䱉篇軒」白文方印，一派孤高自許。那海棠不似富貴花，倒似寒士骨，石塊嶙峋如亂世人心，筆鋒如刀，剖開浮華虛飾。再看《垂枝八哥》，八哥白眼向天，翅垂枝折，題詩「八哥語三虢，南飛鷓鴣少」，鈐「其喙力之疾與」白文印，分明是自嘲身世——明室遺民，半生漂泊，筆下禽鳥皆似啞口禪僧，無言卻道盡蒼涼。 

八大畫中禪機，總在枯淡處見鋒芒。譬如《綠竹晴梢》，竹葉如劍，題詩「湖天霞散鯉魚斑，綠竹晴梢八月閑」，看似寫景，實則暗諷秦皇焚書之暴，末句「大頭＝（魚孱）死免君山」，借魚喻人，笑罵間藏刀劍。其用印亦耐人尋味，「浪得名耳」「夫閑」等白文方印，似自嘲又似自矜，猶如蘇軾「不合時宜」之嘆，只是八大更添三分冷傲。 

世人常將八大與梵高並論，謂二者皆瘋癲天才。然梵高畫中燃燒的是烈陽下的癡狂，八大筆下卻是冷月裏的清醒。八大晚年自號「驢」，鈐「驢」字白文印，自比畜牲，看似荒誕，實則以畜諷世——亂世之中，人不如驢，驢尚能負重前行，人卻困於名韁利鎖。其畫中玉兔捉月、東湖鯽魚，皆似寓言，墨色枯潤間盡是遺民血淚。 

今人觀八大畫冊，或驚嘆其筆墨奇絕，或附庸風雅，卻少有人見那「甲子春正」四字背後的蒼茫。甲子一輪，山河易主，八大以「个山」為號，藏「明」字於「个」中，猶如鄭思肖畫蘭無根，皆是遺民心事。冊末選堂題跋言八大「功不在禹下」，然八大何需禹功？一紙孤舟，半江寒水，早已載動千年文人的孤憤與傲骨。 

嗟乎！八大之畫，非畫也，乃亂世文人的血書。若將徐渭比作潑墨醉俠，石濤似雲遊詩僧，八大便是那江湖夜雨中獨釣寒江的蓑笠翁——鉤上無餌，心中無魚，釣的是一整個時代的荒誕與寂寥。

甘蔗

水果之中，甘蔗算是一種特別的存在。蘋果是圓的，橙子是圓的，荔枝是圓的，葡萄是圓的，唯獨甘蔗是直的，像一根竹子。其他水果剝開皮就能吃，只有甘蔗，必須拿刀砍，劈成條狀，再用牙齒撕咬。吃其他水果是斯文的，吃甘蔗是粗獷的，一口咬下去，纖維崩裂，甜汁四溢，帶點原始的快感，像是在熱帶雨林裡獵食。

甘蔗的甜，是來自壓榨。別的水果成熟了，自然變甜；甘蔗則要經過巨大的石輪反覆碾壓，才能榨出蔗糖。人的命運有時候也像甘蔗，有些人生來風光，自小就是葡萄園裡的一顆飽滿果實，隨手摘下來就是香甜的；有些人卻像甘蔗，天生堅韌，要經歷時代的磨難，命運的壓榨，最後才能在人生的杯盞裡，滴下一點甜味。

但甘蔗的甜，也是一種殘酷的誘惑。中醫說，甘蔗性溫，甜則甜矣，吃多了卻容易生痰，傷脾。凡事過猶不及，甜是一種快樂，也是一種負擔。甘蔗是可以用來榨糖的，但糖吃多了，換來的是肥胖與糖尿病。這世上沒有純粹的甜，所有的甜，最後都要付出代價。

甘蔗的哲學，不止於此。俗語說「甘蔗沒有兩頭甜」，意即人生無法十全十美。有些人事業成功，家庭不幸；有些人夫妻恩愛，財運不濟；有些人青春貌美，卻一生坎坷；有些人富甲一方，卻子孫不肖。甘蔗從來都是這樣，一頭甜了，另一頭必定是苦的。世人總想追求圓滿，卻忘了自然法則，甜與苦本是相依相生。

甘蔗的命運，與人類的歷史密不可分。中國人吃甘蔗，美洲人吃甘蔗，印度人也吃甘蔗，但歷史上，甘蔗曾經是罪惡的象徵。十八世紀，歐洲人發現甘蔗可以製糖，於是大規模在西印度群島種植，開啟了殘酷的黑奴貿易。甘蔗田裡，非洲奴隸被驅趕著勞作，汗水與鮮血滴在土壤裡，一根根甘蔗拔節生長，最後成為歐洲貴族茶杯裡的一匙糖。這世上的甜，背後往往隱藏著苦難。

但甘蔗不管人類歷史的黑暗，它依舊挺拔生長。風吹過，甘蔗林沙沙作響，像是無數生命在低語，述說人間的酸甜苦辣。從街邊的蔗汁店，到農村冬日的甘蔗地，再到烈日下辛勤收割的工人，甘蔗一直在那裡，甜而不膩，堅韌如初，像是一種來自土地的哲學，在人世間靜靜流傳。

 

銀幕背後的月光曲——靜婷與香港的黃梅調時代

香港的夜，總有幾縷聲音如月光般滲入霓虹燈照不到的縫隙。靜婷，這名字若落在九龍城寨的茶餐廳裡，或像一碟叉燒飯般尋常，但若飄進邵氏片場的錄音室，便成了一支穿雲箭，射穿了半世紀的銀幕風華。

她本名郭大妹，川江水養大的嗓，十七歲便在香港的夜總會裡唱成了謀生的刀。那年代的歌女，旗袍開衩處藏的是生計，唇膏豔紅裡抿的是江湖。靜婷不同，她連聲樂的門檻都未踏過，偏生一副嗓子能化百種音色，從黃梅調的婉轉到山歌的嘹亮，竟似九龍灣的潮水，漲退間自有韻律。李翰祥的慧眼，將她從夜總會的煙霧裡撈起，從此林黛在銀幕上蹙眉，靜婷在幕後吟唱，《江山美人》的《戲鳳》一響，整個東南亞都醉成了戲臺下的癡人。

都說幕後代唱是替身，可靜婷的代唱卻是借屍還魂。樂蒂的祝英台在《梁山伯與祝英台》裡哭墳，靜婷的聲線便化作紙錢，一片片燒盡了觀眾的淚腺。那些年邵氏的女明星個個爭她代唱，彷彿靜婷的喉嚨是觀音淨瓶裡的楊柳枝，沾一沾便能點石成金。她自嘲是「千面歌姬」，可這千面何嘗不是香港的縮影？五六十年代的石硤尾木屋區與半島酒店的舞池，都在她的聲帶裡輾轉成調。

《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被她唱成了絕句，李宇春後來再翻唱，倒像是唐人街的糖畫，甜則甜矣，終究少了幾分上海灘的胭脂味。靜婷的版本，是維多利亞港的晚風，吹過啟德機場的鐵絲網，帶著一絲偷渡客的忐忑。她一生灌錄近萬首歌，七百首集中在三年間完成，這等產量，連富士康的流水線都要自嘆弗如。可她的歌喉從未淪為機器，反似故宮的汝窯，每道裂紋都是獨絕的風景。

三十八歲急流勇退，赴美當起全職母親，香港人只當黃梅調隨武打片的拳風散了。誰知多年後她竟殺回紅館，吊著鋼絲凌空而歌，七十五歲高齡仍敢與地心引力叫板。那夜台下坐滿了從前在片場跑龍套的老夥計，個個白髮蒼蒼，聽她唱《夢》時恍如重回清水灣片場的午後——膠卷未斷，茶水未涼。

晚年的靜婷在台北淡出，失智症如霧漫上記憶的碼頭。女兒說她臨終前仍惦記疫情後的沖繩之旅，這遺憾竟成了最人間的註腳。也好，就讓那未成行的旅程化作最後一首未錄完的demo，留給世人無限遐思。而今香港的年輕人在K房裡吼著〈我的心裡沒有他〉，可還有人記得，那「他」字背後，藏著一位在睡夢中隨月光遁去的歌姬？

月光終會西沉，但靜婷的歌聲，早已鑲進了香港的夜色，成為一片永不褪色的菲林底片。

真的男人

何必非要清瘦？你可曾聽過，讚一個動人的男子，昔日有個詞，叫“厚重”？

厚重，英文勉強可譯作Solidity，是那久違了的風景。寬闊的肩膀，結實的胸膛，最好還有個不甚靈巧的腰身，從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到巴爾札克筆下的鄉紳，就像《水滸》裏的魯智深，粗中有細，在英雄的殿堂裏，厚重的男軀絕不是累贅，而是根基。幾世紀的雕塑與文學，只傳遞一個不變的訊息：大丈夫當如磐石屹立，完美的男體，就是一團沉穩的肌肉協奏曲。

所謂Solidity，就是男人先要厚實，方能在氣勢上對女人挑起一絲安穩的依靠——約翰韋恩、馬龍白蘭度、肖恩康納萊，冷戰時好萊塢的黃金歲月，銀幕上的男兒絕不是弱柳扶風，而是以寬厚的背脊為牆、以結實的臂膀為梁搭成的一座穩固的堡壘。因為厚重是一種天命，那時在亞洲的銀幕，也跟風出了李小龍、狄龍、姜大衛。厚重的男人，是一株蒼勁的松柏。

當阿諾史瓦辛格退場後，美國才開始向厚重的男體揮手告別，此後的布萊德彼特、基努李維、湯姆克魯斯，都削身為細腰長腿的一幅清風拂柳圖。自川普之後，美國或許國力不振，排斥厚重，也就是顛覆了男人的本色。

因為只有雄渾的氣魄，才養得起“厚重”這株松柏。厚重不僅是男性的，還蘊含一份原始的父性記憶，除了力量，還有一份守護的永恆象徵。如今只有俄羅斯硬漢還在堅持這份傲骨：普京被西方嘲笑過於強硬，他卻冷笑說：因為美國人忘了什麼叫Solidity。若美國男人偏愛清瘦的少年郎，真是失了根。隨着男人的削瘦，女人也會飄零，一個馬龍白蘭度從容一站，確實壓得過三個瘦竹竿。

就讓“清瘦”成為後現代的一種時尚吧。歐美若要重振雄風，就該為厚重正名。能欣賞敦實，不是矯情，而是對生命力的一場回歸。只有厚重的男人，方是極品，他的軀幹承載的不是贅肉，而是刻寫着歲月的銘文。一個壯碩的硬漢，就是迷途女子最後的港灣，而厚重，就是那倦鳥歸林的女子最終皈依的信仰。將你寬闊的胸膛敞開，昂然宣告：你不瘦弱，你不輕浮，你是阿波羅的根，你是女人一座厚實的城堡，包容她的脆弱，承載她的漂泊，把她從一縷哭泣的微風，擁成一片蒼茫的森林。

 

字与命运

简体字是二十世纪的手术刀，在汉字的皮肤上划开一刀，割去弯绕的筋骨，削平历史的皱纹，留下光滑无痕的新表皮。它的美学，讲究简洁、效率、精准，像一部苏联工程师设计的机械钟，滴答作响，精准报时。而繁体字，则是千年的绢画，线条繁复，笔画交错，如同一座老城区的胡同，绕进去便能听见历史的回音。

从“國”到“国”，从“愛”到“爱”，刀锋落下，繁复的结构被斩去，横平竖直，整齐划一，合乎理性。可是，失去了“心”的“爱”，是否还懂得温柔？失去了“或”的“国”，是否还能包容不同的声音？简体字的改革，带着苏俄的冷峻风格，像一场外科手术，为的是让文字更“健康”，更“现代”，但美学的代价，是失去了手写时的韵律，失去了汉字骨架里潜藏的意象哲学。

中国大陆推行简体字，是政治的选择，也是时代的宣言。新中国的语文课本，是工业时代的产品，崇尚的是速度、普及和大规模生产。农民识字，工人阅读，文化服务于建设，文字是思想的螺丝钉，工整、坚硬、标准化。相反，台湾、香港仍坚持繁体，不仅因为传统，更因为一种文化的自觉——文字不仅是工具，更是记忆，记忆着曾经的风雅，记忆着甲骨、篆书、唐楷的呼吸。

简体字的崛起，像是现代建筑取代老宅大院，玻璃幕墙取代雕梁画栋，符合时代的要求，却也带来美学的贫乏。我们今日习惯了简体，正如习惯了标准化的汉堡、可乐和快时尚的衣服，速成的快感替代了手工的沉淀。而在香港，在台北，街头的招牌仍挂着龙飞凤舞的繁体字，像一面旗帜，提醒着人们，还有另一种可能：慢一点，想深一点，写字时，让笔锋拐个弯，让思想多一层回旋的余地。

 

文明的原罪

人类这一轮的文明，并未开个好头。西方的神，被人亲手钉上十字架，东方的圣人，或遁世，或涅槃，走的是不同的路，留下的是相同的绝望。人类的开场，不是神启的辉煌，而是背叛、驱逐与弃绝。文明之初，已然埋下了衰败的种子。

耶稣，是西方世界的精神图腾，传道三年，换来三十银币的出卖，一场公审，一个十字架。彼拉多洗手，犹太人喊杀，一个民族将自己的弥赛亚送上刑台，神以血肉之躯背负众生的罪，而众生却以最残忍的方式将神处决。从那一刻起，西方世界的文明奠基在一场弑神的罪孽之上。人类要信仰，却又害怕信仰；要救赎，却又急于毁灭救赎。二十个世纪过去，人类学会了用更复杂的方式弑神，福音书被束之高阁，原罪换了名字，叫“人性”。

东方的老子，看得更透。他写下三千言，之后策青牛而去，不留一丝痕迹。孔子周游列国，低声下气，求人采纳他的主张，最终垂泪叹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老子比孔子更干脆，不求被接受，也不求被理解，只是挥一挥衣袖，绝尘而去。这一去，便是千年。东方的哲人，早已知道文明的未来，但凡有大智慧者，都选择不留恋人间。释迦牟尼涅槃之时，门徒痛哭流涕，可是谁又问过佛陀，为何要舍去肉身？涅槃的背后，是大彻大悟，还是无奈的放手？

东西方的神佛，给了人类一切，却得不到回报，最终选择离去。留下的是末法时代的人类，危难当头，却毫不自知。人类文明，以弑神为开端，以遗忘为过程，以毁灭为结局。今天的世界，科技登峰造极，物质空前丰盈，人类却前所未有地迷茫和焦虑。人性之恶，不因教育而消弭，战争不因文明而消失，历史在重复，只是换了新的面具。从耶路撒冷的刑场，到巴黎的断头台，从奥斯维辛的毒气室，到无处不在的屏幕监视，弑神的手法越来越精致，人类却始终背负着同样的原罪。

但神佛离去之后，人类还能期待谁来拯救？人类的终局，不会是神降下最后的审判，而是人类自己审判自己。只是那一天，已无人能洗手推诿，也无人再为谁垂泪哀悼。

 

夜航船上的吟遊聖徒——萊納德．柯恩

蒙特利爾的寒霧裡，藏著一顆老靈魂。萊納德．柯恩，這名字如雪松上的裂紋，滄桑中自帶詩意。猶太拉比的後裔，卻成了布魯克林酒館裡的吟遊詩人，左手《聖經》，右手威士忌，在慾望與救贖的鋼索上搖搖晃晃。世人總愛將他與巴布．狄倫並論，可狄倫是火車月台上叛逆的流浪漢，柯恩卻是教堂彩窗旁抽雪茄的哲人，沙啞的喉音裡盡是《傳道書》的虛空與嘆息。 

三十歲前，他以詩與小說攪動文壇，《美麗失落者》寫得放浪形骸，如波德萊爾附體，可命運偏要他抱起吉他，將詩句熬成民謠的苦藥。一首〈蘇珊〉，船塢與聖河的呢喃，耶穌踏浪而來，救贖與情慾在河水中交纏。這哪是歌？分明是舊約先知在煙霧繚繞的爵士酒吧誦經。 

他愛穿筆挺西裝，墨鏡後的目光如老偵探審視人間罪愆。〈著名的藍雨衣〉是一封寄給舊情敵的懺悔信，凌晨四點的紐約街頭，雨滴與記憶鏽蝕成灰。多少歌手翻唱此曲，卻無人能及他那喉間的裂痕——那是浮士德與魔鬼交易時，靈魂被撕開的聲響。 

晚年的他愈發像尊黑檀木雕像，〈你欲其晦暗〉唱得宛如葬禮輓歌，連格萊美都不得不頒一座遲來的獎盃，致敬這名拒絕被時代馴化的老騎士。而〈哈利路亞〉更成了世紀嘆息，從教堂聖壇到選秀舞台，世人狂熱膜拜，卻鮮少明白：柯恩的「讚美上帝」從不是虔信者的禱詞，而是情場浪子跪在床邊的自嘲，是凡人與神祇討價還價的囈語。 

他說：「萬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而他自己，何嘗不是那道裂痕？在搖滾與詩的邊界，在神聖與頹廢的縫隙，在永恆的夜航船上，以煙嗓為槳，擺渡眾生痴惘。

雪泥鴻爪墨痕深——漫談龔萼《雪鴻軒尺牘》的世情與文心

 

晚清的江南，文人墨客如春蠶吐絲，將世態人情織就成一幅幅尺牘，或如工筆畫精緻，或如潑墨山水蒼茫。龔萼的《雪鴻軒尺牘》，恰似一軸泛黃卷帙，展讀時，但見雪泥鴻爪間，墨痕深淺皆是人情。 

這部與《秋水軒》《小倉山房》並稱「清代三大尺牘」的文集，原是師爺筆下的家常絮語。龔萼其人，紹興師爺之翹楚，彼時「無紹不成衙」的江湖裡，他既非廟堂高士，亦非隱逸山人，而是游走於衙署案牘間的「文俠」。他的尺牘，不寫江山社稷，只記友朋酬答：問候寒暖、商議謀職、弔唁喪事，甚或勸人戒嫖，瑣碎如茶餘飯後的閒談，卻在駢散交織的筆鋒下，煉出漢字的韻律與世情的溫度。 

譬如他寫秋日登高，忽接故人來信，一句「登高望遠，極目蒼涼，正切秋水伊人之想，適接瑤章，如同晤對」，既見唐人詩意，又藏宋人詞境，更將尺牘的私語化為千古共鳴。這般文辭，非但風雅，更似一方古硯，墨色濃淡間自有世故圓融——畢竟師爺生涯，日日周旋於官場與民情，既要揣摩上司心意，又得安撫百姓怨懟，筆下若無「曲盡情理」的功夫，如何能在衙門中安身立命？ 

《雪鴻軒》之妙，在於「雅俗共濟」。其駢文如蘇繡，典故繁密卻針腳細膩；散文則似青瓷，素樸中透著溫潤。劉坤的詳注，恰似為這幅古畫拂去塵埃，將「鹽山鄧春圃明府」「景州劉刺史」等陌生名號，還原成歷史縫隙裡的煙雲過客。今日讀來，恍如推開一扇雕花木窗，窺見晚清士人如何以筆為舟，在宦海浮沉中載運人情冷暖。 

龔萼的尺牘，終究是舊時文人的「生存手冊」。彼時紹興師爺「萬家業於斯」，幕府中謀生，既要通刑名錢穀，亦須擅書啟應酬。他的文字，既是才學的炫耀，更是處世的韜略。一封《答許葭村》，既可談秋水伊人，亦能論世道艱辛，恰如江南園林，曲徑通幽處，總藏著進退的玄機。 

今人讀此書，或驚豔於文辭之美，或感嘆於世情之真。然則最耐人尋味者，莫過於那「驪散之間」的從容——龔萼的筆，既能寫「虛中而外直」的修竹，亦能嘲「夭桃穠李」的浮華，更在「古梅冷淡」的自喻中，透著幾分孤高與自嘲。這般筆墨，早已超脫尺牘實用之道，成了亂世文人安頓心靈的桃花源。 

而今網絡時代，訊息如電光石火，誰還耐煩寫一封「滿浮三大白」的長信？《雪鴻軒》的價值，或許正在於提醒世人：漢語的優雅，本該是「轉折分明易曉」的智慧，而非「膠固拘牽」的迂腐。龔萼若生於今日，大約會將電郵寫成駢文，在WeChat裡藏幾枚典故——畢竟，文心雕龍，從來不在形式，而在那「極目蒼涼」時，仍願提筆與人共溫一壺月色的人情。

天黑了

天黑了，又到了點燈的時候。有沒有想過，燈光是人類歷史中最溫柔的存在？日月輪轉，星辰起落，但夜幕下的那一盞燈，卻是人類自己創造的微光。月亮是冷的，星星是遙遠的，唯有燈光，是人間的，暖的。

燈是都市的呼吸，沿街鋪展，車流的光，櫥窗的影，像水袖輕揚，又像夜航的燈塔，指引遊子的歸程。有人說，霓虹是浮華，路燈是孤寂，而窗臺那一盞小燈，是溫柔的鄉愁。夜歸的人，在深巷拐角，看見那盞亮著的燈，便知道，世界上總有一個人為你留著溫暖。

小的時候，母親說，房間裡不能太暗，夜裡會有鬼。她在床頭點了一盞小燈，昏黃的燈光罩在牆上，映出一個孩子安然入睡的輪廓。長大了，燈光成了書桌上的陪伴，一杯熱茶，一本舊書，燈下的影子微微晃動，像時間在低語。後來，愛上一個人，冬夜送她回家，站在門口，她進去了，窗簾裡透出一抹燈光，你在樓下抽完最後一口煙，轉身離去，心裡卻有種微妙的滿足——這一盞燈裡，有她，也有你。

燈光是這世界上最安靜的陪伴。蠟燭的光搖曳著浪漫，圖書館的檯燈承載了求知，機場跑道的指引燈，守護著每一場遠行。而在最無聲的深夜，螢幕的藍光亮起，都市人的孤獨便在這方寸之間流淌。

天亮了，燈光隱去，陽光湧上城市的屋簷。可夕陽西下，夜色再次降臨，你會走過一條熟悉的巷子，某個窗臺下，一盞燈光依然亮著。你站在光裡，微微停步，像是聽見了歲月的一聲輕歎。

蘇芮：月光下的獨白者

台北的霓虹在雨夜裡暈成一片朦朧的琥珀，像極了八〇年代歌廳秀場的燈光，那時蘇芮的嗓音如一柄鋒利的刀，剖開舞台的浮華，直刺人心。她從不唱軟綿綿的情話，一身黑衣裹著倔強的骨架，連眼角的淚光都帶著砂礫般的粗糲——那是底層的吶喊，是命運的撞擊，是酒干倘賣無的蒼涼，在時代的縫隙中迸裂。 

有人說，蘇芮的歌聲是「鐵嗓」，可這比喻太草率。鐵會鏽，她的聲線卻是滾燙的岩漿，流淌過《一樣的月光》的荒原，將搖滾的野性與東方的纏綿熔鑄成一座無字的碑。彼時的華語樂壇，鄧麗君是月下的清泉，鳳飛飛是街角的暖陽，唯獨她，是暗夜裡驟然劈下的雷電，撕裂甜膩的糖衣，讓那些被生活壓彎脊樑的人，終於在歌聲中挺直了腰桿。 

她唱親情，是《請跟我來》裡父女隔世的對話，弦樂如潮水漫過墓碑，字字泣血；她唱愛情，是《是否》中冷硬的詰問，吉他的嘶吼與鋼琴的沈鬱交織成一道無解的命題。她的歌從不提供答案，只將傷口撕開，任憑聽眾在血肉模糊中自尋救贖。這般決絕，倒像是提前預演了後現代的存在主義——人生本無意義，但歌聲可以賦予它重量。 

九〇年代後，當流行樂壇開始批量生產精緻的糖霜蛋糕，蘇芮漸隱於江湖。有人惋惜她錯過了商業的黃金時代，卻不知她早將自己活成了一則寓言：真正的藝術家從不追逐浪潮，他們本身就是浪潮褪去後，巋然不動的礁石。如今再聽《跟著感覺走》，那電吉他劃破長空的銳響，竟比當年的月光更皎潔——原來時間才是最嚴苛的樂評人，它篩去了浮沫，只留下靈魂的鏗鏘。 

今夜，某個直播間裡，年輕網紅正用AI合成蘇芮的聲線翻唱《親愛的小孩》。算法能複製音頻的頻率，卻模擬不出那年錄音室裡，她因過度嘶吼而咳出的血絲。科技終究解不了藝術的謎題：有些聲音之所以不朽，正因為它誕生於血肉之軀與命運對峙的裂痕中。 

蘇芮從未離開。她只是將自己化作一盞長明燈，懸在華語樂壇的穹頂。當後輩們在流量迷宮裡跌撞時，抬頭望見那點星火，便知何謂「永恆」。

巨流河畔的啞口海

 

烽火亂世，人如蜉蝣，卻總有幾縷魂魄在灰燼中凝成琥珀。齊邦媛的《巨流河》，恰似一盞青花瓷燈，在歲月長廊中幽幽亮着，照見二十世紀中國的斷壁殘垣，也映出一個女子如何在時代的驚濤中，以文字為筏，渡過精神的巨流。 

她生於遼寧鐵嶺，六歲便隨父流亡，從東北到重慶，再輾轉落腳臺灣。這條流亡路，彷彿宿命之河，河底沉積着張大飛的訣別信、朱光潛的英詩課、父親齊世英的嘆息，以及母親哼唱《蘇武牧羊》時那抹化不開的鄉愁。她的筆下，沒有史詩的吶喊，只有一頁頁「哀而不傷」的獨白，像啞口海接納百川，終歸靜默。 

世人常說「亂世兒女」，但齊邦媛的「兒女情」卻如晨露般清冽。少女時代與空軍英雄張大飛的相遇，是戰火中一縷未綻即凋的曇花。他為國殉身，她將那份「拿不起也放不下」的情愫深埋心底，任其化作文字裡的永恆星光。這份情，不沾脂粉，不染塵埃，只因「亂世」二字太重，容不下小兒女的繾綣。正如她拒絕將故事搬上銀幕——商業的浮光掠影，怎及得上一紙淺藍航空信箋的純粹？ 

若說張大飛是書中的血色浪漫，父親齊世英則是巨流河的暗湧。這位東北漢子，從反張作霖的兵敗流亡，到臺灣政壇的孤憤終老，一生如渡不過的巨流河，總在理想與現實的漩渦中掙扎。齊邦媛寫他，不歌功頌德，只淡淡一句「溫和與潔淨」，道盡亂世中知識份子的風骨——成敗俱往矣，唯留一襲白衫，不染黨爭泥淖。 

而文學，是她對抗荒誕的盾牌。朱光潛在樂山講華茲華斯，念至「若有人為我歎息，他們憐憫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竟哽咽離席。這滴淚，落在齊邦媛心上，凝成她日後「千年之淚」的文學觀：詩句不是風花雪月，而是戰火中最後的尊嚴，是杜甫與雪萊跨越時空的共鳴。她將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與辛棄疾的詞並置，讓彌爾頓與錢穆對話，在東西方文學的匯流處，建構一座精神的燈塔。 

《巨流河》終究是一封寄不出的長信。從東北的雪原到臺灣的蕉風，從硝煙中的南開中學到臺大外文系的講台，齊邦媛以筆為舟，載着家族與國族的記憶，航向歷史的啞口海。那海，無聲無浪，卻吞沒了多少壯懷激烈？她不言恨，只輕嘆：「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 

而今，巨流河依舊奔騰，啞口海依舊靜默。書頁間的字句，成了兩岸共同的隱喻：有些河，渡不過；有些海，說不出。唯留一盞文學的孤燈，在世紀的長夜裡，溫柔地醒着。

雪域桃夭灼九天

喜馬拉雅的脊梁向東蜿蜒，骨節處忽然溫柔起來，便有了林芝。三月的印度洋暖流攀過墨脫的峭壁，將十萬株野桃樹點燃成粉雪，在雅魯藏布江的銅鏡裡，照見雪域最妖嬈的倒影——這哪裡是高原？分明是倉央嘉措遺落的詩稿，被山風一頁頁掀成驚豔的緋雲。 

世人總說江南桃花蘸水而開，卻不知林芝的野桃生來帶著冰川的烈性。它們的根扎在吐蕃王朝的箭鏃上，枝椏刺破苯教巫師的鼓面，花苞裡裹著茶馬古道的鹽粒與酥油。當拉薩的轉經筒才轉過半圈春分，尼洋河谷的桃林已轟然炸開，像是格薩爾王撕碎的戰袍，又似蓮花生大師撒落的密宗咒語，每一瓣都寫著「不修邊幅的聖潔」。 

當地藏人從不稱此為「賞花」，只道是「望桃」——站在色季拉山口遠眺，雪峰如千座白塔鎮守花海，灼灼其華的桃枝從海拔三千米處俯衝而下，在青稞田壟間劈出粉色的閃電。牧羊女背著水囊走過，藏袍的硃砂紅不慎滴落花叢，竟惹得整座山谷的桃花更豔三分。這般景致，攝影師的廣角鏡頭裝不下，文青的富士菲林沖不淡，唯有牦牛頸鈴搖出的節奏，能將這份野性美釀成青稞酒，灌醉所有路過的雲朵。 

植物學家考證林芝桃樹壽逾千年，年輪裡藏著吐蕃與大唐的使節密語。松贊干布的馬隊曾在此採集桃膠修補鎧甲，文成公主的妝奩鏡匣至今映著桃影斑駁。最妙是南迦巴瓦峰偶爾掀開面紗，金頂與桃色交輝的剎那，恍惚能見當年密教高僧以花為墨，在雪壁上狂草《時輪經》——那漫山遍野的深紅淺粉，原是渡母微笑的梯度，從人間一直暈染到香巴拉的天際線。 

遊客們忙著在抖音直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藏民卻在桃樹下煨桑祈福。轉經老人說，花瓣落在瑪尼堆上是度母垂憐，飄進江心則化作魚群的度牒。當內地網紅忙著複製「林芝打卡聖地」時，真正的桃花禪意，藏在波密傾多寺的斷牆殘垣間——那些與古堡糾纏半生的老桃樹，春日綻放時依然帶著冷兵器時代的鋒芒，彷彿隨時要將花朵射成守護佛經的箭雨。 

夜幕降臨時分，銀河從桃花縫隙間傾瀉而下。星空下的桃林不再嬌媚，反顯出橫斷山脈的孤絕氣象。某個瞬間忽然懂得：這雪域桃花之所以動人心魄，正因它美得毫不妥協——不屑與櫻花爭寵，不願被馴化成盆景，寧可在高原紫外線裡灼燒自己，也要將短暫的絢麗開成地質史詩。當最後一朵桃瓣墜入雅江激流，你會聽見整個喜馬拉雅在嘆息：看啊，那順流而去的不是落花，是文成公主進藏時，遺失在風中的那串珊瑚耳墜。

雲履蒼崖

徐霞客的布鞋底，沾着晚明最後一縷未被八股文熏染的靈氣。當江南士子們在秦淮畫舫吟哦「四書集注」時，他正將《水經注》殘卷塞進行囊，鞋跟碾過江陰石板街的晨霜，踏出中國文人史上最叛逆的足印——不向西子湖的柳浪聞鶯折腰，偏要追着錢塘潮的怒吼，將半生華年典當給三萬里河山的皺褶。

他的行旅是水墨長卷的動態演繹。黃山雲海翻湧時，他在《遊黃山記》中以「石筍矼」為筆、「散花塢」為硯，將奇松怪石勾皴成天地間的狂草。筆鋒過處，「一線天」裂帛聲響徹千年，竟與但丁《神曲》地獄篇的巖壁回聲遙相呼應。這等筆法，哪是「寓情於景」四字可囊括？分明是將三魂七魄熔鑄成探險家的羅盤，每一筆落墨都是對科舉桎梏的凌空飛踢。

最妙是他與山水的對話姿態。陳繼儒稱其詩「沉雄典麗」，卻不知這位「遊聖」在雁蕩龍湫瀑前，竟效法莊子與骷髏論道——褪去長衫赤足涉溪，任激流在脛骨刻下等高線，笑謂：「此身即輿圖，何必勞煩官府測繪？」 滇西茶馬古道的馬幫見證過這奇景：徐先生與蒼山洱海對弈，落子時以《雞山十景》詩稿為賭注，輸了便將「玉龍倒掛」的詩句拋向深谷，任其化作《山海經》失落的篇章。

晚年的瘴癘之地行腳，更顯其文人骨血裡的玄鐵質地。在騰衝火山群，他將病軀倚在玄武岩柱上，觀熔岩遺跡如讀《周易》卦象：「昔日地火烹天，今朝頑石鎮海，這不正是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化為坤卦『龍戰於野』的具象？」隨行僕從顧僕竊走盤纏遁入夜色時，他反在《滇遊日記》中寫下：「賊亦有向道之心，惜乎誤入荊棘。」此等胸襟，比蘇東坡「眼前見天下無一不好人」更添三分禪機。

四百年後，大理民宿老闆將《徐霞客遊記》殘頁裱入蒼山松木畫框，旁註「最佳網紅打卡攻略」。殊不知真正的朝聖者，當攜一壺紹興黃酒、半卷《徐霞客詩集》，在金沙江虎跳峽的狂濤聲裡，尋那雙布鞋碾碎科舉夢的殘痕——江水每記拍岸，皆是對「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古老詮釋：知識若未經雙足丈量，終究是故紙堆裡的標本蝶。

信仰的皮囊與靈魂的迷宮

當代恐怖片最驚悚的場景，從來不在幽靈的尖嘯，而在人性的裂縫中悄然滲出的冷光。斯科特·貝克與布萊恩·伍茲聯手執導的《異教徒》（Heretic, 2024），便是將這道冷光化為手術刀，剖開信仰的皮囊，露出底下蠕動的靈魂蛆蟲。 

兩名摩門教女傳教士踏入休·葛蘭特飾演的孤僻男子「里德」的宅邸，像兩隻純白的鴿子飛入銹蝕的鐵籠。她們本欲以經文馴化異端，卻反被里德以神學辯證為餌，一步步誘入精心設計的密室棋局。信仰的傲慢與知識的陷阱在此交鋒，看似傳教者與被救贖者的角色，在幽閉空間中如沙漏倒轉，細沙流淌間，權力與恐懼的界線早已模糊如霧。 

休·葛蘭特褪去昔日英倫情人的糖衣，將里德塑造成一具行走的悖論。他的眼神時而如懺悔者般濕潤，時而如審判者般森冷，嘴角揚起的弧度既像慈悲的聖徒，又似嗜血的獵人。導演刻意讓他的獨白沾染詩意，彷彿撒旦在伊甸園朗誦《懺悔錄》——當他質問「若上帝只是人類恐懼的投影」，鏡頭掃過牆角剝落的十字架，陰影中竟浮現尼采的臉。 

這棟宅邸本身即是隱喻的集合體：旋轉樓梯如螺旋上升的信仰階梯，地下室藏著焚毀的聖經灰燼，閣樓的彩窗將月光濾成血色。攝影機如幽靈穿行其間，將驚悚片的慣用手法昇華為存在主義的鏡像——當女主角索菲·撒切爾的瞳孔因恐懼放大時，觀眾看見的何嘗不是自身對虛無的顫慄？ 

最諷刺的是，全片真正的「異端」並非里德，而是信仰體系本身。當女傳教士被迫面對「殉道究竟是奉獻還是自溺」的詰問時，鏡頭突然切換至教堂彩繪玻璃外的現代都市，霓虹燈管拼湊出的十字架在雨夜中閃爍，恍如上帝遺落在人間的電子殘像。貝克與伍茲的野心顯而易見：他們要撕裂的豈止是恐怖片的類型框架？更是文明社會賴以運轉的認知繭房。 

散場時想起托翁筆下的金句：「所有聖殿的地基，都是用懷疑論者的骨灰夯實的。」《異教徒》的恐怖，正在於它證實了這句讖語——當里德焚毀最後一頁聖經時，飛揚的紙灰中，我們竟分不清那究竟是魔鬼的狂笑，還是先知早該被聽見的哭泣。

水袖黃浦：趙孫樹瑩的霓虹舊夢

上海是一襲褪了色的緞子旗袍，繡滿了金線銀絲的繁華，卻總在褶皺間藏著幾滴露水般的淚痕。趙孫樹瑩的筆尖蘸著黃浦江的霧氣，輕輕一勾，便撩開了這座城百年的紗簾。 

都說上海是座浮城，如外灘的浪，湧得起十里洋場的璀璨，也捲得走靜安寺的鐘聲。可趙孫樹瑩的記憶裡，上海卻是沉甸甸的，沉在孫直齋的茶盞底，沉在孫伯繩的煙斗灰裡。那年代的望族，連離婚都是一場慢鏡頭的悲喜劇——父母的情裂，不是玻璃碎地的刺耳，而是蘇繡斷線的無聲，一針一線皆繃緊了時代的張力。 

一九五〇年的香港碼頭，她拎著一只皮箱，以為只是暫別的旅人，豈料這一轉身，竟成了半世紀的懸念。黃浦江的水流到維多利亞港，到底是鹹的，她說。五十年後再歸來，石庫門的磚縫裡長出了新苔，可那些攀在牆頭的紫藤，依舊是祖父手植的魂魄。女兒趙芝潔的鏡頭對準老照片，黑白影像裡浮出彩色的嘆息——原來繁華不曾死去，只是換了衣裳，在弄堂深處與摩天大樓的夾縫中，幽幽地唱著〈夜來香〉。 

書頁間夾著百餘幀照片，全彩的油墨也印不出當年的月色。你看那霞飛路上的電車，叮叮噹噹地碾過張愛玲的鞋跟；永安公司的霓虹，映著阮玲玉眼角的淚光。趙孫樹瑩寫家族史，寫的卻是整座城的肌理：旗袍下擺的開衩是革命的裂痕，百樂門的爵士樂是戰火的前奏。她說回憶會找人，像蘇州河的潮水，退去時帶走泥沙，漲潮時又送回幾枚貝殼，裡頭藏著民國女子的胭脂扣。 

倫敦的紅寶石書獎評委讀罷掩卷，驚嘆這東方回憶錄竟比伍爾芙的意識流更纏綿。也難怪，上海的基因本就是混血的，英國的紅茶混著吳儂軟語，法租界的梧桐摟著寧波商幫的算盤。趙家五代人的足跡，從晚清的辮梢走到改革開放的領帶結，每一步都踩在歷史的骨節上，嘎吱作響。 

有人問，追憶上海，追的究竟是什麼？是百樂門的狐步舞，還是靜安寺的早課？趙孫樹瑩的答案或許藏在某張照片背面——那泛黃的角落寫著：「此處原有一扇窗，推開是父親的背影，合上是我的餘生。」 

原來，上海的繁華從不在外灘的鐘樓，而在尋常人家的窗櫺。當母女倆並肩走過復興中路，梧桐葉沙沙地翻動書頁，她們終於讀懂：這座城最深的皺紋，是笑出來的。 

 

銀幕上的焰火與冰川

好萊塢的鎂光燈總愛把星辰熔鑄成金箔，偏生有個北歐女子硬是讓璀璨光斑結了霜。英格麗·褒曼踩著斯德哥爾摩的雪粒走進攝影棚時，像極了易卜生筆下乘雪橇出逃的娜拉，只是這回她挾帶的不是女權宣言，而是足以令銀河系失色的純淨光芒。

當她裹著卡薩布蘭卡的晨霧與亨弗萊鮑嘉對望時，連撒哈拉的流沙都屏住了呼吸。那雙眼睛啊——阿爾卑斯山巔的湖水倒映著北極星，偏又在波光粼粼處藏著普羅米修斯盜來的火種。好萊塢教父們捧著合約金盤戰戰兢兢，彷彿稍有不慎，這位維京女武神便要駕著彩虹橋絕塵而去。誰料她真敢在巔峰時刻撕碎道德劇本，與羅塞里尼義無反顧地私奔，教條主義者氣得將報紙揉成但丁的地獄卷軸，她倒把義大利的火山灰抹在臉頰，活脫脫演繹了現代版《神曲》裡衝破煉獄的貝雅特麗齊。

世人總愛把尤物比作玫瑰，卻忘了北國有種喚作「冰花」的奇景。褒曼晚年演《秋光奏鳴曲》時，額角細紋裡流淌的何止是琴鍵上的月光？那分明是易北河解凍時挾帶的千年冰凌，在伯格曼的鏡頭下折射出人性的稜角。當年金髮披肩的聖女早蛻變成握著命運刻刀的女祭司，每一道皺紋都鐫刻著與世俗教廷對峙的戰役。

聽說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極光最盛時，會將冰川染成翡翠色。褒曼謝幕那日，想必是將畢生的烈焰與寒霜都還給了北歐的長夜，只留下菲林深處永恆的明暗交界線——這女人終究沒讓好萊塢的胭脂污了鼻尖的雪，倒把整個電影史變成了她私人日記的羊皮紙頁。

落花人獨立：文徵明的墨色與詩心

江南的文人，總愛將筆鋒藏於袖底，待春水漲時，才肯蘸墨寫出一闋梅雨般的詩意。文徵明便是這梅雨季的化身，濕潤、纏綿，卻又透著一絲清冷。他一生寫字，寫的是蠅頭小楷，字字如繡花針刺破宣紙，卻偏偏要說「鄙拙不足觀」。這等謙詞，倒似蘇州園林裡的漏窗，虛掩著一園深意，引得後世隔窗窺探，只見滿庭落花，不知是自憐還是自矜。 

他的小楷，是江南庭院裡一株老梅，枝幹虯勁，花蕊卻細如蟬翼。七十四歲時寫《琴賦》，自嘲「老眼昏蒙」，筆下卻愈發清瘦，彷彿將暮年的筋骨熬成一盞苦茶，苦中回甘。嘉靖年間的烏絲欄紙上，《落花詩十首》墨跡未乾，字裡行間皆是「芳菲死日是生時」的悖論，落花飄零，偏要說成「李妹桃娘盡欲兒」，這等風流自虐，倒像將一腔春愁倒進太湖，漣漪盪出千年的文人心事。 

文人多愛作隱士，文徵明卻在廟堂與泉石間搖擺。他寫洞庭東山，追慕皮日休、陸龜蒙的「風流文雅」，筆下卻是「秋山破夢風生樹，夜水明樓月在湖」——這等句子，分明是將山水摺成一把團扇，扇面上繡著晚唐的遺韻，扇骨裡卻藏著明人的倦意。他畫《石湖清勝圖》，墨色氤氳如煙，林語堂說中國藝術家的心靈總與自然「和睦相處」，但文徵明的和睦裡，何嘗沒有三分不甘？官場蹭蹬，屢試不第，最後只得將濟世之志化為筆鋒，在紙上鑿出一條隱逸的窄徑。 

有趣的是，這位「明朝第一」的書家，竟也會為二兩銀子的家用斤斤計較。展讀他致妻書信，字字端謹如奏摺，叮囑「不可與兄弟家計較」，瑣碎得近乎可愛。原來才子的袖底，除了墨香，還揣著柴米油鹽的煙火氣。吳門文士的風雅，終究要靠銅錢串起，唐寅的駱蹄宴、祝枝山的草書邀帖，風流背後的市井算計，倒比他們的詩畫更真實。 

文徵明晚年仍寫小楷，彷彿固執地將光陰凝在毫尖。八十歲的筆，枯而不僵，如老僧入定，一筆一畫皆是對無常的抵抗。他寫《千字文》，字字如禪，墨色淡到極處，反透出一層霜雪般的清輝。後人總說他「法度謹嚴」，殊不知那法度之下，藏著一顆將詩心碾碎成塵、再以筆鋒重塑的癡魂。 

四百年後，他的字仍懸在博物館的冷光中，落花詩的殘瓣早已化泥，墨痕卻如江南的雨，淅淅瀝瀝，打濕每一雙仰望的眼睛。文人畫家的宿命，大抵如此——以一身匠氣，搏千古靈氣，最後連同那些未嫁的蛾眉、未竟的春愁，一併鎖進烏絲欄的囚籠裡，等人來贖。

絲絨刀鋒下的溫柔絕響——致羅貝塔·弗萊克的黃昏輓歌

曼哈頓晨霧未散時分，布魯克林某間百年咖啡館的轉角唱機正播放著《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黑膠唱片輕微的沙沙聲裡，那道如暮色滲透教堂彩窗的嗓音，終究成了二十世紀最後的琥珀凝結——羅貝塔·弗萊克以八十八歲之齡安詳離世，此刻想來，她畢生淬鍊的溫柔何嘗不是一柄解剖靈魂的手術刀？

七〇年代的紐約正值迷幻搖滾嘶吼的狂歡年代，這位生於教堂詩班的女子偏以鋼琴鍵盤為經緯，將福音的聖潔與藍調的苦澀織就天鵝絨刑具。當珍妮絲·賈普林在舞台上撕碎胸腔時，弗萊克選擇用絲絨手套包裹利刃，讓《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成為穿透千萬人心室的無形子彈。世人總說溫柔是弱者的語言，卻不知要以何等堅韌才能在暴烈時代維持這份從容——她的每個轉音都是月光漫過鐵絲網的姿態，連呼吸的停頓都精確如瑞士鐘錶匠打磨齒輪。

有人說她的歌聲像浸過勃艮第紅酒的天鵝絨，我倒覺得更像是唐人街老師傅手作的刺繡團扇。那些層疊的氣音與真假音轉換，恰似蘇州繡娘以髮絲為針、朝露為線，在無聲處繡出牡丹盛放的經緯。西洋樂評家慣用「靈魂樂女祭司」稱之，實則她更似宋徽宗院體畫中的工筆仙鶴——在爵士即興的潑墨山水間，始終保持著北宋美學的克制與精微。

想起《Play Misty for Me》電影裡克林·伊斯威特飾演的電台DJ，正是弗萊克那曲《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在晨霧瀰漫的收音機裡流淌時，才讓謀殺懸疑片瞬間昇華成愛情史詩。這便是真正藝術家的魔力：能在好萊塢商業機器的齒縫間，種出一朵帶著露水的藍玫瑰。當年格萊美將年度唱片獎頒給這首慢板情歌，與其說是對歌者的加冕，不如說是工業時代對詩意最後的妥協。

黃昏時分翻出1972年的現場錄影，黑色禮服裹身的弗萊克在鋼琴前垂眸吟唱，修長十指在琴鍵上行走如女巫撫觸水晶球。忽然明白何謂「大音希聲」——當數位時代的歌手忙著用Auto-Tune修飾情感的毛邊，這位從不飆高音的女伶早已參透：最鋒利的溫柔從不需要吶喊，正如最深的海洋往往呈現鴉青色的沉默。

華燈初上，咖啡館老闆換上《Compared to What》。薩克斯風與弗萊克的聲線在硝煙瀰漫的越戰年代纏鬥，恍惚聽見嵇康在刑場上彈奏《廣陵散》的迴響。原來抗爭未必需要舉起拳頭，當她唱著「總統先生，我們的要求不算多」，每個慵懶的轉音都是射向虛偽的銀針。此刻窗外的曼哈頓依舊霓虹閃爍，而那個允許溫柔作為武器的年代，已隨最後一個音符沉入東河深處的暮色蒼茫。

黔山夜雨

黔地的山是睡不醒的，天未亮时，雾便自谷底攀援而上，将吊脚楼的檐角轻轻裹住，像苗家女子银饰上垂下的流苏，朦胧里透着几分未梳洗的慵懒。晨光初破，寨子醒了，石板路上响起的不是足音，是银铃——叮叮当当，一串缀满星辰的步履，是苗家阿妹背着竹篓去采山菌。竹篓里装的是山，是云，是昨夜未晾干的露水，抑或是她待嫁的嫁妆？无人知晓。只知那银铃一响，山便笑了，笑得满坡杜鹃红了耳根。 

酸汤鱼的滋味，是黔地人写给光阴的情书。木桌支在河边，红酸汤咕嘟咕嘟地沸，鱼片翻腾如白鹭点水，辣是山民的脾气，酸是岁月的褶皱。老板娘舀一勺汤，话匣子便开了：“从前山外的人不识酸汤，说我们吃馊水哩！”说罢大笑，眼角的纹路比酸汤更稠。食客埋头啜饮，舌尖辣得发颤，心头却暖得像火塘边的糍粑——软糯，黏人，叫人舍不得吞下。 

夜市的灯火是山神的烟火。折耳根拌折耳根，辣椒蘸辣椒，摊主们吆喝声比辣子更呛。有老者蹲在巷角，一柄铜烟斗，一袋旱烟丝，烟圈吐成云雾，与远山的轮廓叠在一处。问他抽的是烟还是山岚？他眯眼答：“抽的是年轻时翻山越岭的脚程。”话音未落，烟已散尽，唯余烟斗上的铜锈，绿得像苔藓爬过的老城墙。 

黄果树的水，是银河打翻了一角。白练坠潭时，溅起的水珠不是水珠，是李白醉后掷下的诗句，一粒粒砸在游人的肩头。有孩童赤脚踩水，笑声比瀑布更响，母亲在岸上嗔骂，骂声却被水汽洇湿，软成一团糯米饭。水帘后的石洞，传说住过避世的仙人，如今只剩苔痕斑驳，像仙人褪下的旧衣。或许仙人也嫌喧嚣，索性化作一滴水，随瀑流远走他乡。 

归时遇雨，山道蜿蜒如苗绣的针脚。雨打芭蕉，打瓦檐，打湿了赶马人褡裢里的山歌。马铃叮咚，与雨声合奏，竟比古琴更清越。忽见崖边一树野梨花，白得透亮，像谁家姑娘遗落的手绢，又像山灵偷藏的月光。司机嘟囔：“这路险哟！”险吗？黔地的山从来如此——险得磅礴，也美得不容分说。正如那酸汤，初尝呛喉，回味时却甘愿为它再翻九十九道弯。 

梨花誤

長安城的春夜總帶著幾分醉意。華清池的煙波未散，椒房殿的燭影已搖，一樹梨花斜斜倚在宮牆外，似笑非笑地望著人間這齣荒唐的折子戲。 

楊玉環的腳步輕得像一片雲，落在金磚上卻能驚醒半個盛唐。她的舞袖拂過含元殿的雕樑，未及垂落，已捲起三千文人的筆墨——太白的詩、樂天的曲、張萱的畫，皆成了她裙裾邊的碎絮。史書說她「羞花」，可梨花哪敢與她爭艷？不過是趁她醉倚欄杆時，偷偷將一縷香魂寄在她鬢邊，妄圖借幾分風流罷了。 

明皇愛她的舞，更愛她眼底那一汪未經馴化的天真。霓裳羽衣曲再精妙，終究是匠氣之作；唯她舉手投足間，能將絲竹聲揉成春水，再凝作寒冰。一曲未終，君王已忘了自己是執玉璽的手，還是捧荔枝的奴。那嶺南的快馬踏碎了多少驛站的月色？史官只顧蘸墨疾書「一騎紅塵妃子笑」，卻無人問，荔枝的甜可抵得過長生殿的苦？ 

馬嵬坡的風來得急。三軍怒目如炬，燒焦了梨花瓣，也焚盡了一場曠世痴纏。白綾懸上枝頭時，她忽然想起那年初入宮闈，玄宗執起她的手說：「玉環，朕要讓天下花木皆為妳開謝。」如今看來，竟是讖語。男人的江山傾頹時，總愛將罪過繡在女子的衣襟上——褒姒裂帛，妲己焚星，而她，不過是恰好生在梨樹下，接住了一片注定飄零的時代。 

千年後，東瀛某座古寺的晨鐘驚起幾隻白鴿。住持說，當年的遣唐使曾帶回一尊菩薩像，眉目如月，衣袂似雪。香客們跪拜時總恍惚聽見環珮叮咚，像極了某支失傳的胡旋舞曲。或許梨花終究是聰明的，早將她的魂魄藏在每一季的落英裡。每當風起，長安舊事便紛紛揚揚，覆住所有「紅顏禍水」的罵名，只餘一句溫柔的嘆息： 

「玉環，原來妳在這裡。」 

冰城碎語

哈爾濱的冬天是鐵鏽紅的。松花江畔的風裹著鋼砂般的冰粒，刮過中央大街的石磚縫隙時，總要順手掀翻幾頂毛呢禮帽——俄國人留下的巴洛克廊柱下，裹貂皮大衣的婦人踉蹌追趕帽子的姿態，像極了普希金詩中失落的貴族，只是手中提的不是詩集，而是一袋凍得硬梆梆的秋林紅腸。這座城市的冷是帶齒輪的，咬嚙著一切溫軟的念想，卻又將人逼進教堂穹頂下的暖黃燈光裡，捧一杯燙手的格瓦斯，看窗花在玻璃上凝成西伯利亞式的嘆息。

道里菜市場的攤販最懂冷幽默。賣糖葫蘆的老漢將山楂串插在雪堆上，紅艷艷的果子裹一層透亮的冰糖，倒像是插在蛋糕上的蠟營，專為慶祝零下三十度的生辰。他總愛對縮著脖子的遊客說：「嚐嚐這『冰火兩重天』，咬一口山楂酸得你皺眉，糖殼甜得你瞇眼，最後再讓北風抽你一耳光——這滋味，比伏特加上頭！」隔壁賣凍梨的大娘更絕，總用鐵勺敲著冰坨子吆喝：「這可是松花江的魂，凍透了才能吸出蜜來！」她說話時吐出的白氣，混著凍梨裂縫裡溢出的汁水甜香，竟讓寒氣生出幾分纏綿的曖昧。

聖索菲亞教堂的鴿子比莫斯科紅場的同類更世故。牠們懂得在遊客舉起手機時翩然掠過洋蔥頭穹頂，卻絕不肯為半把玉米粒多扇一次翅膀——畢竟這座墨綠色穹窿早已不是沙皇的祈禱所，倒成了抖音網紅們的佈景板。某日黃昏，我看見穿漢服的姑娘在積雪的廣場上旋轉，石榴紅的裙裾掃過拜占庭式的磚牆，驚起鴿群撲棱棱飛向霓虹初上的麥凱樂大廈。東西方的魂魄在此撞個滿懷，竟迸出冰糖葫蘆似的晶亮碎屑。

冰雪大世界的冰雕師傅有雙哲學家的手。他們從松花江鑿出三米見方的冰磚，電鋸嘶鳴間削出的不是艾莎的城堡，而是哈爾濱人骨子裡的剛烈與玲瓏。凌晨兩點，零下四十度的工地上，老師傅叼著菸頭對徒弟說：「冰這玩意兒，你得順著它的紋理雕，就像順著大姑娘的脾氣哄——硬要掰直了，準保碎你一臉冰碴子。」話音未落，遠處未完工的冰滑梯轟然塌了半截，驚得月亮都躲進雲絮織的貂絨圍脖裡。

老道外的澡堂子是最誠實的社交場。氤氳水汽中，退休的鐵路工人用毛巾拍打著啤酒肚，向霧氣裡的陌生人講述中東鐵路的往事：「當年俄國佬修鐵軌，枕木底下鋪的都是高粱酒——不是防凍，是給中國勞工壯膽的！」蒸得通紅的脊背上，牡丹江牌肥皂的泡沫正緩緩滑落，在磁磚縫裡積成小小的白色湖泊。更衣室裡，穿阿瑪尼西裝的年輕商人正對手機吼著盧布匯率，腳邊的塑料盆裡，俄文報紙浸透了溫泉水，鉛字暈染成黑龍江的支流。

午夜，果戈里大街的酒吧亮起哥特式櫥窗。留學歸來的調酒師將五常大米釀的伏特加倒進冰雕的套娃杯裡，對金髮碧眼的遊客眨眼睛：「這杯叫『東清鐵路』，第一口是沙皇的傲慢，第二口是闖關東的辣，第三口嘛——」他指向窗外掠過的電車，軌道盡頭，霰雪正將百年老建築的輪廓磨成毛玻璃上的剪影，「得問那些嵌在牆縫裡的俄文報時鐘，它們的指針可比酒保的舌頭準多了。」

這座城市的靈魂終究是冰做的，看似剔透易碎，實則比鋼筋水泥更頑強。當春風試圖撬開松花江的冰層時，總會發現冰面下還凍著尼古拉教堂的銅鐘聲、馬迭爾賓館的華爾滋旋律，以及某個雪夜裡，兩個異國青年在鐵路橋上用中俄混雜的誓言——這些晶體在零下三十度保持著永恆的銳利，直到某個暖得反常的冬日，突然化作滿城叮咚作響的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