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的四部回憶錄，恰似一場夜雨過後，天光未明時分，有人獨坐廊前，捧一盞冷茶，細數簷角滴落的殘水。一滴是故鄉山東蘭陵的槐花香，一滴是黃河岸邊的砲火硝煙，一滴是基隆碼頭潮濕的鹹風，最後一滴懸在屋簷遲遲未墜，映著台北牯嶺街的舊書攤與防空洞裡昏黃的燈影。這四道水痕蜿蜒交錯，終究匯成一部中國現代史的暗河。
若說普魯斯特追憶的是瑪德蓮蛋糕的香氣，王鼎鈞咀嚼的卻是青島流亡中學發黴的窩窩頭。當京派文人用鴛鴦蝴蝶筆調描摹北平的秋海棠，這位魯南少年已扛著行軍鍋越過秦嶺，在漢江渡口見識何謂「天地不仁」。抗戰、內戰、渡海、離散，四部曲裡沒有英雄史詩的昂揚號角，倒像一塊被砲彈削去半邊的殘碑，碑文斑駁處儘是螞蟻啃噬的痕跡——那些螞蟻有名有姓，是半夜翻牆逃兵的炊事班老趙，是抱著《古文觀止》投江的流亡學生，是台中糖廠宿舍裡為半斤豬油與鄰人撕破臉的退役上尉。
王鼎鈞寫史，總帶著三分冷眼七分慈悲。他筆下的蔣介石不是總統府照片裡目光如炬的領袖，而是重慶防空洞裡捏著《曾文正公家書》喃喃自語的焦慮老者；他記憶中的毛澤東尚未成為天安門城樓的巨幅肖像，倒是延安窯洞前某個披著舊棉襖、用湖南腔講《矛盾論》的教員。當兩岸教科書忙著將歷史壓鑄成非黑即白的銅像，他偏要掏出懷錶，指著錶殼內側的刮痕說：看，這是徐蚌會戰時流彈擦過的印子。
四部曲最動人處，在於示範了何謂「知識分子的脊椎」。當多數文人忙著在傷口撒鹽或塗抹脂粉，王鼎鈞選擇用文字的柳葉刀剜出彈片。他寫飢餓，不是「路有凍死骨」的泛泛之嘆，而是精算流亡路上每頓飯的卡路里；寫恐懼，不搬弄佛洛依德的理論，倒記得某個被砲彈震聾的傳令兵，從此只敢貼著地面聽腳步聲。這種貼著地皮寫史的功夫，讓他的回憶錄既非懺悔錄，亦非辯護書，倒像極了太史公筆下的遊俠列傳——每個小人物都是自己的荊軻，在時代的易水畔唱著走調的驪歌。
如今重讀《文學江湖》，恍然發現這四部曲竟是部倒寫的《史記》。司馬遷從三皇五帝寫到漢武，王鼎鈞卻從威權時代回望洪荒。當他寫台北中山北路的美軍顧問團宿舍，筆鋒一轉竟是重慶沙坪壩的流亡學生；描寫戒嚴時期的文壇風雲，紙背透出的卻是徐蚌戰場的硝煙。這種時空疊影的技法，恰似張大千的潑墨山水，近看是殘山剩水，退後三步竟見巍峨江山。
合上四卷本，窗外的夜色正飄著冷雨。恍惚間彷彿看見老人坐在潮州街的舊公寓，就著四十瓦檯燈改寫第十五稿。鋼筆尖在稿紙上沙沙遊走，寫斷了五根筆尖，卻寫不斷山東到台灣的那條血脈。那些被砲火震碎的月光、被海峽沖散的鄉音，終究在方格紙上重新拼湊成完整的中國地圖——只是這地圖不用朱筆標註省界，改用淚水畫出所有流亡者的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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