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是在我們談話談到一半時開始下的。
那是哈爾濱某年的深秋，我在道外區一條老街短住，街上有幾家苞米煎餅的攤子，有一家修鞋的，有一家賣舊書和舊磁帶的小店，還有一家拉麵館，常年冒著白氣。整條街走到頭，有一片被圍牆圍起來的空地，說是要拆建，圍牆上刷著紅字，但看起來已經刷了很久，牆皮翻起來，字也模糊了，像一個忘記收回的命令。
他就住在圍牆邊上的那排平房裡，最裡頭那間。
他叫宋志遠，六十八歲，在這條街上住了三十多年。退休之前，是哈爾濱市某區文化館的館員，做了二十年的群眾文藝工作，組織過秧歌隊、二人轉演出、社區合唱團，寫過地方誌，也畫過宣傳畫，樣樣會一點，樣樣都沒有出頭。他自己說，我這個人，是塊布，什麼都能做，就是做不成旗幟。說完自己笑了，笑得有點乾。
我認識他，是因為那家舊書店。那天我在書架前翻書，聽見旁邊有人說，這本書你不要買，印壞了，第八十頁開始缺了十幾頁，他們自己不知道。我回頭，見一個老人，個子不高，穿一件洗白了的深藍棉襖，頭髮梳得整齊，眼鏡的一條腿用膠布纏著。我說謝謝，他擺擺手，說也不是什麼好書，買了也就是買了個心思。
後來在街上碰見過幾次，漸漸就說了幾句話，知道他就住在圍牆邊那排平房裡，便去坐過。
他的屋子不大，一間正屋，靠牆一張書桌，桌上摞著書和報紙，有一沓稿紙，寫了些字，被一個舊茶杯壓著。牆上掛著一張哈爾濱老地圖，是七十年代的，街道名和現在對不上了，他說就喜歡這張，現在的地圖上，很多地方他都認不出來了。窗臺上養著幾株吊蘭，顏色很綠，是這屋子裡最有生氣的東西。
他是山東人，父親是隨軍南下又轉北上的老幹部，五十年代隨部隊留在了哈爾濱。他在哈爾濱長大，考過大學，沒考上，進了文化館。文化館那些年，他說有意思，也沒意思。有意思的是，還有些事情可以做，真的喜歡文藝的人還在，合唱團排練的時候，退休工人、家庭婦女、鍋爐工，擠在一間屋子裡，聲音亂，但是熱，那種熱他喜歡。沒意思的是，後來慢慢就變了，活動越來越多，但空洞，他說，像一個氣球，越吹越大，越吹越薄，對著光一照，什麼都看見了。
九十年代末，他做了一件事情，後來讓他在文化館的日子不太好過。
那時哈爾濱老道外有一片歷史建築，巴洛克式的老樓，是清末民初那批從俄國、歐洲傳進來的建築樣式，本地的工匠照著做，做出了自己的味道，門楣上的裝飾、廊柱的弧線，每一棟都不一樣，像是那個年代留下來的表情，各有各的神氣。那片老樓要被拆掉，要蓋新的商業樓。他知道了，拉上兩個朋友，用自己的相機，把那片老樓挨個拍了一遍，一棟一棟，細部、全景，拍了幾百張，又查了文獻，寫了一份報告，通過各種關係遞上去，說這些建築有歷史價值，應當保留。
報告遞上去之後，沒有回聲。樓還是拆了。他把那些照片沖洗出來，裝進一個大信封，放到書桌的抽屜裡，就放著，沒有地方可以用，也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放。單位裡有人說，這個宋志遠，管那麼多閒事，自找麻煩。領導找他談了一次話，說要做好本職工作，不要精力分散。他聽完，點了頭，出來，回到自己座位上，繼續寫那篇沒寫完的地方誌稿子，什麼也沒說。
他就是這樣的人，不是不氣，是氣到最後覺得氣也沒用，不如把手上的事做好。
退休之後，他開始做一件別人覺得沒用的事，整理哈爾濱的老地名。那些被改掉的街名、消失的地名、沒有人記得的舊稱，他一一去查，找老報紙，找地方檔案，找老街坊問，記在一個大筆記本裡。做了七八年，攢了三本，密密麻麻，他自己說也不知道有沒有用，總覺得記下來比不記強，消失的東西，能留一個名字，總比什麼都不留好一點。
我翻過那幾本筆記，字寫得很小，很工整，旁邊有時附著一個小小的手繪地圖，畫得認真，比例未必準確，但每一條線都清清楚楚，有一種笨拙的鄭重。
他有一個女兒，在北京，做設計工作。女兒勸他去北京住，他說去過，住了兩個月，呆不住，說北京太快，他跟不上。回來之後，女兒每月打錢來，他收著，用得很省，大部分存起來，說留著將來用，什麼將來，他也不細說。女兒說他固執，他說不是固執，是習慣了，習慣這條街，習慣這間屋子，習慣早上去拉麵館吃一碗湯麵，習慣下午在舊書店站一站，這些加在一起，就是他的生活，拿走了，剩下的他不知道是什麼。
他曾經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九十年代離了，沒有再婚。說起來很簡單，說兩個人想的不一樣，她想往好處走，我也想，但想的不是一種好處。說完停了一下，重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就不再說了。
那天雨下起來，他去把窗臺的吊蘭端進來，放在桌角，回來坐下，屋子裡光線暗了，他開了檯燈，燈光落在那沓壓著茶杯的稿紙上，我看見最上面一頁，寫的是某條胡同的舊稱，旁邊註著年代，和幾行說明文字，字跡很小，像是怕佔了太多地方。
我問他，這些整理好了，打算怎麼辦。
他想了想，說，想找個地方出版，找過幾家，說市場不好，沒人買。也找過文化部門，說可以收藏，但沒有下文。他說，也罷，放著吧，說不定哪天有人翻出來，能用上。說得平靜，好像說的不是自己花了七八年的心血，而是一捆舊電線，放在那裡，說不定哪天能接個燈。
雨下得不大，打在窗玻璃上，細細碎碎的。吊蘭在桌角，隨著開窗透進來的風，葉子輕輕動了一下，又靜止了。他低頭翻著什麼，眼鏡的膠布那條腿，在燈光下看得很清楚，纏得很仔細，不像將就，倒像是很認真地對待一件壞掉的東西。
我後來離開哈爾濱，那排平房的事一直沒有著落，圍牆上的紅字大約還在，也許已經重新刷過了，也許那片空地終於動工了，也許還是圍著，等著。
那三本筆記我沒有再見過，那些消失的街名和地名，被小楷字一筆一劃收在裡面，壓在哈爾濱某個冬天的深處。
有些事，不是因為有用才值得做，他大約是明白這一點的，所以做得踏實，做得沒有聲響。就像那些已經消失的老樓，拍下來的照片在抽屜裡，沒有人看，但光線當年真的落在那些廊柱上，那個下午真的存在過，記沒記住，是另一回事。
窗外的雨停了，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停的，街上的石板路濕著，舊書店的燈還亮著，有人影在裡面慢慢移動，像是在找一本很久以前讀過、後來忘了名字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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