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群效應的迷思

有感於中國社會之殘酷，屢屢發生諸如佛山十八路人見死不救之慘案，我曾多次思考為什麼中國人會如此冷漠無情的原因，也曾多次在魯迅、陶傑、鐘祖康的書籍裏尋找答案，無不屢有收穫，對認清中國人的真實面目而不墮入其精心編織的自驕自大的迷障之中，大有幫助，特別是在看了《九評共產黨》和《解體党文化》後，也對共產黨這打著“為人民服務”的旗號而行禍國殃民之實的人間第一邪教的嘴臉認識得更為真切。然而，中國愚民之氾濫成災俯仰皆是，光是自己醒悟是不夠的，還應該讓更多人明白真相，這一方面是道義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光是自救而不他救，也甚有可能會被愚昧的同胞所拖累、殃及，做毫無意義的陪葬，所以，我是一直注意收集相關資料，並廣為傳播。

最近，我在網路上看到無眠女士的一段話語，對這問題的思考也不無啟迪，特此引述如下：

羊群效應

……

有個群友貼的一段話意思很特別 “一隻羚羊被獵豹撲到後，其他的翔羊很快就停止奔跑，回頭看了幾眼被捕殺的同類後，就繼續埋頭吃草...

弱者紮堆不是為了更強大，而是希望降低自己的災難率，死的不是自己。

中國人在漫長的文化進化中己經成為了羚羊，唯一的生存法則是寄託在同類先死的基礎上，所以，中國人對災難特別健忘冷漠。”

淚……

為什麼中國人常見死不救？為什麼中國人少有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之情？為什麼中國人面對他人的苦難無動於衷，甚至反而從中尋找快樂或對自己有什麼好處？為什麼中國人是一盤散沙而不能組織有效的抗議、反抗？為什麼中國人極為擅長、精通窩裏鬥？為什麼中國人之間多是互相傾軌、互相拆臺、互相踩踏，互相愚弄至死？為什麼中國人可以為了自己發達而毫不在乎他人死活？為什麼中國人的道德水準墮落到禽獸不如的境地？

這除了共產黨把中國人當成畜生一樣來圈養以外，你死好過我死也是極端自私的中國人的生存法則之一。正如Ellsworth Huntington對中國的觀察：“一個人要是沒有這種畸形發展的自私心，也就抵擋不了（中國）那種殘酷的荒年……於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機會就越大；多經一次荒年，人品上自私自利的心理就深一分……總之，極端的自私自利可以使一家人度過荒年，生存下去……二千年的長時間裏，唯有這種自私的人才受選擇。凡是能夠損己利人，解衣推食之輩，在荒年時已經死完了。”

然而，自私雖可讓人活下來，中國人卻也吃夠了自私的苦頭，以致於現在的社會他人就是地獄，人對人是狼，生存環境無比惡劣。滑稽的是，中國人吃夠了自私的大虧，但罕有人認識到正是自私心過重的原因，導致公義、良善、仁愛、包容精神缺乏，社會一派烏煙瘴氣，反而認為是自己的自私程度不夠，以致於常常吃虧栽跟頭，於是個個比狠鬥勇爾虞我詐，惟恐做惡落於人後，硬生生把今日的中國變成一個活地獄，以互害與自殘度日，可謂自食惡果自作孽。

看來，中國人之頑愚，真是有雖九死其尤未悔之狀——這裏的死指的是“你死好過我死”、“要死大家一起死”——個個以為私字當頭，就可苟且偷生。殊不知，此方法即使在時間上延長了自己的平安，但在概率上卻增加了自己的不幸，區別只在於早死晚死或僥倖逃脫而已，完全走上了歪門邪道。中國人倘若不擺脫長期崇信“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垃圾成功學、“寧可我負天上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變態生存術、為求富貴無所不為的厚黑之道、特別是滅掉共產黨這個萬惡之源，並在國民的道德、信仰、精神文明上大下功夫，那麼待大難臨頭時，也只能如菜市魚檔砧板上的活魚那樣，赤裸裸地直視大刀破頭了。

李銳不過也是個斯德哥爾摩症患者

李銳在其百年壽誕之際，居然自稱對得起歷史，對得起黨，不禁讓我仰天大笑——對得起黨也許，對起得歷史或許，但同時對得起黨和歷史，可能嗎？

理由實在簡單，用不著長篇大論：黨與歷史，兩者不可兼得，對起得歷史，必對不起黨；對得起黨，則對不住歷史。

何以如此肯定？看看中共在歷史上做了什麼，給中國人帶來什麼，則一目了然。

罪行累累難以窮詰，擇其要者而錄之：

一、中共49年以後56次運動

1.“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975.11至1977）
2.“土地改革”運動(1947至1952)
3.“鎮壓反革命”運動（1950.10至1951.10）
4.“抗美援朝”運動(1950.10至1953.07)
5.“第一次整風”運動(1950.05至1951)
6.“連隊民主”運動（1950.09至1951）
7.“忠誠老實政治自覺”運動（1951.05至1952）
8.“清理中層”運動（1951.08至1952.10）
9.“批判《武訓傳》”運動（1951.05至1952）
10.“三自革新學習與教會民主改革”運動（1951.04至1954）
11.“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1951.09至1956）
12.“民主改革”運動（1951.09至1953）
13.“文化教育戰線和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1951.09至1952.10）
14.“愛國增產節約”運動（1951.10至1952）
15.“三反運動”（1951.12至1952.10）
16.“文學藝術界整風學習”運動（1951.12至1952）
17.“五反”運動（1952.01至1952.10）
18.“反對違法亂紀”運動（1953.01至1954）
19.“改造私營企業公私合營”運動（1954.09至1955）
20.“胡適思想批判”運動（1954.10至1955）
21.“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1955.01至1956）
22.“增產節約”運動（1957.02至1957）
23.“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1955.07至1957）
24.“整風”運動（1957.04至1957.06）
25.“反右”運動（1957.06至1958.05）
26.“農村社會主義教育”活動（1957.08至1958）
27.“批判馬寅初人口論”運動（1958.04至1960）
28.“大躍進”運動（1958.05至1960）
29.“放衛星”運動（1958）
30.“除四害”運動（1958）
31.“拔白旗”運動（1958）
32.“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07至1958.10）
33.“全民大煉鋼鐵”運動（1958.08至1960）
34.“反對右傾思想”運動（1959.07至1960）
35.“反瞞產私分”運動（1960）
36.“整風整社”運動（又名農村三反”運動）（1960.05至1961）
37.軍隊“兩憶三查”運動（1960.10至1961）
38.“四清”運動（在農村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02至1966）
39.“學習雷鋒”運動（1963.03.05始）
40.“憶苦思甜”（寫三史運動）（1963至1964）
41.“工業學大慶”運動（1964.01.25始）
42.“農業學大寨”運動（1964.02至1976）
43.“文化大革命”運動（1966.05.16至1976）
44.“紅衛兵”運動（1966） 45.奪權風暴（1967）
46.“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運動（1967）
47.“三忠於、四無限”運動（1968）
48.“上山下鄉”運動（1968.12至1978.10）
49.“學‘紅寶書’”運動（1969）
50.“全民挖防空洞”運動（1969.08至1970）
51.“一打三反”運動（1970.01至1971）
52.“清查‘五一六’”運動（1970.03至1971）
53.“批陳整風”運動（1970.11至1971）
54.“批林整風”運動（1971.12至1972）
55.“批林批孔”運動（1974.01至1975）
56.“開展對《水滸》評論”運動（1975.08至1976）

二、政治運動死亡人數

1、“土改”：處決二百萬，殃及近千萬；
2、“鎮反”：處決近七十八萬，另一說為消滅二百四十萬；
3、“三反五反”：二百八十人自殺或失蹤，殃及黨員、幹部一百二十二萬，商人約七十萬，有三十二萬三千多人被捕；
4、“一化三改”：涉及農民數億，工商戶約百萬；
5、“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死亡約四千萬（三年所謂“天災人禍”）；
6、“反胡風”：被捕五百多，涉二千五百多人，自殺身亡六十多；
7、“肅反”：處決二萬一千多，自殺、失蹤四千三百多；
8、“反右”：打成右派五十五萬，涉親屬數百萬；
9、“反右傾”：殃及黨員、幹部數十萬；
10、“文革”：處決十三萬五千多，非正常死亡一百七十二萬八千，武鬥死亡二十三萬七千多，傷殘七百零三萬，摧殘家庭七萬一千多，獲平反的約三百萬，被關押過的有四百二十萬，受株連者上億人；
11、“整黨”：殃及三十萬七千；
12、“四五事件”：被捕三百三十八人，殃及數十萬；
13、“抗美援朝”（朝鮮戰爭）：死亡十四萬（傷亡合計五十六萬多），被俘二萬二千多；
14、對越戰爭：死亡六千多，傷二萬一千多；
15、紅軍大清洗冤魂十萬；延安整風捕二百多人，審查近千人，打成奸細、特務一萬五千多。
16、三年大饑荒：有資料顯示近四千萬人死於這次災荒，同時還有四千萬個小生命由於此次饑荒而胎死腹中，實際剝奪了8000萬條人命。

17、六四大屠殺

18、鎮壓法輪功活摘人體器官

以上資料統據，來自於網路的資料，逐條看下來，只要腦袋正常，任何有點是非心的人皆不難明白“對得起黨”意味著什麼。

然而李銳足足活了一百歲呀，並且還是許多事件的親歷者與見證者，卻依然沒明白這個道理，看清楚這些事實，以對得起黨自詡，又和得起對歷史並論，這是何其的愚昧，又是何其的荒唐呢？

這樣禍國殃民的黨，用得著對得起嗎？稍有良知，都不會沆瀣一氣，寧可潔身自好，也不願同流合污，若再有點血性，更是會視推翻暴政為己任，如何會以對得住黨為標榜？再者，李銳本身在1959年廬山會議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的追隨者”，發配北大荒，險被餓死，文革中又在秦城監獄被單獨囚禁8年，被這個黨折磨得死去活來，吃足了苦頭，卻還以對得住這個黨而誇口，仿佛還沒被折磨夠似的，這不是明擺著邀人淩侮嗎？不是徹頭徹尾的斯德哥爾摩綜合者，又是什麼呢？

更為諷刺的是，此人又以追求憲政為目標，曾賦詩：“唯一憂心天下事，何時憲政大開張”，然而，你所對得住的黨，不正是狙殺憲政開張的罪魁禍首嗎？你既然以“對得起黨”而標榜，這個黨所造成的極權統治，不正是憲政的死敵嗎？又要對得住党，又要憲政開張，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呀。

矢志追求憲政卻以對得起黨自誇，其荒謬能不讓人仰天大笑嗎？以中共殺人之多、禍國之惡，這個党絕對不是正常人該接觸的，更別說加入與對得起它了，生活在其統治之下就已經是讓人痛不欲生的悲劇了，以至極多中國人發出“來生不做中國人”的悲鳴，難道還不足以讓人翻然悔悟嗎？真不知道他如何還有臉說出“對得住歷史”，換成日本人可能早已剖腹自殺了，但他卻可以在 “對得住黨”、“對得住歷史”之間切換自如遊刃有餘，時長更達至百年，如此人格分裂，他真有他的另一個總結——對得起自己嗎？

李銳又逞異誇能地例舉出兩件對黨有貢獻，而且不忘加上是“重要貢獻”的事情：“我對黨有兩個重要貢獻，一是寫了一本《廬山會議實錄》，如實地反映當時全貌；二是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阻止了鄧力群可能被推舉為總書記。”這樣得意洋洋地論功邀寵，還不能證明就是一個党的小奴才嗎？

充其量，也就是個稍微開明點的小奴才吧。

友人有言，以體制內之人而言，李銳算是不錯了，講了不少真話，不必苛責。

然而我想，糟就糟在，這樣的人在體制內居然算不錯的。

而且還備受稱譽，聲名遠揚，嗚呼，我實在看不下去了！

我今天也“啟蒙”一下

和絕大多數中國人明哲保身的態度不同，我是經常在微信、微博上發表一些自己的觀點，評論時政、抨擊社會亂象的，由於言論之大膽、觀點之犀利、話題之尖銳，經常惹得五毛憤青暴跳如雷，恨不得拳腳相加，食肉寢皮，然而對於此類醜態，我已是見怪不怪，憤青五毛若不如此，也不會稱為腦殘了，我常常當作鬧劇欣賞，莞爾一笑，若有閒暇還會火上加油，把他們刺激到五官扭曲雙目噴火，以作消遣，畢竟生活在中國，能讓人開心的事已經不多，對於這種送上門來的娛樂，也不妨一解無聊。但讓我沒料到的是，在我自認為所熟悉的人中，居然也出現了荒誕如斯的問題，其離譜讓我有白日見鬼之感，不由得想到魯迅洞察世情的老話：“死于敵手的鋒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來的暗器，卻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戰友亂髮的流彈，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正如昨晚我在朋友圈發了“當你看到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這種話時，可以準備移民了。”這條消息後，就收到有一位朋友的問題：“若你有機會移民，你會嗎？”

我回答：“會。”

她又問：“也就是說，你並不以啟蒙為你的己任，沒有那麼強的使命感？”

這問題真是讓我出離的詫異，一時間竟不知該如何回復。然而，並非不知道該說什麼，而是沒想到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這兩者之間有什麼邏輯關聯呢，我著實不太明白，不過，既然問到門前，不答又極為失禮，那麼我就簡單談一談，雖然這問題已近冒犯，有些挑釁的意味。

第一、我從未說過啟蒙為我的己任，這種高帽子我是不戴的，也是不屑的，這不是我的風格，也不是我的路數。對於宏大敍事及道德高調，我向來保持警惕，怎麼可能還自攬上身，豈不是自相矛盾？做人做事，但求心安，能對得起良知，就已很好，若還能對他人有小小的幫助，更應該感恩，實在不需要這些高調的大詞來做護身符與廣告詞。從另一方面來說，為善而惟恐人不知，幾近作惡，力所能及地做自己可做的事就好，又何須把啟蒙掛在嘴邊，裝出一副精英的派頭？德蕾莎修女為善，會說自己時時都在做好事嗎？當然，雷鋒那樣的人造偶像與中國首善那樣的人渣除外。

第二、追求自由與幸福，是個人的天然權利，這有什麼值得疑問或者責難的呢？難道非要說我會為你的幸福留下來，我會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心上，才是讓人安心的標準答案？這不荒唐嗎？而且，這種答案即使說出，你會信嗎？實在用不著自欺欺人。合理的自私其實沒有甚麼不對，只要不損人，我實在看不出我如果要移民，有什麼損人的地方。

第三、合理的自私值得肯定，反而要警惕的是集體主義、為人民服務之類的東西。正如陶傑所言，“中國政治的邪惡本質，在於中國人當權時明明有自己的權力欲的私心目的（Private Agenda），他一開口，就全天候小腦條件反射地說出許多堂皇的仁義道德來掩蓋。”所以，我們不妨大大方方的談及利益，光明磊落地為自己打算，不然，極會容易墮入社會主義的陷阱。畢竟，縱觀中國1949後的歷史，所有以剝奪人的權利為目的的政治運動，不都是打著“這是為你好”的口號實施嗎？

第四、生而為人，雜事難免，各有各的負擔，開門七件事等瑣事不談，更有工作、養家等攸關生計的問題，並非生活在真空之中，總有輕重緩急主次的安排，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而作調整。再說直接一點，就是除了啟蒙，還要吃飯，倘若飯都沒得吃，啟什麼蒙？能把啟蒙作為己任一以貫之當然是好，能把啟蒙與生活相結合，也是不錯，但倘若無啟蒙作己任的條件卻求全責備，是不是強人所難？

第五、追求自由與幸福，並不和啟蒙對立，一個人既可以在啟蒙的同時，追求幸福與自由，也可以在追求幸福與自由的同時，進行啟蒙，這是並行而不悖的事情，誰規定了同時只能做一件事呢？誰又界定了追求自由與幸福就肯定會把啟蒙棄如敝屣呢？同理，我也看不出移民和啟蒙之間有什麼矛盾，難道一個人移民後，就與啟蒙無緣？

第六、移民後，就不能啟蒙嗎？互聯網無遠弗界，再加上國外的言論自由，沒有生命安全之虞，啟蒙如果說不是更方便，至少也沒什麼損失吧？實際上，對於從事時評政論的人來說，移民國外且生活若有保障，對寫作更有幫助，一方面是生活、文化環境迥異所帶來的觀察與思索，另一方面也是自由環境所帶來的創作提升，正如何清漣、曹長青、高爾泰、李劼等作家，倘若一直呆在國內，會有今日的水準嗎？他們走出國門後的文章所起到的“啟蒙”作用，影響不是更大嗎？

第七、使命感強烈與否，非是以地界而劃分。有很多人使命感強，但被迫流亡海外；在國內人多，但使命感強的卻少得不成比例。所以，在我看來使命感是因人而異，而非因地而異。強的人在什麼地方都強，弱的人恐怕在何處都弱。而且，如果非要以地界來劃分，並以為國內就一定比國外強，那麼，是不是關進監獄就使命感更強呢？在國內的監獄裏，無期徒刑又比有期徒刑強？這樣的邏輯明顯不通。

第八、強求不是為善，自願才是真心，逼人為善看似正確，實則荒誕不經。因為這否定了人的自由權、自主權，強行地把自己的價值觀加在別人的頭上，並要求對方按自己的觀念行事。這是把人當作手段而不是當作目的而對待，實質上構成了一種強制。“沒有人能夠強迫我的幸福必須與他那種關於他人福利的觀念相一致，”德國哲學家康得早就寫道，“因為每個人都能夠以他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去追求幸福，只要他不侵犯他人也這樣做的自由。”

英國哲學家密爾認為：強迫一個人根據習俗、傳統或流行性的觀點而生活是錯誤的，因為這妨礙他達到人類生活的最高目的——對其人類能力充分而自由的發展。在密爾看來，強制性順從是最佳生活方式的敵人。

所以，我們不能把自己的認識——哪怕是正確的認識，強制別人接受，這一是不尊重對方，二是這種方式對正確的認識本身，也是一種褻瀆。

第九、但，退一萬步來說，就算可以強制，閣下又有什麼強制的理由呢？我自問關於啟蒙，所做過的事情不少了，應該有資格反問一句，請問閣下做過什麼？倘若所做甚少，是不是應該我來強制，而非你來責備呢？

第十、除去康得與密爾的分析以外，強制還帶來一個恐怕是提問者本人也沒有想到，更是在道德上、現實中的嚴峻問題：如果非要逼人為善，那麼這個人留在國內進行啟蒙倘若被抓捕、被判刑、被弄到家破人亡，閣下能否承擔相應的責任呢？

站在一旁說閒話是輕鬆的，做實事卻是危險而困難的。

啟不啟蒙，移不移民，說到底這完全是個人選擇問題，幹卿何事？說句得罪人的實話，他人並沒有拯救你的義務，你也沒有道德綁架別人的權利。當然，這位朋友也可能沒有惡意，我的回復，也是借此把問題闡述清楚，把道理分析明白。平時我是甚少說“啟蒙”的，今天逼不得已，也算是“啟蒙”一次吧。

我現在怎樣讀書

很多朋友知道，我最近轉讓了部分藏書。為何作此決定？一是因為水準的提升、識見的拓展，很多書已對我無用；二是因為值得反復通讀的好書甚少，大部分隻一遍了事或起工具書的作用，寫作時備查資料，然而這部分功能已被電子書所取代；三是因為所居之地環境潮濕，不利於書籍的長期保存，所以，除了工具書（字典、詞典之類）、古籍（經史子集）及我所中意的一些書之外，其餘皆低價讓出，既解決了我的負擔，也可惠澤于士林，滿足有需求的書友。

那麼，我現在怎樣讀書呢？辦法兩種。

一、紙版書收藏，以港臺版為主。原因有二：一是大陸出版物粗製濫造，雖數量驚人，但百分之九十九是垃圾，不值一讀；二是港臺出版多有好書，文筆、思想、內容乃至裝幀皆不乏亮眼之作，值得收藏，而且相較於大陸版，重要的是沒有刪節，能保持內容的完整，此為收藏港臺版的一大原因——試問誰願意花錢買一本被閹割的殘本呢？當然還是原汁原味的好。除此之外，因出版自由的關係（但香港現在已大不如從前，臺灣倒是蒸蒸日上），港臺書籍選題廣泛、言論無忌，好書層出不窮，佳作琳琅滿目，既有本土名家，也擅長外來翻譯，其水準已遠拋大陸，實在讓人眼饞，隨便拋出幾本就讓人心醉神迷——如李劼《中國文化冷風景》、鐘祖康《籠中鳥以為自由飛翔是一種病》、練乙錚《練乙錚文集》……如何不讓人有收藏之欲望？當然，“缺點”也是有的，一是售價高二是購不易，常讓我有無可奈何之感。

二、紙版書以港臺為主，電子書卻無此限制。我的電子書有兩類，一是長期從網路上悉心搜集而得，移動硬碟加上網路雲盤，數量為幾十個T，相當於一個中等圖書館，範圍從文史哲到社經法、旁及天文地理各項雜俎，種類相當完備；二是在IBOOKS和KINDLE購買而得；IBOOKS在中國開通不久，略嫌書籍數量不多，但我所用的平板是IPAD AIR2，所以時常在上面流覽。KINDLE在電子書卻是佈局良久，書籍種類遠比IBOOKS豐富，日常所需書籍在上面基本能找到，能滿足我之所需。我在IPAD上面安裝一個KINDLE後，既可以在IBOOKS裏購書閱讀，也可以在KINDLE裏買書流覽，兩者還可比價，甚是方便。

也有缺點，IPAD AIR2並不利於長時間閱讀，久看眼睛脹痛。所以，我決定入手一台Kindle，據說此物的特點就是閱讀體驗近似紙版書，長時間看不傷眼，而且輕便易攜帶，久持不會太累，一次充電可管數周，極適合於我這樣常久讀書的人。前兩日看新聞說這周就要出新款，功能更有所加強，且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如此一來，我的讀書之法也就明瞭：以kindle為主、Ipad air2為輔，以購買電子書為主、收藏的電子書為輔，進行電子書閱讀。至於紙版書的購買，則主要收藏港臺版了。

此方法好在經濟。正如我前面所說，很多大陸出版書籍收藏價值不高，非要閱讀，購買電子版遠比紙版便宜，而且除了新書，其實很多大陸出版書籍早有免費的電子版，可在網路找到。如不考慮閱讀效果，其實這些免費電子版已足夠——因IBOOKS、KINDLE是專門針對自己的閱讀器開發，自然在閱讀效果上更勝一籌。

再談談我在IPAD上的閱讀APP。

我所用的讀書APP有六：iAnnotate PDF、GoodReader、PDF Expert、Kindle、IBOOKS和CHMATE。

CHMATE是專門針對chm格式的書籍，其最大優點是可以作全文檢索。眾所周知CHM格式常常是文集、合集，所以正好可以利用此APP作全文檢索。比如要搜《魯迅全集》裏提到“奴才”的地方，一搜即得，非常方便。

GoodReader和PDF Expert是我看PDF的常用APP，兩者各有優點，因兩者藏書可以互換——同一本書可在兩個APP裏打開，所以優點就不贅述。

iAnnotate PDF功能強大到我甚少用之。

Kindle和IBOOKS如上所提，是我購買電子書的兩個主要管道，在這兩個APP購買的書籍，自然也在此閱讀。

但是奇怪的是，在IPAD AIR2上無法直接購買KINDLE裏的電子書，我是在臺式電腦上購買後，自動發送到IPAD上，難道蘋果為了自家的生意，做了貿易限制嗎？

APP談完，再說說如何做讀書筆記和如何作文。

讀書筆記，我推薦李敖的方法。即是把書中有用之處，分門別類的保存下來，而且分得越細越好，這樣在寫作時，可迅速找到所需的參考資料。據李敖自言他的資料分類高達幾千種，怪不得出書又多又快，這除了他才華橫溢之外，也是平時的基礎打得扎實。俗話說好記性不如爛筆頭，除非記憶力天賦驚人，不然通常來說靠不住，所以還是老老實實做筆記的好。而且時代不同，我們現在做筆記也不須像李敖那樣把書大卸八塊、毀書損容，在電腦上打字輸入或直接複製粘帖，做成Excel文檔或word文章，方便很多了。

作文方法，我推薦鐘祖康之技。除了自己所做的資料庫外，要學會利用網上的資料庫。畢竟自己做的資料庫再大也是有限，而網上資料庫的資料卻是浩瀚無窮，如同知識寶藏如何不應善加利用呢？足可以起事半功倍之效啊！正如鐘祖康的心得感言：“由於我對許多事物(尤其是中國的)的看法與絕大部分中國人的看法有嚴重衝突，為了論證一個在他們看來極荒謬但我卻深信不疑的說法，我往往需要把我過去近30年讀過的，或聽人講過的書的有關內容搬出來，但單憑記憶是沒有可能記得原文的，通常我只會記得作者、書名或若干關鍵字，我就憑這些依稀記憶中的資料加上鍛煉多年的搜尋技巧，把所需的原書中的有關段落尋出，作為引文。這些從茫茫書海中尋找失落章句的行動，成功率極高，通常達95%。我的《來生不做中國人》和《中國比小說更離奇》，以及我這近10年的文章，就是在這大量電子藏書的協助下寫成的。現在我隨身的只有幾百本書，而且不能作全文搜尋，以我「唯陳言之務去」和儘量「言必有據」的寫作風格，絕不夠用。

所以，在這個互聯網年代下，最重要的是見解和意念，而不是死記書本原文，書本原文按一下鍵盤就有了。所以，互聯網帶來的方便，進一步挑戰中國人傳統的死記背誦強調所謂倒背如流的讀書方法。過百萬本書一次過的全文搜尋，令許多傳統的讀書和治學方法變得落伍。十年前或更久以前，要寫一篇需引用大量資料的文章，不知要花上多少時間四處搜羅有關讀物，寫作時也要把所有讀物鋪滿書桌，極不方便。要是寫作人是四海為家的，更不可能帶著最基本的幾千本書到處跑。

這種網上閱讀和搜尋的方法，對於我這類非小說寫作的人尤為重要，但據我觀察，雖然網上書庫的技術已相當成熟，我說的這約200萬本電子書（以英語占絕大多數），當中大部份也是普通人可以接觸得到，但一般寫作人似乎未能善用，在他們的文字中，我看不到其內容跟十年前沒有互聯網時的跑圖書館年代有甚麼明顯分別，令人失望。”

以上就是我的讀書及寫作方法，希望對朋友們有所助益。如果朋友們有更好的方法，也請不吝賜教，在下洗耳恭聽。

那些敏感的日子

在中國古代的傳統習俗中，也有一些“特殊的日子”，很敏感，也很燙手，比如在春秋戰國時期，五月五日即是。據《史記.孟嘗君列傳》記載，“五月子者，長於戶齊，將不利父母”，司馬貞的《索隱》則引《風俗通》解釋：“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所以孟嘗君之父田嬰見自己的小妾此日產子，便說：“不要養活他。”可是田文的母親還是偷偷把他養活了。等他長大後，他的母親便通過田文的兄弟把田文引見給田嬰。田嬰一見，便憤怒地對他母親說：“我讓你把這個孩子扔了，你竟敢把他養活了，這是為什麼？”田文的母親還沒回答，田文立即叩頭大拜，接著反問田嬰說：“您不讓養育五月生的孩子，是什麼緣故？”田嬰回答說：“五月出生的孩子，長大了身長跟門一樣高，會害父害母的。”田文說：“人的命運是由上天授予呢？還是由門授予呢？”田嬰不知怎麼回答好，便沉默不語。田文接著說：“如果是由上天授予的，您何必憂慮呢？如果是由門授予的，那麼只要把門加高就可以了，誰還能長到那麼高呢！”田嬰無言以對便斥責道：“你不要說了！”

過了一些時候，田文趁空問他父親說：“兒子的兒子叫什麼？”田嬰答道：“叫孫子。”田文接著問：“孫子的孫子叫什麼？”田嬰答道：“叫玄孫。”田文又問：“玄孫的孫叫什麼？”田嬰說：“我不知道了。”田文說：“您執掌大權擔任齊國宰相，到如今已經歷三代君王了，可是齊國的領土沒有增廣，您的私家卻積貯了萬金的財富，門下也看不到一位賢能之士。我聽說，將軍的門庭必出將軍，宰相的門庭必有宰相。現在您的姬妾可以踐踏綾羅綢緞，而賢士卻穿不上粗布短衣；您的男僕女奴有剩餘的飯食肉羹，而賢士卻連糠菜也吃不飽。現在您還一個勁地加多積貯，想留給那些連稱呼都叫不上來的人，卻忘記國家在諸侯中一天天失勢。我私下是很奇怪的。”此番對話後，田嬰知此子不凡，改變了對他的態度，便讓他主持家政，接待賓客，皆事理通達，眾口交贊。後來因賓客來往不斷，日益增多，田文的名聲隨之傳播到各諸侯國中。當田嬰去世，田文順利繼承了爵位，成為名聞天下的戰國四君子之一的孟嘗君。

無獨有偶，西漢成帝時期的大司馬、大將軍王鳳，也是五月五日生。其父也不想撫養，理由如前，即是“俗諺：‘舉五日子，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但還好有一個明事理的叔父，以孟嘗君之例勸之，證五月五日生之子，非不詳也。於是王鳳得以存活。後來以外戚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把持朝政，權傾中外。

這種慮子女傷父母的顧慮，其實非中國有之，外國亦然，如古希臘的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伊底帕斯王》中，就講敘了這樣一個故事：在古希臘神話中有一個預言：底比斯王的新生兒(也就是俄狄浦斯)，有一天將會殺死他的父親而與他的母親結婚。當底比斯王知道這個預言後，震驚萬分，於是棄嬰於野外，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嬰兒在絕境中卻被一個牧羊人救活，長大後，還成為一個英雄好活，有許多俠義之舉，贏得伊俄卡斯忒女王為妻。後來國家瘟疫流行，他才知道，多年前他殺掉的一個旅行者是他的父親，而現在和自己同床共枕的就是自己的生母。俄狄浦斯王羞愧不已，便弄瞎了雙眼，離開底比斯，獨自流浪去了。

這個故事，在後來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的理論裏，就成了具有代表意義的“俄狄浦斯情結”(Oedipus Comples)，衍生出不是有戀母弑父的傾向，就是有戀父弑母的衝動。若以此理論來診斷，那麼在中國這一傳統習俗中，五月五日生下的小孩似乎就是這類病的患者。只是何以僅五月五日有此嫌疑，而其他日子皆是清白，古書不曾交待，又成了一筆糊塗賬。不過，值得慶倖的是，這種愚昧的習俗，不知道已在什麼時候消失，現在五月五日出生的小孩，不再背有這個罪名，能夠和其他時候出生的小孩，一樣正常地成長。然而，雖然五月五日已從習俗的禁忌中撒消，但現在更多的敏感日子，卻又誕生出來，穿插交織在一年四季的各個時段，鉗制著人們的思想，妨礙著民眾的生活，危脅著社會的發展，這些荒唐的規則什麼時候該除掉？或許人們都該想一想。不然，大家都在戀母弑父的亂倫，多不好！

自古以來的玩具

凡中國對外有領土紛爭，中共必毫無例外的祭出一例金句“XXX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自古以來也能當作法理？也不知是中共頭腦太天真，還是心靈太流氓。

稍具有理性的人一聽到這話，實在難以不發笑。請問，自古以來的古，有多古？是夏商周那麼古？還是人類發源于非洲大陸時那麼古？還是連人類都沒有，宇宙洪荒天玄地黃時那麼古？國家領土這麼嚴肅的問題，卻用一句極為情緒化的話來作為分疆劃界法理，真是無厘頭到極點，一場國務院發言人的問答，讓人感覺像是看周星馳的喜劇，對白可笑，邏輯荒誕，十分幽默。

真要用“自古以為就是中國的領土”作為談判的依據，那麼越南在古時也曾屬於中國，何不主張越南自古以來也是中國的領土，把它要回來，何必還雞腸小肚的去計較幾個南海礁島？貝爾加湖在漢朝時稱為北海，蘇武就被流放在那裏十九年，在唐稱為小海，在蒙元也被劃入版圖，屬於嶺北行省，根據“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的法理，為什麼不據理力爭向俄羅斯人要回來？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中國所稱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在一八六零年前也是中國固有領土，為何江澤民要簽屬賣國條約，把版圖劃給俄羅斯？還有朝鮮、韓國、緬甸、泰國、錫金、不丹、尼泊爾、阿富汗，個個都曾是中國的藩國，年年都要繳賦進貢上朝，為何現在不統統拿回來？羅馬曾在英國建立不列顛行省，按著“自古以來”的邏輯，是不是今日英國要收回義大利？

然而要自古以來就是的法理，何嘗又不可作為他國申訴的依據，大半個中國當年都曾被蒙古人佔領過，是不是蒙古人也可以宣佈：自古以為，中國就是蒙古的領土，請中國尊重蒙古的主權，把屬於蒙古的土地還給蒙古人；清朝在中國統治了二三百年，是不是該把中國土地還給滿族人？這種亂七八糟的邏輯，想一想就讓人忍俊不禁，如同幼稚園裏的兩個拖著鼻涕的幼仔吵架，一個抓著手裏的玩具嗚嗚說：這是老師買給我的。另一個奮身撲來搶：胡說，這是老師看我表現好，獎賞給我的。這個不依，那個不饒，掙來搶去沒個完，鬧得正在午睡的老師心頭火起，高八度的一聲怒吼：都給老娘閉嘴，張手就把公仔扔到屋外。這一下，頓時安靜，兩個幼仔眼眶裏裝著汪汪的淚水，那一刻，他好恨，老師搶走了他的玩具。多少年來，他一直沒長大，一直想著那個玩具，自古以來就是我的。

為什麼中國災難頻發？

毒疫苗、毒奶粉、毒膠囊、三聚氰胺、蘇丹紅、塑化劑、地溝油、瘦肉精、鎘大米、瘟豬肉、汶川地震、上海踩踏、東方之星遊輪傾覆、天津大爆炸、黑龍江礦難、深圳塌方……看過極多分析中國災難的文章，然而皆沒說到重點。為什麼中國災難頻發？絕不是什麼安全因素，也不是什麼監察不力，根本原因是中國老百姓的命不值錢，自然官老爺提不起興趣發展人道主義措施，也懶得花功夫下成本去治理極多社會問題。試問，當草菅人命不但無賠而反有賺時，怎麼可能寄望當局主動關心國民福祉呢？這種期望明顯太過癡念。中共的老祖宗馬克思早就在《資本論》中指出：“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何止300％的利潤，在生活資源與生產資源都被權貴壟斷的情況下，現在做的都是一本萬利的買賣，傾吞國有資產、搜刮人民財富、沽空股市、融資騙局、投資陷阱、狠刮地皮，各種橫徵暴斂巧取豪奪總有一款合適中國老百姓，不要說踐踏一切人間法律，就算禍國殃民也只視作等閒，無怪乎有國民自嘲，以前是“國破山河在”，現在是“國在山河破”。再者，當局早已發展出極為完善的災後急變措施，何嘗不愁突發事件不消彌于萌芽之中呢？比如資訊管制：新聞統一發稿，嚴禁自由採訪、禁止線民回帖、組織網評員製造輿論；人員布控：專人專職“貼身保護”遇難者家屬、杜絕與外界的私人接觸；單位施壓：由單位出面下發通知嚴禁參與集會、違者開除公職……這些殫精竭慮絞盡腦汁想出來的苛政虐治是很難不讓領導在救災現場做場慷慨激昂的政治秀後，可以在武警把守的官邸裏睡個安穩覺的。而當大事化小，影響降低，權貴從賺得的億萬高利潤裏甩出百十萬的賠償，不僅可把小事化無，而且還可以發動宣傳機器把喪事辦成喜事，齊頌領導英明有方。

再有，缺少真正的問責機制也是災難層出不窮的一大原因。注意，我說的是真正的問責機制，而非中國特色式的徒具形式的虛以應事的問責機制，也即是文明國家出現重大公共事故後，不但直屬負責人，甚至一國之總理總統也會辭職下臺的問責機制。由於司法不獨立（姓黨），中國式問責玩的不是甲地下馬、乙地上任，就是今年下馬，明年上任的欺人把戲，有何實質性的追責懲罰可言？比如擔任食品藥品監管局食品安全協調司司長、資訊中心主任的孫咸澤，2009年因荼毒萬千孩童的三鹿奶粉事件僅被記過處分已是讓人大跌眼鏡，2015年7月此人卻升任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副局長更是讓人覺得匪夷所思，而正是在他治下，今年又發生駭人聽聞的涉案價值達5.7億人、流入24個省、危及成千上萬兒童的毒疫苗事件，不正是典型的禍國殃民越厲害，飛黃騰達得越順利的典型嗎？

這些事例，可以讓人一窺槍桿子裏出的政權與選票選出的政權之區別。當然，把問題僅僅歸於上層，也忽視了一丘之貉的下樑。如今的中國，已是流氓的故鄉，當官只管撈錢不顧老百姓死活，老百姓也唯利是圖自相殘殺，惡性循環成一個互騙、互害、互踩、彼此剝削、彼此欺詐、彼此揩油的地獄社會，全民道德崩潰，正如鐘祖康所言：“基本上，整個中國現在就是這樣運作：互相欺詐，互佔便宜，人人都以為占了他人便宜，其實被人所占的便宜更多。無商不奸，無貨不假。借錢的是呆子，還錢的是傻瓜。這樣的社會，會有前景可言嗎？不知何故，這個簡單的道理，中國人就是不懂。”

這樣的中國，這樣的民族，還有希望嗎？不必求籤問卦，我已看到有無數大災大難在未來等著中國人。

我想對香港人說之三

《我想對香港人說之二》發出後，和一位香港的本土派人士，有場始料未及的夜談，對於香港的本土主義，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可謂大開眼界，算是意外之收穫。因為我現在，大抵是懶得爭辯的，多少謬論看在眼裏，不過也是微微一笑，任由“聰明人們”聰明去，不掃了他們的興致；或者，學乖了中國人的生存方式，表面上微笑著敷衍恭維幾句，心裏暗罵一句“你這個畜生”——此之謂腹誹，也可說虛偽，也即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既然如此老於世故了，何以還有深夜一辯呢？須知人類的痛苦並不相通，彼此都顧及著自己的幸福。

或許，是人類的自私在打架。

本土派的朋友（如果可以這樣稱呼）說，小船（香港）當然是希望大船（大陸）快沉沒，新一代的小船人並不關心大船上的人，只希望快快脫離，不要被大船拖著一起沉沒。大船要沉要生要死要浮，小船上的人並不關心，也無興趣，但現時被大船拖著，最希望大船快快出事，小船可鬆綁而行，大船實在太賤，小船隻希望顧好小船上的事，各走各路，這是小船上的人最希望的。

我明白小船上的人的希望，也能夠理解她講話的心情，畢竟生存於這個具有特色的國度，對於人性的自私，向來是有著深刻的認識，以及體會，而且對社會黑暗面的瞭解，可能遠超越很多香港人之上，所以，本土主義的為了小船上的人活，寧願大船上的人去死，並不值得驚訝，因為——你死好過我死。

但我驚訝於本土派的水準——如果確實如此的話。

團結你的盟友，分化你的對手，是社會運動的基本戰略，如果是以洩憤為主導，製造對立、分裂為宗旨，這樣的本土，能走多遠呢？

畢竟，既然本土，可以有香港的本土，也可有大陸的本土。既然自私，只為自己打算，不顧他人死活，那麼，大陸也可只為自己打算，不顧香港人的死活。

畢竟，在自私的層面，你的自私不比我好，我的自私也不比你強，既然本土派說“大陸死活與香港無關”，那麼“香港死活與大陸又有何關呢？”

畢竟，不願同舟共濟也罷，卻盼著大陸船翻人亡來保證你的幸福，難道不會想到大船傾覆的餘波就可把小船淹沒到萬劫不復嗎？

既然本土到滅絕人性，那麼看你死去活來也是活該。話到此步，不妨講明：無非是各自爭取各自的自由（但我頗懷疑大陸民主後，這些本土派也會識相地來抱大腿），各不相干，互不牽涉，但本土主義這樣的分而治之，或許正中共產黨的下懷，他們憂慮的，正是兩地活動的桴鼓相應。

誰能料到中共期望的驅離與界隔，卻是由追求自由的人親手完成呢？親者痛仇者快的悲哀，不禁讓我想起魯迅的話來：中國人是極容易想到自己的，但很難想到他人的自己。

“與惡龍纏鬥過久，自身亦成為惡龍；凝視深淵過久，深淵將回以凝視”——我們趕走極權，並不是為了成為另一個暴君。

但這些，且不管它了——各人有各人的道路，真要是能爭來自由，我也會為之鼓掌的，無論誰死，畢竟不是全死，但就怕，是失敗——而且遺禍——而且禍及旁人的居多。

但本土主義的思潮是，你的死活與我何關，這也沒什麼可說。

唯一可說的，或許就是歧視，畢竟，連基本的人道主義也棄如敝屣時，還有什麼指責的道德高地呢？

無非是得勢的奴才，嘲諷不得勢的奴隸罷了。

又或者：歧視華人最深的就是華人本身，看來華人確實有被歧視的資格！

人類的痛苦並不相通，人類的愚昧卻是大抵相同，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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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發出後，有一位讀者的回復，我看到也很感概，征得作者的同意，現附在文尾：

从蝗虫事件到占中到现在，虽然我对某些港人的极端言论比如那些纯粹的歧视和咒骂也感到荒谬和不快，但是整体上我一直站在香港那边，因为我把香港看作中国民主的希望，一星火光，一个桥头堡，如果香港沉沦，大陆更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一直支持香港，向周围的人、在朋友圈为香港进行反洗脑宣传。然而，看了你今天这篇文章才知道，我，以及其他大陆为民主而以各种方式努力和支持香港的人，不过是自作多情。美国不遗余力地向世界输出他们的民主自由，因为他们明白，专制极权的国家会威胁到他们的民主自由。而香港却如此短视，他们维护的何尝是香港的民主自由，他们维护的不过是自己的利益。为利益而战的人是没有力量的，很多港人北上捞金，对政治三缄其口，香港走到如今地步，也不奇怪了。

我想對香港人說之二

《我想對香港人說》這篇文章發出後，有一位香港朋友給我留言：“這才是人話，多謝對香港的支持！”看到“這才是人話”這一句，心中五味雜陳，畢竟說了多年的人話，做了多年的人，沒料到至今才被當作人看待，才有了做人的資格。

我在想，我是不是說得太客氣了，以至於她沒看懂這篇文章？

然而在此先談一件小事。第一次去香港旅遊時，購物被找回假鈔，由於我對港幣不熟悉，又拿到另外的商家消費，結果被當場拒絕，並施以不屑的白眼，大庭廣眾害得我好生尷尬，按動輒中國人如何如何的表達，我是不是該罵香港人都是畜生？

當然不可。個人絕不能代表群體，偶然也不是常態。正如有些中國人舉止不文明，但絕非全民如此，何必冤及無辜。試問他人有錯與我何關呢？冤有頭債有主，出氣找當事人則可，不必上綱上線一概而論。

或者又說，中國人舉止不文明，絕不在少數。這確有可能，而且可能性極大，但如此就可以動輒中國人如何如何嗎？我覺得理性的人不會是如此態度，文明之人也不屑這樣的作為。畢竟，大而化之可能是思維的懶惰，另也有可能是種族歧視——而且歧視的人本身還是華裔。

或許華人向來就是容易相互踐踏、相互拆臺、相互傾軌的，我想。

所以，極容易見到有禮貌的歧視舉止粗魯的，生活優越的看不起謀食艱辛的，有了自由的諷刺還被奴役的，有錢的欺負沒錢的……種種種種，不一而足。

也罷，誰叫自己沒出生在租界，沒生活在海外呢？——這是阿Ｑ的想法。

然而，賤人者自賤，其實大家都好不到那裏去，彼此彼此，一丘之貉也！——這是陶傑的觀點。

去到了國外，傍上了外國人優渥的生活，於是有資格向同胞冷嘲熱諷，隔岸觀火，以顯示自己上等人的身份，及上等人的文明。——這是魯迅的文風。

既然我已脫離苦海，活在福地，那麼該死的無妨去死，何必拖累我自由的生活，同胞？——這是李宗吾的《厚黑學》

見禍心喜的得意洋洋，不過是被包裝的劣根性，所謂教養，不過勢利。——這是Jerome·J·K的嘲諷。

中國人，你為什麼這樣醜陋？——這是柏楊的質問。

但，在這些雞毛蒜皮的事情上引起糾紛，製造對立，既非我意，也興趣闌珊。且回到《我想對香港人說》這篇文章，把話再說明白些：對於無禮之指責、不妨以文明以回應，一笑置之。畢竟，做人，應有自信，並且大氣！

我想對香港人說

香港網站上歧視、侮罵中國人的文章及言論常有，甚至在我自辦的微信群裏也屢見不鮮，有人驚訝於我為什麼不生氣，在此我稍作解釋。

中國人素質之差是客觀事實，用不著對此多費唇舌。國內外各種醜態穢行比如插隊、聚眾喧嘩、隨地吐痰、亂擲垃圾、手摳腳丫等早已神憎鬼厭，更有當街拉屎放尿、自助餐哄搶、褻瀆宗教場所等瞠目結舌之舉，已被世界各國用照片、視頻、文字等各種方式記錄在案，並視作當世奇觀廣為傳播，臭名昭著，上網一搜便事例不絕，鐵證難翻。不要說文明社會的人看得匪夷所思，即使是稍有公德的同胞，也是羞於為伍。所以因此而被批評、嘲笑甚或被歧視，那也是自取其辱，怨不得他人。事實面前，與其花時間再三狡辯，或者惱羞成怒破口大駡，不如老老實實痛改前非，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以坦承贏得對方信任，用真誠獲得對方尊重，重返文明社會之林，所謂聞過而終禮，知恥而後勇，此為一。

面對大陸政治對香港社會的粗暴打壓，以及大陸人對港式生活的橫蠻侵犯，香港人在言語上的冒犯，其實在我看來，已是相當客氣，如果是在其他勇武的自由之境，恐早就族群對立，兵戎相見——試問誰願意被當作奴隸使來喚去，而且還是被文明程度遠不如己的人使來喚去呢？香港人為此粗口不絕，沸反盈天，平心而論是非常自然的反映，相當正常——難道被人欺負了，連抱怨的權利都沒有嗎？而且換位思考，如果大陸人身處此境，恐怕反應更加激烈。所以，香港同胞有所不滿、抱怨或至歧視，我皆不會生氣。畢竟，是大陸專橫跋扈在前，我又怎能責怪他們的怨聲載道在後？是大陸持強淩弱在先，我又如何生氣他們冷嘲熱諷以對？「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有時候大陸人不招人待見，恐怕要查討一下自身的原因，此為二。

香港人如此不忿，恰恰是大陸同胞逼迫的結果。畢竟講好的一國兩制，現在卻趨同一國一制；承諾的高度自治，卻成為高度管治；開出的港人治港，成了西環治港；50年不變是天天在變；所謂井水不犯河水也成一句屁話而洪水濤天，幾乎快讓香港沒頂，讓港人無處逃生；至於真普選，更是一拖二賴到遙遙無期。而23條立法、跨境綁人、言論逼仄、員警群毆、街頭衝突、社會撕裂等亂象不是已經上演，就是迫在眉睫，新聞自由、宗教自由、政府廉潔、司法獨立等文明指標的排名如同股市暴跌般大幅下降，試問港人親歷局勢之惡化，感受兩朝政制之優劣，對現狀怎能不膽戰心驚，對未來怎會不心生絕望？曾經英國人掌上的東方之珠，如今淪落為共產黨的胯下睪丸，今昔對比可謂慘矣！眼看到自己的家園被糟蹋，任誰都會一腔激憤吧？毛澤東言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確乃社會之常理，所以我理解港人之心情，此為三。

更何況污言穢語，非是港人皆然，畢竟還有不少港人對於大陸人持以友好態度，又怎能以少代多一概而論呢？同仇敵愾下應患難與共，而不是心生罅隙，我之所以不生氣，此為四。

當然，嚴格說來，在下對於港人並無失禮之舉動，對禍國殃民的亂港政策也無推波助瀾之作用，侮罵中被殃及未免無辜，但作為族群之一員，也自覺有連帶之責任，並對港中關係惡化而無能為力深感慚愧。畢竟，這顆東方之珠所創制的電影、流行音樂、武俠文學曾經光芒四射璀璨奪目，是相當多大陸人的生活記憶，而陶傑、鐘祖康、練乙錚、李怡、陳雲、金庸、倪匡等作家，也是我個人思想之甘泉，受益匪淺，實不敢忘。所以，在此願以個人身份向港人致以深切的歉意，並支持港人一切有利於自我幸福的抉擇。畢竟，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是天賦人權，在此前提下，什麼民族大義、血濃於水，都是可棄如敝屣的——這一點，早已被蜂擁移民歐美的中國權貴所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