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封筆之作《鹿鼎記》，是武俠江湖的一場倒戈革命。若說郭靖是儒家鑄造的道德銅鼎，蕭峰是佛門淬煉的悲情金剛，韋小寶便是市井窯火燒出的青花贋品——胎骨裡滲著賭坊骰子的牙磣、妓院脂粉的俗豔，偏偏釉色斑斕得教人移不開眼。此書問世時，多少俠客迷瞪著書頁發怔：說好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呢？怎麼主角成了在龍床與龍椅間鑽營的流氓？金庸用韋爵爺那柄削不了蘋果的匕首，生生剝開了江湖的錦繡皮囊，露出底下權力交媾的膿血。原來所謂「武林」，不過是另一座紫禁城。
韋小寶之奇，奇在他是一面照妖鏡。這揚州妓院長大的龜公兒，不識之無卻精通人情世故的紋路，不會武功卻擅長四兩撥千斤的算計。他周旋在康熙的御案與天地會的香堂之間，如走鋼索的猢猻，左手捏著「鳥生魚湯」的馬屁經，右手撒著「洪教主仙福永享」的謊話豆。金庸藉此獠解構了武俠神話：當陳近南還在為反清復明嘔心瀝血時，韋小寶早已看透「皇帝是烏龜，百姓是王八」的生存法則——忠義道德是廟堂的幌子，金銀女人才是亂世的硬通貨。這等徹悟，比古龍筆下的浪子更辛辣，比《水滸傳》裡的潑皮更刁鑽，倒與莎士比亞筆下的福斯塔夫遙相呼應：皆是時代巨輪下，用無恥對抗虛無的犬儒先知。
《鹿鼎記》之妙，在於將廟堂與江湖熬成一鍋雜碎湯。紫禁城的琉璃瓦下，藏著比黑木崖更險惡的人心；神龍教的毒蛇窟裡，晃著比紫禁城更荒唐的權謀。看那少年康熙擒鰲拜、平三藩，英明神武如戲臺上的武生，但揭開蟒袍，內裡盡是韋小寶代筆的密旨、代喝的毒酒、代背的黑鍋。君臣二人聯手演繹的「養成遊戲」，比任何武林爭霸都精彩：皇帝需要一把能沾血卻不髒手的匕首，流氓貪圖一張能招搖卻不擔責的虎皮，各取所需的默契，恰似《紙牌屋》穿越到乾清宮。而天地會眾好漢高喊「反清復明」時，何嘗不是另一群爭奪話語權的政客？陳近南一生鞠躬盡瘁，最終死在鄭家內鬥的冷箭下——這等諷刺，可比《權力的遊戲》更教人背脊生寒。
金庸寫女子，向來是工筆仕女圖，唯獨在《鹿鼎記》裡潑了滿紙胭脂。七位夫人，從郡主到教主，從公主到劍客，個個被韋小寶的市井渾話哄得團團轉。阿珂的美貌撐不起腦子，建寧的刁蠻掩不住空虛，雙兒的忠貞摻著奴性，蘇荃的機敏終究困於「尋常女子」的窠臼。這群女子與其說是「夫人」，不如說是韋爵爺集郵的勳章——征服一個，便等同攻下一座山頭。金庸在此撕破了愛情神話：江湖兒女的兒女情長，到頭來敵不過通吃島上的生存博弈。方怡兩度背叛的耳光，扇碎了多少讀者的玫瑰色幻夢？
此書最毒處，在於戳破「俠義」的膿包。金庸早年塑造的俠客，是道德完人、是亂世明燈，到了韋小寶這裡，卻成了專扯燈籠的夜貓子。看那「為國為民」的陳近南，一生被鄭家當作擦腳布；「鐵背蒼龍」柳大洪，不過是沐王府擺設的門神；至於九難師太追殺康熙的執念，倒像極了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荒誕劇。反觀韋小寶，坑蒙拐騙卻總能逢凶化吉，撒潑耍賴竟可左右逢源——這哪裡是武俠小說？根本是官場現形記的江湖分記！金庸臨封筆前，終於對自己構築的俠義烏托邦反戈一擊：在權力面前，降龍十八掌不如一張巧嘴，打狗棒法敵不過一袋金葉。
《鹿鼎記》的結尾最見功力。韋小寶帶著金銀美人遁走揚州，看似圓滿收場，實則是金庸對歷史循環的冷笑。康熙繼續做他的聖主明君，天地會轉入地下醞釀新一輪暴動，韋爵爺的混世哲學在妓院賭坊永生——這三足鼎立的荒謬，從清初延伸到現世，從未褪色。今日政客作秀、名流炒人設、網紅販賣虛榮，誰不是另一種「韋小寶主義」的信徒？金庸早在半世紀前便預言：當英雄主義潰散後，世界終將屬於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重讀此書，總想起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兩者皆在瑣碎處見大歷史，在插科打諢中藏鋒刃。不同的是，史家以冷眼觀興亡，小說家以熱鬧寫蒼涼。韋小寶在通吃島上烤青蛙時，何嘗不是卡夫卡筆下的K在城堡外徘徊？只不過東方人的荒誕，總要裹上糖醋排骨的滋味，好教人在笑出眼淚時，咂摸出一絲生存的苦鹹。
《鹿鼎記》是金庸遞給江湖的辭呈，也是留給眾生的照妖鏡。當我們嘲笑韋小寶的無恥時，何嘗不是在鏡中瞥見自己的倒影？那個在職場媚上欺下、在社交媒體戴面具、在現實利益前彎腰的身影，與挾銀票遁出麗春院的韋爵爺，終究是同一齣戲碼的古今版本。金庸的殘忍，在於他早早拆穿：所謂江湖俠骨，從未存在；有的，只是鹿鼎山前，人人爭做烹羹的庖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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