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絕對是失控的專制制度，人類正義最神聖的法則，最基本的自由已無任何保障。我的內心在發出痛苦的呼號，我要反抗。我在抑制自己要說、要寫的欲望......
很遺憾在看過《約翰.克利斯朵夫》很久以後，才看到羅曼羅蘭寫的這段話。只因為在此之前，所有接觸過的有關他的書------例如小說、評論、傳記，都給我們塑造著這是一個人道主義都，一個左翼知識份子，一個同情蘇維埃，同情共產主義，甚至到後期是變成堅定的維護者這樣的形象。但統統這一切，隨著看完《莫斯科日記》後，我才發現，我又被騙了一次。
也不能說這些都是慌言，而且更得承認很多都是事實的存在。但是，就如同歷史不是選擇讓我們記住什麼，而是選擇讓我們忘記什麼一樣，一些更為真實的表明羅曼羅蘭後期觀點轉變的事件，就這樣有意識的有計劃的被隔絕在我們的視野之外。為此，寫下這篇文章，以讓更多的人瞭解羅曼羅曼出訪蘇聯後思想的真實情況。
從羅曼羅蘭前期的書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憎恨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和不公正的現象，渴望一個沒有剝削、人人平等的自由社會。但在西歐現實社會裏，他無從尋找這樣一個天堂。他轉向東，蘇聯吸引住他的目光。
在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發生經濟危機的時期，羅蘭同西方不少左翼作家一樣，完全相信蘇聯的宣傳。上世紀30年代法西斯主義先後在義大利和德國興起，引起羅蘭的警惕，更把全部希望寄託于社會主義國家蘇聯。1932他在世界反法西斯大會上發言時說道：“蘇聯存在的事實本身就是向剝削者的舊世界的挑戰，對被剝削的各國人民來說，蘇聯是他們的典範和希望。”紀德訪蘇之前對蘇聯的態度又何嘗不如此。他們把當時經濟蕭條的資本主義國家同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比，自然倒向蘇聯一邊。羅蘭在答復西方學者的公開信中寫道：“我自己毫不猶豫地站在蘇聯一邊，它是代表新的勞動世界的唯一堡壘。”
但這一切，只是他去蘇聯前的觀點。
我們先來看看羅曼羅蘭去蘇聯的原因是什麼，不是觀光，不是旅遊，準確的說，是情況所迫。當時有兩件事決定了羅曼羅蘭的成行：一是蘇聯國內因基洛夫被殺而開始的大規模鎮壓兇手和反對派。二是蘇法之間當時簽定了互援條約，但隨著反對派的反對升級，法國人對蘇聯的不信任逐日而增。作為“蘇聯的老朋友和維護者”的羅曼羅蘭，每天都收到大量的來信要求作出解釋與回答。但他無能為力，因為他也不知道蘇聯國外在發生著什麼。於是，羅曼羅蘭在這樣的背景下，前往了蘇聯。
在蘇聯，羅曼羅蘭與史達林及一大批蘇聯高官及各界人士進行了會晤。在與史達林單獨會談的一個多小時裏，史達林回答了羅曼羅蘭提出的所有問題，但史達林的回答，並沒有洩露什麼國家機密，他的談話中所提及的只是外界都已所知的，只不過是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開誠佈公”的方式表達了出來。例如，有關基洛夫被殺後的大規模鎮壓，史達林就解釋到：“我們已經得悉，犯罪分子在殺害基洛夫後，還打算對其他領導人實施兇殘的計畫，為了預防這種罪行，我們承擔了槍琵這些先生們的不愉快的責任。”僅僅是為了預防，就可以將無罪的人處以死刑。這就是史達林的解釋，史達林的邏輯。羅曼羅蘭還說到他對蘇聯頒佈的懲處十二歲以上兒童的法律不理解，史達林回答道：“我們應該通過這項鎮壓性的法律，以死刑來威脅十二歲以上的兒童罪犯，尤其是他們的教唆者。”史達林的話引起羅蘭的反感。他們兩人後來雖然還見過一面，但已無話可談了。羅曼羅蘭對基洛夫遇刺後列寧格勒實行的“行政流放令”的做法也極為反感，在日記中寫道：“哪怕建幾座集中營，簡易住房，讓有嫌疑的人先住在那裏，等候對他們案件的全面審查。但讓他們呆在露天的地方，沒有任何生活設施。這樣，許許多多的兒童將死于亞洲的風沙之中(也許誇大)。”他那時還不知道因基洛夫遇刺列寧格勒處決了數千人。
談話結束後，史達林建議羅曼羅蘭接受蘇聯安排的別墅，但羅曼羅蘭拒絕了。雖然拒絕了別墅，但無法拒絕蘇聯政府已經布控好了的各種限制。史達林邀請羅蘭訪蘇，是希望羅蘭為蘇聯說好話。讓他們住在高爾基莫斯科郊外的別墅裏，把羅蘭完全封閉起來，使他無法接觸普通老百姓，只讓他看蘇聯想讓他看的，不讓他看蘇聯不想讓他看的。但羅蘭以他敏銳的目光，依然發現了那隱藏在鮮花掌生下的蘇聯內情。
羅曼羅蘭曾受邀參加莫斯科紅場舉行的勞動青年體育節，史達林把他請到列寧墓主席臺上。羅曼羅蘭在當天的日記裏寫道：“我無法在兩個史達林之間找到共同點――前天在克里姆林宮同我交談的史達林和像羅馬皇帝那樣花了六小時欣賞自己的封神儀式的史達林。羅曼羅蘭看出史達林有意製造人民對他的崇拜，以此強化人民對他的忠誠，並指出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手段。“如果他真的感到惱火，他的一句話就足以消除這種可笑的崇拜。”羅蘭深知個人崇拜是極集權體制的產物，鎮壓則是鞏固這種體制的手段，但懷疑靠鎮壓來維持的體制能存在多久！
羅曼羅蘭收到一封陌生青年的來信，他告訴羅蘭，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上大學。羅蘭的妻子瑪莎是俄羅斯人，看了非常氣憤。高爾基向瑪莎解釋，出身不好的人進入大學將會帶來危險。如果需要犧牲一部分人，選擇多數還是少數呢？瑪莎反駁道：“就算是少數!可是如果這樣，我們有什麼權利譴責希特勒消滅在德國人口中占少數的猶太人呢？”高爾基只好用“即將頒佈賦予人民更多自由的憲法”把爭論敷衍過去。瑪莎的看法也是羅蘭的看法。
在蘇聯訪問的行程中，與羅曼羅蘭接觸最多的就是高爾基，他曾在高爾基家住了三周。但高爾基從未向羅蘭敞開過心扉。羅蘭看出高爾基內心的痛苦：“高爾基被封住了嘴。不幸的高爾基，榮譽纏身，備受敬重，但在內心深處對所有的利益都不感興趣。他寧願用這些利益換取昔日流浪漢的獨立。痛苦、思鄉和遺憾沉重地壓在他心頭上。”高爾基想看到的更美，更好，更人道的東西，沒有看到，卻只能看到一些他根本不想看到的東西。他為此痛苦萬分，他對這些根本無能無力，他周旋在幾個陣營裏，從不向任何人吐露自己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
負責監視高爾基的是他的秘書克留奇科夫。“克留奇科夫成為高爾基同外界聯繫的唯一中間人：收發信件和接待來訪者都由他負責，只有他能決定高爾基能見誰，不能見誰。”克留奇科夫聽命於史達林，在高爾基和史達林之間傳播資訊。高爾基去世後，克留奇科夫被史達林處決，因為他已經沒用了，況且知道的事情太多，留著有害無益。正好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狡兔死，走狗烹”。
但即使是瞭解了這些內情後，羅曼羅蘭在他的日記裏，依然書寫著對他蘇聯的幻想，雖然他已能夠清楚的知道這種幻想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我在作出總結時，說出了自己的有利於蘇聯與史達林的政策的意見。目前這些政策包含著某種消極的東西；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沒有錯誤（犯錯是人所固有的）。可是，史達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積極的東西遠遠超出所有消極的東西。我絲毫不懷疑，世界更美好的未來是與蘇聯的勝利連在一起的。”
而繼羅曼羅蘭訪蘇一年後，同樣的法國作家，社會主義支持者紀德在訪蘇歸來後，直接發表了《訪蘇歸來》，明確表示了對蘇聯的幻想的破滅。
而從蘇聯回來後的羅曼羅蘭，卻痛苦的發現他的幻想的虛無。他雖然還是在公開場合中依然維護蘇聯政府，但私下卻將自己痛苦的思索寫在日記裏:。當蘇聯傳來一個個的熟人被槍斃的消息時，他終於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怒火，寫下：“這絕對是失控的專制制度，人類正義最神聖的法則，最基本的自由已無任何保障。我的內心在發出痛苦的呼號，我要反抗。我在抑制自己要說、要寫的欲望......
雖然這時他還抱有幻想，但他已不再信任史達林。他依然信賴著蘇聯政府。但更多的蘇聯內部大清洗的新聞傳來時，更多他訪蘇時認識的人聽聞被槍斃時，他對蘇聯社會主義也拉開了距離，但仍然保留著自己對社會主義的看法。
《莫斯科日記》，一直不能出版。曾在日記稿上，羅曼羅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未經我的特別允許，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滿之前，不能發表這個筆記-----無論是全文，還是片段。我本人不允許發表這個筆記，也不允許出版任何片段。
無論是羅曼羅蘭本人的原因，還是史達林不允許出版的原因，我相信羅曼羅蘭在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心裏充滿了深沉的悲哀與淒涼。
這是羅曼羅蘭的悲劇，是他盲目崇信史達林與蘇聯的悲劇。但是他塵封的《莫斯科日記》，卻又是蘇聯見體的預見與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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