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亂世,人如蜉蝣,卻總有幾縷魂魄在灰燼中凝成琥珀。齊邦媛的《巨流河》,恰似一盞青花瓷燈,在歲月長廊中幽幽亮着,照見二十世紀中國的斷壁殘垣,也映出一個女子如何在時代的驚濤中,以文字為筏,渡過精神的巨流。
她生於遼寧鐵嶺,六歲便隨父流亡,從東北到重慶,再輾轉落腳臺灣。這條流亡路,彷彿宿命之河,河底沉積着張大飛的訣別信、朱光潛的英詩課、父親齊世英的嘆息,以及母親哼唱《蘇武牧羊》時那抹化不開的鄉愁。她的筆下,沒有史詩的吶喊,只有一頁頁「哀而不傷」的獨白,像啞口海接納百川,終歸靜默。
世人常說「亂世兒女」,但齊邦媛的「兒女情」卻如晨露般清冽。少女時代與空軍英雄張大飛的相遇,是戰火中一縷未綻即凋的曇花。他為國殉身,她將那份「拿不起也放不下」的情愫深埋心底,任其化作文字裡的永恆星光。這份情,不沾脂粉,不染塵埃,只因「亂世」二字太重,容不下小兒女的繾綣。正如她拒絕將故事搬上銀幕——商業的浮光掠影,怎及得上一紙淺藍航空信箋的純粹?
若說張大飛是書中的血色浪漫,父親齊世英則是巨流河的暗湧。這位東北漢子,從反張作霖的兵敗流亡,到臺灣政壇的孤憤終老,一生如渡不過的巨流河,總在理想與現實的漩渦中掙扎。齊邦媛寫他,不歌功頌德,只淡淡一句「溫和與潔淨」,道盡亂世中知識份子的風骨——成敗俱往矣,唯留一襲白衫,不染黨爭泥淖。
而文學,是她對抗荒誕的盾牌。朱光潛在樂山講華茲華斯,念至「若有人為我歎息,他們憐憫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竟哽咽離席。這滴淚,落在齊邦媛心上,凝成她日後「千年之淚」的文學觀:詩句不是風花雪月,而是戰火中最後的尊嚴,是杜甫與雪萊跨越時空的共鳴。她將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與辛棄疾的詞並置,讓彌爾頓與錢穆對話,在東西方文學的匯流處,建構一座精神的燈塔。
《巨流河》終究是一封寄不出的長信。從東北的雪原到臺灣的蕉風,從硝煙中的南開中學到臺大外文系的講台,齊邦媛以筆為舟,載着家族與國族的記憶,航向歷史的啞口海。那海,無聲無浪,卻吞沒了多少壯懷激烈?她不言恨,只輕嘆:「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
而今,巨流河依舊奔騰,啞口海依舊靜默。書頁間的字句,成了兩岸共同的隱喻:有些河,渡不過;有些海,說不出。唯留一盞文學的孤燈,在世紀的長夜裡,溫柔地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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