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的人是有罪的

七位訪民鳴冤自殺被刑拘，盡顯中國司法之荒誕。

為什麼上訪？因為懷有冤屈。為什麼自殺？因為上訪無門，加之冤情巨大，故此不惜以死明志，以死喊冤。正常社會之民眾，必對這些不幸之人抱以同情。而政府應當之反應，即是查明冤情，追責原凶，履行司法之正義，給冤民一個公道。但中國政府就是可以逆天背理，不但對當地官員（很可能就是冤情原凶）以黨紀政紀處分輕輕放過，還把七位訪民以“尋釁滋事”罪名而以刑拘，堪稱天下之大奇。

更為狗血的劇情是，當地官員受到處分，恐怕實質原因不是因為逼出了這麼多冤假錯案，而是沒有做好截訪工作，使當地上訪人員來到首善之區，做出震驚社會的自殺行為，從而讓當局顏面無光。主子火冒三丈之下，失責的奴才們自然要分擔責任，於是罰單開出，同時也算是給社會一個交待。

只是這交待太過離奇，完全挑戰人們既定的是非觀念。被迫害得喝農藥而自殺已屬不幸，為何還要擔上“尋釁滋事”的罪名？難道鳴冤告狀都是錯？或者說，違反中共制定之程式去鳴冤告狀，就是有罪。而且讓中共大跌面子，重創形象，更是罪上加罪，故此不惜違背常理殺一儆百，為的就是威嚇其他訪不要擅自所為，不然更厲害的報復更在後面。

此種解決之道簡直南轅北轍。不化解冤情，反爾懲罰苦主，無疑火上加油，激化矛盾。訪民有冤無處訴，本身就是政府失職，自殺鳴冤被刑拘，更是政府亂搞，毫無悲憫之心，只見凶殘之意。

如此也好，因中國的司法制度、上訪制度本身就是一個騙局，正如嚴櫻君之評論：上訪，是國家司法制度敗壞的衍生物。一個司法健全的國家，任何公民都有權通過正常的司法程式逐級申訴，得到一個公平、合理及獨立的仲裁。制度以外不用另設行政機關，變相否定司法制度之終審權威。上訪及上訪辦的出現，反映中央深知現有司法機關敗壞，郤又無從/保心改革，唯有以這種近似古代擊鼓鳴冤的路數，一方面營造國家恤民憐民的形像，穩定民心，另一方面又令苦主有 “冤情總得昭雪”的奢想，甘願重覆承受機關的折騰，無力/無心採取激烈行動。

如今圈套破局，更是讓人看到中共凶殘之真面，不必再浪費生命與時間在此種圈套中沉淪。至於說以後怎麼辦，套用魯迅的話，世界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楊佳就走了自己的一倏路，這倏路雖不可取，但在我看來，卻又比自殘自殺的愚行好很多。

枪炮玫瑰和中国式民主

消匿已久的美国乐队Gun&Rose最近在国内新闻界却突然红火起来，这倒不是宣传部门对摇滚乐突然产生了极大的热情，说实话，在这么多年党的亲切关怀教育熏陶之下，我还真不能够接受政府高官身背电吉他长发飘逸的造形，虽然这在印象上也许亲民，不过在当前的环境显然是多此一举，所以洗发水广告没有请这些中央大员来做也是情有可原，况且现在还有三鹿！而把文革时代的样板戏列入学生教材的举动，更是让我对他们的艺术爱好怀有深刻的敬意。从唯物主义认识观来说，毕竟国粹才能与牌坊相对！这诚然是哲学层次高屋建瓴的表现。吹拉弹唱的功夫是现实的传奇，唱念作打的表演是历史的演义，还能指望有什么更为精彩的表演呢？所以领导人在公共场合Show的都是京剧。
　　　　
不过通常说来，摇滚乐之类的新闻，是向来不入中国媒体的法眼，虽然据说林立果曾对西方的摇滚乐赞不绝口，但毕竟魂葬荒漠，披头士并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一个红色知音，约翰列农在被枪杀前也难以Imagine。对于国内的新闻工作者而言，此类题材可谓是低级而庸俗，毫不符合新闻报道高大全及的标准，媒体上重要的位置早已被预设给咄咄逼人的正义，洋洋得意的真理，如果要来举例，可以是：头版揪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份子，副版还有一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左侧的官员需要提高认识，右边的人民需要加深教育，社论是脱了裤子放屁，新闻是躺在床上拉稀。专栏是歌功颂德的谄媚，特写是才貌双全的马屁，通篇掺杂着红光满面的捷报，以及肥大头耳的喜迅，夹缝里当然是丰乳瘦身催情避孕，不言而喻换到头标又是道貌岸然一脸正气，如果把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成报纸来阅读，我难以想像上帝脸上的表情，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及莎士比亚全集可能都打包成为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王尔德的《狱中记》。
　　　　
其实早在改革开放前，“别离不惯无穷忆，莫误卿卿学太常”之类的邓丽君歌曲，早已是受到靡靡之音的标榜，其危害程度可能是提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唱后庭花”的高度，所以写出的批判材料都是连篇累牍，我想若这些文章若能唱歌，想必也是穿云裂石，山河可裂的威仪。所以当时的人们收听台湾的广播，身份都要临时转换成地下工作者而小心翼翼，当人性片刻的复苏在温柔的抒情歌曲中时，僵硬的脸上也能泛出一些带有生气的笑容，可惜的是出门又是程序化的毛主席万岁，同志你好握手敬礼！这种意识形态的自觉转换可以称之为一个人的双簧，或是思想的自我审察，众多的生命失去自由的灵性而成为一种意识的马甲，如果直接透视更深的层面，触摸到本质这可能就是体制化，叔本华称之为大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其实这种现象现在都还有，比如说网络上泛滥的五毛，整天睁着一双毒眼寻找别人的问题，却不知道自己早已是个神经病------因为他每天上网超过六小时！毫无疑问这样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道德沦丧产生的空白记忆根本不足以理性的反省，到现在都还深受着历史的遗毒而不能清醒------虽然现在早已是文明与金钱携手的时代：改革春风吹满地，大伙明白了人民币，全国人民都下海，共创财富GDP。
　　　　
Gun&Rose当然是在中国拥有众多的Fans，这个80年代即出道的乐队早已是红遍了全球，任何一个喜欢过摇滚乐的公民都会不陌生。虽然后来乐队解散，但那些传唱不已的经典毕竟还是停留在乐迷们的记忆。Gun&Rose曾出过一套双唱片叫《运用你的想象力》，但即使再怎么努力的运用，我也没有想到这支乐队最近在国内的热闹，可笑的是------倒不是因为新出唱片的音乐，而是唱片的内容及名称《中国式民主》，这无疑是让敏感的人火上加油。据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回答记者的提问对这张新出的唱片中方有何反应时，他回答道：“据我了解，很多人不喜欢这类音乐，因为它太嘈杂，噪音太大。我想你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了吧？”我不知道一个人喜欢的音乐类型与他是否成年有什么关系，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纳粹固然也很喜歡古典音樂，難道這就能證明他的無辜？按著秦剛發言的邏輯及水準，我很懷疑他平時樂意享受的音樂是搖監曲，而更為莫明其妙的是，從這樣一張唱片國內的新聞媒體居然就推論出“一些西方人所說的‘民主’不過是他們企圖掌控和影響世界的一枚棋子”的荒唐結論------我真的不知道這些人的大腦是如何運行！美國樂隊Green Day在美發行一張名為《美國白癡》(American idiot)，但我從來沒有聽說有美國媒體說他們賣國！更為反諷的是，Gun&Rose在1991年發行的一張唱片在美國被標為要家長小心留意，因為內容有暴力和色情語言，但在大陸由敦煌音像公司面向全社會順利發行。
　　　　
先不管這些人懂不懂搖滾樂，我首先就不明白為什麼中國式的“民主”就不能准外人所提，難道國人的思維還停留在《西遊記》的時代，出了中土大唐都是妖魔鬼怪不成？如果民主不准人評論，那反而就證明了別人的正確。我並不想多說民主的理念及含義，這已被人類公認是普世價值的事物並不需要多言。在一個民主的體制裏，正常的形式是政府不干預音樂，音樂能自由表達政治。Bob Dylan曾在1965年說過，從來就沒有哪個政權是被抗議歌曲唱垮的。但顯然七十年代的捷克政府並不如此考慮，因為一個名為“宇宙塑膠人”的搖滾樂隊直接掀起了一場政治風暴。前捷克總統哈威爾曾這樣描述聽到這支樂隊的感受：“這種音樂有一種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這是一種使人警醒的、由內心深處發出的真誠的生命體驗，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領悟到，不管這些人的語言多麼粗俗，頭髮多麼長，但真理在他們這邊。”按著凡是政府所討厭的東西就是好東西的原則，這支樂隊在捷克國內贏得了眾多公民的喜愛，當然同時也贏得了員警的討厭。或許有人猜測這是一支政治意識非常敏銳的樂隊，但事實上恰恰相反，據肉店學徒出身的團長米蘭.賀拉夫薩（Milan Hlavsa）回憶說：才不是哩，他只是忍不住想玩搖滾而已，宇宙塑膠人的音樂與歌詞完全政治無關。他們是這樣相信的：“對這個荒謬體制最好的反擊，就是竭盡所能地忽視它。”一位捷克文化人這樣描述他們的行徑：“他們不跟當政者對話，只跟自己人對話；他們沒有變成異議分子，反而創造出一種可以暫時滿足自己的另類文化；他們沒有要求當權者賞給自己更多的自由，相反地，他們的行徑就好像自己已經擁有了自由一樣。” 
　　　　
同樣按著你不關心政治，政治關心你的原則，1977年初，宇宙塑膠人搖滾樂隊的成員被捕。哈威爾聞迅後義憤填膺地表示：“政權可以把所有獨立思考、獨立表達意見的人（即使只是私下思考和表達意見）都關起來……權力不知不覺暴露出它的真正意圖：要讓生活變得千篇一律，凡出現稍有不同的、個人的、突出的、獨立的，甚至於不能歸類的事物，都要用手術刀切除移走”。 他和他的朋友們依據捷克已經加入赫爾辛基人權條約的事實，發起了一場簽名營救運動，呼籲落實這個國家已有的憲法，先後有兩千多人簽名，這就是著名的七七憲章運動------好像哈威爾還與米蘭.昆德拉因此事而產生一場著名的爭論。可想而知，這樣的活動在那樣的年代的下場，它給哈威爾帶來了3次牢獄之災，前後被關押近5年。在世界歷史上，無論是卡斯特利奧為塞爾維特案對抗加爾文，還是伏爾泰為老卡拉案件拍案而起；無論是左拉為德雷福斯案憤怒地喊出我控訴，還是杜拉斯為一位越南作家教授被關在獄中十年而致信範文同，都沒有像哈威爾這樣墜入牢獄之災的結果，這或許就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政府不能解決問題，它本身就是問題！捷克政府顯然並不明白這樣一個事實：保證你同意的人能夠講話的唯一途徑，就是支持你不同意的人的權利。如果一個國家對公民的思想控制到極致，恐怕連騙子做案都沒有了創意，舞臺也只有了樣板戲。
　　　　
很多西方學者認為文化在形塑一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行為上，是一個關鍵元素：文化價值觀上愈重視個人自主和多元開放的地區，經濟力愈強大；愈強調集體意識、國家或宗族權力的地區，愈是窮困。文化價值觀影響人們的經濟行為。從這一點上來說，我非常認同龍應台在《文化是什麼》中的一段論述：“如果個人創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許奔放，那麼這個社會的總體創造力也會是生機蓬勃、創意充沛的。如果這個社會的共同價值觀的形成，是透過公民的深度參與和彼此碰撞激蕩而逐漸形成的，那麼這個社會的共識──也就是身份認同 ———也會是凝聚而堅定，向心力強大的，不易解體。反過來說，如果個人創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約束的──書可能被封，歌可能被禁，作家可能被放逐，學者可能被監禁，異議者可能被打斷脊椎，那麼這個社會的總體創造力必定是敗絮其中的。在其中，社會共識不會來自人民的想像力和自發意志，而來自從上而下的政治權力的恐嚇和操縱，“生命共同體”的情感不易產生，共同承擔未來的公民意識也難以發展。”所以我認為，一個國家文化的繁榮，不是靠所謂的“文化政策”------這所謂的政策實際上是對自由創意的謀殺，也就是接受那些既沒有權利也沒有知識和品德之人的觀察、檢查、窺視、指導、立法、管制、訴訟、灌輸、鼓吹、徵稅、衡量、審察、命令！而是靠著民主的機制來讓政治鬆綁，不再有思想的禁區和言論的警戒線，那怕還會有嗑藥、酗酒、搖滾、反抗、爭執、吵鬧、遊行、朗誦、亂七八糟的集會、烏煙瘴氣的part、離經叛道的言論、隨心所欲的言談、對政府的批評、對社會的嘲諷及塗鴉在牆上的漫畫與很多很多的詩！而其實正是在這些看起來紛繁複雜的表層下，才蘊涵著人類驚人的及無拘無束的創造力，正是在這些看起來毫無表現形式的事物當中，卻深藏著產生傑出的藝術作品的隱秘而複雜的關聯性。
　　　　
槍炮玫瑰只是一支搖滾樂隊，不管你認為對與不對在音樂中發表言論都是公民的自由權利。與其思考這種言論是否過激，還不如想想自己病態的自尊。民主不僅是政府的一種形式，它也是一種相互關聯的生活方式，一種合作與交流經驗的方式。民主制度所有的弊病，都可以通過更多的民主來治癒，但專制社會下產生的弊病，你無法指望通過更多的專制來完善。藝術的花園需要的不僅僅是那一朵馬克思主義的紅薔薇,這並不是一個美學方面的問題，而是人類生活的需求在精神層面的自然反映。但可以想像的是，玫瑰不可能由槍炮當中開出，只會美麗的綻放在天鵝絨上,如果拒絕一切的理性探討，和平交流，那麼我們即有理由唱頌槍炮玫瑰《中國式民主》這首歌：
　　　　
即使你有鐵拳，總有一天我們的孩子會領導這個國家，只是我的代價是寶貴的時間。你以為你把他們都抓起來都關在裏面，你以以為你拷打他們，他們就會死，你以為你用牢房控制了他們，但你只是在給你自己挖一條通往地獄的路，你用他們的眼睛來看看你自己，你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們終會迎來迫害結束的那一天，而你再也維持不下去迫害，因為你招來太多的怨恨。別再做夢了。即使你用鐵拳，也不能繼續統治下去。

吹口琴的牛仔——羅伯特．邦菲利奧

想必口琴，對於許多愛樂的朋友來說，是最為熟悉不過的樂器，小巧玲瓏，方便攜帶，而且價格相比吉他鋼琴等大件樂器來說，可謂是便宜之極，再加上操作又是極其的簡單，所以，總能在各處發現它的身影，且不管水準如何，人們總會拿起來吹上兩口，打發一下人生當中無所事事的時光，或庸懶、或無聊、或寂廖、或惆悵，當悠揚的口琴聲回蕩在夏日午後的宿舍，黃昏時分的操場，繁星夜綴的流光裏，可又謂是傾心之極了。 

最近就得到一張口琴唱片，但有著一張頗為俗氣的封面——香港維多利亞港灣夜景照，再加一個頗為俗氣的名字——《情迷夜香港》，心想著如果音樂也是如外觀一樣俗氣的話，可真是爛俗到家了。不過還好，當動人的旋律從音響中即刻傳出時，卻頓感這張唱片非但沒有一分俗的身影，而且可謂是不同凡響，抒情的口琴聲從耳朵融入到心裏，振動的音波化為歲月的漣漪，蕩起微微的波瀾，讓人感今懷昔卻是浮生若夢，回首日月蹉跎時分已是茫然，真如戴望舒在《過舊居》裏所言“靜掩的窗子隔住塵封的幸福， 寂寞的溫暖飽和著遼遠的炊煙── 陌生的 聲音還是解凍的呼喚？…… 挹淚的過客在往昔生活了一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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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琴的演奏者是Robert Bonfiglio，漢譯為羅伯特.邦菲利奧，上網搜索了一下，才知道是演奏界裏的一位大師級人物，五十年代出生在美國愛荷華，自從五歲時的耶誕節，在自己聖誕襪中得到一支口琴後，便已開始最初的練習，不過在其少年時代，則是學習的長笛，到17歲時覺得自己在長笛上進步不大，發展很有限，剛巧自己又迷上了口琴那動人的音色，於是改學口琴，在七十年代時，則專程離開家鄉來到紐約，接受正規的培訓，前期練習口琴的時間，每天長達於十二個小時，經過努力的耕耘後，在紐約曼哈頓音樂學院獲得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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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邦菲利奧的演奏，自然會被其深深的打動，他的樂風深情內蓄，悠然沉迷，其音色綿密寬厚，磁性儼然，引人入勝。演繹其各種抒情名曲來，寓情於靜，恬淡從容，都顯得“得心應口”，悠揚悅耳，自然展現出優雅迷人的味道。而一些旋律中所帶著的淡淡的憂傷，直教人是惘然無常了。低沉時吟哦婉轉，當真委婉生姿，高亢處亮如鴿哨，直可響遏行雲，其音色高貴幽美、如仙似聖，簡直是無與倫比！卻又如駱賓王《在獄詠蟬》之佳句“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除了技巧出眾，音樂令人陶醉外，邦菲利奧的每張唱片都有極出色的錄音效果相佐，音色奇美，空氣感更堪直比現場親聆演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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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菲利奧有著在各大音樂風格領域間遊刃有餘的超凡能力，他既能和交響樂團合作演奏艱深的古典作品，又能輕鬆駕馭流行和藍調音樂的風格，評論界對此讚賞有加。《波士頓環球報》把他譽為“口琴大師”，說“如果沒聽過他的演奏，就根本不會相信世上竟有如此美樂”。而《紐華克星報》也這樣盛讚他的成就：“無論從哪個尺度來衡量，邦菲利奧都是一位令人擊節讚賞的音樂家，他對口琴的貢獻，就如同塞戈維亞對吉他的貢獻一樣大！”而《洛杉磯時報》更是直接，索性熱辣辣地把他叫做“口琴界的帕格尼尼”。這樣的讚揚，當然是來自於對其實力的肯定，事實上至他學習口琴淫浸多年至今，早已是煉得爐火燉青的技藝。而在其名滿天下，功成名就的背後，當然則是非比尋常的辛苦付出。邦菲利奧吹出的音色可說是獨一無二的，而且他演奏的音域也遠比別人的寬闊。曾經有人問邦菲利奧是怎麼樣做到這一點的，他回答說：“其實很簡單，最重要的就是勤於練習，我現在達到的本是人人都能達到的境界。只是一般的口琴家很少在技巧錘煉上下苦功，容易自滿，僅僅把演奏視為例行公事，所以固步自封。我現在平均每天要練習4個小時，並且不斷鞭策自己，時時尋求突破。如果有人願意一天練琴48小時，那他會吹不好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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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菲利奧的這張《情迷夜香港》，演繹的都是中國名曲，且大部份都是耳熟能詳的鄧麗君的歌曲，聽他用口琴把這些膾炙人口的名典不溫不火的娓娓道來，真是有陸放翁“小樓一夜聽春雨，明朝深巷賣杏花”之心境。看看這些曲目：《小城故事》《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心深處》《詩意》《又見炊煙》，早已是傳唱已久的老歌，如今用口琴來進行新的詮釋，自然是別樣的風味了，異常的風景了。除此之外，邦菲利奧另出的一些唱片，也是發燒友中的精品，如愛樂者常通用顏色名作為標記的《紫口琴》、《藍口琴》、《黑口琴》和《白口琴》等，若問一些老資格的發燒友，想必這些唱片都是如數家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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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菲利奧的唱片，都適宜於在放鬆心境，休息心情的時候傾聽，無論是夏日燦爛陽光斑斕樹蔭中的下午，還是在萬家燈火通時的晚上，他的口琴都能把你帶入一個往日時光的世界，就如同一位元記者所描述的那樣：向洛磯山脈延伸的平原，廣袤而空寂，粗礫的沙土描繪著自然不經打磨的樣貌。一列火車劃過平原向遠方駛去，如同一個孤身上路的過客……營火邊，牛仔扶了扶帽子，掏出一隻口琴，歪著頭吹起一段熟悉的旋律。婉轉地，顫動著，對遠方的思念襲面而來，沖淡了清冷的空氣。他的眼神深邃幽然，有篝火的倒影跳躍…… 

Bill Evans：爵士音樂中的印象派

　　　　
最早知道印象派，倒不是通過看畫，而是通過讀書。比如早期所接觸的歐文斯通所著的《梵古傳》，後來所看的毛姆小說《月亮與六便士》，以及印象派畫家高更的自述《諾阿，諾阿》，以及在繪畫技法上頗受印象派影響的畫家吳冠中，也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到印象派繪畫在文革後對於中國畫家的啟蒙。這有點如張愛玲的話：“像我們這樣生活在都市文化中的人，總是先看見海的圖畫，後看見海；先讀到愛情小說，後知道愛；我們對於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圖畫先在想像中出現，再在現實中接觸，從而完成一次逆轉的感官認知，這種方式如同把你蒙著眼罩轉送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再突然取下，一切不曾接觸的東西便迅猛的映入眼前，倒是頗符合“印象”的定義。記得法國藝術史家丹納曾在《藝術哲學》一書中談到，藝術發展的風格與成就取決於“種族、環境與進代”這三個條件，並詳細分析種族是藝術發展的內部動力，環境是外部壓力，時代則是後天的動力。其實把這理論運用於印象派的起始發展中，也可說是恰如其分。眾所周知19世紀以前的西方畫壇，一直是古典主義畫派佔據著畫壇的主流，而當歐洲文明發展到19世紀後，印象派繪畫就順時而生，主張藝術的革新，在題材上擺脫傳統繪畫對歷史、宗教的依賴，在繪畫方式上反叛了傳統繪畫的理論與形式，走出畫室深入鄉村田野及街頭，最終在藝術上取得大成，並成功揭開了現代繪畫的序幕，成為藝術革命的先驅。
　　　　
說到印象派，倒不是獨指於是繪畫，比如說音樂，就有法國的德彪西、莫里斯.拉斐爾等可作代表。古典樂派節構嚴謹、對位精確、節奏清晰、旋律流暢。而在德彪西這裏，就出現了不合于傳統的切分音節奏，在音樂表現力上更為複雜，和聲色彩更為豐富，在配器上也更顯雅致。其實印象派可以說是從傳統的古典文明進入到現代的工業文明在藝術形式上的一個轉折，所以，不單於是繪畫、音樂、在文學、電影上也各有運動在興起。不過，今天所要談的主角是Bill Evans，其他的就不過多論述了。
　　　　
其實Bill Evans也用不著多講，作為一代音樂的宗師，知道的是早已熟知，不知道的也有隨處可供查閱的資料一大堆。個人感覺，這個戴著黑框眼鏡的中年男子，初看之下不像是一個音樂家，倒是沉穩內斂的如一個知識份子，不過當他坐在鋼琴旁邊的時候，舉手投足的姿勢與專注神情中傳遞出的氣質，會讓你全然知道前面的猜測是一個可笑的錯誤。在義大利導演托納托雷的電影《海上鋼琴師》中，導演塑造了一個不能離開輪船的鋼琴家，對於這位主角的臺詞是城市的邊緣是徹底的孤獨，而我想對於Bill Evans，他所不能離開的應該是鋼琴，如果對於他也應該有臺詞，那麼我想應該是鋼琴的邊緣是徹底的沉默。Bill Evans在性格上是一個謙遜自若的人，然而相對于後期在樂壇當中的顯赫地位，可以說是誇張得不成正比-----如此看來老實人也有老天厚待的地方。從小Bill Evans就接受了嚴謹的古典鋼琴教育，不過當收音機的廣播裏傳出爵士的搖擺時，Bill Evans也很有興趣跟隨著演奏幾段。在50年代的晚期，Bill Evans就在樂壇嶄露頭角，加入了河岸唱片公司開始錄製唱片，從而開始他在音樂之路的摸索實驗，他把德彪西和拉斐爾的演奏風格帶入到爵士樂，在爵士樂的即興中展現了印象派的朦朧與神秘，這對於當時的由黑人樂手所統領的爵士樂壇來說，是非常獨特的樂風。而在59年與爵士之王邁爾斯 大衛斯(Miles Davis)在《Kind of Blue》的合作，則讓他聲名遠揚，而且在這個明星薈萃的集體中，更加深了Bill Evans對爵士樂深層次內涵的理解，並促進了他個人樂風的形成。

離開邁克.戴衛斯的樂隊後，Bill Evans與Scott LaFaro和Paul Motian組成了爵士三重奏，對於這一團體，很多樂迷至今仍固執的認為這一組合是三重奏的典範，至今沒有任何人超越或是接近，可見他們在樂迷心中的地位。三個人灌制了許多精彩的錄音，而其中代表之作就是爵士樂中的名盤《Sunday at the village vanguard》和《Waltz for Debby》，這兩張唱片是61年在前衛村酒吧的現場錄音------當然，如果不嫌囉嗦，我們也可以順著文字的內容去逛一逛這個歷史最為悠久的爵士酒吧，我想喜歡音樂的朋友也不會在意耽誤這兩分鐘。前衛村位於紐約的藝術區格林威治村的中心地帶，而格林威治村對很多人來說絕不應該是陌生的名字，在這裏聚集著大批性格特異，離經叛道的作家、藝術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遍地的酒吧和藝術走廊變成了煙霧彌漫、充滿通宵達旦派對的場所。震耳欲聾的音樂、藝術作品的展示、嬉皮士之間的會晤、短暫的愛情與牢不可破的友誼都會在這裏發生。如果要拿國內的情況來作比較，稍早前圓明園的畫家村可謂稍具有些形態，而現在的798只是披著一層蒙人的外殼。前衛村酒吧是爵士音樂的聚集地，唱片數量驚人，牆上掛滿著的具有歷史意義的照片也嚇人，諸多的爵士大師在這裏輪番上場，登臺獻藝，引得諸多愛好者來此不疲，樂而忘返。據老闆自述的生意經是：“一個酒吧的成功其風格很重要。一定要有獨特的風格，並且一定要堅持下去，這樣顧客即使不知道今晚誰來演出也會來你的酒吧，因為他們喜歡你的風格，相信你的品位。這條經驗最終使前衛村成為美國最著名的酒吧，在美國音樂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這段話免費贈送給想開酒吧及已開酒吧的朋友------主要是實在對一些國內裝腔作勢裝神弄鬼的惡俗酒吧實在看不下去了。

亂逛結束，回到正題，前面兩張唱片的精彩不用多說，很多樂評都把其例入爵士樂的經典之作。據有些樂評所言，這三個人出色的表演應該是受到了酒精和藥物的影響，演出帶有迷幻的氣息，是不是如此，倒也不必完全聽信別人的話，自己聽一下便知。不過若要推薦一張戀人們在酒吧時的背景音樂，《Waltz for Debby》的確是不錯的選擇。順便提一下，Bill Evans也和很多樂手一樣，有吸毒和酗酒的惡習，這不知道是當時的作派呢，還是風行的潮流，反正大都如此，就習慣就如魏晉時期的文人服食五石散。記得看1969年伍德斯克的紀錄片時，兩個老頭因年青人吸食大麻而爭執起來，其中一個情急之下激動的說道：“只要這些孩子沒對別人造成傷害，有什麼不能吸的呢，而且我看我們也應該吸上一口？”其觀念之開放，心態的包容讓我驚訝且感動------再次回到正題：在這張唱片的現場演奏中，Bill的鋼琴不急不徐，隨意而優雅，Paul Motian的鼓輕靈擺動，節奏溫柔，Scott LaFaro的低音鋪墊作背景，並不時彈出漂亮的華彩，這一不可思議的陣容與相映成趣的演奏可以說成就了唱片史上絕不可複製的經典，村上春樹這傢伙更是好評到唱片裏的每一首樂曲都無懈可擊！
　　　　
Bill Evans作為一個白人，對於JAZZ樂本質上的理解可以說於同時期的黑人爵士音樂家完全不一樣，我想隨便找兩張唱片來比較一下，只要耳朵沒有什麼大問題這個結論就不難得出。他的演奏給人的感覺是不溫不火，溫文儒雅，如大衛斯所評價他為寧靜的火焰，沒有黑人音樂家的音樂裏所帶有的種族的印跡與生活的憂鬱悲愴。這也可以解釋他的音樂為什麼可以得到從爵士樂、民謠、到古典樂迷們的廣泛喜愛。相比於另一個我所喜愛的白人鋼琴家Keith jarrett演奏時的張揚與外放，Bill Evans的演奏在感情上顯得更為自省與沉穩，他可以說是用百分之六十的理性來演奏百分之四十的感情，在自由的樂風與不經意的樂句中通過淡淡的音符梳理著情緒的想像與鬆馳。這也是我為什麼把Bill Evans稱作爵士樂裏的印象派的原因，他總是能讓你在那不多的音符中感受到更多的東西。評論界曾毫不誇張地說：“Bill Evans對爵士樂發展的貢獻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建立起來未來爵士樂鋼琴演奏家的標準。”而村上春樹談及Bill Evans時也是一副推崇備至的表情：“Evans 在這些專輯裏的演奏，堪稱十全十美，我們可以清楚無比的看到人的自我（有著相當嚴重問題的自我）通過才華這個篩檢程式化為美麗的珍稀寶石一顆接一顆落往地面的情形。”
　　　　
　　　　
Eric Bibb的吉他可以彈出鄉愁，John Coltrane的薩克斯可以吹出城市的迷離，而Bill Evans的鋼琴，他可以給你下一場完整的雨。他的鋼琴在節奏中追求刻畫色彩與光影在瞬間的迷離變幻，用恬淡、典雅的音樂暗示或者提供一種意象或心境。在有些聽起不太和諧的和聲結構中，卻演繹得得心應手。Bill Evans的鋼琴可以說是弱音的，樂曲中的力度高潮大多只是短暫的閃現。在旋律方面，Bill Evans的演奏方式可以說是繪畫中的“點彩派”，沒有大段的旋律，只有一些互不連貫的短小動機的瞬間自由飄浮，其中變化多於穩定，仿佛明亮的色彩被自然的交錯，正如德彪西所說，旋律的連綿進行從不被任何東西打斷，而且永遠不回復它的本來面目。至於樂隊的整體方面，鼓，低音提琴與鋼琴相互配合與補位，樂器雖然只有三樣，但就如Bill Evan曾言：“讓聲音更豐富是必要的責任。”在三人之間精彩的演繹中，樂曲變得豐富而複雜，其效果如同一首詩歌覆蓋著層層神秘的面紗，聽眾必須仔細的品味樂句的紋理，才能感知美妙的意境------不過這聽上去有點像抽大煙。初聞Bill Evans的鋼琴，感覺琴聲並不很突出，隨意得如同酒吧裏黯淡的燈光，可有可無。但多聽以後，才知道琴聲重要得已是不可或缺，如同沒有燈光就一片黑暗，後果是酒吧裏的男女一片混亂。Bill Evans連續的指法，不經意的節拍，及靈活的變奏，造成他音樂的獨特。他的雙手在配合中彈出一些微妙和難於捉摸的東西：模糊的輪廓，朦朧的色彩，不易分辨的色調變化，可以說是音樂中的暗示與隱喻，總體傳達出的印象與氣氛，如莫内的模糊、塞尚的奇異夢境、雷諾瓦的美妙溫柔、修拉的眩目精巧、高更的原始蠻荒，梵古的絢爛色彩。
　　　　
Bill Evan死於1980，不過他的音樂卻流傳至今，我想這一點對於一個音樂家來說是值得慶倖的事，生命可以終止，音樂卻沒有休止符。而從另一層面上來說，音樂的流傳，也可以說是他生命的繼續。詩人艾倫.金斯堡曾在《嚎叫》中寫道：“我看到這一代最傑出的頭腦毀於瘋狂，餓著肚子歇斯底里赤身裸體，黎明時分拖著腳步走過黑人街巷，尋找一針來勁的麻醉劑。”這種語句來形容Bill Evan的文雅有些不貼切，但對於爵士樂的喜愛，卻是“垮掉的一代”共同的標誌。就The Beat Generation字面上的意義說來，準確的翻譯是爵士樂的一代。克魯亞克和金斯堡就長期出沒入爵士酒吧，很多作品就是在帶著爵士樂的刺激下產生靈感而寫出內心湧動著的情緒波潮和瞬息萬變的意象，所以他們的詩歌或小說總是帶著不拘形式的文風與率性而成的色彩，文字紊亂的如同酒吧裏人群的叫喊與爵士樂手即興時狂飆出的音符，所以我認為閱讀他們的圖書時放一張爵士樂的唱片更能體會其中的滋味。其實垮掉派的作家不僅是爵士樂的聽眾，而且還親身參與到音樂中去，例如克魯亞克的代表作《在路上》剛出版時，就錄製得有一張自己誦讀吟唱的唱片，而艾倫.金斯堡也曾參與眾多搖滾樂隊的巡迴演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覺得對於這些作家爵士樂像是毒品，上癮享受並刺激著他們的創作，如庫特•馮內古特這個聲稱自己是沒有國家的人，或許只有一樣東西能讓他想起自己還是一個美國人，但不是護照-----而是爵士樂，由此可以看出爵士樂的存在對於他們的重要。所以，每當酒吧裏響起Bill Evan的鋼琴聲，結束後仍能聽到人們的掌聲，電臺也在不同的時段也常常播出著他的作品，他的CD也在由唱片公司出版，在唱片架上出售，作為鋼琴家，他的演奏風格仍不斷的有後來者模防與學習，而作為話題，Bill Evans也不斷的被樂迷們所提及。這個冷靜沉穩的人一向是躲在鋼琴的後面，把人類情感最隱秘的思緒表現得淋漓盡致，在這裏，他的鋼琴就是他的教堂，人們在他的音樂中聽到了真實的生活及至今仍在跳動的心臟。還有什麼更好的待遇是音樂家可以想像的呢？我想這也足夠了，沒有多少人是會把自己的生涯演繹得像是樂譜，而Bill Evans卻早已經演繹得像是一個傳奇。 

自古以來

凡中國對外有領土紛爭，中共必毫無例外的祭出一例金句“XXX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自古以來也能當作法理？也不知是中共頭腦太天真，還是心靈太流氓，

中國政府凡是一涉及到領土糾紛，幾無例外地要搬出一句“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稍具有理性的人一聽到這話，實在難以不發笑。請問，自古以來的古，有多古？是夏商周那麼古？還是人類發源于非洲大陸時那麼古？還是連人類都沒有，宇宙洪荒天玄地黃時那麼古？國家領土這麼嚴肅的問題，卻用一句極為情緒化的話來作為分疆劃界法理，真是無厘頭到極點，一場國務院發言人的問答，讓人感覺像是看周星馳的喜劇，對白可笑，邏輯荒誕，十分幽默。

真要用“自古以為就是中國的領土”作為談判的依據，那麼越南在古時也曾屬於中國，何不主張越南自古以來也是中國的領土，把它要回來，何必還雞腸小肚的去計較幾個南海礁島？貝爾加湖在漢朝時稱為北海，蘇武就被流放在那裏十九年，在唐稱為小海，在蒙元也被劃入版圖，屬於嶺北行省，根據“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的法理，為什麼不據理力爭向俄羅斯人要回來？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中國所稱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在一八六零年前也是中國固有領土，為何江澤民要簽屬賣國條約，把版圖劃給俄羅斯？還有朝鮮、韓國、緬甸、泰國、錫金、不丹、尼泊爾、阿富汗，個個都曾是中國的藩國，年年都要繳賦進貢上朝，為何現在不統統拿回來？羅馬曾在英國建立不列顛行省，按著“自古以來”的邏輯，是不是今日義大利要收回？

然而要自古以來就是的法理，何嘗又不可作為他國申訴的依據，大半個中國當年都曾被蒙古人佔領過，是不是蒙古人也可以宣佈：自古以為，中國就是蒙古的領土，請中國尊重蒙古的主權，把屬於蒙古的土地還給蒙古人；清朝在中國統治了二三百年，是不是該把中國土地還給滿族人？這種亂七八糟的邏輯，想一想就讓人忍俊不禁，如同幼稚園裏的兩個拖著鼻涕的幼仔吵架，一個抓著手裏的玩具嗚嗚說：這是老師買給我的。另一個奮身撲來搶：胡說，這是老師看我表現好，獎賞給我的。這個不依，那個不饒，掙來搶去沒個完，鬧得正在午睡的老師心頭火起，高八度的一聲怒吼：都給老娘閉嘴，張手就把公仔扔到屋外。這一下，頓時安靜，兩個幼仔眼眶裏裝著汪汪的淚水，那一刻，他好恨，老師搶走了他的玩具。多少年來，他一直沒長大，一直想著那個玩具，自古以來就是我的。

與國際接軌之三

既然前文已從兩個方向談了“與國際接軌”，本文自然要另闢蹊徑。但好在中國政治荒謬絕倫，不可理喻的地方實在太多，重複一個話題倒也不難找到資料。這一點，自然要感謝執政中國的共產黨，要不是其六十多年來胡天胡地的文治武功，留下太多罄竹難書的豐功偉績，哪里會有本人今日寫作這一系列的得心應手呢？

除去移民歐美以給自己鋪條後路式的狡兔三窟，及窮奢極欲式的揮霍無度之外，我突然茅塞頓開地發現，“與國際接軌”一語對中共的狗官還有另一個舉足輕重的意義，即生死攸關的時候可以投奔外國領館，以逃過政敵的追殺，搖尾乞憐獲得外國大爺的同情，從而保得狗命。此種冒死求生行為，對於在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中生活得惶恐不安的中共大小官僚，不妨也可看作為是一種生存意義上的“與國際接軌”。

當然，觀點需要證據來支援，不然就是空口白話。要說到這醍醐灌頂的啟發，近則來自于王捕頭夜奔成都美領館，遠則追溯到林副帥駕機逃往前蘇聯。王捕頭在重慶搞唱紅打黑這套文革把戲時，儼然被中共的無恥媒體吹捧得仿佛包青天在世一般，一身浩然正氣，俠義心腸，以下幾例隨手摘來的報導，即可為證：

《新聞晨報》：作為這場風暴的直接發動者，“空降兵”王立軍不簡單。在東北，他令黑幫聞風喪膽，在民間被奉為“王青天”。（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日）

《人民網》：王立軍為何被民眾熱切關注？因為他對黨有一顆忠誠的心，對人民有深情的愛，對社會的黑暗醜惡有徹骨的恨，並把這種愛和恨轉化為打黑除惡的實際行動。（二零一二年二月八日）

《海寧日報》：王立軍鐵骨錚錚，剛直不阿，鐵面無私，敢於碰硬，堪稱鐵血人物，是社會黑惡勢力和貪官污吏的剋星，被新聞媒體稱為打黑“狠角色”和“冷面閻羅”。他出身寒門，靠自己的努力進入警界……（二零一零年二月八日）

見到些恬不知恥的諂媚之詞，正常人很難不有嘔吐之感。但在中國社會，這類政治馬屁可以說是司空見慣，每當出於當局的現實情況，需要吹捧或謳歌某人時，自然會當作政治任務向宣傳部門層層下達，用以來泡制五光十色的新聞大麻。或是某位政治明星在官場仕途上扶搖直上時，自然也會有一大批趨炎附勢之徒自動過來蠅營狗苟狼狽為奸。國人生居其中，早已居鮑魚之肆而不聞其臭，所以見到吮癰舐痔之輩在此國大行其道，不必大驚小怪。

至於林彪，當年在中國政界炙手可熱的地位，權傾朝野風光，自然用不著再多提。而且諷刺的是，二人在政治生活中，都是一副又紅又專的嘴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儼然自己才是毛主義的正宗，由此攻伐異已，掃蕩政敵，大造聲勢，以謀它想。此種伎倆前後輝映，並世為雙，但是林敗倉皇而逃，王輸望風而潰，徒留笑柄而已。由此可知，無論平時如何怒駡美帝，痛斥霸權，鼓吹民粹主義，愛國主義，在性命交關的時候，就會現實起來，收起一切口水花的泡沫，知道無論如何，還是美國和英國的那套好。

但吊詭的是，共產主義又和這些人渣們平日大肆宣揚的愛國主義水火不相容，馬列主義的兩項基本特質，除對階級鬥爭的信仰外，就是超越民族主義的國際視野，主張被壓迫的各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締造一個沒有國界的人間天堂。而且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之第三章講得明明白白：“根據馬克思主義，廢除階級，國家也會隨之廢除。”既然國家最終會被廢除，還鼓動什麼愛國主義？中共眾多的黨員如果能認真學習馬列主義，而不是整日忙著吃喝嫖財，挾權倚勢暴取豪奪，自然也能從理論上為自己叛逃、移民、裸官找到合法依據。但中共官僚們不花天酒地，還是中共官僚嗎？現象反應本質，本質決定現象，假大空邪惡醜的特色決定了他們絕不可能改弦更張。正如黃鼠狼給雞拜年，這種假惺惺的好意誰敢相信？所以愛國主義和與國際接軌這等口號，皆無例外又盡見中共假仁假義的虛偽本質，不然，請你告訴我，中共領袖的子孫，怎麼都紛紛領得外國國籍？唱紅打黑的英雄一出事，怎麼就想到往美國領館跑？他們到底是愛的那個國呢？“與國際接軌”在這裏，正是絕妙答案。

與國際接軌之二

一九七九年，前中國領袖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與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路線決裂，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在一九八五年會見美國企業家代表團時又表態“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但是先富起來的人該做什麼呢？也不知是天真爛漫還是昏聵糊塗，鄧小平居然異想天開的聲稱“要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但是很可惜，以共產黨員完全下流無恥的人格素養，專橫跋扈的道德情操，這種指望簡直是白日做夢。流氓人渣富起來的當務之急，當然不會是扶危濟困濟世愛民，無數歷史規律早已證明，以打江山奪天下為志業的傳統造反奪權後，首要之務即是分封受賞過窮奢極欲的奢靡生活，深邃唯物主義辯證法且極具洪楊太平天國色彩的中共，自然也逃不過這天理迴圈下的黃金規律。

因為在毛澤東主政的革命年代，雖然大權在握，威風八面，但苦於沒有市場進行利益交換。空有金山而無用武之地。鄧小平複出後，建立了中共權力管制下的偽市場經濟，開放資本外來，允許外資、合資、獨資多種經濟成分並存，解放生產力，有限度放寬社會管制，鼓勵民眾下海經商，投資創業，使得本來一窮二白的市場立刻商品繁榮，物質生活按官方說法即是變得極大豐富，一時繁花似錦，五彩雲霞，窮怕了苦怕了更兼被整怕了的官僚如何還忍得住？當然要樂不思蜀一番，極力享受金錢物質的禁果。但畢竟從革命先鋒到八旗子弟的形像轉換太快，處理不好即會引起社會動盪，而且根本上有違自我標榜的馬列主義，為遮人耳目，中共的理論家與筆桿子又適時提出“與國際接軌”一語，使得荒淫無恥也師出有名，花天酒地更是理直氣壯。

但通常說來，“與國際接軌”一語，非是指個人或少數人的生活方式，而是國家層面上的社會轉向，即以先進文明為標準，優秀制度為楷模，師法國際諸強，做到軍隊國有化、司法公正化、新聞自由化、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最終使得人民生活有尊嚴、自由及幸福。但中共的“與國際接軌”一語，正如同其歷史上種種欺神弄鬼招搖撞騙的驚世謊言一樣，絕不能正面理解，只能反向思考，如此才能窺得道貌岸然之下的真實面目，不然又成為被謊言捕獲的阿呆，被騙得慘不忍睹，這一點，太多中國人都深有刻骨銘心的感受，不多細表。更何況，中共還有一種化神奇為腐朽、化卓越化糟粕的奇異本領，本是正大光明的事到其手上，總會弄出偷雞摸狗下賤猥鎖的氣質，讓人不得不在心裏寫一個大大的服字。所以識得中共顛倒黑白的詭詐之術後，便可知中國政治語境下的“與國際接軌”，自然是指中共官僚的生活竭盡全力與國際接軌，而非是國家的發展與國際接軌，對於這一結論，網路上太多信手拈來的資料即可證實：

中國目前0.3％的人控制著86％的財富，3000名億萬富豪中有2895名是高幹子弟，官員家屬96％移民國外。

據香港《動向》報導，日前，中共曾展開一項內部調查，結果發現九成中央委員直系親屬移民海外。統計顯示，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中，187名委員有直系親屬在西方國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國國籍，占91%；142名候補委員有直系親屬在西方國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國國籍，占85%；113名紀委委員有直系親屬在西方國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加入所在國國籍，占88%。

另據國務院研究室、公安部外事處、外交部等機構的統計，省部一級直系親屬持雙重國籍情況日趨嚴重，在已退離休省部一級高幹直系親屬中有5萬6千至6萬人持雙重國籍；現職省部一級高幹直系親屬有1萬8千至2萬人持雙重國籍。

根據美國政府的統計顯示，中國部級以上的官員（包含已退位）的兒子輩74.5%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份，孫子輩有美國公民身份達到91%或以上。

除去以上瘋狂移民與國際接軌的資料外，還有中共官僚在大肆揮霍上與國際接軌的新聞：

高盛公司2004年12月調查顯示，中國是全球第三大奢侈品消費國，銷售額占到全球的12%。如果這一趨勢繼續保持，2015年中國將超過美國，和日本並稱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國。

波士頓公司估計，到2015年，中國這個快速增長的經濟體將會占到全球29%的奢侈品消費。

中國國家統計局（NBS）和尼爾森進行的一項聯合研究表明，中國現在是世界上增長速度最快的、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大的奢侈品市場。預計到2015年中國將成為第一。在2009年，中國的消費者以94億美元的總額購買了世界上27.5%的奢侈品。

據中國之聲《新聞晚高峰》報導，相關資料顯示：2011年，中國人在海外購買高級商品消費折合人民幣近3000億元。

能到歐美大手筆購美奢侈品的，當然不會是中國的普通老百姓，要知道他們大多數還在為基本的一日三餐而奔波，為生老病死而煎熬。昂首闊步走在香榭林舍大道，意氣風發出入巴黎成人禮舞會，神色怡然悠蕩在老佛爺百貨公司，出手豪闊豔驚四座的，自然是中共官僚——及其他們包養的情婦。他們在名表、皮包、衣飾、紅酒、美食、頂級化妝品、世界級名車等奢侈品上與國際接軌，在鮮衣美食的感官享樂上與國際接軌，在富貴逼人的派頭排場上與國際接轉，卻完全不顧在他們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同時，是中國早已突破0.55的警戒基尼係數，生民水火不堪其治的嚴峻社會現實。

但你以為這些人渣會心有不安麼？那你太小看他們了。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赴京履新，出入朴華無實廉潔奉公，央視記者芮成鋼率先發難，當面嘲諷：“先生來大連，坐飛機三等艙，是不是要提醒大家，美國欠中國錢？”外交學院院長趙進軍則慷慨陳詞：“大使代表了國家。我當大使，一定坐頭等艙。中美國情不同。”

還有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山東臨沂市舉行全國村長論壇，會場外停滿了平治、寶馬、勞斯萊斯等西方豪華汽車。江蘇昆山一位村主任口出豪言：“一輛車幾百萬元，不算什麼。為免太過丟臉，我就開這輛一千二百萬元的勞斯萊斯過來。”

出入烜赫，炊金饌玉，鋪張浪費，荒淫無度，在中共官僚眼中非是缺點，反是以彰盛世國情，以示強國國威，值得嘉獎與自豪的光榮行徑，然而官方文件卻又屢見不鮮“發揚艱苦樸素的作風，推行勤儉節約的美德”之類屁話，觀中華幾千年歷史，厚顏無恥誠已臻化境，神智錯亂亦登峰造極，此種亂象，不由得讓人想到英國作家奧威爾的《動物莊園》之一章：豬玀們奪得農莊的統治權後，就只喝最好的牛奶，只吃最甜的蘋果，並還理直氣壯的告訴治下禽畜：“我們是勞心者，要管理整個農場，日夕為大家謀幸福。所以，牛奶是為各位而喝，蘋果也是為各位而吃。”

中共的權貴們，何嘗不是為了人民而吃喝玩樂呢？“與國際接軌”，說穿了就是這等禽獸的把戲，豬玀的伎倆。

與國際接軌之一

隨著改革開放，經濟搞活，“與國際接軌”一語，也是中共近年來頻頻見諸於媒體的宣傳口號，循環往復的新聞轟炸下，讓人耳熟能詳，印象深刻。然而必須聲言的卻是，“與國際接軌”中的國際，是以美英為主的歐美自由民主社會為標準，非是以古巴、伊朗、朝鮮、埃塞俄比亞為主的專制獨裁地區為定義。當然說出真相，又讓會讓很多無腦憤青氣急敗壞捶胸頓足，但是沒辦法，這就是事實，不然何以解釋中共高官熱衷於把老婆情婦送到歐美金屋藏嬌，把貪污納垢得來的黑心鉅款轉移到瑞士銀行的社會現實呢？

然而搞笑的是，鄧小平不是在聯合國會議上莊嚴宣佈，“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嗎？既然向亞非拉的窮兄難弟進行了慷慨激昂的政治表白，聲明和他們永屬同一陣營，且開出的時間期限還是永遠，那為什麼不把自己的心肝寶貝送到伊朗德黑蘭大學、索馬里民族大學去留學深造呢？為什麼不留下與當地人民一起熱火朝天地建設第三世界，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呢？這不就是中共口口聲聲標榜的全世界無聯階級聯合起來的光榮偉業嗎？中共曾經牛皮哄哄的誇言“一定要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生活中水深火熱之中的勞動人民”，又斬釘截鐵的強調“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不知為何現在不身先士卒，成為表率，難道又如一九五七年的引蛇出洞，“情況發生了變化”？不是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嘛！領袖毛澤東就曾教導群眾，“一個人，不但要看他說的是什麼，更要看他做的是什麼”，但是很奇怪，時間不過才三四十年，當年的革命同志加忠貞好友，還自封為第三世界的旗手，如今財大氣粗後就棄如敝屣視若糞土，連吹牛皮的假客套都意興闌珊，提不起半點興趣與熱忱，置若罔聞不屑一顧，一副小人得志的器張嘴臉，如此豈不是太過現實與勢利？抑或是這個政黨有掛羊頭賣狗肉之嫌呢？

不能貴人多忘事，既然黨章裏繼續確定鄧小平理論為中共的指導思想，那麼按著生前鄧公的指示，與國際接軌，當然就是與第三世界的亞非拉國家接軌，而不是與資本主義的歐美民主主會接軌。更何況按著官方苦口婆心的宣傳，歐美國家歷來亡我之心不死，那麼與他們接軌豈不是明擺著的自尋死路？中共絕對沒有這樣傻，不會蠢到自投羅網，自己往槍口上撞。所以前有人大委員長的五不搞出臺，後有總書記的邪路論橫空出世，坊間雖然一片倒彩，影響惡劣，嘲諷之聲不絕，但本人卻要在這裏盛讚確實是高瞻遠矚，目光遠大，居安思危，防微杜漸，不愧是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不是非要和大家唱對臺戲，也不是在這裏拍不值價的馬屁，只是想在付出熱烈掌聲之後，提出一個問題來反問盤詰一下：中共認為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麼作為人民群眾先鋒的共產黨，又戴著“三個代表”的嚇人旗幟，且黨章裏又規定“個人利益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克己奉公，多做貢獻。”那麼是不是應該言行合一，心口一致，所有把妻子兒女派送到歐美的哄官員，所有把鉅資資產轉移到歐美的中共官員，是不是該把他們的家人叫回來，把鉅資收回來呢？即使老婆孩子整天吵鬧著要出國，家庭矛盾升溫以致中共大員無法安心辦公為人民服務，那麼按鄧公的批示，也應該去第三世界的亞非拉國家，而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歐美諸強，對不對？這樣做才符合鄧公的囑託嘛！人在做天在看，何況人民的眼睛又是雪亮的，考驗共產黨員的時候到了，中共的權貴們，在這種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拿出你們的切實舉動來，切莫讓廣大人民群眾失望呀。

團結

中共執政之一大特色，就是注重宣傳團結。比如工農團結、搞好黨內團結，民族大團結，全國人民大團結，海內外中華兒女大團結，還有團結就是力量，發展安定團結之類，就連開會，也要開成一個勝利的、團結的大會，總之是要營造出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四海之內皆同志，九州上下皆和睦與全國江山一片紅之類大好局面。

提倡“槍桿子裏出政權”及“與人鬥其樂無窮”的中共為什麼又愛宣講團結？甚至在中共七界四中全會，還專門出臺《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檔，把團結提升到是黨的命脈這一高度以示重視？正如黃鼠狼給雞拜年一樣，當然不可能是無緣無故，而是內藏玄機。對於中共來說，張口閉口屢言“團結”，一是意圖打造出國民同心協力，社會繁榮富強的動物莊園景象；二是為了加強組織的凝聚力、創造力、戰鬥力，以維護政權的存在及運行，其奧妙在學者海耶克的《奴役之路》裏，早有剖述：

“想在一個集體主義的國度裏，做統治階級有用的助手，單準備接受似是而非的理論。承認惡行是善行，指述黑色即是白色，仍然不夠。

只有最高的領袖，才能決定目的。領袖手下的工具們，必不能有自己的道德信念。最重要的是，他們一定要毫無保留地獻身給領袖。其次重要的是，他們應該完全沒有原則，真正什麼事都做得到。他們絕不能有自己追求的理想，不可能有與領袖意見不合的是非感。”

仿佛照妖境似的，中共的團結一下就被海耶克的學說看出底細，所謂團結，不過就是要鍛練黨性泯滅人性，達到做壞事時得心應手的目的，不然江山靠誰來保，權力靠誰來護？中共團結之意對內，實乃是培養奴才，訓練打手，方便集中力量辦壞事。而對外，就是中共分而治之的陰謀詭計及整人伎倆。

團結為何是整人手段？先來看一看團結在中國詞典裏的解釋：為了集中力量實現共同理想或完成共同任務而聯合或結合，定義就非常的政治化。既然是政治，而且還是共產黨的政治，那麼絕沒有表面上說得這麼簡單。因為按中共理論，世界上有革命物件和團結物件，也即毛澤東所說的“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而中共對團結物件採取的團結方法，則是要求他人放棄原有的政治原則和信念，轉而信服中共的思想主義。如果拒絕放棄原有政治原則與信念，則會被中共視為階級敵人，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和殘酷的鎮壓。也就是說，中共對團結早已進行了條件預設，能同之者謂之同志，否之者則是敵人。所以，中共所謂的團結其實是要求別人無條件投降，是一種反人性的政治權謀，實質上是一黨專政的柔性表達，詭辯方式，絕不是正常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團結之意。

但中共這種偷樑換柱的伎倆早已被踢曝。一九九二年，一位名叫索羅門的美國參議員，總結了五十年的美中談判教訓，寫出一份“索羅門報告書”。指出中共對西方國家談判，一定會在談判之前，先定下一個抽象或僵硬的“原則”，要對方必先同意中方的“原則”，才有得談判。事實上，索羅門報告書指出，中方的“原則”，往往就是中方要贏取的目的。

正如現在的香港普選風潮，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喬曉陽告之港人，特首人選必須符合“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港人擁護”三大條件，對抗中央的人不能勝任。但普選就是普選，按香港《基本法》既定規則進行就是，何以又要預先設定條件？中共之無賴手段，幾十年如出一轍，賊性絲毫不改，期望中共自我改良的夢幻派，可以休矣。

中共的團結，隱含著對中國最高權力的指令必須服從執行，一團笑臉的背後，帶著濃濃的殺氣。但有正常理性的都知道，人性複雜，文化多元，性格愛好追求各有不同，只要國家並非處於戰爭狀態，任何一個正常的民主社會，分化和團結都是一種常態，不必刻意強調團結，亦不必擔憂分化。不然，什麼時候看到奧巴馬出來呼籲美國黑人白人要團結？卡梅倫出來強調英國工人要團結？中共口口聲聲團結，卻又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不斷，惺惺作態，煞有介事，實在太好笑也。依本欄所見，恐怕只有在權力來路不正，法律是空頭文書，民心四分五裂，壞事做得太多，內心惶恐不安，時刻擔心被清算的政府，才翻來覆去講團結。團結？不屑地一笑，團什麼結，一大團在一九四九年執政前開出的民主自由承諾，請問到現在結了嗎？

有正常理性的都知道，人具有多元性，只要國家並非處於戰爭狀態，任何一個正常的民主社會，分化和團結都是一種常態，不必刻意強調團結，亦不必擔憂分化。當代民主政制合乎人性之處，就是承認“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客觀存在，面對分化是社會永遠的常態的現實。民主政制就是一套公平的遊戲規則，在承認分化的大前提下，讓社會上每一個成員都會遵守有關規則，最終令各方的利益得到了均衡的照顧。然而中共大講特講團結，其實正是怕手中權力被分化，

因為在正常社會，挑戰、對立、異議、衝突皆是常態，從不用刻意去強調團結，人們自覺遵守法治就已足夠，不然，什麼時候看到奧巴馬出來呼籲美國黑人白人要團結？卡梅倫出來強調英國工人要團結？只有在權力來路不正，法律是空頭文書，民心四分五裂，壞事做得太多，內心惶恐不安，時刻擔心被清算的政府，才講團結吧？團結，呵呵，團什麼結，一大團在一九四九執政前開出的民主自由承諾，請問到現在結了嗎？

四個現代化

中共的四個現代化，早在一九五四年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首次提出，又在一九六四年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由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鄭重其事地宣佈，即是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要在二十世紀內現代化。

這個目標有沒有達到，讀者可自行判斷，反正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一貫好大喜功地搞甚麼“五年計劃”，農業有指標，工業有任務，遠景一個接一個，藍圖一張接一張，現實卻是搞得一窮二白，死傷過億——現在眾所皆知，中國式假大空的特點，就是“言詞的巨人，行動的侏儒”：甚麼“十五年超英趕美”、“一九八○年基本完成農業現代化”、“畝產萬斤田”、“建設十來個香港”及近幾年被無恥學者吹捧得沸沸揚揚的“重慶模式”之類，開出的政治功能表倒是琳琅滿目蔚為大觀，實際一追查卻荒唐得讓人啼笑皆非，但好在中共袞袞諸公大權牢牢在握，任其傷天害理胡作非為，只要官位不倒，就絕無失職被查之虞。而且再從中共的假大空本質上而來看，胡天胡地的宏大願景不多描繪一些，又如何來“極大地振奮了全國人民的精神，進一步鼓舞了人民群眾的鬥志，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呢？

但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不是本章重點，此文著重要討論的，即是中共科技興國、強國的政治迷夢、迷思、迷信。

很奇怪，就正如鐘祖康先生在《從奇技淫巧到科技興國》一文中所提，“中國本土的統治者，甚至普遍大陸民眾，甚至不少香港人，都有一種已經絕種于文明社會的思維，就是發展經濟或科技不需要同時發展政治或文化，又或者一旦發展政治，就要政治掛帥，經濟讓路，過猶不及。”

然而事實是否真如中共官僚們所願呢？答案當然不是。考就全球任何一個民富國強政通人和之邦，絕無單單發展經濟或科技就可以興邦立國。因為光是發展經濟，就牽資到資源的分配、利用、生產、消耗、流通及佔有，試問沒有相應的政治體制配套來評斷監查，如何來保障社會發展的公平公正？既然社會發展制乏的制度保證公平公正，又如何能通過四化興邦？至於科技發展，若沒有從抽象的道德倫理到實質的權力監督作為管理，又如何掌控不是用於歪門邪道而是服務於社會大眾？若是不能掌握科技的發展是興利於民還是為禍蒼生，那麼又如何僅憑四化就可以強國？這本是很基本的常識，奈何中共一貫以負薪救火、掩耳盜鈴為榮，對於這麼至關重要的問題，自覺真理在握向來沒有考慮的興趣，至於民眾受其愚弄與挾迫，不能也不敢進行討論。

事實上我們若征諸全球，考察歐美諸強之興邦立國之道，皆可以發現一個共同規律，即是先確立最基本的政治民主制度，保證公民權利的均等，法治的公平，權力的分割與監督後，才可以籍由科技與經濟興邦。美國之有《獨立宣言》，英國確立《自由大憲章》、法國產生《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北歐諸國實行民主社會主義皆是此類，中國《尚書》裏之所謂“民為邦本，本固國寧”也正是強調民祉民生為根本，經濟與科技的發展是滿足民眾的需求，而不是利用民眾反過來滿足經濟、科技的發展，若逆其正道而行之，悍然無視民主基本規則之設計、實施及運行，即使因因緣際會而煊赫于一時，經濟再發達，科技再先進，所造就的也無非是獨裁暴政，權貴寡頭而已，絕對不能為之長久，反而要暴虐於天下，這一點，納粹德國、前蘇聯足以為覆舟之戒。

所以鐘祖康先生鞭辟入裏的論斷，讀來振聾發聵，足可以讓受騙者幡然悔悟——當然不可救藥者除外：“到底一個社會發展經濟、科技是否就可以只管經濟、科技，而完全不理甚至刻意糟蹋社會的政治制度、倫理價值、文化發展、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等等？只要從‘希望工程’教育基金被人中飽私囊、防洪大壩偷工減料、全國濫伐山林濫采天然資源成災、膺品市場席捲全國、超標有毒食品貨如輪轉、城市過半兒童鉛中毒智力發展受損、貧富懸殊拾級而上、敷以十萬計國家精英留學後拒絕回國等等，這些本身雖不一定直接與經濟、科技有關，卻由於政冶問責制度、社會倫理道德、言論自由等等無不蕩然，而得以應運而生，越演越烈，以致社會上的經濟、科技根本難以健全發展，要不是虛應故事的敷衍，就是代價過高，而且多由弱勢社群承擔。到最近導致中國經濟損失遇千億的 SARS 溫疫，追源禍始，還是離不開其封閉的政治制度。同理，中國今天的人口災難、教育災難，以致中國的經濟、科技發展舉步維艱，罪魁禍首當然不是科技過低，而是獨裁政治之故。”

“總之，從中外經驗可見，中國一天沒有政治問責制度、沒有起碼的、會理會他人死活的社會倫理道德、沒有監督各方胡天胡地的言論自由，就休想擺脫九貧一富的主奴式‘經濟繁榮’、擺脫文盲遍地而斥千億送人上天的專斷和虛榮、擺脫每年損耗幾千億元的旱澇災害、擺脫最終令一切科技也束手的生態破壞，和擺脫從一個掛帥蕩向另一個掛帥的‘掛帥主義’。”

由此可觀，當下中國之亂象，“四個現代化”若不說是直接的成因，至少也是間接的助力。持此議並非是反對發展經濟、興進科學，而是發展此二者之同時，相應的政治體制也必須要跟上，獨腳踽行而不破，可能嗎？但中國的現代化，學的只限於外表的花架子，內涵還是自己的一套爛貨，而且早在歷史中就已經吃過大虧，卻還不吸取教訓，讓人覺得相當詫異：視西洋文化為奇技淫巧而慘敗於鴉片戰爭，由此才識得船堅炮利，器工精良，興起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師夷技之長以以制夷，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只知船堅炮利，器工精良又慘敗於甲午海戰，由此而識得西方政治法治之先進，繼興起康、梁的百日維新，同盟會的辛亥革命；只知政法之先進而禍于軍閥內戰、南北相攻，由此又識得文化改良，思想更新之重要性，於是又有陳獨秀、胡適力倡的文學革命，五四運動所推崇的德先生與賽先生。但一向自命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繼承人的中共在一九四九掌權之後，卻又舍民主而大力推行唯發展經濟、科技論的畸形政策，買櫝還珠背道而馳而不自覺，讓人覺得相當好笑。中國人的政治，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繞了一個大圈，又回到當年虛無的起點，就這樣的智商程度和治國水準還想科技強國？拜託，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正如陶傑先生所言：“中國百年現代化之失敗，因為只以為現代化就是物質工具的現代化，從來沒有明白社會契約才是現代化的精神所在。環顧國際的發達國家，從美國、北歐到日本，都有不同形式的社會契約在維繫著公正，不是亨利王子要優先服兵役，就是富人要課以重稅；不是國會和總統由普選產生，就是草根低下層可以創下無數拼搏向上爬成功的仙履奇緣式的神話。一個缺乏社會契約的國家或城市，不論經濟增長是百分之八還是百分之九，都必然是一個壓力四迸的洪爐，和諧和穩定，一切只屬夢想。”

中共四個現代化之荒唐，就正在於捨本逐末式的發展，南轅北轍想達到目的，當然是癡心妄想的奇思怪談，然而幾十年來盛行不衰，還有這麼多國人為之如癡如醉的盲目信從，也讓人嘖嘖稱奇，中共總是有辦法把國家的大政方針弄得像耍猴戲。所以看穿這一切，就知道當局的政治算盤上絕對沒有什麼四個現代化，所有強政勵治，目的不過是法家鉅子韓非子的四美化，即“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一切行政措施改革方案都是在維護自己的權力、強化自己的權力、延續自己的權力。所謂“為人民服務”、“一切為了人民”、“人民就是一切”及“四個現代化”之類，不過就是中共愚弄國民的妖魅畫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