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現代化

中共的四個現代化，早在一九五四年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首次提出，又在一九六四年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由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鄭重其事地宣佈，即是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要在二十世紀內現代化。

這個目標有沒有達到，讀者可自行判斷，反正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一貫好大喜功地搞甚麼“五年計劃”，農業有指標，工業有任務，遠景一個接一個，藍圖一張接一張，現實卻是搞得一窮二白，死傷過億——現在眾所皆知，中國式假大空的特點，就是“言詞的巨人，行動的侏儒”：甚麼“十五年超英趕美”、“一九八○年基本完成農業現代化”、“畝產萬斤田”、“建設十來個香港”及近幾年被無恥學者吹捧得沸沸揚揚的“重慶模式”之類，開出的政治功能表倒是琳琅滿目蔚為大觀，實際一追查卻荒唐得讓人啼笑皆非，但好在中共袞袞諸公大權牢牢在握，任其傷天害理胡作非為，只要官位不倒，就絕無失職被查之虞。而且再從中共的假大空本質上而來看，胡天胡地的宏大願景不多描繪一些，又如何來“極大地振奮了全國人民的精神，進一步鼓舞了人民群眾的鬥志，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呢？

但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不是本章重點，此文著重要討論的，即是中共科技興國、強國的政治迷夢、迷思、迷信。

很奇怪，就正如鐘祖康先生在《從奇技淫巧到科技興國》一文中所提，“中國本土的統治者，甚至普遍大陸民眾，甚至不少香港人，都有一種已經絕種于文明社會的思維，就是發展經濟或科技不需要同時發展政治或文化，又或者一旦發展政治，就要政治掛帥，經濟讓路，過猶不及。”

然而事實是否真如中共官僚們所願呢？答案當然不是。考就全球任何一個民富國強政通人和之邦，絕無單單發展經濟或科技就可以興邦立國。因為光是發展經濟，就牽資到資源的分配、利用、生產、消耗、流通及佔有，試問沒有相應的政治體制配套來評斷監查，如何來保障社會發展的公平公正？既然社會發展制乏的制度保證公平公正，又如何能通過四化興邦？至於科技發展，若沒有從抽象的道德倫理到實質的權力監督作為管理，又如何掌控不是用於歪門邪道而是服務於社會大眾？若是不能掌握科技的發展是興利於民還是為禍蒼生，那麼又如何僅憑四化就可以強國？這本是很基本的常識，奈何中共一貫以負薪救火、掩耳盜鈴為榮，對於這麼至關重要的問題，自覺真理在握向來沒有考慮的興趣，至於民眾受其愚弄與挾迫，不能也不敢進行討論。

事實上我們若征諸全球，考察歐美諸強之興邦立國之道，皆可以發現一個共同規律，即是先確立最基本的政治民主制度，保證公民權利的均等，法治的公平，權力的分割與監督後，才可以籍由科技與經濟興邦。美國之有《獨立宣言》，英國確立《自由大憲章》、法國產生《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北歐諸國實行民主社會主義皆是此類，中國《尚書》裏之所謂“民為邦本，本固國寧”也正是強調民祉民生為根本，經濟與科技的發展是滿足民眾的需求，而不是利用民眾反過來滿足經濟、科技的發展，若逆其正道而行之，悍然無視民主基本規則之設計、實施及運行，即使因因緣際會而煊赫于一時，經濟再發達，科技再先進，所造就的也無非是獨裁暴政，權貴寡頭而已，絕對不能為之長久，反而要暴虐於天下，這一點，納粹德國、前蘇聯足以為覆舟之戒。

所以鐘祖康先生鞭辟入裏的論斷，讀來振聾發聵，足可以讓受騙者幡然悔悟——當然不可救藥者除外：“到底一個社會發展經濟、科技是否就可以只管經濟、科技，而完全不理甚至刻意糟蹋社會的政治制度、倫理價值、文化發展、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等等？只要從‘希望工程’教育基金被人中飽私囊、防洪大壩偷工減料、全國濫伐山林濫采天然資源成災、膺品市場席捲全國、超標有毒食品貨如輪轉、城市過半兒童鉛中毒智力發展受損、貧富懸殊拾級而上、敷以十萬計國家精英留學後拒絕回國等等，這些本身雖不一定直接與經濟、科技有關，卻由於政冶問責制度、社會倫理道德、言論自由等等無不蕩然，而得以應運而生，越演越烈，以致社會上的經濟、科技根本難以健全發展，要不是虛應故事的敷衍，就是代價過高，而且多由弱勢社群承擔。到最近導致中國經濟損失遇千億的 SARS 溫疫，追源禍始，還是離不開其封閉的政治制度。同理，中國今天的人口災難、教育災難，以致中國的經濟、科技發展舉步維艱，罪魁禍首當然不是科技過低，而是獨裁政治之故。”

“總之，從中外經驗可見，中國一天沒有政治問責制度、沒有起碼的、會理會他人死活的社會倫理道德、沒有監督各方胡天胡地的言論自由，就休想擺脫九貧一富的主奴式‘經濟繁榮’、擺脫文盲遍地而斥千億送人上天的專斷和虛榮、擺脫每年損耗幾千億元的旱澇災害、擺脫最終令一切科技也束手的生態破壞，和擺脫從一個掛帥蕩向另一個掛帥的‘掛帥主義’。”

由此可觀，當下中國之亂象，“四個現代化”若不說是直接的成因，至少也是間接的助力。持此議並非是反對發展經濟、興進科學，而是發展此二者之同時，相應的政治體制也必須要跟上，獨腳踽行而不破，可能嗎？但中國的現代化，學的只限於外表的花架子，內涵還是自己的一套爛貨，而且早在歷史中就已經吃過大虧，卻還不吸取教訓，讓人覺得相當詫異：視西洋文化為奇技淫巧而慘敗於鴉片戰爭，由此才識得船堅炮利，器工精良，興起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師夷技之長以以制夷，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只知船堅炮利，器工精良又慘敗於甲午海戰，由此而識得西方政治法治之先進，繼興起康、梁的百日維新，同盟會的辛亥革命；只知政法之先進而禍于軍閥內戰、南北相攻，由此又識得文化改良，思想更新之重要性，於是又有陳獨秀、胡適力倡的文學革命，五四運動所推崇的德先生與賽先生。但一向自命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繼承人的中共在一九四九掌權之後，卻又舍民主而大力推行唯發展經濟、科技論的畸形政策，買櫝還珠背道而馳而不自覺，讓人覺得相當好笑。中國人的政治，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繞了一個大圈，又回到當年虛無的起點，就這樣的智商程度和治國水準還想科技強國？拜託，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正如陶傑先生所言：“中國百年現代化之失敗，因為只以為現代化就是物質工具的現代化，從來沒有明白社會契約才是現代化的精神所在。環顧國際的發達國家，從美國、北歐到日本，都有不同形式的社會契約在維繫著公正，不是亨利王子要優先服兵役，就是富人要課以重稅；不是國會和總統由普選產生，就是草根低下層可以創下無數拼搏向上爬成功的仙履奇緣式的神話。一個缺乏社會契約的國家或城市，不論經濟增長是百分之八還是百分之九，都必然是一個壓力四迸的洪爐，和諧和穩定，一切只屬夢想。”

中共四個現代化之荒唐，就正在於捨本逐末式的發展，南轅北轍想達到目的，當然是癡心妄想的奇思怪談，然而幾十年來盛行不衰，還有這麼多國人為之如癡如醉的盲目信從，也讓人嘖嘖稱奇，中共總是有辦法把國家的大政方針弄得像耍猴戲。所以看穿這一切，就知道當局的政治算盤上絕對沒有什麼四個現代化，所有強政勵治，目的不過是法家鉅子韓非子的四美化，即“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一切行政措施改革方案都是在維護自己的權力、強化自己的權力、延續自己的權力。所謂“為人民服務”、“一切為了人民”、“人民就是一切”及“四個現代化”之類，不過就是中共愚弄國民的妖魅畫皮。

人民之二

我在網路上查詢人民相關資料時，看到這麼一則故事：一九五八年，瑞典皇家文學院把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以表彰他在“當代抒情詩和偉大的俄羅斯敍事文學傳統領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熟料此舉激怒蘇聯政府，認為是對紅色蘇聯的倡狂進攻和惡意誣衊，於是把帕斯捷爾納克開除蘇聯作協，並威脅作者倘若想出國領獎，就不想回來。泰山壓頂的處境面前，帕斯捷爾納克不得不宣佈放棄領獎，並致信給蘇共領導人赫魯雪夫，懇請不要採取把他驅逐出境的極端措施。

兩小時後，文化部長波裏卡爾波夫代表赫魯雪夫作出正式回復。此人在作家面前，以電臺廣播員的架勢裝腔作勢的宣佈：同意作家留在祖國，但因為人民的激憤，我們實在難靠自己的力量加以制止。聽到此處帕斯捷爾納克厭惡到極點，不假思索地說：“人民，人民，你好像是從自己褲子裏掏出來的。”

帕斯捷爾納克諷刺得不錯，凡是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人民不僅可以從褲子裏掏出來，還可以從任何一個地方，以任何一種他所需要的方式拿出來。因為在共產國度，通常人民就是面目模糊的一群人，他們既無法定的政治權利，也無基本的人身自由，看似群體實為散沙，面對強權毫無自保能力。這樣的人民，是專制消費的點心，權貴壓窄的物件，官僚利用的籌碼，空有國家主人之名，而無公民權利之實，說穿了，不過就是現代化的奴隸而已。

人民，是共產政治術語，在民國時期多用“國人”或“民眾”，《大公報》、《申報》裏的新聞社論常見這樣的文字：“蔣委員長矢言抗日，國人振奮”、“我長沙會戰重創日軍，國人毋驕勿餒”，絕沒有那一股蘇俄傳來的馬（馬克思）屎（屎大林）味。“人民”之所以發揚光大，完全是依賴於中共權力的渲染。經由中共六十多年的統治，“人民”已成為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詞語，一提到“人民”，頭腦中就想起“紅寶書、樣板戲、人民公社、鐮刀錘子、工人大罷工、土改、大躍進、糧票、熱水瓶、毛主席像、深藍裝”等形象，充滿油煎煙薰的歷史感，及殺氣騰騰的政治面相。

人民在中共政治中被吹捧得如此之高，不過是掩耳盜鈴的政治伎倆。其實人民本身無所謂高尚，也無所謂低下，人民只是一國民眾之集合，只是中共為了拉大旗作虎皮，方便打著人民的招牌而幹髒事，而賦予了人民的政治概念及階級性。其實說賦予，都太客氣，準確地說應該是歪曲和篡改，中共為了控制“人民”之思想意識，對傳統中文做了整體上的強姦與包裝，使詞語概念、語句含義及邏輯形式都符合中共的政治要求，當這些基本語言基本素材都被改造後，人民洗腦才可能順利地進行，人民本身也才可以成為被中共成功操縱的工具，來達到觀念、思想、意識以及情感對此政權的深度認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與不可分割的融合局面，牢牢紮根於日常生活與社會文化之中，最終以維持中共政權的存在與運行。因為權力不可以憑空運行，必須以制度為框架，以人為載體，所以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度，人民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既是反對者，也是支持者，既是奴隸主，也是奴隸，既是獄卒也是囚徒，若借用羅蘭夫人的名言，則是“人民，人民，多少罪惡假之汝名以行”，說到底，人民若不徹底醒悟，還將繼續被中共玩弄下去，直至惹禍上身，因為道理很簡單，一個容忍暴政的國家，人民遲早要付出血的代價。

人民民主專政

人民民主專政，光看字面就知其狗屁不通。因為民主與專政，在本質上就是屬於對立的辭彙，如何可以胡亂結合在一起？正如同一人不可能同時既善良又邪惡，既清廉又貪腐，既虛偽又真誠，民主與專制這社會體制的兩極，自然也水火不會相容，怎麼能任意拉郎配入洞房？然而不知是中共作奸犯科的天賦驚人，還是禍國殃民的本事太大，常人看來極不可能的事情，不僅可以順理成章地結合在一起，還可以作為統治者的政治理論依據；不僅可以作為統治者的政治理論依據，還可以堂而皇之的刊入國家憲法。雖說眾所周知中國政治就是老千的騙局，但騙術如此之高招，手段如此之精妙，行騙時間如此之長，受騙民眾如此之廣，也真是讓人眼界大開，歎為觀止。客觀公正地說，堪稱繼亞歷山大港燈塔、巴比倫空中花園、埃及金字塔等世界古建築七大奇跡之外的第八大奇跡。

要專政就無法民主，要民主就無法專政，既不能通過專政來孕育民主，也不可用民主來取得專政，這顯然是不言而喻的常識，不值得用長篇論文來闡述。然而這幾十年來的中國人，不知道中了什麼邪，偏偏對這一套歪理邪說趨之若鶩，被整得死去活來都義無反顧，其愚昧也真叫人拜服，其荒唐也真叫人唏噓，也真叫人對這個自稱歷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的民族的智商產生懷疑——倘若真若有自誇的這麼聰明，為何被一小撮人渣幾十年玩弄於股掌之上而不能自覺？思來想去，或許這一絕世現象只能用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的理論“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加瑞典的“斯德歌爾摩症狀”再加中式“妖言惑眾”來解釋。想當年連高素質的雅利安人都被這套流氓理論玩得差點毀家滅國，又遑論還在口腔文化裏打轉的小農民族？

人民民主專政，表面看是大詞炎炎，其實就是一政治騙術。因為分析語義，無非就是表達對人民要民主，對敵人要專政之意。但是，中國人民什麼時候有過民主呢？中共幾十年來把民主的口號吹得震天響，但始終不過是在牆上畫大餅，看上去倒是五光十色琳琅滿目，讓人食指大動垂涎三尺，但真若啃上去，包管閣下一嘴泥。因為共產黨的民主，本身就是一個偽概念，其真意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一書裏早有闡述：“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即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統地使用暴力的組織。”說來說去，重點還是階級鬥爭下的暴力思維，及統戰政策裏的拉攏利用，離現代文明社會的民主概念相去甚遠，甚至背道而行，歷經歷史事實的檢驗，完全不值信賴。但可笑時至今日，還有這麼多人對中共的民主念念不忘，翹首以盼望眼欲穿，聞之則喜否之則哀，如同動物園裏的猩猩，得到一個被賞賜的香蕉則手舞足蹈的歡呼雀躍，得不到就垂頭喪氣的一臉烏雲，也實在叫人對這些畜生的滑稽表現為之絕倒。

但更為荒唐的卻是中共的專政之說，中共的專政理論，簡言之即是因為廣大人民群眾受到地主、資本家的剝削與壓迫，所以在翻身掌握政權之後，為了鞏固政權維持統治，便向敵對階級實行鐵拳般的專政政策。列寧說得更直接就是“專政的定義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權”。然而此理論邏輯的可笑之處就在於，倘若說資本家壓迫工人不對，那麼工人階級反過來虐待資產階級就正常？正如白人奴役黑人不對，黑人反過來奴役白人就值得讚頌？共產黨不知道保護人權發展民生以達社會和諧，卻一昧以暴制暴以求“公平”，令人失笑噴飯滿案。而且中共既然以“人民”統稱國民，“全國人民大團結”以示友愛平等，那麼為何工人階級天生就要比其他階級高人一等，可以成為革命的先鋒隊，國家的領導階級，如此豈不是變相宣揚階級歧視？還有既然工人階級在理論上是國家的領導階層，為什麼在現實中卻是做牛做馬的弱勢群體？再有以階級劃定成分，有產無產區別好壞的做法就一定正確？共產主義吹噓的物質極大豐富，按需分配，但人性自私且欲壑難填，世界上哪有這樣的美事？這等廉價政治宣傳騙局，簡直是動動腳趾頭也能想到其中的邏輯錯亂，觀點荒謬，卻把諸多中國成年人哄得團團轉——更不可思議的是還自以為掌握了社會發展的規律，時代變化的真理，人類生存的法則，一個個群情激動不能自己，在一小撮流氓人渣的鼓動利用之下，掏心挖肺地幹出無數愚行蠢事，其情節之荒謬，內容之離奇，也真不知是該悲天憫人的歸之為悲劇，還是該忍俊不禁的劃之於喜劇。

中國政治之所以如此讓人哭笑不得，就在於充滿了這麼多荒誕不經的東西。明明就是在耍奸弄詐，卻偏偏要裝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明明就是在姦淫擄掠，卻還假裝聖潔無比；明明就是厲行殘酷的專制統治，卻要擺出民主的花言巧語，還恬不知恥的揚言“中國人民已享有充分的自由”；人格虛偽手段下作，讓人從內心相當鄙視。中共搞政治，向來擅長用最美好的許諾，掩蓋最卑鄙的目的；最動聽的口號，包裝最殘暴的迫害；最煽情的宣傳，遮掩最無恥的手段；最崇高的理想，粉飾最現實的利益；最慈祥的面孔，裝扮最狠毒的用心；若不識穿其鬼蜮伎倆，包管被整治得死去活來，正如倪匡先生的名言，共產黨靠得住，母豬都會上樹。所以見到崇信“槍桿子裏出政權”的中共來高談闊論民主，哈哈，不如聽魔鬼去講道好了。不過話又說回來，中共把民主與專政強制性的雜交在一起，倒也不是完全沒有用處，其一是讓我們見識了強詞奪理的流氓作風，胡攪蠻纏的強盜邏輯；其二因其理論與現實嚴重脫節，而且理論本身也漏洞百出，互為矛盾，在自吹自擂中極容易自擺烏龍，剛好可以用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方法看其笑話，正如本篇所剖析的“人民民主專政“，看一看共產黨統治下中國人所享受的專政，你不就知道這個社會有多麼民主了嗎？當然，反過來也是一樣，看一看中國人所享受的民主，你就知道這個社會有多麼專政。中共以民主之名行專政之實，以專政之實掛民主之名，掛羊頭賣狗肉，民主、專政各司其職，並行無誤，其奧秘就在於此。

人民

自中共成立之初，建政之始，行文做事動輒以“人民”面貌出現，如人民政府、人民中央、人民委員、人民代表大會、人民解放軍、人民警察、人民銀行、人民日報、人民英雄、人民群眾、人民幹部、人民教育、人民體育、人民幣、人民戰爭、人民內部矛看、人民公社、人民大會堂、人民檢查院、人民法院、人民藝術家、人民演員、人民教師、人民運動員等，林林總總，不勝枚舉，儼然自己就是人民的化身，群眾的代表。

中共真有這麽重視人民，愛護人民嗎？當然不是，此乃中共又一政治騙術。

中共對人民的定義，絕不一以貫穿，自始自終，而是在不同的時期採取不同的說辭，臺面上的說法是與時俱進，審勢而定，實質卻是顛倒黑白，詭詐說辭，毫無原則與立場。中共做事，歷來心狠手辣，老奸巨滑，深得中國權力傾軋的精髓，是“厚黑學”、“法家權術”與“階級鬥爭”的三個代表，馬列幽魂的隔代傳人，絕對沒有道德觀念，禮儀廉恥更是嗤之以鼻，所以撤謊向來信口開河，牛皮有膽越吹越大，形勢需要時可以曲意迎逢，甜言蜜語吹得天花亂墜，無利用價值時則掉頭不顧棄如敝屣，足見中共之翻情無情。中共做事，一切從利益出發，以權力為中心考量，除此之外皆可犧牲與拋棄，人民也好，同胞也好，向來只是手中籌碼，該投注時絕不會猶豫，該出賣時亦不會手軟，某些人還寄予它希望與理想，實在是太天真了。

話歸本題，按中共自身解釋，人民在抗日戰爭時期，意指“一切抗日階級、附層和社會集團”；但在國共內站時期，則是“一切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即官僚集團、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取得政權後，人民一詞又搖身一變，成為“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此三大定義見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人民”本是一中性詞，卻由於中共的需求，時局的變化，不斷被偷換與篡改概念，一波而三折，而應此相對映的現實則是老百姓人頭落地，血流成河，實乃是中共權謀霸術的最佳寫照。正如安裕的評論，在毛澤東稱之為“人民”的一方，其身分及定義隨著中國政治蛻變而變化，由三四十年代廣義上的反對日本侵略者的大團結，到內戰年間的你死我活敵我之分，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則是以社會主義建設者為定義。二十年間“人民”的社會及政治意涵兩度變化，並非因其本質變化調整，而是在政治需要之下的扭曲操作。

中共對“人民”定義再三，前後反復，其實是實行政治統戰之道：找出最大矛盾（即敵人），並拉攏所有其他人將之孤立、邊緣化，在最大矛盾消失後，便會再用同樣的手段，對付次矛盾，接下來，就到餘下的矛盾，一層一層的攻擊，直至所有矛盾都被消滅淨盡，剩下一言堂。“人民”發展於此，實則是奴隸、人質、炮灰、傀儡的四合一怪物。當然，必須要補充的是，中共之擅用長用“人民”一詞，還有另一層用意。即以“人民”一詞所蘊藏的“正當性”，掩蓋自己無恥的用心；以“人民”一詞的集體性，掩蓋個人的私欲；以“人民”一詞的崇高性，掩蓋自己卑鄙的動機；只有借助於“人民”的名義，拉大旗做虎皮，中共才能把陰謀詭計弄得正大光明，招搖撞騙弄得義正詞嚴，厚顏無恥搞得冠冕堂皇。所以中共的文宣裏充滿了“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勞動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之類狗皮膏藥，經年累月地向“人民”洗腦，泡制烏托邦的美好幻景，實際待遇卻是豬狗不如，慘無人道。由此觀知，“人民”不過是中共手中的一副牌而已，需要時就打出去，不需要時就收起來，實如工具，如此而已。

平反

平反一詞，極具中國古代社會的君臣禮節之感，提及時映入腦海之畫面，是眾望所歸的善人被欺，德高望重的好人被整，雖明知冤情確鑿，證據昭彰，案情又枉屈到民怨沸騰，人神共憤，奈何元兇偏偏權傾朝野，氣焰囂張，哪怕道義在手，人心在望，就是告他不能，板他不倒。反而在威逼利誘層層恫嚇之下，冤民望告無門，只能愴然涕下，黯自神傷。然而山窮水盡疑無路，守得雲開見月來，主上或是良心發現，或是一時權宜，或是勢態之前退無可退，總之金口一開撥亂反正，替冤民恢復名譽，為事件重新定性，沉冤得以昭雪，悲情得以解脫，真相大了一個白。於是冤者感恩，罪者釋懷，難得主上肯定當事人忠君報國的正確立場，確認當日揭竿而起是為民請命的義舉正行，自然要高呼萬歲，力頌英明，於是雙方皆大歡喜，和好如初，一出帶血的悲劇，遂以君臣相認的闔家大團圓收場。

我國最聞名遐邇的平反案例，當屬嶽飛的風波獄事件。岳飛因力主抗金，收復失地，得罪謀和派宋高宗與宰相秦檜，陰謀磋商下，以“莫須有”治其罪，毒殺於獄中，蒙冤於朝野，引得民意譁然，直至孝宗即位，才下詔平反，然而事實已從“（高宗）有旨，嶽飛特賜死”變為“秦檜誣嶽飛，舉世莫敢言”，以致宋高宗“為權臣所誤”等等。自然此種平反，目的有三，一是為岳飛正名；二是為高宗開脫；三是要天下繼續效忠皇帝，做到“危身奉上，確然不移”。當然這種政治伎倆，個中內情，並非無人識破，明朝文征明就有一首《滿江紅》切中要害，直指癥結：“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豈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辜，堪恨又堪悲，風波獄。豈不念，封疆蹙！豈不念，徽欽辱！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複。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

講究君為臣綱的古代社會運用平反，自然有其文化背景的合理之處。然而莫明其妙的是現代法律社會，卻還有人繼續高喊平反，不由得不讓人嘖嘖稱奇。須知法治社會之真諦，就是要確保公民權利，約束政府權力，使公權不可侵犯私域，官吏不得欺壓個人，以維護民眾的生命、財產與各項自由。若有上淩下，公暴私的不法事件發生，能有控訴的管道、追責的權利、裁決的平臺，執行的機關，從而可懲治罪魁，獲取賠償，恢復名譽，彰顯公平與正義，而不是任由兇手倚仗特權，逍遙法外，甚至還反咬一口，倒打一耙，深文周納，羅織罪名。所以有冤屈，有構陷，盡可用理直氣壯地以法律作武器，以事實為依據，申訴冤情，控告禍首，羅列罪證，還原真相，昭雪不白，斷然用不著卑躬屈膝，搖尾乞憐。國人用平反為申冤理念，以民意為背書，妄求官方大發慈悲，獲得一紙聲明，以證清白，讓人備感好笑，其盲信愚忠的斯德哥爾摩症狀一覽無遺，正如聶紺弩的嘲諷：“見到幾張紙，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時候，你們該要感激涕零了吧！”

生為現代人，不知用法律追責，卻只想著皇上開恩，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所以平反這種悲情戲碼，看似大義凜然，實是褻瀆正義；看似義正詞嚴，實則違背法治；看似光明磊落，實則曲線迎合；看似履仁蹈義，實是認賊作父。平反之實質，誠如嚴櫻所論，不過就是主奴關係的再一次確認；不過就是間接承認暴政，認定元兇有為冤情定調之權威；不過就是對極權再次妥協，給極權一個洗底的可能；不過就是給自己找個擁護現狀權長治的理由；不過就是令民眾對政權猶抱虛構祈望，從而窒礙真正的緝凶正法；不過就是姑息養奸，縱容邪惡，配合當局的半推半就，欲拒還欲；不過就是單方面的釋出善意，卻換來持續不斷的羞侮；不過就是懦弱卑怯的托詞，愚昧昏憒的藉口，不敢挺身反抗而聊以自慰的意淫；不過就是對強權猥自枉屈卑躬屈膝，千年民卑官高的蟻民心態及士大夫諫君之心表露無遺。歷史早有明證，平反不等同懺悔、改過，特別是出於一時權宜的平反，出於利害關係的平反，更是迫不得已的量時度力，存亡絕續的老謀深算，統戰工作的收買籠絡，純粹政治策略，哪里有半點真心，真不知此種虛情假意要來做什麼。

況且換位作想，平反對於元兇，何嘗又不是威脅與挑畔？今日平得這一反，焉知明日會不會要求平另一反？今日平得你的反，明日會不會又要平他的反？這件事情被平反，另件事情該不該平反？人心不足蛇吞象，一旦妥協民眾，百姓就亦步亦趨，一要再要，迫得中央無限退讓，必然設想平反發展到最後，會不會起來造他的反？須知獨裁之所以獨，在於它獨斷專行，漠視民意；強權之所以強，以于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暴虐無道，恣意妄為。它之所想，不過權力之萬世一系，它之所求，不過利益唯我獨尊。如此執政方針與治國原則，怎會真心懺悔，老實認罪？用平反作為訴求，無異緣木求魚。再說但凡暴政之國，所犯之罪論數量罄竹難書、擢發難數；論程度邪惡之極，不可想像；論後果罪該萬死，且還死有餘辜，時刻都在恐懼真相曝光，民智漸開，由此而無所不用其極的封鎖新聞，鉗制言論，壟斷思想，炮製謊言，洗腦大眾，對罪行百般修飾，對真相極力掩蓋，又怎容得你以平反討價還價，揭它老底，動搖其統治基礎，瓦解它無上權威？在他看來，平反即是顛覆，顛覆就是死敵，死敵活該被酷刑伺候，牢獄關押，活摘器官，鎮壓起來絕不手軟，如何會與你坐下協商，自投羅網？想用平反獲得昭雪，在道義上逼它退讓，可謂異想天開，糊塗透頂。

稍具法律之精神，便對平反嗤之以鼻；稍具獨立之人格，便對平反不屑一顧；稍具政治之常識，也對平反視如糞土。君臣父子間的苦情戲，實在不適合現代文明社會，況且自詡追求的還是憲政與人權，怎會一腦子是非不分的忠君思想？然而不少國人，卻仍在這種政治圈套中逡巡，思想迷障中執著，制度陷阱中轉圈，日夜奔波苦心操勞，翹足引領望穿秋水，不由得讓人心生悲涼。鳴冤叫屈是受害人正常不過的權利，怎會墮落到找兇手告哀乞憐？緝凶昭雪是受害人理應之本分，怎麼離奇到找元兇談判磋商？強求兇手自願平反自己所犯罪行，本在策略上已不可思議，還一心渴望無恥之徒能良心發現，更在實務中荒誕不經，純粹思想走火入魔，人格自賤自輕，只能引來對家鄙夷不屑，無限輕視再加一侮再侮。當然，運氣好時或也能分得點殘羹剩炙，但要想在根本上達致目標，總體上產生變革，不過癡人做夢一枕黃粱。所以，由此可以斷定，平反之願一日不除，民主就一日不來，平反之夢一日不醒，自由便遙遙無期。

關於占中，你不可不知的幾個事

自香港占中運動開啟（亦稱雨傘革命，遮打革命、太陽傘革命），中共旗下的媒體就連篇累牘進行報導與評論，然而縱觀其宣傳手法，還是不離顛倒是非、胡攪蠻纏、混淆視聽、倒因為果，強詞奪理、斷章取義、造謠生事，栽贓構陷那一套。雖然聰明人知道兼聽則明、偏聽為暗的道理，但由於大陸民眾長期被中共洗腦，觀念早已變異人鬼不分；再加上資訊封鎖所造成的長期與外界隔離，不是很難瞭解到真相做出正確的判斷，就是了解到真相也難做出正確的認識。鑒於此，我將結合香港媒體的報導，引用港英的官方史料，及香港作家撰寫的評論，竭力為同胞認識當下的香港問題，開避一條獨立于官方文宣的通道，使之能夠客觀、理性的看待香港問題，分析香港局勢，而非墮入官方佈置的迷魂陣中。畢竟評論政治，知情權是基礎，倘若連事實都不知曉，豈不是離題萬丈？何況心中懷有偏見，事實就會被扭曲，早有許多設置好的謊言的陷阱與欺騙的圈套，時刻誘導著民眾變成愛國主義旗幟下的憤青與暴民，方便發動群眾鬥群眾，當局坐收漁翁之利。此乃獨裁政權常見之統治手段，不可不察。

一、香港人為什麼要占中？

眾所周知，“一國兩治，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是中共對香港人的承諾，而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明確規定了除國防、外交事務歸中央政府管轄外，其餘皆香港內執，由港府自主處理。但香港回歸不過十幾年，中共就在多方面對香港的原有體制進行滲透、顛覆、破壞。比如：一、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香港移民審批權，大規模向香港調動中共黨員、地下黨員、特工，以形成群眾基礎。據程翔先生估計，數目已達四十萬；二，在經濟上，利用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把香港變成中共高官的融資、洗錢通道；並與香港權貴相互勾結狼狽為奸，形成地產霸權，政治特權；三，在新聞上，對於能收買的香港媒體則收買，使之成為中共的傳聲筒；對於不能收買的媒體，則進行打壓、恐嚇、暴力，如劉進圖被刺事件，王維琪港視申牌被拒事件；四，在教育上，在學校強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意圖對學生洗腦，使之從小擁簇政權，以達到中共的“長治久安”；五，在法治上，欲使二十三條在立法院通過，進行白色恐怖統治，破壞香港法治，侵犯港人的基本人權與自由；六，在政治上，加速港中融合特別是新界東北發展計畫，直接干預香港事務，遂步蠶食香港的核心價值：自由、法治、廉潔、公義、人權、民主；七，在社會上，控制、操作愛字頭組織、青關會、同鄉會等中共週邊團體興風作浪。除此之外，還直接動用黑社會為非作歹暴力恐嚇；八，在民生上，利用自由行，對香港物資進行洗劫式的搶購，哄抬式的收買，造成物價飛升，生活不便；以上種種邪政惡治，早已讓港民忍無可忍，時有反抗，而針對香港選舉所出臺的《白皮書》及人大決議，更是導火索，直接引發港人上街。本來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及1990年頒佈《基本法》，早已確定港人治權及民主普選的法理依據，但今年國新辦所發佈的《白皮書》，卻言香港所有的權力都來自中央政府，香港自治“限度在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態度之傲慢，言辭之無恥不禁讓人想起電影《滿城盡帶黃金甲》裏的金句：“天地萬物，朕賜給你，才是你的；朕不給，你不能搶。”如何不讓港人反感？本來以港人之素質，社會之文明，早在2007年就可以實行選舉。但中共一拖再拖，直到再也拖不下去，才宣佈2017可以普選。但此選舉，又是一個假選舉，所謂一人一票，不過是在中共欽定的傀儡中投票，非是一個公開、公正、公平的順應民意，符合國際標準的民主選舉，試問早已有全球視野的香港人，怎麼接受得了？這樣公然造假做假，豈不是直接把港人當奴才？中共踐踏承諾在先，港民挺身反抗在後，捍衛自身權利追求民主政治理所應當，此謂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二、占中是暴力活動嗎？

占中還在策劃、籌備階段，就廣為宣傳這是一場非暴力的抗命活動，其口號就是“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所以在活動正式啟動後，經由各大媒體的直播與傳遞，全世界都看到這是一場文明至極的街頭運動：參與者始終保持著和平、理性、克制的精神，即使面對警方的濫用暴力，地痞流氓的惡意挑釁，及別有用心之人的無理取鬧，占中活動者始終保持冷靜、沉著與自律，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產生衝突，不製造矛盾，不引發事端，不給以官方進行嚴厲鎮壓的口實。所以活動持續至今，香港沒有一家商店被搶，沒有一扇櫥窗被砸，沒有一輛汽車被焚燒，高素質的表現全球有目共睹，超禮貌的舉止舉世為之讚歎，被極多外國媒體評論為是“世界上最有禮貌的示威者”。除此之外，活動現場秩序井然，人潮有序，環境整潔，場地乾淨，垃圾分類處理，義工熱心服務，糾察巡視安全，食品、飲料、帳篷等生活物資一應俱全，活動相關資訊、資訊、新聞流通有暢，千頭萬緒的事務組織得有條不紊，錯綜複雜的局勢應對得進退有度，堪稱是非暴力活動的典型，和平運動的代表，如何能潑髒水誣衊為暴力活動？

三、是誰在挑起事端？

然而，一場極和平的街頭抗爭運動，在中共媒體的宣傳中，卻成了一場充滿暴力、動亂、衝突的嚴重事件；一群極文明的活動參與者，在中共的媒體的報導中，卻成了大逆不道、罪該萬死的暴民、漢奸。而縱觀其拿出手的依據，不過就是一些示威人群中產生衝突的畫面。那麼事實究竟如何，真相到底怎樣？說來讓人嗤笑，不過就是中共自導自演的假戲：一、9月28日警方向示威群眾發射87枚催淚彈，香港社會已有共識，完全是警方濫用暴力，大眾與國際媒體一片遣責；二、動用黑社會，辱駡、毆打、挑釁占中人士；三、動用中共在港的週邊組織如同鄉會、親共商會、愛字頭組織、青關會、行會、工聯會等直接攻擊占中人士以升級事態；四、同樣利用以上人員，但採取假扮占中人士的方式，和真正的占中人士發生對抗，以製造內部衝突的騙局；五，採取假扮占中人士的方式，與警方發生衝突，造成示威者暴力抗爭的假像；六、黑白兩道通聯，警匪雙方勾結，警方執法偏袒，黑道趁火打劫，在金鐘、旺角示威現場有媒體多次拍到，警員放走施暴者或縱容黑社會分子施暴；七、調動內地人，假扮各種身份，直接到港支持。例如10月11日一群“愛心媽媽”舉牌到示威現場，打悲情牌引誘學生回家，其中一人被起底為廣西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委員王惠貞。

事實可鑒，完全是中共在挑起衝突、製造事端；而且歷史有據，中共這種栽贓構陷、混水摸魚的手法早已屢見不鮮，在國內各次政治運動中一再使用，目的就是製造師出有名的理由，尋找大規模鎮壓的藉口，用以摧毀人民的訴求，清場現場的聚集，鎮壓群眾的運動，從而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政治特權，繼續維持自己的統治。所以，知曉中共的狼子野心與卑劣手段，誰在挑起事端，答案不一清二楚嗎？

四、英國人沒給香港民主嗎？

中共反駁外界指責的常見言論之一，就是指英國在香港統治一百五十年，從來沒有給過港人民主，為何回歸不久，就強烈要求民主？

事實果真如此嗎？香港歷史學者毛來由，在《為何英國不早給香港民主？英國檔案提供的答案》一文中，給出了鮮為人知的答案。

他言：“因研究所需，在英國國家檔案館翻閱有關1950至70年代初香港的檔案，結果發現當時的英國高層官員，一致認為若英國讓香港人普選自己的議會和政府，中國必定強烈不滿，進而使中國決定提早收回香港。在眾多檔案中，以原屬高度機密（Secret）的外交部FCO 40/327檔案中的報告和書信，最能夠反映當時中國堅拒香港走向民主自治。”

他找到的證據有：“在1958年1月30日，中國總理周恩來會見訪華的英國Lieutenant Colonel Cantlie時，希望Cantlie向當時的英國首相麥美倫（Harold MacMillan）轉達以下說話：‘任何將香港變成自治領（作者按：一如新加坡）的行動，中國均會視之為非常不友善的舉動。中國希望現時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狀態，絲毫不變。’”

再有：“大家或會問，假若當時英國堅持給香港民主自治，中方會如何回應呢？1960年10月29日，當時出任‘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的廖承志，與香港工會代表訪京團聚會時，批評當時美國人建議在新界建立‘自治政府’，並警告英方：‘英國不會喜歡美國這個建議，是無容置疑的……美帝國主義者將永遠不會成功。可是，若這個建議是由英方提出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到此非常時刻，我們將毫不猶疑採取積極行動，解放香港、九龍和新界。’”

其實早在1946年8月，香港總督楊慕琪就提出歷史性的政治改革計畫，希望能夠給予香港人更多的自治權力。但由於1949後中共制訂的對港政策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不馬上收回香港，同時也反對英國人給香港人更多的自治權，所以致使此項政策告吹。

值得注意的是，與此同時，英國在絕大部份殖民地，都實行政治改革，逐步建立由當地公民普選產生的政府，以達至獨立（如馬來西亞），或自治（如1959年的新加坡、今日的直布羅陀。

通過瞭解以上史實，還能相信是英國不給香港民主嗎？恰恰是中共強烈反對，才導致香港沒有民主。然而今天中共卻以英國人不給香港民主，來作為自己惡政劣治的藉口，真是黑白顛倒得恬不知恥，虛偽卑鄙得天下無雙。

別忘了，末代總督彭定康僅因要加快香港民主化，就被中共罵得狗血淋頭，直批是“千古罪人”呢。

談到香港，再順便說一下澳門，看中共是如何愛國，如何維所國家主權的：1966年12月，澳門親共民眾與葡人政府發生大規模衝突，史稱“一二\三事件”。澳門政府和葡國駐軍都無力控制大局，促使葡國使節前往北京外交部大樓，要求討論澳門問題，最後得到的回應是：“我們不要收回澳門，你們馬上離開，回澳門去！”再有1974年，葡國發生軍人政變，推翻獨裁政府，新政府決定讓所有葡國殖民地獨立。但北京為了穩定香港人心，所以“千方百計使葡萄牙政府不要提出交還澳門的問題”，最後北京透過澳門土生葡人領袖宋玉生（Carlos D’ Assumpção），向葡國新政府傳話（見該書頁7-8），最後葡人繼續管治澳門，直至1999年。

五、占中給香港經濟造成破壞嗎？

“占中已令香港經濟損失了3500億！”占中不久，就見這一驚世謊言。當然，見慣了中共的拋衛星、做假賬、畝產萬斤田、三年超英趕美，原本是不必對這些浮誇感到驚奇，也不值得一駁。但眼看這種謬論在網路上大行其道，惟恐天下不亂的製造危機感，以誇大占中所帶來的損失，甚至還極能欺騙不明真相的群眾，那以也無牛刀小試，拆穿謊言。

首無3500億是什麼概念呢？經濟學家關焯照在《占中經濟損失的真相》一文中言：在2012年，香港旅遊業增加值是946億元，3,500億元的經濟損失約等於3.7年的旅遊業全年增加值。另外，香港2013年的GDP是21,253億元，3,500億約占上年GDP16.4%。

看到這組數字，你能相信為時不過十幾日的占中，能造成這麼大的損失嗎？

另外經濟學家練乙錚在《“公民提名”大陸也有 “經濟崩潰”不值一哂》中有具體的分析，他認為占中有經濟影響但GDP無大損，理據如下：

占中對總體消費的影響，可能正可能負，筆者的估計是接近零。占中發生的地區，商戶總的來說會在佔領期間少做生意，但首先有四點要注意：

（一）有些商戶做的生意反而多了，例如在旺角佔領區附近的一些小食店，通宵達旦的生意也十分旺盛，肯定比平常多了。

（二）有些消費不在佔領區發生，就會改在其他地方發生，而不是消失了，例如有些人本來要在中環酒店吃下午茶，交通停頓了，就可能改在尖沙咀。

（三）占中期間不消費，過後大都會補回來；約老朋友聚舊因占中告吹，可以改期。

（四）有些消費有定時定點供應，錯過了就沒有了，即使如此，受影響的個人的消費水準也不一定下降，因為省下來的錢可在其他方面用掉。例如錯過了銅鑼灣某出電影，消費者就可能把錢和時間花在買化妝品上面。

從參與運動的人士的消費變化看，也有三點值得留意：

（五）他們的消費內容可能在占中期間有大變，但總的消費金額不一定減少，可能反而增加了，例如占中者可能要多買黑色T恤、太陽帽、防曬膏、摺扇、解渴及提神飲料，少看電影、燒烤、遊船河等等。

（六）對運動參與者來說，這一兩周非常重要，有需要多消費一點也值得，所以期間的總消費額可能增加了。

（七）佔領區內的消費品供應，如茶水糕餅、保鮮紙、口罩、簡便雨衣等等，很多是其他人購買之後捐出來的，對佔領運動的人來說是免費的，因而消費量特別大（因為邊際效益大於自己的邊際代價，後者等於零）。

外地遊客在港消費量變化，則要留意下列幾點：

（八）這個月不來香港去別的地方，可能下個月或明年也要來。

（九）有可能大陸人對占中有興趣，反而會多一些來港見識見識。事實上，十一黃金周陸客入境數字確比去年高了2.2％（見昨天《明報》專訊）。

（十）佔領區的酒店空房率上升，位於非佔領區的酒店空房率就可能下降；其他消費亦然。

簡單說就是，消費活動有時與空替補的可能性，占中很影響消費的地點、時間、內容，但總消費額，如果看季度或全年資料，影響會很輕微，而且可正可負。因此，商戶之間儘管會有利潤轉移，但因為總消費受的影響不會大，商界總利潤變化也會接近零。其實，這個推理背後就是經濟學裏常常引用的「消費趨平理論」：一般人的 消費時序都是很平穩的，若有短期波動，之後的消費行為會傾向抵消這個波動，以至在較長的時段裏看，平均消費水準不會變。

……

另一個片面的說法，就是占中日子愈長，對商界影響愈大。經濟學101告訴我們，某變化的時期愈長，需求及供應的彈性便愈大，替代方案便更容易出臺、落實，地區之間、消費類別之間的此消彼長或更明顯，但整體市場的供需水準卻會更平穩。占中的確能引致一些短期效率損失，如消費者選用次優的替代產品、生產者採取次 優的供應鏈、交通工具要繞道等等，但若替代方案在較長時間裏能夠改善，效率損失反而減少。這正正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奧妙處。一些人出於偏見或無知，提出占中 對個別業界或GDP影響的天文數字，主要是因為未能全面正確考慮上述因素。

六、大陸對香港這麼好，香港人不知感恩戴德嗎？

在眾多抨擊占中的聲音中，還有一種論調也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即港人不知感恩戴德——如果不是大陸輸水供電供應食品、不是大陸經濟支持和民生惠顧，不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照顧有加，香港經濟早已崩盤，憑什麼港人還不滿意，非得要求民主？

首先要說明的是，大陸提供給香港的食品、水電及日用品等，是市場交易，非是免費午餐，不用時刻擺出恩主嘴臉。大陸不賣，香港可以從別處購買。以飲水舉例，廣東供應給香港的水源是收費的，而且費用遠超馬來西亞對新加坡的供水。

除此之外，看一看香港對大陸的貢獻，據毛來由先生研究——根據曾參與收回香港工作的黃文放所說，原來在六、七十年代，中國從香港得來的外匯收入，占中國每年的外匯總收入比例，遠高於1969年英國估計的三成，而是七成半！可是，今日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再加上中國比以前開放，香港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理應比以前大減，可是，事實可能剛好相反，由於中國與全球經濟的聯繫，比以前更多更緊密，所以香港更形重要，這就是金融方面。

近日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官方網頁的blog，刊登了一篇題為Why Hong Kong remains vital to China’s economy（為何香港對中國經濟依然極為重要？）一文，正好解釋了上述情況：在金融方面，中國仍然只可以靠香港。中國須依靠香港來籌集資金、引進外資，近年香港更成為中國多項金融改革的試點，以促進人民幣國際化。文中舉出多項資料，以指出香港的重要性：自2012年起，中國企業借著在香港金融市場首次公開招股（IPO），籌得約四千三百億美元（$43 Billion），遠多於同時間在中國大陸市場籌得的約二千五百億美元（$25 Billion）。在2013年，境外對中國的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o China)，有三分之二是來自香港，相比起2005年的三成，大為提高。此外，香港更是離岸人民幣債券的發債地，而按計劃快將推出的“滬港通”－－讓境外投資者可以透過香港股票市場，買賣於中國大陸上市的股票（即A股），更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一步。香港那套合符國際標準的制度及法規，是中國任何地方都無法建立的，所以根本沒有任何中國城市，可以取代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之地位。

還有，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在國共內戰期間及1949後的歷次政治鬥爭中，收留了大批大陸難民，給以容身與發展之地；另外，香港對於中國的現代化以及民主化，給予了極大的幫助，付出了太多的努力，提供了極多的資源。國人不感激香港也罷，卻反過頭來辱駡港人不知感恩戴德，難道真的做了五毛，良心就不值一文了嗎？

七、占中運動背後是西方敵對勢力嗎？

每逢有大規模群眾運動，中共必祭出“幕後有外國勢力在策劃、指使、煽動、干預”一招，以抹黑敵人，打擊對手。此次香港占中，也不例外，時刻宣傳占中背後有外國勢力指使，例如某些報章點名批評黃之鋒與美國勢力勾結，甚至有美國海軍陸戰隊教授格鬥術；還有物資供應充足，其資金必由外國提供等，讓人不勝其煩。老調重彈，還極有市場，不禁讓人感概。為破國人心中此蠱，今天把問題說個明白。

（一）很多群眾運動屬於自發組建、如反貪腐而造成的工人罷工、市民堵路、學生遊行，與突發事件導致成的群體事件，非有外國勢力參與。抗爭，是因為欺壓與不公，而非外國人教唆。不檢討自身錯誤與罪責，卻栽贓受害者與外國勢力勾結，此謂無恥。

（二）香港社會物阜民豐，人均GDP近四萬美元（中國六千六），光汶川地震，民間捐款就達130億，此次占中運動，港民自發籌集物資，捐獻愛心，還不是小菜一碟，與外國勢力有何關係？眾所周知親共團隊是習慣了拿錢做事，但切莫以為他人都像你們一樣無恥。

（三）法治社會，依法治國，一切講究證據。既然指責占中背後有外國勢力，那麼請拿出實證：外國勢力究竟是何國、何組織；通過什麼管道、方式、手段，操控占中運動；提供資金的數目、帳號、銀行；聯繫人為誰，聯繫方式為何；目的是什麼，在其中有何利益，一切請舉證說明，而不是含糊其辭的陰謀論。

（四）所謂反華勢力，語焉不詳。党不是國，國不是黨，敵對黨，非是敵對國，可稱為反黨勢力，但不能稱為反華勢力。不能党國不分，以党代國。

（五）外國勢力不可一概而論，有擁簇中共的外國勢力（雖然少得可憐），也有反對中共的外國勢力，把占中與外國勢力勾連，難道凡是外國都是反共？如果真有這麼多國家反共，中共難道不該想想自己為什麼這樣讓人討厭及憎恨嗎？

（六）最奇怪的就是，為什麼國人的政治運動，不能和外國勢力聯繫？反抗暴政，追求自由，乃是天賦人權；尋求幫助，利用資源，原是應有之義。不要說在自身力量薄弱下，有尋求外國勢力幫助的必要，就算是組織壯大，也應該堂而皇之的聯合一切外國友好人士。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就說：邦無道，天下共伐之。面對暴政，天下人可誅，還分什麼國籍？

（七）何況中共起家，不就是靠蘇俄的扶持嗎？中共在內戰中奪取，不也是靠蘇俄的幫助嗎？既然中共本身就是靠外國勢力的支持而起家，那它又有什麼資格不准別人尋求外國勢力幫助呢？這不典型的只准自己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嗎？

（八）如果外國勢力隨便就能在香港煽動一場那麼具犧牲性而且富有道德感召的民主運動，那麼憑中共的財大氣粗及組織動員能力，為什麼不能煽動香港人認祖歸宗、愛國愛黨呢？

誠如李怡先生所言：天安門事件，中共說是美國中情局的發動；西藏動亂，中共說是西方勢力挑起的；新疆反抗，中共說是境外勢力主導；烏坎村爭民主，他們也歸咎境外媒體；現在香港占中，又誣衊為外國勢力在背後煽風點火；其實說穿了，外國勢力不過是中共推諉責任的藉口，煽動民族情緒的伎倆罷了。

八、所謂海外142家華文媒體的真實面目

中共魔頭發威，必有小鬼追隨。這次占中運動，就有所謂的《百家海外華文媒體保衛香港宣言》在國內流傳，引起廣泛關注。那麼，這聲言代表海外華人的142家華文媒體，到底是什麼貨色呢？秦炎先生在《142家海外華文媒體宣言的背後》中一語道破：自從2001年開始，中共陸續建立了對海外華文媒體的籠絡、收編體系，而2008年之後實施的大外宣戰略，則基本上完成對海外華文媒體的招安。這些海外媒體在當地經濟不景氣的形勢下自然而然的樂於接受中共提供的“金錢統戰”的甜頭。據美國詹姆斯頓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的報告，中共對海外華文媒體的收買策略主要包括：投資控股、對媒體老闆許以在中國的商業利益、人員滲透等。而這些海外喉舌們的首要角色，乃是“應該維護中國形象”（世界華文傳媒論壇的主辦方——中國新聞社社長郭招金語）。

這些打著海外招牌的媒體，不過就是中共招收的宣傳嘍囉而已。寫出《世界華文媒體的政治版圖》和《中國“大外宣”的“本土化”戰略》，對中共海外媒體滲透頗有研究的何清漣，對此事件如此評論：“（此次海外媒體統一行動）再次證實我幾年前的研究：中共對海外中文媒體的紅色滲透。這叫做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不過，除了不能上網的海外華人外，誰看呢？”

對於這些唯利是圖的的助紂為虐之徒，我也有一問請教：既然中國如此之好，既然你又如此愛國，你還留在外國做什麼呢？

九，港人為什麼不循合法途徑來追求民主？

不是港人不守法，而是港人用盡了合法手段，卻根本得不到尊重與回應，才走上街頭抗命之途。再有，正如胡啟敢先生在《漢娜鄂蘭論公民抗命與占中》一文中所言：“占中並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單純說它違法，是搞錯了問題。在文中，漢娜指出，美國的最高法院無法處理越戰問題和黑人平權問題，因為這是法律範圍以外的事。所以，就是因為人民不能循法律途徑去解決政治紛爭，所以只能用政治方法來解決政治問題，而公民抗命就是其中一個政治手段去處理政治問題。香港的政制問題也不是能用司法復核解決的，所以占中就是解決困難的其中一個方法。”

十，占中運動騎劫難了不同意見的市民嗎？

在諸多反對占運的聲音中，還有一種極具欺騙性的謬論，即假以民主之名反對民主，其通常的表述形式為：既然反抗者稱占中是為了香港民主，可有這麼多市民認同當下的社會制度，不想改變現有的生活狀態，更強烈反對以過激的形式破壞社會穩定，憑什麼這些占中人士以他們的意見騎劫全體市民，代表廣大民意，以占中逼迫其他市民就範，難道別人的觀點就不是觀點，別人的意見不是意見？

對於這種謬論，陳雲先生在《民主制度的設立，不必詢問人民》一文中已有極好的駁斥，他言：“設立民主制度，就是給予人民用投票來表達意願，包括反對或棄權的意願，或不去投票的冷漠意願。故此，民主制度的設立，是不必要詢問人民的，生而為人，你覺得需要人的尊嚴，就要接受民主制度。要詢問人民的意願來理解他們須否支持一個表達意願的制度，這本身是個邏輯悖論。換句話說，反抗君主專制、反抗極權暴政，是毋須詢問民意的，拿起武器就去做！這叫做理性，大家明白嗎？”

亦如VIC在《佔領筆記：騎劫．收錢．老屈．林生》中所言：“難聽點講句，你滿意當前制度，希望世代為奴，那是你放棄人的尊嚴，你沒有權利要求別人尊重你這種做奴隸的意願，因為你是愚昧和不道德的！我們要求真普選，要求建立民主政制，並不是要支配任何人；我們不過是希望人人能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希望活在人民作主、公平正義的社會。尊重民意這回事，前提是我們必須建立民主制度，而不是任由公共事務操控在少數權貴手上。連這一點都不明白，連振振有詞去譴責爭取民主的人“騎劫”沉默的大多數，你的智商和道德完全不值得尊重。”

亦正如魯迅的寓言：一個人膽敢挑戰不公，首先起來反對他的，便是身邊的奴才。

領導班子

兩會閉幕，人大、政協老闆出臺，新一屆國家領導人正式履新，中國媒體又熱炒一個詞：領導班子。

“領導班子”是根紅苗正的中共政治術語，在中共文宣裏常用，別國政治中鮮見。因“班子”一詞，原是市井俗語，舊社會多指劇團，或一個拉雜拼湊的團夥，比如“馬戲班子”、“草頭班子”、“戲班子”、“曲藝班子”、“雜耍班子”、“搭夥班子”等，隨時給人一種江湖兒女天涯漂泊的逃難感；或是意指妓院，等同“窯子”，是一個不大上得了臺面的名詞；且方言裏的“班”字，多指不正經的人，不論是“接班人”，還是“這班鼠輩”、“那班草寇”，形象都有點下三濫。

但中共領導人這幫大老粗不學無術，多是江湖綠林——也即今日的黑社會出身，對於這些粗鄙俚語，有著天然的喜好，再加上老毛以工農暴動起家，內心偏激而變態，敵視與賤視一切華貴美好事物，於是捨棄氣派煌然的“內閣”不用，偏要“班子”來“班子”去，堂堂一國政府機構，就這樣“班子”了六十多年。

傳播學裏有重要的一章，專門研究“語言符號”，在哲學裏也有分析哲學一派，專門研究日常生活用語，以維特根斯坦為代表。因為語言是心理意識的載體，也是集體行為心理的影像，一個社會使用什麼辭彙，反映出該社會的精神面貌。例如“皇家”一詞，給人以權威、可靠、尊榮的感覺，所以諸如英國皇家學會、皇家建築師會、皇家音樂學院的招牌一講出來，就讓人有信任之感。成為一家皇家學術機構的一員，人人都知道，必經過嚴格的考核，塞紅包行賄，是混不進去的，比不得遠東某國，所謂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充滿了狐朋狗黨之輩。

孔子說：“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名稱是一個人的衣冠，外在的形像。民國時代官場中，連總統蔣中正都不許亂叫，皆尊稱“鈞座”、“委座”；與蔣先生關係親切者，如果是軍人，稱“蔣校長”。南京的中央政府，叫“中樞”。這是政府和領袖應有的氣派，使用這套語言，政府和領袖就有權威。不然，美國政府如果叫“克林頓領導班子”、“奧巴馬領導班子”，相信中國人也不會以取得美國公民權為榮。

招牌是自己樹立的，形象也是自我創建的。當莊重體面的“內閣”不用，偏要用“領導班子”這等三流詞語自我標榜時，你就應該知道此政權是什麼貨色。中共政治文宣，多有一些土得掉渣的用語，如“摸著石頭過河”、“不論黑貓白貓，抓著耗子就是好貓”、“發展才是硬道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專案經充分論證而上馬”、“知識越多越反動”、“當家作主”、“狠抓落實”之類，足見中共喜下流而厭高尚，戀猥瑣而反正直，嗜粗鄙而棄雅致的痞子作風，這一類“領導班子”還妄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嘻嘻，寫到這裏，我忍不住笑出來。

領導

中國人把官員稱之為領導，這種稱呼最為犯賤，不僅稱呼之人有著自甘下賤阿諛逢迎的奴性，被稱之人也有著前呼後擁高高在上並光宗耀祖的快感，順理成章便發展成一呼百諾作威作福的心理。但以常識來看，明明就是靠納稅人養活的公僕，明明就是該為社會大眾服務的職業，有什麼值得炫耀的領導可言？但中國人動不動就說“領導有意見”、“找領導說一說，想想辦法”、“聽從領導安排”之類，好像如果沒有“領導”教他們怎樣吃喝拉撒，教他們處理這個安排那個，就像喪家狗回不了家一樣，實在讓人絕倒。更何況中國所謂的領導，貪污腐敗吃喝嫖賭花天酒地，五毒俱全，幾乎個個是一等一的人渣，把這些人稱之為領導，真不知道一個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淪落到何種程度，才能在這些無賴身上看出領導的模樣。曾率領英國人戰勝納粹複又被英國人趕下臺的邱吉爾有句名言：“對領袖殘酷，是一個偉大民族的特徵。”但問一問那些久跪難起的中國人能理解嗎？他說不定會瞪著一雙小眼睛，囁嚅著這個問題也要請示領導呢。

毫無疑問，只有全民甘心為奴的社會，才會有領導這種諂媚希寵的稱謂；也只有權力通行無阻的社會，才會有領導這種高高在上的頭銜。因為實在無從想像美國人會感恩戴德地稱奧巴馬為領導，德國人會奉如神明地叫默克爾為萬歲，英國人會痛哭流涕地把卡梅倫稱為舵手，法國人會心醉魂迷地把奧朗德拜為導師，這些眾所周知顯而易見的事實背後，其實蘊涵著極為簡單的道理：歐美社會雖有階級的分層，但絕無司法、立法、行政的“三權合作”，党國不分的利益綁架，党淩駕於政府之上臥指氣使，無法無天的官僚特權，對利益的層層剝扣，對權利的恣意踐踏，對本國民眾慘無人道的欺淩，及“做穩了奴才及想做而不成”的社會奴才文化，弱肉強食的叢林生存規則等一系列光怪離陸的“中國特色國情”，所以民主自由的歐美社會，人格平等、權利相同、司法公正是正常不過的現象，各自可憑自己的努力自由追求生活的幸福，而用不著面對權貴低三下四，行如豬狗，真正做到了中國人兩千年來一直所夢想的“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之理想境界。

而反觀中國社會，雖然一直鼓吹“貴賤無別，高低不分”、“都是為人民服務，只是分工不同”之類道貌岸然的政治高調，實際生活卻是千差萬別，判若鴻溝。比如雖然約占中國八成人口的農民生活仍然困苦得無以復加，全國有兩億人每天人均消費不足一兩美元，反映貧富懸殊的基尼指數已猛超0.6，但自稱“為人民服務”的中共官僚僅每年的三公費用，即公車費用、公款出國費用，公款吃喝費用，就已達到上萬億的驚人規模，每年喝掉的公務用酒就相當於一個西湖的規模，觥籌交錯的公費一餐就超過農民工一年的收入，其奢侈簡直是已到了駭人聽聞不顧天理的地步，而與此同時也不難在媒體上看到農民賣血以求生、貴州五小孩凍死垃圾箱裏的悲慘新聞，民不聊生的慘況對比中共高官醉生夢死的生活，即使寫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杜甫再世，恐怕也要瞠目結舌，無言以對，直歎才不敷用。

根據2010年世界銀行的報告，中國0.4% 的人口掌握70%的財富，美國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堪稱財富集中世界第一，兩極分化全球最重。還有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出臺的《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披露：地廳級以上官員已形成官僚特權階層。官僚特權階層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當地農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131萬中國縣團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佔有全民財富的80%，1996～2003 年外逃資金流入境外的中高級官員及其家屬帳戶22000億人民幣。至2010年6月底，全國個人儲蓄存款達75200億元，其中縣、團、處級以上官員（包括離退休）及其家屬的個人儲蓄高於40000億元。

僅看上面對社會財富分配及佔有的資料，就不難想像中共的領導是一副什麼樣的貪婪嘴臉。而且除去對財富的壟斷外，這些口口聲聲“為人民謀福利”、“造福於民”、“吃苦在前，身為表率”的政府高官，又通過自己掌握的權力為自己制訂出各色各樣的豪奢待遇標準，大肆揮霍國家財產，鋪張浪費民膏民脂，如特供、如交通，如醫療，稍有良知的人見之很難不有噁心之感。但更為誇張的是，在大權獨攬作威作福的狀態下，中國的領導往往會幹出一些匪夷所思的瘋狂之舉，其離情越理讓人嘖嘖稱奇，比如毛澤東、周恩來、陳雲在晚年患病期間，中共中央保健局會同解放軍總後部三零一醫院，先後挑選出和他們血型相同的士兵，好吃好喝地養在三零一醫院，以成為活的血庫，定期替“中央首長”換取新鮮血液來延年壽命，這種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有恃無恐人莫予毒的猖獗精神，以及怙惡不悛一惡到底的做惡體制，可以說是世所罕見曠古未聞，所以把中共的領導稱之為吸血鬼，可謂名副其實，絕不僅僅是形容之詞。

不過反諷的是，中國人整天掛在嘴上的領導、領導人，溯流求源卻又是來自英文Leader，Lead是領導，er是人，合稱領導、領導人。按古德明先生的意見，傳統中文並無此辭彙，有的只是領袖、首領、元首、首長、魁首等，但以中國現化漢語言必以英文為宗的崇洋心態，自然要舍中用西，不然不足以“跟上形式”、“與國際接軌”、“與時俱進”。那為什麼一到中國，本來堂堂正正的領導（leader）就立刻變味了呢？不由得不讓人想起“橘越淮則枳”這句成語。按陶傑先生的觀點，則是中國社會其實並無領導（Leader），只有統治者（Ruler），因為Leader是鬼佬的、理論的、科學的，而Ruler是情緒的、人治的、一言堂的。有Leader的地方，必有團隊，因此英文有所謂Leadership，但有Ruler的國家只有一座座由人肉建築起來的輝煌宮殿，英文裏並無Rulership一詞，其價值觀取向可見一斑。

“領袖”（Leader）是一個西方的名詞，中文的概念，只有“家長”、“君主”、“宗主”，這些人雖然也是所謂“領導人”，但取得權力的過程，不是暴力和陰謀，就是糊裏糊塗地“執死雞”上位，如一九七六年九月之後的華國鋒之類。中國的儒家思想對領袖本來有一套高尚的道德要求，要求一個領導者做到“內聖外王”的境界，但堯舜禪讓的傳說畢竟一半是神話，一半是傳說，距離中國人的記憶太遠，中國有君主帝皇學，以三國的謀略為經，以康熙雍正的權術為緯，中國獨無現代意義的“領袖學”，以遵守遊戲規則為形，以公義的君子人格為念。

領導一詞到中國，立刻變味，其遭遇正如魯迅致許廣平信中的感歎“中國大約老了，社會上事無大小，都惡劣不堪，像一隻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什麼東西去，都變成漆黑”。然而這還不算什麼——畢竟外國掉到中國醬缸裏變色的東西不知有多少——讓人忍俊不禁不止的還在後面——中共把他們的“最高領導人”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按“主席”英文是chairman，“總統”則是president，為甚麼中共卻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譯做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原因很簡單：中共要與西方民主國家求同，方便在國際上招搖撞騙，於是人家的元首叫president，中共元首也自稱president，好教國際社會以為胡錦濤和美國總統奧巴馬一樣，都是民選的國家元首。但是，在國內，中共卻要杜絕民主意識，於是“總統”一詞萬不能用，而非驢非馬的“國家主席”，則正好體現他們“党即是國”的原則，於是“總統”對外負責沽名釣譽，“主席”對內耀武揚威，兩者並行無誤，相互輝映，此即為中共領導的一詞二用一石二鳥之計。（見古德明《領導人與國家主席》一文）

好笑吧？沒想到掩耳盜鈴這樣的無恥蠢事，如今還能重見。所以，要知道什麼叫裝神弄鬼，什麼叫欺世盜名，見識一下中共這些自欺欺人及偷雞摸狗的勾當，不就恍然大悟了嗎？所謂英明偉大的領導，也就是這般下三濫的貨色。

中國政治百問

注：本文不完全由本人所著，其中一部分問題採擷於網上，由於來路混雜，時間久遠，記憶模糊，故統一不標著原作者，在此請原作者見諒。

一、既然宣稱“從來就沒有救世主”，為何又自詡是“人民的大救星”？

二、到底是“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還是冒犯了中共領導人的面子？

三，中共說“私有制是滋生腐敗的根源”，然而從中共官員驚世駭俗空前絕後的腐敗程度來看，恐怕公有制才是滋生腐敗的根源吧？辛灝年先生說，所謂國有，就是黨有；所謂黨有，就是黨委書記有。對比當下中國現實，此言一針見血。

四，所謂中國特色國情，是不是就是腐敗分子提拔腐敗分子、貪官查貪官、腐敗分子反腐敗？不然周永康、徐才厚、薄熙來這些人，是怎麼提拔上去的，又是由誰提拔的呢？

五，中共為了預防和制止市場壟斷行為，制定了《反壟斷法》，但為保障權力獨裁，卻又在憲法中規定一黨獨大，如此政經失調，厚此薄彼，還叫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豈不有病？

六，既然一黨專政，黨政不分，那麼何不直接取消政府，以黨代政呢？如此則不必維持兩套班子，兩套人馬，既可節約公帑厘清權責，又能解決黨政之間的具體矛盾，豈不爽快得多？

七，中共常強調國民素質不高，不合適實行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可是按中共理論，社會主義卻是比資本主義更先進更優越的體制，這不見鬼嗎？難道更先進更優越的社會主義對國民素質反而要求更低，更落後更拙劣的資本主義卻對國民素質更高？

八，既然中共宣稱“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為何黨員公僕們不但拼死反對財產公示，進而還把家人家產轉移海外，在外國銀行設秘密巨額帳戶呢？

九，中共視憲政民主為洪水猛獸，一再宣稱絕對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不禁讓人想起清朝官員楊光先的名言：“寧可使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倒行逆施苛政劣治如此，還想國家發展民族振興，不是做白日夢嗎？看看清朝是如何滅亡的，歷史可鑒。

十，要論殺死中國人之多，日本戰犯全體之總合也不敵毛澤東一人，可為什麼中共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咬牙切齒，卻對殺人魔毛澤東奉為神明呢？

十一，党要管党，其實就是“我要管我”。自己管自己，毫無外在約束，也無輿論壓力，關起門來黑箱操作，有獎無懲或多獎少懲，能管成什麼樣？

十二，中共常說“反對干預別國內政”，以作為自己可放手“關起門來打狗”的絕妙託辭，但中共本身“干預別國內政”的成績累累，加起來可以寫十本大書，比如向東南亞輸出革命，支持柬埔寨紅色高棉，支持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共黨活動，不知這些確鑿無疑的史實，中共又如何否定？

十三，中共在國際上常打著不干涉別國內政等五項原則，以扮出一副道德真君的模樣，但真實原因恐怕是不但方便對有些國家的嚴重人權問題置若罔聞，而且自身的人權記錄也極不光彩，大有問題吧？

十四，中共栽贓構陷愛國義士的罪名之一就是“與外國勢力勾結”，然而它起家不就是靠與蘇俄的勾結嗎？它執政後不是向東南亞“輸出革命”與當地共產政權勾結嗎？既然它自身就是以勾結外國勢力起家，又有什麼資格反對別人？這不是典型的只詐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

十五，每當看到中共的宣傳工作者在媒體上說出“遇難家屬情緒穩定”這種混賬語言時，就想問候這些人的爹媽：當你家親人陷入危境甚至是死亡時，你能情緒穩定得了嗎？這時候情緒激動不正是合理而正常的人性反應嗎？而這些只有黨性而沒有人性的畜生卻還以“情緒穩定”為榮邀功，請問要多變態多冷血才能說出這麼殘忍的語言？

十六，既然中共黨章堅持毛澤東思想，既然毛澤東曾多次表態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幫助中共奪取，那麼中共還有什麼資格譴責日本官員參拜靖國神社呢？這不是典型的打著紅旗反紅旗嗎？

十七，釣魚臺面積只有六平方公里，而中國自一六四四年以來，不計已獨立的外蒙古國，單單被俄國占去的神聖領土，已達五百萬平方公里（見蔣經國《風雨中的寧靜》第五章）。為甚麼中國對那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五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卻不感興趣，甚至禁止國民爭取索回該五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中國是否輕重不分？忽悠國民？或統治當局私底下收了占地者的甚麼好處？

十八，既然強調“人人平等”，為什麼共產主義理論中，工人階級卻是國家的主人翁，是國家的領導階級？既然工人階級在理論中地位如此之高，為什麼現實生活中，不但連成立自己的獨立工會的權利都沒有，還淪為跌入地窖的生靈而慘被官商剝削壓榨？

十九，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馬列共產的二次創作，還是權貴資本的改頭換面，官商勾結的暗渡陳倉？

二十，一九八四年鄧小平說：“中國人不是低能的。要相信香港人能把香港管治好，英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也做得到。”但前總理溫家寶訪問美國公開演講，卻是一套說法：“中國人的素質較低，不能實行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鄧小平堅持中國人不低能，溫家寶卻承認中國人素質低，這兩名共產黨人的話，誰對誰不對？

二十一，說“絕不照搬西方模式”，難道馬克思理論不是西方傳來的？

二十二，既然說不管黑貓白貓，能捉住老鼠的就是好貓，那麼事實檢驗，共產主義這支貓治國完全失敗，為何不換上民主憲政這只在人類歷史上屢建奇功的好貓呢？

二十三：中共常用“具有廣泛代表性”一語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合理性、認受性，既然支持者如此眾多，為什麼不敢開放民眾投票來驗證一下自己的“廣泛代表性”到底得到多少民意的支援呢？為什麼對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候選人百般刁難甚至殘酷迫害呢？

二十四，一個領導人要何等喪盡天良，或一個體制要何等暴虐無道，才可以一邊看著自己的國民貓狗也不如的蜷伏在貧民窟的蝸居之中，一邊在自己大得令人迷路的奢華官邸裏面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夜夜燕窩紅酒，而依然可以安然入睡？

二十五，中共常以“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神聖領土”為由強調主權，要收復釣魚島和臺灣。然而細究其潛臺詞，是不是寓意“曾經擁有就永遠擁有”？那麼為何不以同樣理據，收復越南、南韓、不丹、緬甸、外蒙等也曾經屬於中國的領土呢？

二十六，而且我也不明白，為什麼土地一旦“自古以來”屬於中國﹐就“不可分割”，共產黨自己不是主張民族自決嗎？

二十七，與民爭利則強調“與國際接軌”，貪得無厭唯利是圖；捍衛既得利益時，則又宣稱“中國特色國情”，雷打不動慳嗇一毛，如此寡廉鮮恥矯言偽行，就是共產黨人的唯物主義辯證法？

二十八，同是中國，其他省份的學生努力考到六百分以上，才能進到一所普通的大學，而在北京、上海，五百分就能進入好的大學，連最基本而且最應該人人生而平等的教育權利都如此，何況其他。

二十九，既然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房峰輝聲稱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丟，為何中共又把歷史上屬於中國的白龍島私相授予越南呢？

三十，既然高調宣揚“為人民服務”、“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為什麼身為公職人員的共產黨員\團員，實行養老雙軌制、物資特供制、待遇特殊制，成為高高在上食利自肥的特權階層？

三十一，中共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金一南少將聲稱：“共產黨絕對不能變成為家族利益、集團利益服務的政黨，不能變成‘先富起來’的人。”既然共產黨如此大公無私高風亮節，為何拼死反對公務員財產公開，不但反對公開，還把要求公開的公民以尋釁滋事為名抓捕判刑呢？

三十二，既然說“真理越辯越明”，那麼為何不允許民眾公開而自由的講話呢？

三十三，中共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刊文聲稱，“腐敗問題作為一個社會痼疾，深深根植於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土壤之中，不僅其自身無力剷除，而且成為腐敗問題國際化的始作俑者。”這意思是中國古代沒有貪污腐敗嗎？中共的貪污腐敗都是西方發達國家傳來的嗎？

三十四，前中共外交部長唐家璿在回答國際宗教組織質問時胡攪蠻纏：“如果中國共產黨不偉大光榮正確，那為什麼14億生命願意投胎到中國來？”就算退一萬步，姑且假設這種謬論正確，那為什麼這麼多支持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投胎而來的嬰兒，卻被中共的計劃生育強制墮胎？

三十五，中共高官常言的所謂的“歷史自有公論”，是不是一拖了事——也即我死後那管它洪水滔天？

三十六，中共把占卜堪輿、風水算命、陰陽五行批之為封建迷信，卻又自言可以預測人類未來的發展，掌握了人類社會的歷史規律，並且還放之四海皆准，是不可質問不可懷疑的真理——如果這不是迷信，什麼才是迷信？

三十七，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談領土和主權問題，說“該是我們的，寸土必保”！那麼，北京當局竟然以條約確認俄國有權擁有其霸佔的那幾百萬平方公里中國神聖領土，是因為那幾百萬平方公里中國神聖領土不該是中國的嗎？

三十八，毛澤東生前也工資低微，平生最討厭碰到鈔票。當年許多親中擁毛分子以此為例，吹捧毛澤東“大公無私”，說這是老毛一心為人民服務的偉大革命家胸襟。然而，毛死後卻揭發其《毛語錄》及毛著強迫發行全國，累積稿費人民幣八千多萬。這不是政治的偽君子又是甚麼？

三十九，“西方的民主議會不適合我們本國”，無疑是間接承認自己的民族質素比西方差劣，這種罕有的坦率，當然也有可貴之處，但對外宣傳，不免令英國人、歐洲人、美國人狐疑：一個社會，心底裏自己看不起自己，在政治文明的等級之中，自處於一個低標準，自我歧視，又有甚麼資格要求別人以平等視之？

四十，一具國家機器，如果靠民族主義的仇恨為燃料推動；一座國家城堡，其萬里長城的磚石，又是用謊言的混凝土來堆凝成，這樣的國家民族，在世界上會受到多大的尊重？

四十一，大陸政府一直“正告”日本政府要“正視歷史”……但，共產黨篡改歷史也不是三兩天了，從勾結蘇聯，出賣外蒙，到消極抗日，再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大片國土，再到反右、三年災害、十年文革、六月屠殺、征地拆遷、司法不公，有哪件事情是共產黨能認真面對的？共產黨政權對歷史、現實的態度，與日本政府充其量算是難兄難弟、賊喊捉賊罷了

四十二，另外，中國太多的民主自由人士，義正辭嚴的背後，是不是也有“拯救天下蒼生 ，舍我其誰”的獨裁嘴臉？

四十三，中國人民解放軍，到底是國防軍還是党衛軍？如果是國防軍，怎麼又是“聽党指揮”，如果是中共的党衛軍，那憑什麼用國民的納稅來貢養？

四十四，中共所稱的立黨為公的意思是不是黨的花銷全部從公費裏面出？

四十五，中共一方面要求國民“政治掛帥”，另一方面卻又拒絕國民“參政議政”，問政就可能被尋釁滋事，這不是逼迫國民人格分裂嗎？

四十六，為什麼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卻追求一種虛構的主義，並還作為終極真理而排斥其他思想的存在？

四十七，以無神論者的身份成立宗教事務局，難道要以馬列主義、毛鄧思想，指揮佛陀管理上帝嗎？這不禁讓人想起艾裏希.弗洛姆的銳見：無神論者不是要否定神，而是要自命為神。

四十八，中國歷史多道淵源流長，文化博大精深，但漢族人經年不衰的愚昧、貪婪與無知，何嘗不也是紀錄驚人？

四十九，忘記過去，註定重複歷史；同樣道理，不能正視歷史，何嘗不是為過去吞噬？

五十，政府要權充道德保護者，自身至少都要履仁蹈義公正無私，言行一致，但東莞掃黃事件，政府嚴打而幻化出的道德光環，為何怎麼看都閃著霓虹燈的紅紅綠綠？

五十一，中共下發檔通知七不講，卻又說著“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既然自信如此爆棚，為何還列出七個不准論的禁區禁止人們的言論呢？有這樣自相矛盾的嗎？中共既然聲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何這時候不敢開誠佈公讓人們來檢驗呢？是做賊心虛嗎？

五十二，北韓是中國人民的好兄弟，中國可以擁有核彈和導彈，北韓為甚麼不可以有呢？友誼由鮮血凝成，北韓同志擁有核彈，中國人民理應分享喜悅，而不是應當緊張萬分，對不對？正如中共當年幫助同樣是鄰居的巴基斯坦發展核技術一樣。

五十三，美國的走狗：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等個個被美國壓榨得繁榮富強；中國的兄弟：朝鮮，柬埔寨，巴基斯坦，伊朗，坦桑尼亞，尚比亞，個個被中國贊助得一貧如洗。這是為什麼？

五十四，如果党國教育當真無懈可擊，何來年年百萬高幹急著送兒女出國留學，任他們吸收西洋之奇技淫巧、邪思淫念，接受詆毀祖國的言論？何解不讓兒女一直留國幼承黨訓，好讓將來身居高位報效祖國，而偏留學在外，買地買屋爭護照?

五十五，中共不斷宣稱黨是人民的公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可是同時又強調党的領導，這不自相矛盾嗎？難道僕人可以領導主人嗎？僕人使喚主人還能叫做僕人？有這麼騎在主人頭上作威作福的僕人嗎？

五十六，過半中國人口窮得那麼淒涼，究竟是中國真是不得不那樣窮，還是只因為有一小撮人中飽私囊貪得無厭所致？

五十七，所謂的民主集中制，恐怕是把民主關進集中營的婉轉說法吧？

五十八，日本至今已為侵華歷史公開謝罪了二十多次（詳見杉本信行《大地的咆哮》279頁），請問中國政府至今為其篡改歷史和虐殺近億國民公開謝罪了多少次﹖

五十九，每當日本右翼政客發言二戰言論，常見中共外交部對此強烈反應﹐譬如：“對日本自衛隊現役高級軍官公然歪曲歷史、美化侵略感到震驚和憤慨。”但中國自己不正是“公然歪曲歷史”之王嗎？餓死四千萬人的大饑荒的歷史去了哪里？廣場上屠殺的歷史去了哪里？在延安種植販賣鴉片的歷史去了哪里？更不要說自建黨以來數之不盡害人無數的陽謀陰謀。中國人愛說“其身不正﹐何以正人”，中國篡改歷史遠比日本篡改歷史嚴重﹐那怎有資格端正人家呢？

六十，很多中國愚民常問：民主可以當飯吃嗎？民主可不可以當飯吃，看一看沒有民主的國家所發生的大饑荒、大災難所造成的餓殍載道，哀鴻遍野的景象就知道了。

六十一，從五十年不變到年年在變，從井水不犯河水到決堤放水，從一國兩制到全面管治，從高度自治到高度奴治，從港人治港到黨員治港，從司法獨立到要維護國家利益，從有商有量到毫無商量，從普選到篩選，就這樣一個忽悠人的騙局還想垂範臺灣，當臺灣人是傻瓜嗎？

六十二，所謂城鎮化，就是政府以極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中徵收土地，轉手就以極高的價格，賣給開發商，從中套利。請問中共，這不是明火執仗的搶劫嗎？

六十三，中共這個政黨的活動、會議、為什麼不用自己的黨費，而是花納稅人的財產？自己開PARTY卻要別人要付款，合理嗎？這叫做“不拿群眾一分一線”？

六十四，馬克思自言發現社會發展的規律，即資本主義要向社會主義發展，共產黨以此為萬世不變的真理。但憑常識就可知，一個民族的祖先怎可能在幾千年前就給後代詳細訂下一切所需的文物制度，更何況一個人可以預言準確不同文明不同國度的未來發展？可以斷定的是，馬克思連現代出現的電腦都不能預言，其社會發展之預言，也知其牛皮哄哄了。

六十五，所謂一國兩制，從來都不是什麼偉大構思，它是一個迫于現實的妥協，是對港政策“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延續，同時也是自我否定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官方文人大肆吹捧，譽之為天才式的構想，然而回歸不過十幾年，一國兩制就在香港幾乎就要觸礁翻船，這還不夠反諷嗎？

六十六，百度搜索“重慶模式”， 相關結果約7,980,000個，穀歌搜索“重慶模式”，相關結果約為142,000,000，想當年“重慶模式”紅極一時，甚囂塵上，引發無數新聞、討論、演講、學術專著，調研考查，如今卻怎麼門可羅雀乏人問津呢？這讓當年吹捧諂媚之人，情以何堪。

六十七，中國人對自虐的渴求，讓我沉思；中國人對做奴的熱情，讓我驚歎；中國人對錢權的瘋狂，讓我詫異；中國人對公義的冷漠，讓我困惑。

六十八，既然“事實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何又下令前後三十年互不否定？是怕在真理面前無法自圓其說，經不住事實的檢驗，還是任其否定一項，都會戳穿其招搖撞騙的老底呢？

六十九，中共官方一方面鼓吹高薪養廉進行依法掠奪，一方面又宣傳共產黨人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後騙取民意；一方面說不要成為先富起來的人做為表率，同時在現實中又成為少數先富起來的人作威作福，說一套做一套，你當老百姓是白癡嗎？

七十，為什麼同樣慘痛的過去，中國人對“自殘”永遠是異常歡容，對“他殺”卻極端痛惡？經過中共幾十年的愚弄洗腦，我想問一問，中國人到底還有沒有自我反省的勇氣及能力？

七十一，當一個國家的軍委副主席都會搜刮兵脂兵膏賣官鬻爵，當一個科級官員都能貪個上億元，當十個高官出事有八個和他人通姦，當電視臺頻道總監節目主持都能淪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當一個小女子天天顯擺臭美，綁著乾爹親爹炫富，你再說你的體制是世界最先進的，誰還相信呢？不覺得臉紅嗎？

七十二，觀紅衛兵道歉：遲來的道歉，只會淪為惺惺作態；撫心的辯解，只會被視作砌詞狡辯，結果同樣道德破產。沒有真誠的懺悔，沒有深刻的反省，沒有實質的謝罪，這樣空洞的道歉，想騙誰？

七十三，對別國的指摘，中共有錢收賣；對內部的不滿，中共打壓也不手軟。再加上絕大部份國人，甘為私利近益噤若寒蟬，就更是縱容中共胡作非為。祈望中共會聆聽人民意願、接納人民的意見、跟人民和氣磋商虛心納言，這不是癡心妄想，什麼叫癡心妄想？這不是白日做夢，什麼叫白日做夢？

七十四，西方是“不自由，毋寧死”，中國人是“不自由，何用死? ”——難得國家蒸蒸日上，發財機會千年一遇，怎能放過？中國沒自由？又如何？有錢，就可以移民，享受別國二等公民享有的自由民主，哪用得著拋頭顱灑熱血，跟中央自尋死路？

七十五，多難興邦，一語可以糊弄天下。這難裏頭，多少是天災，多少是人禍，有幾人關心幾人問？這難裏面，多少是百姓承受，多少是官員分擔，又有幾人思考幾人詢？如果難由民眾擔負，邦由共幹糟蹋，難再多，能興邦嗎？這種百姓遭殃的邦，值得興嗎？

七十六，每每在新聞上可看到中央釋出善意之一說，然而我不知道，如果這就是中央釋出的善意，世上還有什麼是惡意?

七十七，基本上，整個中國現在就是這樣運作：互相欺詐，互佔便宜，人人都以為占了他人便宜，其實被人所占的便宜更多。無商不奸，無貨不假。借錢的是呆子，還錢的是傻瓜。這樣的社會，會有前景可言嗎？不知何故，這麼簡單的道理，中國人就是不懂。

七十八，在大航海時代，我們實行海禁政策；在大貿易時代，我們禁絕國際貿易；在資訊高速時代，我們封鎖互聯網。就這樣一個自我閹割的社會，居然還好意思問：為什麼中國出不了大師？

七十九，總覺得建黨偉業這類精神自慰式大電影，觀眾看過後不禁會問：片中那批革命"先賢"日喊夜喊的無產階級烏托邦，現在往那兒去了? 說封建皇朝國民政府貪污腐敗，今天改革開放只道變本加厲；知當年報紙能百花齊放，教政權忌憚屈服，今天卻是一錘定音，口徑一致。論理想，一去不返；說自由，又每下愈況，建片美化過去的同時，不就是也變相突顯今天的不堪與違背麼？不就是暗諷現政權初衷已改，甚至放棄理念嗎？這究竟是為現政權貼金，還是拆臺？

八十，溫飽，在美國是人權，在中國則變成政權的恩賜。讓國民溫飽，是任何政權的基本責任，根本不值得歌功頌德，但在中國卻要你感恩戴德，痛哭流涕，什麼叫中國特殊國情？看一看這些狗官的嘴臉，還用解釋嗎？

八十一，他口說“不會稱霸”，其實就是要你主動奉其為霸；他說“和平堀起”，其實就是要大家和和平平地讓他堀起 ——這是祖國歷代“禪讓”之真理。看不懂，你就傻了。

八十二，在極權的國度，任何對現況的不滿、質疑、申訴，都有求變的目的，存有反黨的可能性。所以不論是循正規或別途，政權都必須殺一儆百，鎮壓申訴於未燃。善待與否，視乎迴響或壓力，可以是後話；但你就必須要服誅，以便迎出政權以人道為名，法外施恩。諸多民主人士為什麼被判重刑，此即深層原因之一。

八十三，中國人的問題，就是執迷個人的面子，卻無視集體的受辱。然而話說回來這又是一個很講究“集體主義”的國度，人格分裂得如此怡然自得，也讓人嘖嘖稱奇。

八十四，凡出國之人皆不難看到，世界各地皆有FLG學員的身影。那麼不禁讓人疑問：為什麼在其他國家，FLG不是邪教，惟獨在中國就成了邪教？是全世界上其他國家都全錯，還是惟獨中共是對？到底誰才是真正的邪教？聯繫到1949年後國內歷來的政治運動，扣帽子揪鞭子，發動群眾鬥群眾，殺人無數，答案不言而喻。然而這麼低級的謊言，頻繁使用的手段，還能讓這麼多人上當，欺騙至今，這也是不可思議的現象。

八十五，一九九九年臺灣南投縣發生七點六級地震，損失慘重，各國救災物資亟待運入。中國紅十字會卻公開宣稱，所有國際紅十字會捐給臺灣的款項和物資，必須通過中國紅十字會轉交，難道這就是中共政府一直所宣傳的血濃於水的兩岸同胞手足之情，在別人受災遇難時還要刁難克扣一把？

八十六，習總書記言“我經常看中國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後挨打的悲慘場景就痛徹肺腑!”但是面對中共一手製造的死傷更為慘烈的三年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曠世巨難，他又會是什麼感受呢？

八十七，大貪官薄熙來之問：“現在一些西方國家，儘管外表光鮮，實則危機四伏，貧富差距已經很大。資本主義少部分人坐享其成，大把大把撈錢；大部分人卻苦掙苦熬，勉強度日，難道人類總能容忍這樣顯而易見的不公嗎？！”

八十八，曾任港澳辦副主任的左王陳佐洱當年竟然不把女兒送去北韓讀書，而是送去自由民主的美國！更嚴重的是，他于90年代初月薪最多只有一千多人民幣左右，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錢？這是他須向人民交代的。

八十九，《環球時報》聲稱在香港政改的核心問題上，13億中國人同樣有發言權。13億中國人有太多連自己的教育、工作、醫療、生育、養老、保險、住房都無權置喙，這一刻卻居然對核心的香港政改有發言權了？真若如此，何不先讓13億中國人對中國政改的核心問題有發言權呢？

九十，《環球時報》說公投人再多，也沒13億人多，且不說以兩個人權公約的自決原則來說，也都是本地人才有決定本地政治地位的權利，加拿大魁北克獨立的公投，只在魁北克進行；蘇格蘭獨立也只在蘇格蘭進行。若香港選舉要全國13億人決定，那麼中國的政制是否要由全亞洲甚至全世界的人投票決定？

九十一，所謂“高官問責制”，是不是說低級官員不負責，就大可不管不問？假如不是，“高官問責”為甚麼要獨樹一幟？

九十二，有很多國人說一看中國近代史，就感到悲憤莫名，有一種慘痛的經驗，但是看中國現當代史，為什麼沒有這種感覺呢？這也是很莫名其妙的事。

九十三：中共早已斷絕了改良的路，卻有人一直逼它改良，它怎麼改得出來呢？這也是相當搞笑的事，就像一個人患了陽痿，你叫他雄起，他雄不起來呀。

九十四：公務員財產公開申報，雖然只是民主社會的一倏普通至極的法律，但對於貪得無厭的中國官員來說，立這倏法相當於剝了他的皮，慘過滿清十大酷刑，為什麼死攔不放，知此就心知肚明瞭。

九十五：說來好笑，既然中共一直把美國宣稱是不懷好意的國家，反華勢力的龍頭老大，又屢屢在其媒體上抨擊美國的霸權主義，常干涉他國內政，那麼，中國為什麼要花巨額外匯購買美國國債？貪官及其家屬和財產為什麼又偏愛向美國轉移？這是不是中共在旗幟鮮明地支助反華勢力，與反華勢力勾結呢？

九十六：有誰會相信一個住高檔別墅、開特權車、吃特供產品、坐豪華辦公樓、一年吃喝幾萬億、比賽誰玩的女人多、出門前呼後擁警車開道、專講空話大話假話、妻子兒女全送國外、財產拒絕公開、權力不受約束、部門可以家天下、官位可以父傳子、整天高高在上的權貴集團會為人民服務？

九十七：一邊安份守己的做奴隸，一邊唱著“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這不是最滑稽最災難性的場面嗎？

九十八：所謂旗幟鮮明的反西方自由化，防止和變演變，五不講，七不搞之類，其實說穿了是不是怕中共高官貪污、腐化、淫亂、斂財、殺人，魚肉百姓、反人類罪、群體滅絕罪的真相被曝光和追責？

九十九：西方值價觀如果不好，為什麼權貴都將自己的妻兒送去西方發達國家親身體驗這種價值觀？既然是好的，為什麼不讓民眾接受這種價值觀?為什麼這種價值觀到了民間就變成了西方敵對勢力?

一百，究竟中國人要屈辱到什麼程度，方才敢於正視、批評和反抗暴政？究竟中國人要到何時才能明白，要成為一個真正有尊嚴的公民，是要認同及認識自己的天賦權利，懂得反省，樂意自主，不會逃避責任，為政權祭上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