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國家欠他一個說法

楊佳被判死刑，大概是確鑿無疑的了，生平他只是向這個國家要一個說法，但得到的卻是一個死刑，這不得不說是一個令人痛心的悲哀。但是，話說回來，在這個每年死刑犯占全世界總數一半的國家裏，虐殺屠戮又算得了是什麼呢？一條人命又能值價幾許呢？草芥糞土而已。可以猜想的是，倘若能保持所謂的“社會穩定”，這樣的屠殺恐怕還是要繼續下去，就像從前一樣狂殺而來。不僅于此，最近楊佳的母親被關進精神病院的新聞曝光，政府直是連“大概”的遮羞面紗都不要了，暴行公然上演在媒體的追問與公民的質詢之下，赤裸裸侵犯公民權利到毫無忌憚的程度，這不是挑明瞭當你是個屁又是什麼呢？從這種無法無天的手段看來，又如何指望這個政府給楊佳一個說法呢？若受到不公允對待的國民得不到政府的說法，那麼試問楊佳又該如何呢？按這樣的邏輯推斷，或是早就註定了殺與被殺的結果。若是這樣，楊佳“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的說法誠然是有理的，原因很簡單，難道老百姓就是可以任意欺負作踐而不用負任何責任的嗎？

我並不清楚楊佳的母親有沒有精神病------但估計政府會說是有的!但我不明白的是------姑且是算她有吧，為什麼楊佳出事之前，政府不表示下關心，且在事發之後，就這麼及時的被強制壓送到精神病院呢？難道不成楊佳母親的精神病，還和上海的殺警案有什麼醫理聯繫不成？這種說法未免太過於吊詭。另外還有費解的是，為什麼關進精神病院後，還要故意改換姓名呢？這是精神病院的規矩呢，還是這個國家的通例：凡是患有精神病者，均得另起新名，不得使用原來的名字！這樣的解釋，也感覺有些于常理不合，太過牽強。但最令人猜疑不透的是，為什麼把一大活人抓到精神病院，在長達幾個月的時間內，居然可以其家人及對媒體與公眾不作出任何的解釋與說明，只推說情況不知、下落不明。作為一個執法的機關，這樣鬼祟動作的確讓人費解，難道所謂正義，也就是這樣的遮遮掩掩麼？且如果楊佳的母親真是患有精神病，那麼楊佳本人為何不作精神病方面的評估呢？這太多的問什麼，指向著一個個不敢讓人面對的黑幕，一個個可能陷人於深淵的圈套，還能讓人說什麼呢？

然而還是有話說。

據說在有專制的地方，若是專治得越徹底，那麼一切事物在表面上就能進行得越順利。這在於楊佳的事情上，大概是得到了一些證實了吧。其實我是真的願意楊佳有精神病，楊佳的母親有精神病，這樣不獨于對楊佳的案情有利，對楊佳母親被關有實，而更是因為我只要想一想，若一個正常的人可以被任意關進到精神病院，那麼這個政府不是患有精神病又是什麼呢？生活在一個患有精神病的政府統治之下，還不讓人驚駭得不寒而慄嗎？所以我願以楊佳他們的有病，來推測這個政府的無病。這種想法或許有些卑鄙，但也是十足的無奈。魯迅曾說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我實在是不敢再用惡意來推測------但說不定反過來這最壞的惡意是用在楊佳的定罪上 。不過，倘若這個政府真的是患有精神病又該怎麼辦呢？還能如何，管他娘的，瘋就瘋吧，暴政從不因專制而消失，卻往往因瘋狂而滅亡。

楊佳大抵是要被殺，不過不是被“法殺”而是被“權殺”。反正大家已經看明白，社會主義就是權貴經濟加謀殺，而在正義的面前也不難找到替罪的羔羊。其道理也不用多說：在武裝力量前，人民始終是錯誤的，認識到這一點，足可以保證做穩奴才的生活。若還要以法律的觀點來討論楊佳的事宜，其實也什麼必要，要知道在這樣的體制裏，法律是不會與立法者的利益而相背的，但所謂的立法者又是誰呢？聽說是勞苦大眾，工人農民，當然，只是聽說------聽說而已，反正現實的情況是富人掠奪窮人，窮人則彼此掠奪，下層階級的苦難始終多於上層階級的慈悲。沒有辦法，這個國度的情況向來是這樣的，自詡幾千年的文明不過是原地踏圈，空忙一場，別的東西不見增長，倒是奴性快昇華成民族性了，證據不用多說，睜眼看看四周便知道，人民是更能容忍那些他們害怕而不是愛戴的人，寧可生活在平靜的專制下，也不願生活在波濤洶湧的自由海洋中。

有人曾說公正若是被延誤得太久，也就是公正被否定，楊佳一案恐怕是不能指望有什麼公正了，死刑的判決在法官的卷宗裏或許已是明確無誤。不過若真是這樣，這個世界對於楊佳來說，也沒有什麼可所留戀的，這樣的同族對楊佳來說，也的確是不堪匹配的人群。正如楊佳自己所言：“被這樣的員警管理著的國家，一個遵紀守法二十幾年的公民最後都會被判刑坐牢。”不管是如何的死，死亡總是比暴政強，是比暴政更溫和的命運，從這一點上來說，楊佳比我們的運氣要好很多，他敢於用自己的方式，給自己要到一個說法，而且這個國家在他死後，會永遠欠著給他的一個說法。

政治與精神病

  山東新泰把上訪人員當精神病人的新聞，可以說又打破了人們貫為所知的生活常識：眾所周知診斷精神病應該是醫院的事務，但想不到想鎮政府都具備了如此的功能，這很可能是“與時俱進”的成果，或是“科學發展觀”的效應，抑或是在金融危機的浪潮下單位改制，精神病院與政府合二為一？如果不，我們可以又認為這是一種“特殊國情”，或者說凡國情皆特殊------國情不特殊，又何以成國情呢？那麼，還是請政府明文告之，到底老百姓以後是去政府看病呢，還是到精神病院辦公？畢竟大夥兒只想過正常的生活，並不想做政府的病人，精神病院中的健康者。

   進京上訪就可被當作精神病，這條消息不僅是讓上訪人員寒心，恐怕也讓非上訪人員心寒，生活在這樣一個法制混亂，公平缺失的社會裏，誰也不敢保證這些上訪人員曾遇到的不公之事，不會落在自己的頭上。人們並沒有力量保證未來，制度本身就已鎖定了國家的命運，而倘若這個制度下的駐京辦事處、山東省信訪辦、新泰政府、鎮政府、信訪辦、公安局、派出所、精神病院、煤礦廠長只是成為把蒙冤者構陷為“精神病”的各種成因時，誰還敢相信這個政府是正常的呢？就如我在有篇文章中所言，若一個正常的人可以被任意關進到精神病院，那麼這個政府不是患有精神病又是什麼呢？生活在一個患有精神病的政府統治之下，還不讓人驚駭得不寒而慄嗎？前有楊氏之鑒，後有新泰之憂，患病之人斬立決，無病之人順入院，這可能是集和諧之大成。

   上訪，其實是一個逐漸讓人上吊的過程，沒有含冤之痛，是不會如網友之所說“會吃飽了撐著去蹩出村，擠上車，溜進城，抹著淚，守著門，去“越級”上訪，甚至走向天安門前，帶著煎餅看國旗冉冉升起”的，但所謂的上訪，又能讓他得到什麼呢，公正麼？公正即是強者的利益------此原則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正義麼？須知正義即是對既有的不公正的認可。再說明白些，所謂上訪，不過是在原有的冤屈之上，再來一次有計劃的侮辱欺壓罷了，倘若不服，自有監獄刑場伺候。而若能統計一下因上訪而解決問題的，恐怕那數量是少得可憐，說不定可以忽略而不計，但政府是不屑來做這樣的統計的，它現在正忙著金元外交呢，一個老和尚就忽然提到幾百億歐元的身價，奇不奇怪呢？而國內的這些蟻民恐怕只是那小數點的零零零，何足道哉！

   但話說回來，紅太陽從不會因為這個政府的利益而落山。所以，這些手握大權原本可為所欲為的地方大員，沒有把你一殺了之永絕後患就已是很不錯的了，更何況還把你放到精神病院裏慢慢治療呢？這誠為是當局的仁政、德治了，理應悅然臣服並高呼萬歲，前置英明聖武等詞，不過這些事兒已有人在做，為國家，秉忠心，食君祿，報皇恩的才子佳人們並不少，看看每天的新聞，自然有鷹犬借勢而猩狂，狐蛇畏威而亂竄，無需小民們來操心的。

  有人曾說，對一個人的不公，就是對所有人的不公，又或是有罪之人受罰是對暴民的懲戒，無罪之人受罰則關涉到所有誠實之人。但說實話，當一個政府的行為策略，已發展成為精神病學的分支時，我的確覺得已沒有什麼道理可講，所有非理性的行為都只能作為臨床病例來研究，而不能作為實際的案例來分析，抓人入院且不說，而且還不通知家屬，並還要簽屬“保證不再上訪”的保證書後才能出院，這不是精神分裂症、行為狂躁症、神經衰弱或強迫性神經症、疑病性神經症是什麼呢？我從來不指望於與無理之人講理，更何況還是患了精神病的官員？而話再說回來，難道這年頭講理的人還不多麼？可誰又看到有什麼講理的結果，難道這年頭講法的不多麼？可誰又看見什麼講法的改善。講理講法並沒有錯，但是講錯了物件，恐怕也是於事無補，還不如楊氏之“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其實不公正相對而言更容易承受，讓人痛苦的反倒是公正，但公正又不是爐窯裏燒出的飯碗，怎麼可能指望每家的廚房裏都有呢？法律就如同蛛網吧，假如小的東西掉去進，自然會是被俘虜，但若是大的東西，直接就會砸被蛛網，然後逃之夭夭，這就是社會的現實，如此而已。就比如現在，我雖然還想寫下去，但又看到“山西檢察官進京連夜抓走央視女記者”的新聞，我覺得我還是就此停筆的好，我並沒有央視之類的後臺，更何況如新聞所說，有這樣的後臺也會被抓啊！

讓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靈魂

　　按著唯物主義者的說法，人是沒有靈魂的，沒有什麼前生來世，人死後無非是一堆灰。再按著唯理主義者的說法，人也是不需要什麼信仰與傳統的，只需憑著人類理性，就能建構起一個至高無上的理想社會出來。於是，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我們把靈魂批勃於封建主義的迷信，把信仰歸納於西方社會的欺騙，我們推翻了舊的宗教，立起於一個新世界的宗教：科學！誰反對于科學，誰必然無知，誰對科學提出懷疑，誰必然淺薄。於是科學也不光是科學本身，更成了政治上的判斷標準，分割對錯的利刃。誰擁有科學誰就是真理，誰失去科學必然被排斥。到今天，我們最終成為一個單純的人，一個單純到不知到生的意義死的內涵的人；一個單純到除了物質利益就不知道其他精神的人；一個單純到對自己的傳統一無所知的人；一個單純到上面說什麼就信什麼，別人說什麼就是什麼的人；一個單純到沒有自己的思想沒有自己的語言的人！
　　
　　這是人類的悲哀，但更悲哀的是人類不覺為悲哀！人們只須當好這社會運轉體系中的一分子，自循其職便以為能平安生活，於是對一切不公平非正義都保持著冷靜的距離，卻不知這樣雖然在時間上能延緩他們自以為安全的生活，卻在概率上增大自己不幸的可能。今天不幸的是他，明天就有可能是你。昨天還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就已經能忍受，明天就正常，後天就要為之歡呼；昨天還認為不好的事，今天便被理解，明天就被視為理所當然，後天就成了楷模。我們不但要去騙別人，我們還要去騙自己，到最終我們還要誰也不相信這只是一種謊言，而是真理，於是我們用著真理去反對真理。
　　
　　群氓------莫斯科維奇與培德這樣說到：“群氓是掙脫了鎖鏈的民眾，他們沒有良知，沒有領袖，也沒有紀律，他們是本能的奴隸。”“群氓具有的特徵包括非常的偏執，可怕的敏感，荒唐的自大和極度的不負責任，其原因就是國灰他們過分自負，過分狂熱，對群氓來說，在恐懼和興奮，“萬歲……”.與“打到……..”的呼喊之間沒有任何中庸之道。”曾經我們也這樣群氓過，不但群氓，還群瘋，群鬧，群狂過，但那可怕的激情隨著時間冷卻後，卻是面對一切的冷漠無衷與徹底的自私自利。我們不再在乎謊言，但我們卻用不相信去繼續維持謊言。我們不再相信理想，但卻用虛假來繼續宣誓。群氓是可怕的，因為很可能我們就是其中之一，群氓是恐怖的，因為每個人都長成一樣，沒有差異，無論是納粹集會中狂熱的人群，還是瘋狂打砸的紅衛兵，無論是宗教裁判所裏維護正義的神聖的單純，還是法國大革命自以為掌握著真理的暴力革命！
　　
　　坍塌，陷落，崩潰，一場社會的變動，最終達成了人性毀滅的地震，傳統成為過去，精神成為斷層。沒有人再對自己負責，人們只對利益負責，沒有人再相信良知，順從於環境整體性的墜落。人們服從，屈從，認從，在一個異化人類的社會裏，把自己委屬於一個純粹物質的地位，對於一切正義，真理，自由、公平，莫不報以恥笑而拋棄，莫不報以恐懼而加以遠離。我們往往可以很精明的盯著個人的私利，但卻對那社會發展的整體趨向，保持著可怕的無知。我們否認一切，懷疑一切，我們是如此精明，不再相信任何騙人的謊言，我們又是如此的愚蠢，也不再相信任何真理。在我們的自負裏，我們將把謊言與真理等同，只接受任何一個能給我們現實利益的人。喧囂與狂熱，爭鬥與掙扎，生存與博弈，人們除了現實的利益外，以無力再顧暇其他。可怕的生活啊，一種思想可以統治所有人的思想，一種語言可以代替所有的個人語言，一種行動可以安排所有人的行動。每個人都在這種異化裏出力，每個人都在這種異化中承受，人雖然身受其害，但又能抱怨什麼？這不就是你親自付出維持著的環境嗎？每個人都成為一種符號，人不再曾為人，人成了一種物質工具，實現某種利益的工具，維持著某種環境運行的工具，人們被剝奪了一切屬於人的東西，只允許保留著成為道具的作用和物質的消費。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不信神，就什麼都信。我們被教育信仰是迷信，物質是現實，我們被宣傳傳統是糟粕，理想是主義。到今天，我們放棄了靈魂的歸屬成為欲望的奴隸，我們放棄了個人的獨立城為集體的附屬。我們被稱之為群體的人民，而不是獨立的公民，我們可以被別人代表，而自己不能代表自己。我們為了生存必須去學習各種理論，仿佛沒有理論我們就不能生存。我們在說話時必須加上一大段定語，好像定語比主語還重要。我們在各種問題上必須表態，而給你的選擇只有一個。你還沒有舉手，就已經說你贊同，你還沒有說話，就已經宣佈你同意。我們把剝奪叫做代表，失業叫做下崗，強拆叫做開發，昭雪叫做上訪，維權叫做暴動，屠殺叫做清場，冤獄叫做穩定，強奪叫做保障，污染叫做事故，漲價叫做興昌，欺騙叫做誠信，貧困叫做小康，迫害叫做勞教，專制叫做法律，極權叫做民主，奴役叫做自由！封鎖叫做言論通暢，一言堂叫百花齊放，人民為他服務叫做為人民服務，個人權利的喪失叫人的解救，看不起病上不起學叫改革，貪污腐敗叫中國特色，權貴壟斷叫市場經濟，用權勢駕馭人民說成是人民掌握權力，愚民洗腦叫做人的解放；我們把真理說成謊言，謊言說是真理，我們把謊言當成理所當然，真理反而看作異端邪教，我們冠冕堂皇行使著罪惡，卻把維護公義稱之為防礙正常，我們顛倒黑白混淆一切是非，我們緘默其口俯拜其首，我們習慣了虛假害怕真相，我們形式上被肯定，實質上被否定。因為我們都成為謊言的俘虜，不得不篡改歷史，歪曲現實，虛構未來，捏造一切統計資料。
　　
　　哈威爾曾說到：“它假裝不存在一個無孔不入和無法無天的員警機器；它裝作尊重人權，從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裝什麼都不怕；它假裝從不弄虛作假。人們毋須相信這一切神話。但他們不得不裝成篤信不疑的樣子，至少對一切都默許、忍受，隨波逐流。這樣，每個人都只能在謊言中求生。人們不必去接受謊言，他們承受在謊言中和與謊言為伍的生活，這就夠了。就是這樣，人們確認了這個制度，完善這個制度，製造了這個制度，(變成了)這個制度。”
　　
　　這是一種可怕的社會，原因就在於每個人成為一種思想的投影，一種主義的木偶，一種制度的工具，人們沒有了自己獨立的意志與自由的思想，它從根本性上把人異化，徹底全面的否定著人的本性，摧殘著人的尊嚴。它強迫著人們做假，沉迷於一種由虛假拼湊出來的幻境而隔離于真正的現實。它放大著人性中的惡的一面去遏制人性中善的一面，從而達到最終摧毀人性的目的。真理、自由、正義、愛、友誼、憐憫、信任、謙卑或寬恕等詞語徹底消失了它們的本義，失去了它們的深度和尺度而變得廉價，成為虛泛的表面和空洞的符號而讓我們淺薄無知毫無忌憚的加之以朝笑，嗤之以鼻把它們踩在腳下，而另外一些詞語比如虛偽、冷漠、自私、懦弱、苟且、欺騙、撒謊、背叛、逐利、投機卻因為社會的整體敗壞在我們之中大肆流行，平庸的環境到處都是媚俗的潮流，肉體獲得解放心靈卻被投入監牢，道德淪喪到了可怕的地步，信仰被絞死在十字架上，人性被無情的殘酷閹割，瘟疫在人們隱藏的記憶當中蔓延，遺忘侵吞著人們良知的道義。
　　
　　這是現實的夢魘，更是人間的地獄，每個人都成為了生活的傀儡、陰謀的共犯、行動的木偶和面具的骷髏。我們靠慣性生活，靠惰性墜落，我們把唯命是從制度化、把強迫自願化、把邪惡正常化，每個人都是行屍走肉，每個人都成為文明的野獸。無望導致冷漠，冷漠導致順從，順從導致把一切都變成例行公事。人們可以擁有一切物質，但就是不能擁有自己，人們可以說盡一切慌話，但不准允露一句真言，人們可以拜跪一切主義，但就不能擁有自我意識。歷史已給了我們無數慘痛的教訓，而我們卻把教訓當作現實的微笑，卻不曾看到背後鋒利的屠刀。我們犧牲自我來維持著這個體制的運轉，這個體制反過來又吞噬著我們，以成就命運的荒謬。
　　
　　從公民到人民，從群氓到畜群，所有的人都被圈養，都被馴化，於是人成了一種無需要韁繩便可牽著走的動物。我們如同野獸一樣被囚禁在鐵籠，卻還自以為是在鳥語花香的公園，我們在現實中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卻還自以為生活在幸福無雙的天堂，我們滿懷豪情壯志的要去解放全世界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群，卻最終發現需要解救的卻是我們自己！我們把被施捨當榮耀，被剝削當作奉獻，被壓迫當作義務，被強制當自願。我們精確的推論一切，卻只能得出一個荒謬的結論，只因為它自以為比生活本身還要高明，淩駕於一切事物之上,它不是使自己與生活一致，而是使生活與它一致；它以自己的方式認識生活，可又把自己的認識進行誇大，強加於所有人身上；它自以為掌握了絕對的真理，可以公平的裁決任何是非；它自以為它可以智慧的計畫一切，生活中的每一項內容都可以由它規劃；它認為它可以解釋一切問題；它認為它可以代表一切，它認為它是絕對的對，絕對的正，絕對的好，而反對它的都是絕對的錯，絕對的偏，絕對的壞。於是一種社會環境以謊言、恐懼、暴力為運行的基礎，人與人之間只能是用利益和偽善進行交流，人們相信抽象的理論上級的命令甚于發自良心的聲音。
　　
　　這是人類存在的一種深刻的危機，它無時無刻不給我們敲打著淪亡的喪鐘，提醒著我們人類除了有追求人性正當的尊嚴，道德的完善，人性的自由外，還著著具有在謊言中生存的能力，去善從惡成為人自為生存保護的本能，每個人都恐懼一切可能喪失的東西而對現實屈服，在虛偽的生活中同流合污。人們的精神變得麻木，心靈變得荒蕪，喪失了對是非好壞的判斷，漸至於對生活本身的感知也喪失。
　　
　　但我們不能忘記，更不能否認的是，你可以把人們催眠，但你不能阻擋終究有一天人們會睜開雙眼，你可以把催眠變成死亡，但你無法阻擋新生命的到來。總有一些精神是不曾泯滅，人們以為它們已經消失，而它們卻潛藏在生活的喧囂之中，陷蔽於社會的濁流之下。它們以不曾讓人察覺的方式靜靜的運行著，任何力量也不能把它們毀滅，因為他們就是生活本身意志的反映，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的規律。它們在歷史本身的記憶中覺醒著，在僵化的社會制度中復蘇著，就如同漫長冷酷的冬天不可能阻擋著生意盎然春天來臨，寒冰終將融化成潺潺的小溪澮聚成奔騰的河流。
　　
　　每個人的心靈都在淪陷，每個人的靈魂都需要救贖，每個人的人性都需要解放，讓每個人重新擁有自己的靈魂，這樣的要求誰也無法阻攔。作為人，我們不只是一個工具，任何非人的異化，都擋不住人內心深處的覺醒。如果說我們曾經迷惑過，動搖過，懷疑過，否定過，那麼在今天，我們更比什麼時候都認識到了一個擁有自己的靈魂對於自我的重要。這顆靈魂僅屬於自己，不屬於任何人，他與人類的崇高的道德相通，與人類的深涵的信仰相連。他讓我們不再是認識論中的純粹物質，而給予了我們一種更高的本質意義。他讓生活去掉虛假的螢幕還以我們真實，他刺破生活的黑暗帶以我們光明，他讓生存不再是生存，而是生活。我們不再是在會場上說著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話的人，我們不再是生活中戴著面具的人，我們不再是時時刻刻小心提防別人，更小心謹慎自己的人。我們不再有恐懼的生活，我們有做人的勇氣和做人的自由。我們不再相信謊言，謊言不會再將我們欺騙。無庸置疑，擁有自己的靈魂，它並不能防止你的不幸，也不能一定就給你帶來幸福，但它能讓你的生命具有人性的意義，能讓你成為真實的自己，而這是成為一個大寫的人最為基礎的條件和最為主要的因素。
　　
　　擁有自己的靈魂，意味著去承擔更大的責任，而不是獲得更多的報酬；擁有自己的靈魂，可以讓我們抬起頭來擺脫屈辱，奮起呐喊打破沉默，摒棄謊言弘揚真理，砸破枷鎖享受自由。
　　擁有自己的靈魂，他讓人們的個性從權力的壓迫下救出，讓我們有真實、自由、尊嚴的生活。
　　擁有自己的靈魂，不再讓我們恬不知恥的去歌頌皇帝的新裝，他讓我們擁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面孔，自己真實的性格，他將會帶以為我們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生活，用自己的雙手去創造生活，用自己的頭腦去思索生活；擁有自己的靈魂，他讓我們從表相世界走向真實世界，他可以帶給我們真實的眼淚，帶給我們發自內心的歡笑或者悲傷。擁有自己真實的靈魂，他將讓生活從千人一面的呆板，單調的重複與僵化的規則之中解放出來，讓生活還原自己的多元性、多樣性、自發性與繁雜性，獨特性，不再去違反自己的意願服從、統一；擁有自己的靈魂，他讓我們的命運取決於自己而不再取決於他人，他讓我們自由去發展與不是去屈服環境。
　　
　　毫無疑問，我們應該去關注社會制度的發展與變革，但我們更應該去注意社會運行基礎的建設，修建房屋是從地基開始，而不是屋頂著手。很明顯，我們不可能指望一群沒有自己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的奴隸來創建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如同哈威爾所言：“如果我們不建設一個人性的、道德的、尊重智慧、精神和文化的國家，我們決不能建立於一個基於法治的民主國家。如果不以某種人性的和社會的價值為基礎，最好的法律和設想得最好的民主機制也不能在自身之內保障法治、自由和人權……沒有共同擁有和廣泛確立的道德價值和責任，就沒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場經濟也不能正常運行。”
　　
　　未來從不會空言等待任何人，只能從現在著手開始，我們才不可能是完全失敗。可以預想的是，勝利的結果也不一定我們的付出就會得到，但由於本身的行動，就已給自己的生命貫徹了內在的意義。人之所以要這麼做，並不是因為功利，而是因為自己從內心的深處的某個地方感到不得不這樣做。有一些事情是超出世俗的利益的，用精明的眼光來計算，這種行為無疑是無益而且還十分愚蠢，也許不能看到成功，而且還必將帶來多種災難，但它卻無可阻擋的賦予了生命更高的價值。一個沒有自己內在靈魂的人，必然只能依賴於外在環境，附從於社會的生活，成為行屍走肉中的一員或者尸位素餐在生活的某處對於一切盲目認同、人云亦云。而一個擁有自己內在靈魂的人，他僅僅依賴於他自身，他有自己清醒的理性及對世界不從俗流的認識，他是他自己的主人，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隸。他的力量來自於自身，他的自身依附於他的靈魂，一種存在的信仰。
　　
　　擁有自己的靈魂，你可以看成是道德上的說教，也可以看成是對於生活深刻的思考，但我更多的覺得，擁有自己的靈魂，它使一個人成為人，使得生活成為生活；擁有自己的靈魂，不為懊悔過去浪費時間，也不去幻想將來，而是坦誠勇敢的面對現實；擁有自己的靈魂，勇敢的生活在真實當中，拒絕虛假，從每一件小事著手；擁有自己的靈魂，從現在開始；擁有自己的靈魂，就是擁有自己！

羅曼羅蘭《莫斯科日記》：封閉的歷史

這絕對是失控的專制制度，人類正義最神聖的法則，最基本的自由已無任何保障。我的內心在發出痛苦的呼號，我要反抗。我在抑制自己要說、要寫的欲望......

很遺憾在看過《約翰.克利斯朵夫》很久以後，才看到羅曼羅蘭寫的這段話。只因為在此之前，所有接觸過的有關他的書------例如小說、評論、傳記，都給我們塑造著這是一個人道主義都，一個左翼知識份子，一個同情蘇維埃，同情共產主義，甚至到後期是變成堅定的維護者這樣的形象。但統統這一切，隨著看完《莫斯科日記》後，我才發現，我又被騙了一次。

也不能說這些都是慌言，而且更得承認很多都是事實的存在。但是，就如同歷史不是選擇讓我們記住什麼，而是選擇讓我們忘記什麼一樣，一些更為真實的表明羅曼羅蘭後期觀點轉變的事件，就這樣有意識的有計劃的被隔絕在我們的視野之外。為此，寫下這篇文章，以讓更多的人瞭解羅曼羅曼出訪蘇聯後思想的真實情況。

從羅曼羅蘭前期的書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憎恨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和不公正的現象，渴望一個沒有剝削、人人平等的自由社會。但在西歐現實社會裏，他無從尋找這樣一個天堂。他轉向東，蘇聯吸引住他的目光。

在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發生經濟危機的時期，羅蘭同西方不少左翼作家一樣，完全相信蘇聯的宣傳。上世紀30年代法西斯主義先後在義大利和德國興起，引起羅蘭的警惕，更把全部希望寄託于社會主義國家蘇聯。1932他在世界反法西斯大會上發言時說道：“蘇聯存在的事實本身就是向剝削者的舊世界的挑戰，對被剝削的各國人民來說，蘇聯是他們的典範和希望。”紀德訪蘇之前對蘇聯的態度又何嘗不如此。他們把當時經濟蕭條的資本主義國家同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比，自然倒向蘇聯一邊。羅蘭在答復西方學者的公開信中寫道：“我自己毫不猶豫地站在蘇聯一邊，它是代表新的勞動世界的唯一堡壘。”

但這一切，只是他去蘇聯前的觀點。

我們先來看看羅曼羅蘭去蘇聯的原因是什麼，不是觀光，不是旅遊，準確的說，是情況所迫。當時有兩件事決定了羅曼羅蘭的成行：一是蘇聯國內因基洛夫被殺而開始的大規模鎮壓兇手和反對派。二是蘇法之間當時簽定了互援條約，但隨著反對派的反對升級，法國人對蘇聯的不信任逐日而增。作為“蘇聯的老朋友和維護者”的羅曼羅蘭，每天都收到大量的來信要求作出解釋與回答。但他無能為力，因為他也不知道蘇聯國外在發生著什麼。於是，羅曼羅蘭在這樣的背景下，前往了蘇聯。

在蘇聯，羅曼羅蘭與史達林及一大批蘇聯高官及各界人士進行了會晤。在與史達林單獨會談的一個多小時裏，史達林回答了羅曼羅蘭提出的所有問題，但史達林的回答，並沒有洩露什麼國家機密，他的談話中所提及的只是外界都已所知的，只不過是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開誠佈公”的方式表達了出來。例如，有關基洛夫被殺後的大規模鎮壓，史達林就解釋到：“我們已經得悉，犯罪分子在殺害基洛夫後，還打算對其他領導人實施兇殘的計畫，為了預防這種罪行，我們承擔了槍琵這些先生們的不愉快的責任。”僅僅是為了預防，就可以將無罪的人處以死刑。這就是史達林的解釋，史達林的邏輯。羅曼羅蘭還說到他對蘇聯頒佈的懲處十二歲以上兒童的法律不理解，史達林回答道：“我們應該通過這項鎮壓性的法律，以死刑來威脅十二歲以上的兒童罪犯，尤其是他們的教唆者。”史達林的話引起羅蘭的反感。他們兩人後來雖然還見過一面，但已無話可談了。羅曼羅蘭對基洛夫遇刺後列寧格勒實行的“行政流放令”的做法也極為反感，在日記中寫道：“哪怕建幾座集中營，簡易住房，讓有嫌疑的人先住在那裏，等候對他們案件的全面審查。但讓他們呆在露天的地方，沒有任何生活設施。這樣，許許多多的兒童將死于亞洲的風沙之中(也許誇大)。”他那時還不知道因基洛夫遇刺列寧格勒處決了數千人。

談話結束後，史達林建議羅曼羅蘭接受蘇聯安排的別墅，但羅曼羅蘭拒絕了。雖然拒絕了別墅，但無法拒絕蘇聯政府已經布控好了的各種限制。史達林邀請羅蘭訪蘇，是希望羅蘭為蘇聯說好話。讓他們住在高爾基莫斯科郊外的別墅裏，把羅蘭完全封閉起來，使他無法接觸普通老百姓，只讓他看蘇聯想讓他看的，不讓他看蘇聯不想讓他看的。但羅蘭以他敏銳的目光，依然發現了那隱藏在鮮花掌生下的蘇聯內情。

羅曼羅蘭曾受邀參加莫斯科紅場舉行的勞動青年體育節，史達林把他請到列寧墓主席臺上。羅曼羅蘭在當天的日記裏寫道：“我無法在兩個史達林之間找到共同點――前天在克里姆林宮同我交談的史達林和像羅馬皇帝那樣花了六小時欣賞自己的封神儀式的史達林。羅曼羅蘭看出史達林有意製造人民對他的崇拜，以此強化人民對他的忠誠，並指出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手段。“如果他真的感到惱火，他的一句話就足以消除這種可笑的崇拜。”羅蘭深知個人崇拜是極集權體制的產物，鎮壓則是鞏固這種體制的手段，但懷疑靠鎮壓來維持的體制能存在多久！

羅曼羅蘭收到一封陌生青年的來信，他告訴羅蘭，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上大學。羅蘭的妻子瑪莎是俄羅斯人，看了非常氣憤。高爾基向瑪莎解釋，出身不好的人進入大學將會帶來危險。如果需要犧牲一部分人，選擇多數還是少數呢？瑪莎反駁道：“就算是少數!可是如果這樣，我們有什麼權利譴責希特勒消滅在德國人口中占少數的猶太人呢？”高爾基只好用“即將頒佈賦予人民更多自由的憲法”把爭論敷衍過去。瑪莎的看法也是羅蘭的看法。

在蘇聯訪問的行程中，與羅曼羅蘭接觸最多的就是高爾基，他曾在高爾基家住了三周。但高爾基從未向羅蘭敞開過心扉。羅蘭看出高爾基內心的痛苦：“高爾基被封住了嘴。不幸的高爾基，榮譽纏身，備受敬重，但在內心深處對所有的利益都不感興趣。他寧願用這些利益換取昔日流浪漢的獨立。痛苦、思鄉和遺憾沉重地壓在他心頭上。”高爾基想看到的更美，更好，更人道的東西，沒有看到，卻只能看到一些他根本不想看到的東西。他為此痛苦萬分，他對這些根本無能無力，他周旋在幾個陣營裏，從不向任何人吐露自己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

負責監視高爾基的是他的秘書克留奇科夫。“克留奇科夫成為高爾基同外界聯繫的唯一中間人：收發信件和接待來訪者都由他負責，只有他能決定高爾基能見誰，不能見誰。”克留奇科夫聽命於史達林，在高爾基和史達林之間傳播資訊。高爾基去世後，克留奇科夫被史達林處決，因為他已經沒用了，況且知道的事情太多，留著有害無益。正好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狡兔死，走狗烹”。

但即使是瞭解了這些內情後，羅曼羅蘭在他的日記裏，依然書寫著對他蘇聯的幻想，雖然他已能夠清楚的知道這種幻想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我在作出總結時，說出了自己的有利於蘇聯與史達林的政策的意見。目前這些政策包含著某種消極的東西；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沒有錯誤（犯錯是人所固有的）。可是，史達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積極的東西遠遠超出所有消極的東西。我絲毫不懷疑，世界更美好的未來是與蘇聯的勝利連在一起的。”

而繼羅曼羅蘭訪蘇一年後，同樣的法國作家，社會主義支持者紀德在訪蘇歸來後，直接發表了《訪蘇歸來》，明確表示了對蘇聯的幻想的破滅。

而從蘇聯回來後的羅曼羅蘭，卻痛苦的發現他的幻想的虛無。他雖然還是在公開場合中依然維護蘇聯政府，但私下卻將自己痛苦的思索寫在日記裏:。當蘇聯傳來一個個的熟人被槍斃的消息時，他終於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怒火，寫下：“這絕對是失控的專制制度，人類正義最神聖的法則，最基本的自由已無任何保障。我的內心在發出痛苦的呼號，我要反抗。我在抑制自己要說、要寫的欲望......

雖然這時他還抱有幻想，但他已不再信任史達林。他依然信賴著蘇聯政府。但更多的蘇聯內部大清洗的新聞傳來時，更多他訪蘇時認識的人聽聞被槍斃時，他對蘇聯社會主義也拉開了距離，但仍然保留著自己對社會主義的看法。

《莫斯科日記》，一直不能出版。曾在日記稿上，羅曼羅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未經我的特別允許，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滿之前，不能發表這個筆記-----無論是全文，還是片段。我本人不允許發表這個筆記，也不允許出版任何片段。

無論是羅曼羅蘭本人的原因，還是史達林不允許出版的原因，我相信羅曼羅蘭在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心裏充滿了深沉的悲哀與淒涼。

這是羅曼羅蘭的悲劇，是他盲目崇信史達林與蘇聯的悲劇。但是他塵封的《莫斯科日記》，卻又是蘇聯見體的預見與見證。

君子國之好心殺人術

近日讀崔老虎《我就是那個與虎謀皮的人》，感其心意懇懇，卻又政理昏昏，如癡人作夢，畫餅充饑，甚是荒唐，複又可笑，遂有《與虎謀皮論》之批駁，不料卻激起王小平兄的共鳴，引發出他那篇明割利害直指是非，析理精微論事入髓，筆調汪洋恣意酣暢淋漓的《我們不應該是敵人》，足以讓論敵吐血，臥床三年，不由得不擊節讚賞。但熱血冷卻之後，也有些小小的感想，慢慢浮上心來，如梗在喉，不吐不快，便也想來附驥添尾，簡單地說一說，那便是君子國所特有的好心殺人術。

但凡讀過中國歷史的人，皆知我國歷史的長河，是由人血淌成，梁啟超所謂二十四史不過是獨夫的家譜，大抵就便是這個意思。且到後來殺人殺得太多，血流也淤積得太多，拋屍無處化國土，淤血成泥輾作塵，於是就化為柏楊筆下的醬缸死水，窒息著民族的呼吸，腐爛著國民的靈魂，散發出濃濃的惡臭，讓正常人欲嘔。但生存其間的人們並不自覺，因為長年累月地習慣，還以為天下就是如此，生活也理應如此，便糞堆爭食，狗苟蠅營，竭力進行你死我活爾虞我詐的博殺迴圈。魯迅在《華蓋集》之《忽然想到》篇中感歎著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對於此我很是以為然，因為考就當下的現實，仿佛還是《資治通鑒》的續篇，並不曾走出家天下的窠臼。若說惟有區別，那便是更腐敗，更凶酷，更殘虐。特別是現在看到那些在民國時份已被魯迅口誅筆伐的屑小鼠輩，其無恥的身影又漸漸地在現實當中多了起來，並且以正人君子的方式開始行事，我便知道，他們又要開始殺人。
　　
拾例講來，就如他們所反感的“革命”，所排斥的“暴力”。當有人一提到“暴力”，國內的某些知識份子，便皺眉，便搖頭，便撇嘴，一副深惡痛絕的表情，仿佛他們生活在世外桃源，童夢仙境一般，處處是禮義廉恥，到處是溫良恭讓。於是見到有不服於暴政的反抗，便驚訝，哎呀，不要動武啊，有話好好說；一見到有堅持于正義的鬥爭，便訓話，哎呀，你不要過激，要講理。不過恕我直言，這些正人君子之所以這麼大義凜然，這麼和顏悅色，實乃是禍不殃身，事不關己，無切身之痛而已，當可在旁高談闊論，並還附帶指點迷津，以顯學問高深，聰慧過人；不過更深層的用心，卻如王小平兄的分析，就是要把體制造成的災難歸結到你個人的不幸，訴諸於命運的安排，天意的難測，使散沙的社會依然散沙，隔離的人群依然隔離，以避免公憤在社會上傳染，共識在群體中形成，以影響他們現在即得的利益，快活的日子。
　　
但綜觀歷史，沒有“暴力”，何有“革命”，沒有“革命”，何有社會的新陳代謝，文明的交迭更新？更何況面對不公不義不法的侵犯，法律也提倡正當防衛，以維護自己的生權權利，難道面對極權暴政，就必須繳械投降，作打殺隨其心意的順民？且在當今的體制下，是誰掌握了各種暴力資源？誰是該真正應該放棄暴力的人？這些知識份子到底是主張“非暴力不合作”，還是“非暴力合作”？是“與虎謀皮”，還是“為虎作倀”？
　　
更為離奇的是，有些本已受到暴君迫害的人，卻反過身來替暴君講理說情或維護秩序，實在是不可思議。例如幾年前的某天安門母親，不就有篇呼籲高律師要回到維權範圍中來的著名文章麽？我很是有些震驚，難道只有他們的苦難，才算是苦難？他們的痛苦，才是痛苦？他們的鮮血才是血，他們的眼淚才是淚？莫非別人流出的無辜鮮血就是自來水？莫非別人所受到的欺壓折磨迫害，就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放之一旁，不管不顧，無動於衷？這樣愚蠢自私複又可憐的人物，身患斯德歌爾摩症而不自覺的人物，恐怕只有中國才出產，我希望這樣的人能少起來，或者清醒過來，但情況很不樂觀。
　　
是的，我們這個社會就是如此的變態，就是如此的愚不可及。維權，你要在官方劃定的框框裏，不要越界。政論，你要在官方劃定的圈圈裏，不能超出。但能不能想到，這個由官方伸出的黑手所劃定的框框與圈圈，本身就是荒誕得要命，本身就是應反抗的物件？然而，人們不知不覺，麻木不仁，默然遵循，反過來還規勸他人，謂之為好心。
　　
於是在這些荒腔走板的表演及光怪陸離的言論中，我仿佛窺見這些知識份子的底細：即是以善良的面孔隱匿怯懦，以正義的面孔遮蓋自私，以公平的面孔掩蔽妒嫉，以睿智的面孔躲藏愚蠢。
　　
但萬萬你不能當眾揭開他們的這張皮，因為他們是名流，是學者，是社會賢達，是名望卓著的人士，且他們還有一個共通之處，就是都為既得利益的佔有者和分享者。所以你要一動，便是譖越；敢有異議，便是狂妄；維權，要按著他們採取的方式，不然就是胡來；政改，當然要他們領頭，不然就是越界；自由民主，須得聽從我們的吩咐，不然你就是瞎搞。為什麼？因為他們是自命的精英，官方欽定的奴才，政治正確的代表，道德高標的主演，若你不聽從他們的勸告，有日惹禍上身，他們便得洋洋得意，且以你現在的痛苦來證實他們永恆的高明：誰叫你不識我們的好心！
　　
但殊不知在壞的制度裏，好心也是能殺人的。
　　
所謂殺人，有武殺，有文殺；有明殺，有暗殺。所謂武殺，便是見之於外在的兵刃，加之於血肉的人身，使之人頭落地，或者四肢分離；所謂文殺，就是執理使法，心欲殺而口不宣，手欲屠而舌不言，構陷設阱，設圈下套，潛包禍謀，陰為嫋誅，迫之對手走投無路，逼之束手就擒，任之宰割而兵不血刃；所謂明殺，便視法律為兒戲，視公意為宣囂，光天化日就可動手，日月昭昭即可行兇；所謂暗殺，便是顧忌於輿論，忌憚於聲音，便只能於悄然中戕殺，只能於黑暗中坑害，以避人耳目。然而君子國之特有好心殺人術，卻是更進一步，兼武殺與文殺之優，集明殺與暗殺之巧，合成為不動聲色的上成殺人法，有如仙俠傳中的飛劍，可以人不知鬼不覺地取你性命。
　　
何為好心殺人術？即是以私情泯公義，以小利滅大惠，以近景斥遠圖，韓非子之謂行小忠，大忠之賊；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且以為所身食的毒藥是蜂蜜，所灌輸的蠱惑是真理，所熟悉的虛偽是正義，便把暴君的禍心當作淳良，惡客的歹謀當善意，轉過身來再向自己的親人下手，但並不自覺，還以為是仁慈，是關懷，是幫助，用溫暖的笑意開始抽刀，用苦心的勸說開始剝皮，用道貌岸然的嘴臉開始構陷，讓人死於甜言蜜語，糖衣炮彈而不覺。
　　
所以魯迅在民國中悲言：“死於敵人的鋒刃，不是悲苦；死于不知何來的暗器，卻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戰友亂髮的流彈，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但何敵得過眼下的事實：死於戰場的太少，死于敵手的太少，死於親朋好友的手裏卻太多。在他們的好心之下，埋藏著太多亡靈，並複還用死者的鮮血，來滋潤他們現實的生活，用亡者的屍骸，弱者的痛苦，來向主子獻寵邀功，遂成為上等的幫兇，一品的奴才，不二的爪牙，難得的走卒。
　　
　　還是前賢的話，“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無器叛逆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
　　
　　或許有人不同意，要反駁，言這是必要的妥協，是韜光養晦的籌謀，是待機而動的智慧。只是嚴櫻君早就有話：但倘若妥協僅為一時之殘存，是變相縱容對家肆無忌憚，使理念不斷被蠶蝕，這些所謂“妥協”，就是出賣，是將個人之安逸穩妥淩駕理念，是借早已虛設的“理想”來寄生飽食，享盡名聲便宜。這些人容易大頭症發作，有意無意地自欺欺人，妄將個人的虛怯放大成運動的關鍵，失節當忍辱，棄土當播遷。滋生自他們的扭曲的黴念，會在自己的圈子裏不斷散播，沖淡熱誠，比立場鮮明的對家百倍危險。
　　
　　妥協，必須是以能否實踐、拉近理想為唯一考慮，必須事先想清楚妥協是相讓，還是割讓，否則在今時今日的社會，實在沒必要再有那麼多霸著生地的死人——那些明明潘金蓮，卻偏要充秋瑾，猶抱琵琶又要半遮面，心想“救天下蒼生舍我其誰”，口裏則說“為了理想我要妥協我不能退”的人。就像情夫明明早已登堂入室解衣在前，你還死抓著一紙婚書，堅稱老婆屬你，枉信只要死忍到尾，有日她必回心轉意——沒錯，你有“妥協”，你有“理念”，何惜沒“志氣”。甘心屈服于魔鬼、還妄想魔鬼會獎勵報恩，才是最最最不切實際。
　　
　　今日眼前的現實，是醬缸，一陷身，就註定無以自拔，再難喚起當日“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恢宏。第一次妥協，或許是個人的抉擇；可是妥協一次，就必然會有第二次，現實只會因為你的屈服而肆虐，不會因為你的“好意”而退讓，最終你是雙手將自己奉予現實，任其制肘，變相助長現實之無可逆轉。太多人的幾許丹心，都是失喪於接二連三的迫於無奈，結果不是今天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就是淪為犬儒消極，成為苟且之神。
　　
　　於是，便複用君子國之好心殺人術，行走於江湖，出入於廟堂，見同類則同聲相應，見異類則陰謀不軌，倘若再不拆穿他們的伎倆，戳破他們的招術，無疑更多的人會上當，成為被綁的人質，預定的活俑。

道德底線貞操論

中國食品安全頻出問題，政府高官表態是國人道德有咎。然而道德底線這種詞，文學家可以講，哲學家可以講，藝術家也可以講，但偏偏政治家卻不能講。為什麼？因為納稅人付你薪水，是讓你把日常事務管理好，出現突發危機，更要知道該怎麼解決，而不是看你一臉苦瓜相，站在臺上來對民眾婆婆媽媽換同情：哎呀，是你們的道德有問題，不是我的能力有問題。

廢話！什麼事都往虛無縹緲的道德上靠，那還要你來做什麼？民眾要的不是空頭支票，而是把問題切實搞定，不然還不如請頭豬在臺上好了，至少它不會說蠢話，對不對？況且這種論調，純粹是老調重彈：辛亥革命前保皇黨人梁啟超與革命黨人論戰，宣導新民論，內容就是中國的事情沒有辦好，是老百姓自己不好，因為老百姓自己不好，所以你就不要責備朝廷，你要責任朝廷，得先把自己弄好。如此邏輯迴圈，無非就是要證明朝廷無罪，刁民活該，但是腐爛滿清，內疾外患，民生水火，政象杌隉，病入膏肓，無藥可救，武昌起義，國政革新，梁啟朝文筆再好，思維再利，也擋不住歷史洪流的滾滾前進。

然而今日，又見到同樣的混賬邏輯，把自身的一切無能無作為，歸究于民眾的道德及素質。退一萬步說話，民眾真的道德不行，素質不夠，那麼就開放言論新聞自由允許結社積極提升公民素質好了。常理皆知，國民素質這東西，不是從天而降，需要從文化、思想、教育、藝術、政治、品德各方面培養，你治政多年無所作為，反而是多方鉗制，恣意打壓，竭力絞殺民智，現在社會問題橫生又來怪民眾素質不夠、道德不行，那麼請問，今日社會民眾素質不夠之積弊，責該何擔呢？

既然官方媒體口口聲聲說國民道德逼近底線，那麼請問外因何在？須知道德下降，總有外力作用，而外力產生，又源自于生存環境，那麼國民生存環境，又是誰在執權管事，操柄治理呢？道德逼近或突破底線，政府相關人員，不首先反思自身，並尋求解決之方法，卻把問題往國民身上一推，這種行為，叫不叫道德有問題？這種素質，是不是無恥無底線？朝庭大員口口聲聲說國民素質不行，道德敗壞，其實萬般飛揚跋扈、恣意妄為下，國民何辜呢？

況且民眾道德真逼近底線，也不是你能力有問題的藉口，不然要質檢、工商、行政、衛生、稅力都部門來做什麼？食品生產，從原材料到出廠上架，經由各種環節，而政府身處其中，該督查的不督查，該檢驗的不檢驗，該把關的不把關，環環皆漏，層層放水，不但不負其職，其無良奸詐之悲，更利用手中權力，與黑心商人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只為從中漁利，大發民財，導致毒質食品流入市場，殘害民眾健康，僅毒奶粉一事，就讓多少無辜幼童蒙受苦難，就讓多少家庭以淚洗面？請問政府職能部門，有沒有責任，該不該擔責？然而禍延至今，又有多少官場人士被撤職查辦，定罪投牢呢？撈錢你就無聲，出事你就推卸，這種“悶聲發大財”的指導思想，我看才是真真道德有問題！

國家優劣，政績好壞，不在國民道德水準如何，而是在政府自身的素質與道德。如今自身不究，卻責怪無權無勢之平民，真是兩千年中國未見之怪狀，身居此國，何為不羞？民主社會，或可以說有什麼樣的國民，才有什麼樣的政府，但專制社會，才更詮釋有什麼的政府，才有什麼的國民；此種因果，絕不能扭曲顛倒，因為為法自弊，天道好還。國民道德底線就像貞操，用過一次再也沒有，那裏能事事找來當藉口。如今這位身患一身花柳病的老淫棍，病發之時叫苦連天，死去活來，哭喊著敏感地方不能折騰，那怎麼就不想想當初失身於那位一身黑絨絨胸毛的俄國人時，就可能會染上一身騷呢？

楊白勞為什麼不會開賽車

近段時間在中國大陸沉渣泛起的民主素質論，本是中共苦心經營多年的荒唐鬼話，本來不值一提，但炒作造勢之下，發現居然有這麼多自詡精英的人物深信不疑，還為之喝彩，不禁讓人啞然失笑。為什麼？大道理不用多講，僅以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故事舉例好了。比如，屢經地主黃世仁的剝削壓榨後，白毛女喜兒一家，日子實在過不下去。眼看年關將近，楊白勞喝了兩斤燒刀子後，斗膽向黃世仁提出“民主”的要求，要求改變不公平的現狀。這時，開著賽車的師爺穆仁智及時出現，大手一揮，金牙一露：“且慢，民主雖是個好東西，但你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你自己是個什麼東西，也配？”楊白勞道：“大家都是人，憑什麼咱不配？”穆仁智笑道；“這就是素質了。你看，比如我這國外進口的賽車，你會不會開？車上的遠光燈，你會不會打？不會吧，對不對？連車都不會開，可見你素質很低，既然你素質低，你還搞什麼民主。再說，咱老爺有錢有閑，西方的那一個國家，他沒有去過？什麼世界名牌，家裏面沒有？山珍海味，那一樣他沒有吃過？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吃喝嫖賭無所不精，足見老爺素質如此之高，既然老爺素質之高，還會有錯？而你這個只知道地裏刨食的莊稼漢又懂得什麼？”連環炮似的追問之下，楊白勞自愧形穢，囁囁嚅嚅說不出話來。穆仁智見狀，低下聲來繼續開導：“我也知道你的難處，但是，大有大的難處，小有小的難處，倘若小不尊大，這豈不亂套？大家還是要聽黃世仁的話，以和諧穩定為重，造反有什麼好呢？還不是弄得一團糟，大家都不好過。這樣吧，我也知道年關快到，你現在困難，回頭我給老爺說說，來年減你兩成租，再送你一點白麵，先過個年，這樣豈不是好？”楊白勞一張老臉，這時禁不住感動得流下淚來，一下就雙膝跪地，痛嚎：“謝謝老爺。”

哈哈，荒唐吧？看到這裏不笑出來的，只能說是素質太高，有些不像人類。因按精英思維，倘若素質不高，就可以不建立民主制度以保障公平，那麼就任由黃世仁強姦喜兒好了。倘若“老百姓對自由的渴望其實並不大”，就可以維持專制，那麼就任由楊白勞上吊去死好了。說老百姓素質不高，那為什麼不看看導致老百姓素質不高的原因是什麼？說老百姓對自由渴望其實並不大，但難道不是因為老百姓被剝奪了追求自由的機會？如果連飯都吃不飽，為生存而掙扎，又怎能責怪老百姓沒有追求打高爾夫的自由，玩賽車渴望？這種本末倒置，因果顛倒的思維，確實荒唐得不是一點點。況且，待老百姓有素質了再民主，和“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然後帶領共同富裕”這種鬼話有何區別？說是“既要屠戮權貴，更要屠戮民眾”，然而此君除了寫寫打擦邊球的文章，何時曾如那些被迫害，被酷刑，被勞教的勇者這樣去屠戮權貴，直面黑暗？然而就這樣的人物，還被尊為思想大師、青年智者，呵呵，無語吧？身在這樣的社會，看多了你就可以知道，“素質高”和人太蠢，真的沒關係。

認真，你就輸了

為什麼說句真話就會被勞教？用哈威爾的話來說，就是一句真話的力量堪比一個師。因為以謊言與暴力起家的政權，社會風氣倘若惟錢視圖，見利忘義，崇謊贊奸，樂騙好詐，民眾以互相算計為榮，以互相殘殺為樂，那麼當局不但不會加以治理整頓，反而會加以包容、支持，並因勢利導，從中混水摸魚。或許有人對此結論不以為然，認為民族大義，國家前途，政府怎麼可能如此淺識短視，只圖私利而不重群益，苟且一時而不顧長遠，任危難而不加拯救，隨潰亂而不加以力挽，那麼遺憾地告訴這類讀者，閣下恐怕中毒已久，病入骨髓，離八寶山烈士陵園已不遠。因為此中緣由，在陳雲先生的《國民虛偽，政府放心》一文中，就已有一針見血地闡述，他談到：“愛國教育，就是要人民虛偽，三心兩意，鑒貌辨色，見好就收，見壞就退。虛偽之人最容易統治。當一個地區的人口膨脹而政府不隨之改革，就無法以正道統治，只能用奸邪之術。人口學是根本的文化政治，當中國人口超逾八億，香港人口超逾三百萬，便到達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可以負載的臨界點。此後，若政府不思進取，社會也怠惰因循，就只會見到文化沉淪，見到遍地的虛偽和犬儒。有許多的冷嘲熱諷，卻無論說功夫與動員能力。”

“不論忠奸、順逆，一心者難治。忠君愛國之民，與桀驁不馴之民，同樣難治。一心一意的愛國者，會要求政府與他們一樣愛國，捍衛國格，而當他們發現政府不符期望，丟失國格，便會成為逆民。一心一意的叛逆者，不消說了，只會處心積慮，務求推翻政府，重立國體。只有虛偽之民，才會有私利而無公心，容許政府首鼠兩端，上下其手。獨裁政府能夠長久，都不全是笨蛋，都略有治術，就是用半吊子的愛國教育，令人民生其二心，既不愛國，也不叛逆，而是懂得鑒貌辨色，投其所好，如陰謀家一樣地進退自如。政府帶頭虛偽，人民也覺得是本該如此。認真，你就輸了。”

所以，倘若有真話進場，試圖於社會認知的迷霧之中，發現一線真理的生天，或在意識形態的謊言叢林裏，尋找一條光明的出路，這種行徑，在當局看來，就是犯上作亂，理當問斬。或許，當事人會很委曲——不過就是講些真話，說些常識，又沒有上街進行打砸搶燒，或者如《建黨偉業》中的革命前輩一樣，弄爆破，搞暗殺，組遊行，策罷工，積極參與各項顛覆活動，怎麼就能下如此重手？這就是被洗腦得很傻很天真，不知道現實的險惡，及宣真普常的嚴重。要知道中國當下的政治，是由發跡於先秦，並積沉淬煉兩千多年的法家嚴苛思想，再加于蘇俄泊來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專政統戰混合而成，也就是老毛所說的秦始皇加馬克思雙煞混合體，強調的便是思想鉗制，意識統一，不僅要代表真理，更要壟斷謊言，絕不允許任何人摻雜進來，謀一點利，分一點羹，更不要說進行挑畔和叫陣，以動搖統治基礎；所以無論小至一坨屎，再到大什麼憲綱，皆是謀反的確鑿證據，構陷的絕妙良方。而有些人，居然還天真的如同童話裏未經世事的白雪公主一樣高調聲稱“我沒有敵人”，在整個人類文明史都極其鮮有的暴政獨裁下，對一切罪行與虐舉視而不見，癡心妄想狗不吃屎，獸不吃肉，虱不吸血，不得不說是想做聖人想得患了失心瘋，由信仰的虛妄遞進到理性的荒誕，再由理性的荒誕演進到知性的缺席，遂成為粉飾現實的最佳政治玩偶，讓人好笑之餘，不由得不產生一種人性的悲憫，與智商的同情。

必然，這種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執政思維，再加上視民如仇敵的恐懼心理，一旦有風吹草動，毫無疑問就要滅殺在萌芽狀態。因為當局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倘若人文的覺醒點燃了社會憤怒的火藥桶，後果十分嚴重；用哈威爾的話講，就是“真理的細胞逐漸浸透到充斥著謊言的生活的軀體之中，最終導致其土崩瓦解。”所以什麼防微杜漸、防患於未然、未雨綢繆、斬草除根、寧可錯殺，不可放過之類的權術詞語會在中國如此流行不衰，經久不變，頻繁出現在官方檔及閃靈於社會重大群體事件的決策心理，答案已不言而喻，就是使國人在高壓嚴控之下，越來越病態，越來越萎瑣，並在物欲橫流的狂潮中，越來越自私，越來越墮落，成為最容易治理及利用的奴民。再說，老毛早就批示：“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既然最高領袖都如此看重“認真”的厲害，那麼把一切思潮玩弄於股掌之上，控制於手腕之間，自在情理之中。看通了這一點，明白了這一切，你就會覺得陳雲教授的“認真，你就輸了”，說得實在是精彩，一個時代的反智與反常，一個民族的愚昧及荒唐，皆在這六字真言中。對於當下的國人來說，堪稱是一道為人處世的新時代聖旨，左右逢源八面圓通的社交不二法門。當然，至於最後誰贏，誰笑到了最後，恐怕忙於撮食逐利的人們，都不會有興趣來關心這個問題，以升官發財搞女人為終極人生意義的種群，誰會care這些玄而又玄的事情？正如陶傑所說，“一個精於計算的小社會，除了金錢利益的一連串數字，一眾小腦袋還裝載得下甚麼？”所以胡適在百年前看到這一切，就很感歎：“國中明白的人也並非完全沒有，只因為他們都太聰明了，都把利害看得太明白了，所以他們都不肯出頭來做傻子，說老實話。這個國家吃虧就在缺少一些敢說老實話的大傻子！”然而從歷史返還現實，看到當下的中國依然如此，依舊如此，死魂靈一如既往地沒有任何改變，不由得不讓人對當局的陰謀權術，要誠心寫一個大大的“服”字，畢竟，連日軍侵華時，也沒把中國管理到這般成就，所以，一想到中國有這麼多聰明人，當局如何能不高興得喜笑顏開呢？再獨裁一千年也沒問題呀。

人賤命難改

魯迅說過，在中國，“人”還沒有真正地蔭牙——之所以想到這句話，是前段時間寫了幾篇關於中國稅制的文章，惹來很多愁眉苦臉的人士唉聲歎氣地留言：“知道了又能如何？”——知道了又能如何？多麼黯然神傷的金句，一種無奈的情緒渲盡而出，氤氳出的場景是一頭終其一生都在拉磨的驢，眼睛裏閃動著天愁地慘的縮命觀，神情哀傷而落寞，默默地承受著悲慘的命運，從來不曾想到過反抗。

然而這句話實在也說得太好，不必翻什麼芝加哥學派的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的貨幣論，這句話就是解開當下紛亂雜遝亂局的鑰匙，探索撲朔迷離現實的密碼。研究中國人的民族性，可以有幾千萬字的社會學論文，幾千本深奧的人類學專著，幾千場政治學的報告，但感謝上蒼，化繁為簡總有辦法，三千年文化加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內容，蕪雜紛陳，打蛇三寸，像炮製三鹿奶粉一樣，可以濃縮為一個字：賤。

沒辦法，中國小農的DNA就是怯懦、麻木、逆來順受、自私透頂。正如嚴櫻兄的高論：“中國歷史，亂多於盛，代代人顛沛流離，朝不保夕。好死不如賴活著，對絕大部分中國人而言，存在，就是求個人的生存，圖個人之苟且，自己尚且難以保全，如何顧得了別的生命？歷史為中國人注入了‘走難’的基因，令上至統治階層，下至還是尋常黎民，代代為著生存而驚惶失措，揣揣不安——皇帝怕臣下犯上，臣子怕皇帝猜度，百姓怕奸吏迫害，官吏怕百姓不甘受戮挺身反抗，唯有靠聚斂金錢和積儲權力，方能保命一時，舒解對死亡之恐懼。金錢和權力，很奇怪：一旦擁有，只想得到更多，不願放棄一二；可是愈積愈多，人又愈是張惶，生怕身外人虎視眈眈，有所圖謀。”

“因為他清楚知道，他之得以活著，是有賴犠牲無數的人，同樣，其他人，也要生存。中國的悠悠歷史，不過是一幅無邊無盡的人食人畫卷。在中國，人只能靠權力和金錢，方能有尊嚴地生存，在西方世界看似平常的權力更替，落在中國，只有淪為殊死之爭鬥。沒權的，活不來，所以拚命要搶；有權的，仇家多、樹敵多，不使盡，只會種禍，一旦沒權，既不能接受失去‘自有而有’的權貴，亦怕失勢後受人冷待、逼迫，甚至身死。所以中國的權力鬥爭，必須是至死方休，必須鬥到最後一兵一卒，必須是跨代經年的恩怨情仇。”

這個民族，在弱肉強食的森林裏橫行，向來習慣了Winnertakesall的法則，輸者只能任人恣意宰割，上級玩弄他的老婆，他都還要“向領導戰鬥過的地方敬禮”，親生兒女活活被豆腐渣工程壓死，他都要高呼“感謝政府”，所以在這種國民性下，要讓他出來嗆聲自己的權利與利益，簡直比死人開口說話還難。中國人再黑暗的都經歷過、忍受過，幾經摧折，早就對世界失去理想，認清現實就是如此、只能如此。多收一點稅算什麼？小case了，阿爺沒有把個稅起征點定制888元，就是英明無比的偉主了，早把沒見過什麼大場面的萬千蟻民感動得痛哭流涕了，不趕緊跪謝龍恩，還敢大膽非議？真真是他媽的刁民及罪大惡極的現行反革命，理應就地槍決；何況把沉醉在美夢裏的奴才叫醒，何嘗不是一種殘忍？由他們去折騰吧，一個賤，另一個犯賤，悲劇就會發生，在搬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的社會，不要好心當了袁崇煥，任由暴民們食肉寢皮，喝血抽筋，明末史家張岱津津樂道地記下了這個血腥的場面“劊子手割一塊肉，百姓付錢，取之生食。頃間肉已沽清。再開膛出五臟，截寸而沽。百姓買得，和燒酒生吞，血流齒頰。”難道你還想來試一試？

恭喜發財的政治經濟學

中國人過元旦新年，見面總是要寒喧一番。只是磕頭作揖那一套禮節，已隨著一尾長辮的一剪，丟進了歷史的博物館，只剩有一抹文化的幽靈，還在TV裏的宮庭戲中徘徊。而獨獨一句“恭喜發財”，卻還保持著onepart專政的特權，在人們的口頭上流傳不絕，香火旺盛。這種強悍的生命力，讓國外的漢學家納悶，何以短短四字箴言，卻如吾皇萬歲、領導英明一樣通達於社會各階層，風行於中國多年。其實這些鬼佬們不知，這句話是中華民族的DNA，炎黃氏族的文化圖騰，孫大炮“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口號都已被國民淡忘，更遑論《新青年》提倡的德先生賽先生，80年代鼓吹的民主與自由之流，90年代叫囂的憲政與人權，統統要讓位給這句“恭喜發財”，可見其強大的氣場及驚人的魅力。所以，切莫小看這四字，這正如幫會的切口，是一個社會的精神秘訣，打開它，便能剖見國人的精神狀態，及時代的風貌。

恭喜發財，只合適在小農社會，想像一下G8峰會，奧巴馬會見默克爾，口出一句恭喜發財，便是場景的混亂，政治倫理的顛倒，有如白金漢宮裏擺上了麻將，英女皇妙手一摸，驚叫杠上花一樣怪異。它的場景，其實只適於用一襲長袍馬褂，一幅對聯，幾盞大紅燈籠，兩位國人見面，便客氣地一彎腰，然後喜氣洋洋互道：恭喜發財。至於能不能發，天知道。但是，願望真誠，沒有國人世襲的虛偽：我一句恭喜發財過去，便等著你恭喜發財碰回來，但並非是借力打力的物理學，也不是借花獻佛的禪學，而是李商隱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國學。更何況恭喜發財四字，讀來聲音鏗鏘悅耳，寓意吉祥歡喜，比起什麼當下什麼“打造經濟平臺”，“創建金融中心”，“工程配套”、“小康社會”、“建設上馬”之類的中國特色假大空，又有著一種國學的美感，內容親切動人，形象和顏悅色，實乃是佳節必備的問候，過年饋贈的金句。

中國人說恭喜發財的歷史，源自19世紀初，一個名叫威廉的英國青年到美國在廣州開辦的旗昌洋行供職，在那裏，他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寫了一本《洋人在廣州》的書。其中有一段寫道：“在清代，廣州十三行一些吃洋務飯的中國人，每逢過年時，都會到洋人的商館裏去拜年，一進門便不停講著‘恭喜發財’。”根據考證，這是最早記有“恭喜發財”一語的書籍。如此看來，恭喜發財這種國粹，還是催生於資本主義的入侵。小農社會的幸福願景，不過是“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只會“恭喜”，不懂“發財”。還停留在生理需求層次，如今社會進步，文化更替，國家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以又賦予了恭喜發財新的時代含義，在精神上換血，在面目上整容，有如陳冠希重新把JJ包裝好，又義務返顧地重新征戰娛樂圈。

但恭喜發財說了這麼多年，卻為何還是這麼貧困，這種問題沒有人去想。大家只把一句祖宗的遺言翻來覆去說個夠，寧願躺在美好願望做成的枕頭做上春秋大夢，也不願意去認真想想恭喜過後，該如何發財，何以才能真正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須知恭喜發財只是個人願望，卻不是經濟理論。要發財致富，要有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有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有曼昆的《經濟學原理》之流，能對生產、資本、流通、交換、分配等經濟活動進行的科學研究，發現其中的經濟關係及規律，更能放在社會體制的宏大視野之下，作深遂的本質發現。而不是把這句話當作一句張天師的符咒，以為如同阿裏巴巴念念芝麻開門，就能發現琳琅滿目的寶藏。倘若真是這樣，便是一個財迷心竅的國度。

但持平而論，恭喜發財，卻是中國人最無異議的民族共識——雖然中國人給外人的印象，總是如一盤沙，好窩裏鬥，樂於自相殘殺。13億人民皆向錢看，是一種金錢的禽流感，是集體主義興奮的大麻。但隱匿在深層的，其又是博大深精的政治學。韓非子說，凡人之大體，取捨同者則相是也，取捨異者則相非也。夫取捨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當局政治思想工作日見崩盤，便在發財觀點上達到全民認同，也是一種典線救黨的策略。如嚴櫻兄的妙論：終於等到改革開放，中國人頓時守得雲開。難得可以掙錢致富，中國人已選擇忘記過去，只會矚望將來。金錢，成為中共唯一可以補償國人、鞏固政權的工具，也是大部份中國人今天唯一渴求的東西，當日是誰將咱們推進地獄，已經不再重要，亦不宜再提──因為我們現正步向天堂。中央肯浪子回頭，順道帶挈人民發財，大家還該三跪九叩，感恩戴德，批評甚麼？

就是，現在放開了牢籠，讓爾等有了飯吃，有了衣穿，便是莫大成就，極品功勞。屁民不感恩戴德，涕淚俱下，反而還心有奢望，希冀人權，豈不是賤賤賤？憑這副下賤的基因德性，這等民族，還配人權和自由？說得也是，有同感的人，實在太多了。只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歷史，卻換來如今這麼一副苟且猥瑣的嘴臉，卻又實在很是滑稽。新年是2011，已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當初無數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所得來的民主自由，卻被一小撮人半途所騎劫，把普世價值改造成他們的特權，繼續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而國人依然在坐穩了奴才和想做奴才而不能的境地裏徘徊，這種無由的恥辱與悲憤，實讓人難以面對死去的英烈，及羞愧當下被奴役的生活。如此，讓我們新年見面之時，雙手抱拳，獨留出一根優雅的中指，向著那些禍國殃民的***，恭恭敬敬地道一聲：草泥馬，恭喜發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