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崔老虎《我就是那個與虎謀皮的人》，感其心意懇懇，卻又政理昏昏，如癡人作夢，畫餅充饑，甚是荒唐，複又可笑，遂有《與虎謀皮論》之批駁，不料卻激起王小平兄的共鳴，引發出他那篇明割利害直指是非，析理精微論事入髓，筆調汪洋恣意酣暢淋漓的《我們不應該是敵人》，足以讓論敵吐血，臥床三年，不由得不擊節讚賞。但熱血冷卻之後，也有些小小的感想，慢慢浮上心來，如梗在喉，不吐不快，便也想來附驥添尾，簡單地說一說，那便是君子國所特有的好心殺人術。
但凡讀過中國歷史的人，皆知我國歷史的長河，是由人血淌成，梁啟超所謂二十四史不過是獨夫的家譜，大抵就便是這個意思。且到後來殺人殺得太多，血流也淤積得太多，拋屍無處化國土，淤血成泥輾作塵，於是就化為柏楊筆下的醬缸死水，窒息著民族的呼吸，腐爛著國民的靈魂，散發出濃濃的惡臭，讓正常人欲嘔。但生存其間的人們並不自覺，因為長年累月地習慣，還以為天下就是如此，生活也理應如此，便糞堆爭食，狗苟蠅營，竭力進行你死我活爾虞我詐的博殺迴圈。魯迅在《華蓋集》之《忽然想到》篇中感歎著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對於此我很是以為然，因為考就當下的現實，仿佛還是《資治通鑒》的續篇，並不曾走出家天下的窠臼。若說惟有區別，那便是更腐敗，更凶酷，更殘虐。特別是現在看到那些在民國時份已被魯迅口誅筆伐的屑小鼠輩，其無恥的身影又漸漸地在現實當中多了起來，並且以正人君子的方式開始行事，我便知道，他們又要開始殺人。
拾例講來，就如他們所反感的“革命”，所排斥的“暴力”。當有人一提到“暴力”，國內的某些知識份子，便皺眉，便搖頭，便撇嘴，一副深惡痛絕的表情，仿佛他們生活在世外桃源，童夢仙境一般，處處是禮義廉恥，到處是溫良恭讓。於是見到有不服於暴政的反抗，便驚訝，哎呀，不要動武啊，有話好好說；一見到有堅持于正義的鬥爭，便訓話，哎呀，你不要過激，要講理。不過恕我直言，這些正人君子之所以這麼大義凜然，這麼和顏悅色，實乃是禍不殃身，事不關己，無切身之痛而已，當可在旁高談闊論，並還附帶指點迷津，以顯學問高深，聰慧過人；不過更深層的用心，卻如王小平兄的分析，就是要把體制造成的災難歸結到你個人的不幸，訴諸於命運的安排，天意的難測，使散沙的社會依然散沙，隔離的人群依然隔離，以避免公憤在社會上傳染，共識在群體中形成，以影響他們現在即得的利益，快活的日子。
但綜觀歷史，沒有“暴力”，何有“革命”，沒有“革命”，何有社會的新陳代謝，文明的交迭更新？更何況面對不公不義不法的侵犯，法律也提倡正當防衛，以維護自己的生權權利，難道面對極權暴政，就必須繳械投降，作打殺隨其心意的順民？且在當今的體制下，是誰掌握了各種暴力資源？誰是該真正應該放棄暴力的人？這些知識份子到底是主張“非暴力不合作”，還是“非暴力合作”？是“與虎謀皮”，還是“為虎作倀”？
更為離奇的是，有些本已受到暴君迫害的人，卻反過身來替暴君講理說情或維護秩序，實在是不可思議。例如幾年前的某天安門母親，不就有篇呼籲高律師要回到維權範圍中來的著名文章麽？我很是有些震驚，難道只有他們的苦難，才算是苦難？他們的痛苦，才是痛苦？他們的鮮血才是血，他們的眼淚才是淚？莫非別人流出的無辜鮮血就是自來水？莫非別人所受到的欺壓折磨迫害，就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放之一旁，不管不顧，無動於衷？這樣愚蠢自私複又可憐的人物，身患斯德歌爾摩症而不自覺的人物，恐怕只有中國才出產，我希望這樣的人能少起來，或者清醒過來，但情況很不樂觀。
是的，我們這個社會就是如此的變態，就是如此的愚不可及。維權，你要在官方劃定的框框裏，不要越界。政論，你要在官方劃定的圈圈裏，不能超出。但能不能想到，這個由官方伸出的黑手所劃定的框框與圈圈，本身就是荒誕得要命，本身就是應反抗的物件？然而，人們不知不覺，麻木不仁，默然遵循，反過來還規勸他人，謂之為好心。
於是在這些荒腔走板的表演及光怪陸離的言論中，我仿佛窺見這些知識份子的底細：即是以善良的面孔隱匿怯懦，以正義的面孔遮蓋自私，以公平的面孔掩蔽妒嫉，以睿智的面孔躲藏愚蠢。
但萬萬你不能當眾揭開他們的這張皮，因為他們是名流，是學者，是社會賢達，是名望卓著的人士，且他們還有一個共通之處，就是都為既得利益的佔有者和分享者。所以你要一動，便是譖越；敢有異議，便是狂妄；維權，要按著他們採取的方式，不然就是胡來；政改，當然要他們領頭，不然就是越界；自由民主，須得聽從我們的吩咐，不然你就是瞎搞。為什麼？因為他們是自命的精英，官方欽定的奴才，政治正確的代表，道德高標的主演，若你不聽從他們的勸告，有日惹禍上身，他們便得洋洋得意，且以你現在的痛苦來證實他們永恆的高明：誰叫你不識我們的好心！
但殊不知在壞的制度裏，好心也是能殺人的。
所謂殺人，有武殺，有文殺；有明殺，有暗殺。所謂武殺，便是見之於外在的兵刃，加之於血肉的人身，使之人頭落地，或者四肢分離；所謂文殺，就是執理使法，心欲殺而口不宣，手欲屠而舌不言，構陷設阱，設圈下套，潛包禍謀，陰為嫋誅，迫之對手走投無路，逼之束手就擒，任之宰割而兵不血刃；所謂明殺，便視法律為兒戲，視公意為宣囂，光天化日就可動手，日月昭昭即可行兇；所謂暗殺，便是顧忌於輿論，忌憚於聲音，便只能於悄然中戕殺，只能於黑暗中坑害，以避人耳目。然而君子國之特有好心殺人術，卻是更進一步，兼武殺與文殺之優，集明殺與暗殺之巧，合成為不動聲色的上成殺人法，有如仙俠傳中的飛劍，可以人不知鬼不覺地取你性命。
何為好心殺人術？即是以私情泯公義，以小利滅大惠，以近景斥遠圖，韓非子之謂行小忠，大忠之賊；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且以為所身食的毒藥是蜂蜜，所灌輸的蠱惑是真理，所熟悉的虛偽是正義，便把暴君的禍心當作淳良，惡客的歹謀當善意，轉過身來再向自己的親人下手，但並不自覺，還以為是仁慈，是關懷，是幫助，用溫暖的笑意開始抽刀，用苦心的勸說開始剝皮，用道貌岸然的嘴臉開始構陷，讓人死於甜言蜜語，糖衣炮彈而不覺。
所以魯迅在民國中悲言：“死於敵人的鋒刃，不是悲苦；死于不知何來的暗器，卻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戰友亂髮的流彈，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但何敵得過眼下的事實：死於戰場的太少，死于敵手的太少，死於親朋好友的手裏卻太多。在他們的好心之下，埋藏著太多亡靈，並複還用死者的鮮血，來滋潤他們現實的生活，用亡者的屍骸，弱者的痛苦，來向主子獻寵邀功，遂成為上等的幫兇，一品的奴才，不二的爪牙，難得的走卒。
還是前賢的話，“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無器叛逆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
或許有人不同意，要反駁，言這是必要的妥協，是韜光養晦的籌謀，是待機而動的智慧。只是嚴櫻君早就有話：但倘若妥協僅為一時之殘存，是變相縱容對家肆無忌憚，使理念不斷被蠶蝕，這些所謂“妥協”，就是出賣，是將個人之安逸穩妥淩駕理念，是借早已虛設的“理想”來寄生飽食，享盡名聲便宜。這些人容易大頭症發作，有意無意地自欺欺人，妄將個人的虛怯放大成運動的關鍵，失節當忍辱，棄土當播遷。滋生自他們的扭曲的黴念，會在自己的圈子裏不斷散播，沖淡熱誠，比立場鮮明的對家百倍危險。
妥協，必須是以能否實踐、拉近理想為唯一考慮，必須事先想清楚妥協是相讓，還是割讓，否則在今時今日的社會，實在沒必要再有那麼多霸著生地的死人——那些明明潘金蓮，卻偏要充秋瑾，猶抱琵琶又要半遮面，心想“救天下蒼生舍我其誰”，口裏則說“為了理想我要妥協我不能退”的人。就像情夫明明早已登堂入室解衣在前，你還死抓著一紙婚書，堅稱老婆屬你，枉信只要死忍到尾，有日她必回心轉意——沒錯，你有“妥協”，你有“理念”，何惜沒“志氣”。甘心屈服于魔鬼、還妄想魔鬼會獎勵報恩，才是最最最不切實際。
今日眼前的現實，是醬缸，一陷身，就註定無以自拔，再難喚起當日“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恢宏。第一次妥協，或許是個人的抉擇；可是妥協一次，就必然會有第二次，現實只會因為你的屈服而肆虐，不會因為你的“好意”而退讓，最終你是雙手將自己奉予現實，任其制肘，變相助長現實之無可逆轉。太多人的幾許丹心，都是失喪於接二連三的迫於無奈，結果不是今天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就是淪為犬儒消極，成為苟且之神。
於是，便複用君子國之好心殺人術，行走於江湖，出入於廟堂，見同類則同聲相應，見異類則陰謀不軌，倘若再不拆穿他們的伎倆，戳破他們的招術，無疑更多的人會上當，成為被綁的人質，預定的活俑。
但凡讀過中國歷史的人，皆知我國歷史的長河，是由人血淌成，梁啟超所謂二十四史不過是獨夫的家譜，大抵就便是這個意思。且到後來殺人殺得太多，血流也淤積得太多，拋屍無處化國土，淤血成泥輾作塵，於是就化為柏楊筆下的醬缸死水，窒息著民族的呼吸，腐爛著國民的靈魂，散發出濃濃的惡臭，讓正常人欲嘔。但生存其間的人們並不自覺，因為長年累月地習慣，還以為天下就是如此，生活也理應如此，便糞堆爭食，狗苟蠅營，竭力進行你死我活爾虞我詐的博殺迴圈。魯迅在《華蓋集》之《忽然想到》篇中感歎著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對於此我很是以為然，因為考就當下的現實，仿佛還是《資治通鑒》的續篇，並不曾走出家天下的窠臼。若說惟有區別，那便是更腐敗，更凶酷，更殘虐。特別是現在看到那些在民國時份已被魯迅口誅筆伐的屑小鼠輩，其無恥的身影又漸漸地在現實當中多了起來，並且以正人君子的方式開始行事，我便知道，他們又要開始殺人。
拾例講來，就如他們所反感的“革命”，所排斥的“暴力”。當有人一提到“暴力”，國內的某些知識份子，便皺眉，便搖頭，便撇嘴，一副深惡痛絕的表情，仿佛他們生活在世外桃源，童夢仙境一般，處處是禮義廉恥，到處是溫良恭讓。於是見到有不服於暴政的反抗，便驚訝，哎呀，不要動武啊，有話好好說；一見到有堅持于正義的鬥爭，便訓話，哎呀，你不要過激，要講理。不過恕我直言，這些正人君子之所以這麼大義凜然，這麼和顏悅色，實乃是禍不殃身，事不關己，無切身之痛而已，當可在旁高談闊論，並還附帶指點迷津，以顯學問高深，聰慧過人；不過更深層的用心，卻如王小平兄的分析，就是要把體制造成的災難歸結到你個人的不幸，訴諸於命運的安排，天意的難測，使散沙的社會依然散沙，隔離的人群依然隔離，以避免公憤在社會上傳染，共識在群體中形成，以影響他們現在即得的利益，快活的日子。
但綜觀歷史，沒有“暴力”，何有“革命”，沒有“革命”，何有社會的新陳代謝，文明的交迭更新？更何況面對不公不義不法的侵犯，法律也提倡正當防衛，以維護自己的生權權利，難道面對極權暴政，就必須繳械投降，作打殺隨其心意的順民？且在當今的體制下，是誰掌握了各種暴力資源？誰是該真正應該放棄暴力的人？這些知識份子到底是主張“非暴力不合作”，還是“非暴力合作”？是“與虎謀皮”，還是“為虎作倀”？
更為離奇的是，有些本已受到暴君迫害的人，卻反過身來替暴君講理說情或維護秩序，實在是不可思議。例如幾年前的某天安門母親，不就有篇呼籲高律師要回到維權範圍中來的著名文章麽？我很是有些震驚，難道只有他們的苦難，才算是苦難？他們的痛苦，才是痛苦？他們的鮮血才是血，他們的眼淚才是淚？莫非別人流出的無辜鮮血就是自來水？莫非別人所受到的欺壓折磨迫害，就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放之一旁，不管不顧，無動於衷？這樣愚蠢自私複又可憐的人物，身患斯德歌爾摩症而不自覺的人物，恐怕只有中國才出產，我希望這樣的人能少起來，或者清醒過來，但情況很不樂觀。
是的，我們這個社會就是如此的變態，就是如此的愚不可及。維權，你要在官方劃定的框框裏，不要越界。政論，你要在官方劃定的圈圈裏，不能超出。但能不能想到，這個由官方伸出的黑手所劃定的框框與圈圈，本身就是荒誕得要命，本身就是應反抗的物件？然而，人們不知不覺，麻木不仁，默然遵循，反過來還規勸他人，謂之為好心。
於是在這些荒腔走板的表演及光怪陸離的言論中，我仿佛窺見這些知識份子的底細：即是以善良的面孔隱匿怯懦，以正義的面孔遮蓋自私，以公平的面孔掩蔽妒嫉，以睿智的面孔躲藏愚蠢。
但萬萬你不能當眾揭開他們的這張皮，因為他們是名流，是學者，是社會賢達，是名望卓著的人士，且他們還有一個共通之處，就是都為既得利益的佔有者和分享者。所以你要一動，便是譖越；敢有異議，便是狂妄；維權，要按著他們採取的方式，不然就是胡來；政改，當然要他們領頭，不然就是越界；自由民主，須得聽從我們的吩咐，不然你就是瞎搞。為什麼？因為他們是自命的精英，官方欽定的奴才，政治正確的代表，道德高標的主演，若你不聽從他們的勸告，有日惹禍上身，他們便得洋洋得意，且以你現在的痛苦來證實他們永恆的高明：誰叫你不識我們的好心！
但殊不知在壞的制度裏，好心也是能殺人的。
所謂殺人，有武殺，有文殺；有明殺，有暗殺。所謂武殺，便是見之於外在的兵刃，加之於血肉的人身，使之人頭落地，或者四肢分離；所謂文殺，就是執理使法，心欲殺而口不宣，手欲屠而舌不言，構陷設阱，設圈下套，潛包禍謀，陰為嫋誅，迫之對手走投無路，逼之束手就擒，任之宰割而兵不血刃；所謂明殺，便視法律為兒戲，視公意為宣囂，光天化日就可動手，日月昭昭即可行兇；所謂暗殺，便是顧忌於輿論，忌憚於聲音，便只能於悄然中戕殺，只能於黑暗中坑害，以避人耳目。然而君子國之特有好心殺人術，卻是更進一步，兼武殺與文殺之優，集明殺與暗殺之巧，合成為不動聲色的上成殺人法，有如仙俠傳中的飛劍，可以人不知鬼不覺地取你性命。
何為好心殺人術？即是以私情泯公義，以小利滅大惠，以近景斥遠圖，韓非子之謂行小忠，大忠之賊；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且以為所身食的毒藥是蜂蜜，所灌輸的蠱惑是真理，所熟悉的虛偽是正義，便把暴君的禍心當作淳良，惡客的歹謀當善意，轉過身來再向自己的親人下手，但並不自覺，還以為是仁慈，是關懷，是幫助，用溫暖的笑意開始抽刀，用苦心的勸說開始剝皮，用道貌岸然的嘴臉開始構陷，讓人死於甜言蜜語，糖衣炮彈而不覺。
所以魯迅在民國中悲言：“死於敵人的鋒刃，不是悲苦；死于不知何來的暗器，卻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戰友亂髮的流彈，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但何敵得過眼下的事實：死於戰場的太少，死于敵手的太少，死於親朋好友的手裏卻太多。在他們的好心之下，埋藏著太多亡靈，並複還用死者的鮮血，來滋潤他們現實的生活，用亡者的屍骸，弱者的痛苦，來向主子獻寵邀功，遂成為上等的幫兇，一品的奴才，不二的爪牙，難得的走卒。
還是前賢的話，“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無器叛逆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
或許有人不同意，要反駁，言這是必要的妥協，是韜光養晦的籌謀，是待機而動的智慧。只是嚴櫻君早就有話：但倘若妥協僅為一時之殘存，是變相縱容對家肆無忌憚，使理念不斷被蠶蝕，這些所謂“妥協”，就是出賣，是將個人之安逸穩妥淩駕理念，是借早已虛設的“理想”來寄生飽食，享盡名聲便宜。這些人容易大頭症發作，有意無意地自欺欺人，妄將個人的虛怯放大成運動的關鍵，失節當忍辱，棄土當播遷。滋生自他們的扭曲的黴念，會在自己的圈子裏不斷散播，沖淡熱誠，比立場鮮明的對家百倍危險。
妥協，必須是以能否實踐、拉近理想為唯一考慮，必須事先想清楚妥協是相讓，還是割讓，否則在今時今日的社會，實在沒必要再有那麼多霸著生地的死人——那些明明潘金蓮，卻偏要充秋瑾，猶抱琵琶又要半遮面，心想“救天下蒼生舍我其誰”，口裏則說“為了理想我要妥協我不能退”的人。就像情夫明明早已登堂入室解衣在前，你還死抓著一紙婚書，堅稱老婆屬你，枉信只要死忍到尾，有日她必回心轉意——沒錯，你有“妥協”，你有“理念”，何惜沒“志氣”。甘心屈服于魔鬼、還妄想魔鬼會獎勵報恩，才是最最最不切實際。
今日眼前的現實，是醬缸，一陷身，就註定無以自拔，再難喚起當日“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恢宏。第一次妥協，或許是個人的抉擇；可是妥協一次，就必然會有第二次，現實只會因為你的屈服而肆虐，不會因為你的“好意”而退讓，最終你是雙手將自己奉予現實，任其制肘，變相助長現實之無可逆轉。太多人的幾許丹心，都是失喪於接二連三的迫於無奈，結果不是今天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就是淪為犬儒消極，成為苟且之神。
於是，便複用君子國之好心殺人術，行走於江湖，出入於廟堂，見同類則同聲相應，見異類則陰謀不軌，倘若再不拆穿他們的伎倆，戳破他們的招術，無疑更多的人會上當，成為被綁的人質，預定的活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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