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是文學長河裡一盞孤燈，照見浮世繁華的殘影，也映出人間滄桑的裂紋。他的筆尖如繡花針，一針一線縫合時代的碎片，織成錦緞，卻總在錦上繡出幾縷褪色的絲線——那是歷史的惆悵，也是宿命的嘆息。
他的文字裡住著一群「台北人」，實則是失了根的流亡者。尹雪艷的旗袍永遠光鮮，金大班的舞步永遠婀娜，可她們的靈魂卻在歲月裡踉蹌，像一縷幽魂飄蕩在霓虹與塵埃之間。白先勇寫的不是小說，是招魂的符咒，將那些被時代碾碎的魂魄一一召回，讓他們在紙頁上重演繁華舊夢。有人說他像張愛玲，但他比張愛玲多了一分溫潤的悲憫；有人說他似沈從文，可他筆下的鄉愁不是湘西的青山綠水，而是桂林的煙雨、台北的夜霧，是跨海而來的離散者共有的「中國性」的鄉愁。
他是將軍之後，卻成了文字的將軍。父親白崇禧在戰場上指揮千軍，他在文學沙場上調度眾生相。四九年的大江大海，將他從桂林沖刷至台北，再漂流至紐約，這三重地理的位移，注定他的小說成為一部「民國野史」——不是廟堂之上的正史，而是市井巷陌的私語，是貴族凋零後的殘篇，是同性戀者在暗夜公園的喘息。他的《孽子》寫禁忌，卻寫得如詩如畫，彷彿那些被世俗唾棄的青春鳥，羽翼上沾的不是汙泥，而是月光。
白先勇的小說，是現代主義的實驗室，也是古典美學的祠堂。他將意識流滴入崑曲的水袖，讓象徵主義攀上《紅樓夢》的雕梁，筆下的人物總在「變」與「常」的夾縫中掙扎——尹雪艷的不老，是對時間的反叛；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是對青春的祭奠。他寫的不是故事，是寓言，是《山海經》裡走失的異獸，在鋼筋叢林中尋找歸途。
有人問他為何迷戀傳統，他說：「中國文學的最高境界，是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這句子從他口中吐出，竟像一句讖語。他的文字總在追悼，追悼一個消逝的時代、一縷斷裂的文化血脈，甚至追悼自己——那個在桂林老宅讀私塾的孩童，在台北街頭仰望星空的少年，在紐約公寓寫《孽子》的中年人。他將自己活成一座橋，一頭架在《牡丹亭》的夢裡，一頭伸向卡夫卡的荒誕。
晚年他癡迷崑曲，猶如唐吉訶德迷戀騎士小說。旁人笑他迂，他卻將《牡丹亭》搬上現代舞台，讓杜麗娘在二十一世紀還魂。這何嘗不是另一種小說？他用戲曲的鑼鼓，敲響文學的喪鐘，卻又在鐘聲裡聽見永恆。
白先勇是文學的守夜人，在喧囂的世紀末點燈，為失語者造像，為無名者立傳。他的筆下有整個民族的傷口，也有個人的隱痛。當世人忙著向前狂奔，他卻彎腰拾起歷史的麥穗，一粒一粒，餵養那些飢餓的靈魂。
最後想問：如果文學真能永恆，白先勇的文字，是否會在未來的某個夜晚，成為另一盞孤燈下的密碼？或許答案早已寫在《台北人》的扉頁——「紀念先父母以及他們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歷史會老去，但文學的魂魄，總在夕陽落下時，染紅一片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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