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談到張競生，多數人已是茫然不知，但在上世紀舊的年代，卻是聲名顯著的一個人物，當年同與胡適為北大哲學系兩個最年青的教授，後卻因為他的《性史》風波，年逐衰落，每況愈下，而胡適卻以北大為起點，日漸輝煌，青雲直上，命運殊途之差異，讓人嗟籲，直如張九齡之“運命唯所遇，迴圈不可尋”，更似杜工部之“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了。
張競生雖因《性史》而出名，但卻絕非“性學博士”或“賣春博士”，而是法國里昂大學的哲學博士。他昔年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被委任為南方議和團的首席秘書，參與南北議和的談判，促成清王朝的終結。他是民國三大博士之一、中國現代民俗學的先驅、中國第一位翻譯盧梭《懺悔錄》的譯者、中國第一位提出邏輯學概念的學者、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先驅者之一、中國近代性學第一人、中國計劃生育第一人。李敖曾經說“編《性史》的張競生、主張在教室裸體寫生的劉海粟與唱《毛毛雨》的黎錦暉，被傳統勢力視為“三大文妖”，張競生更在當時被罵以“淫蟲”，但時代終證明“文妖”其為先知，“淫蟲”實為學論，但卻已是一江春水東流去，昨日星辰昨日風。
張競生在當時雖因其學問惹起爭議，引禍上身，明罪雖是“宣傳性學，毒害青年，擾亂風紀，敗壞人常”，實因卻為觀點雖是真知灼見，但不容於當時之環境，逆于道學之人心，其言論被視為洪水猛獸，其認知被識為邪門歪道，最終弄到身敗名裂，惜為可歎，實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性人物。但又如今日來看，其形跡雖如異端，其主張卻是先驅。張競生在性學方面最出名的就是提出了“第三種水”，“第三種水”是女性性高潮時從巴氏腺囊釋放出來的體液，直到1958 年，德國女科專家格萊芬堡通過科學手段才予以證實，及後還出版了專著《格氏點》，又稱“G點”，而張競生在一九二幾年便已知。又例如在人口控制方面，張競生在1920年已經向當時的廣東省長陳烱明提倡節育的觀念，但被當時有十多個子女的陳大罵為“神經病”；而路過上海時，被汪精衛在家請飯，見其子女滿屋，汪精衛遂不好意思的對他說道：“我也是贊成節育的，但結果竟是這樣呵！”。另外在1953年也曾上書中央要求提倡科學地節育，都比馬寅初在1960年發表的《新人口論》為早，也比費孝通走前了很多年。另外有學者以為金岳霖是把西方邏輯傳入中國的第一人，當然如果要考證的話，湯若望的時候已經把當時西方的邏輯傳入中國，但是否嚴謹意義下的現代西方邏輯，當然有待商榷，但若真的要算起第一個在北京大學教或在當時中國大學教邏輯學的，斷非金嶽霖，而是張競生。
雖是學問非常，但張競生自身性格，卻也有怪異偏激之處。清末時分，他中學結業後，他父親便要他回鄉去當鄉紳，那個時候，中學畢業生，等同科舉時的“貢士”，有祠產，也可用藍衫雀頂，在社會更有種種便宜的地位。可是他不同意他父親的安排，自己渴望北上升學，他父親不應，父子紛爭後，陡然計上心頭，背地裏在縣衙門裏告了他父親一狀。
父親不給兒子讀書，兒子竟然向官控訴，在前清是駭人聽聞的怪事，但卻只是不讓他深造的控訴；縣官便傳了他父親勸諭，老頭子知道底細，氣得直瞪眼。經縣官調解下，便忍下憤怒，撥款助他北行求學。
前面提及張競生加入同盟會，起因正是張競生到北京後，那時汪精衛刺攝政王案正發生，被擒下獄，張競生被好奇心驅使，便常到獄中訪汪，時時接濟些銀錢食物，一日便有熟人來會，說是與汪精衛未婚妻陳壁君同來謀救汪逃獄，張競生感于汪精衛“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豪氣，就答應陳壁君之約，可惜計策雖有，但不能實行，於是陳壁君離京，張競生繼續留校，學習法文，並消磨時光在佛經中。過約一年之久，武昌起義，汪精衛出獄到天津組織“京、津、保同盟會”，張競生遂離開京師大學前往天津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被孫中山委任為南方議和團秘書，與袁世凱、唐紹儀折沖樽俎，討價還價，促成清帝退位，終結封建王朝。直到革命政府成立，張競生或是覺得自身學識還一無所成，便申請官費留學法國，1912年10月，張競生與宋子文、楊杏佛、任鴻等人以官費生出國。張競生先進了巴黎大學哲學系，1916年獲學士學位；後進里昂大學哲學系，學術上深受盧梭的影響。1919年以《關於盧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論之探討》為題通過論文答辯，獲哲學博士學位，同時也遊歷英國、德國、比利時，精通英語、德語、法語。但正是在巴黎這個浪漫之都，張競生領略並建立了他的性學觀念。在法國，革命的話語和性的話語是並存的，很多法國的革命領袖同時也是性小說家，比如入祀先賢祠的第一人米拉波，是法國大革命一位叱吒風雲的革命領袖，他在僅僅42年的短暫人生裏,創作了4部性小說，即《性典》、《天生的蕩子》、《他她修道院院長》、《撩起窗簾》等。張競生在這樣一個文化背景下耳濡目染，加上他奔放張揚的天性，強化了他這方面的研究興趣。
縱觀張競生的文章，即便是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也算是驚世駭俗，徐志摩的文章可算是香豔，到其情深處是“濃得化不開”，而張競生的文章比較起來可算是濫情了，其香豔處更為赤裸露骨，通篇紀錄了自己的情史、獵豔史，即便現在的作家，也即少把自己與女友做愛的細節寫入書裏，而張競生在字裏行間對這些往事似乎都充滿著得意之色，不斷炫耀著自己與外國女友的性史，這只要看看《十年情場》中那些章節標題就可見一斑了，如：“在巴黎惹草拈花”、“留學時代的浪漫史”、“彼此全身都酥軟”、“海濱變成我倆的洞房”、“倫敦的一次奇遇”、“嬌小玲瓏的瑞士女郎”、“我是一隻采花的昆蟲”、“爬上樹上尋歡”等等，不一而足。不過，張競生的文字雖然濫情，但卻絕不是庸俗下流的文風，內容雖然大膽，卻也只能說是態度來得坦率，讀來讓人感覺自然灑脫，是由性情衷出的文字。這當然也於他的美學思想有關，張競生的美學思想是要求解除束縛，要回歸大自然，如他不停地強調美是以大自然為標準，以真及美為標準，所以張競生會在樹林、在沙灘、在野外的地方與人性交，關於這一點，他的一位法國女友，帶他去法國自然派的大本營-----日出島恐怕有很大的影響。
“Heliopolis”（古希臘語意為太陽之城），為裸體主義者德斯-加斯頓和安德列-杜裏危勒在1931年所創立，其宗旨就是反對現代化扭曲變異的文明，物質對人的束縛，遠離城市的喧囂，提倡自然質樸，其標誌就是反璞歸真，回歸自然，赤身裸體，過健康衛生的生活，遂成為裸體者的世外桃源。這種行為有如魏晉狂士“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也如古希臘人。張競生在生活的觀念上，可以說在此受到很大的影響，漸形成他美的思想及觀點，這在他的文章及理念中，亦也充足的表示，提倡自食其力並身體力行，入田勞動，開辦農場，並發起鄉村建設，在衣食住行方面，也遵守自然的規律，不食肉而食蔬菜與水果，不飲酒而飲果汁，精神上注重樂觀，不作無謂的顧慮，這也是我們近年來才興起的飲食及生活觀念。
張競生在法國接受了大量西方學術和思想，腦子裏裝滿了社會學、性學、優生優育之類的學問回國，這位法國裏晶大學畢業的哲學博士公開聲稱:“性快樂也是人生快樂之一種。”這種主張在當時稱得上驚世駭俗。1921年10月，蔡元培正在北京大學推行“相容並包”的治校方針，遂聘任他為北京大學哲學教授。教授西方哲學史、法國唯理論、美的人生觀、美的社會組織法、美學和性心理學等。他是第一個在大學裏教授邏輯的人，還寫了一本邏輯學著作《普遍的邏輯》當成教材。實際上,張競生的《普遍的邏輯》和章士釗的《邏輯指要》都是邏輯學的開山之作。在任教之余，張競生還開設講座，講性心理和愛情問題，深受學生歡迎。他的講義《美的人生觀》被印成冊在北大廣為流傳。並於當時在《晨報副刊》發起著名的愛情大討論“愛情四定則”： 一、愛情是有條件的；二、愛情是可比較的；三、愛情是可變遷的；四、夫妻為朋友的一種。而這篇文章竟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開的愛情觀大討論的導火線。僅兩個月，就有梁啟超、魯迅、許廣平等在內的60多位讀者參加討論。在1923年5月，北大國學門成立“風俗調查會”，張被推舉為主席。在擬定風俗調查表時，他列出30多項，“性史”便是其中一項。在他看來，“人生哲學，孰有重大過於性學”？據傳，張作霖進京時曾揚言，要把這個傷風敗俗的傢伙拉出去槍斃。張競生雖然沒被斃掉，但他提出的“性史”一項，卻被調查會否決。張競生不甘心，乾脆在《京報副刊》發徵稿啟事，公開向社會徵集“性史”。先後收稿300餘篇，遂成《性史》。
《性史》一出，便如到口誅筆伐，尤其是《序言》中聲稱：“我們不但看性為一種學問，我們尤當看它作一種藝術。”這種“美的人生觀”顯然觸怒了時人，報紙和雜誌對他猛烈抨擊。即使是在此前因發表《性道德之科學標準》而遭猛烈批評的周建人，批判起《性史》也毫不留情。宋子文更是點名斥責張宣導“亂愛”和“淫亂”。 梁實秋更是撰寫《張競生醜態畢露》、《性學博士》等一系列文章，呼籲應取締他出版的書。雖然這本被林語堂稱為“很頹廢的書”，出版4個月後，便因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荃以“誨淫之書，以此為最，青年閱之，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獸”的罪名提請天津警方在天津查禁，員警廳下令將《性史》等書全部沒收，並且“嚴密查察，如有售賣，送案究懲，勿稍姑息，以維風化”。此舉當然遭到南開一些開明師生的強烈不滿，有人投書報刊，指責“入了張伯苓的南開，就好似入了始皇帝的秦國：教你怎樣你就得怎樣。隨便草上一封信，而全天津的人便不能再看《性史》等書。”而周作人在《語絲》的“南開與淫書”一文中發表了投書，並表示了他本人對於此事的態度：周作人說他已經看過《性史》等書，“覺得並沒有什麼，不覺得這些書的害甚於洪水猛獸。”又說：我並不因為認識張競生章衣萍諸君而想替他們辯解，我也不說這些書於科學上或文學上有怎樣大的價值，我也不想拿去給自家的或友人家的子女讀，然而我也不覺得怎麼可怕，自然更沒有“查封”之必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這些書，我恐怕也要干涉，不過我只想替他們指出這些書中的缺點與謬誤，引導他們去讀更精確的關於性知識的書籍。雖然隨後張競生本人也關照書店不再重印。但這卻讓這本小冊子在地下更加暢銷，不法書商大肆翻印。甚至盜用張的名義拋出多種《性史》續集，內容淫穢，令張名譽掃地。
雖然魯迅說張競生的主張要到25世紀才能實現，但與周氏兄弟的爭執，與潘光旦的筆仗，卻是很快到來，因“第三種水”的問題，遭到周作人、周建人、潘光旦等人的抨擊。他們認為此說是“不科學”；又說丹田運氣之類是企圖復興道家的腐朽糟粕。平心而論，到了今天，我們早已不難發現，這些抨擊當然不全正確----有的是因所見不廣，有的有些“上綱上線”。當時張競生自然不服，也寫文反駁，大打了一場筆墨官司。且後又與周作人因《恨》一文，發生交惡，兩個遂以惡罵收場，周作人也把文集重版時原先那篇稱讚張競生極有天才的文章抽去。而至於潘光旦，正如卡維波所言：“在張競生與潘光旦的論戰中，後者只是用西方性學大師與性學術的大帽子來批判張競生的‘偽性科學’（潘光旦曾翻譯過西方性學大師藹理士之著作）（引案，張競生也譯過藹理士的著作）。在張競生飽受社會保守勢力打擊與壓迫時，潘光旦的批判頗有落井下石的味道。”
一九二六之際，張競生因時局關係，脫離北大，前往上海，開辦了美的書店，集編輯、出版、銷售於一身，開業之後，生意興隆，張競生他們所編的各種書籍經常很快銷售一空。這除了銷售他們自己印製的圖書外，也或於當時他們所大膽雇用年輕漂亮的女店員有關。魯迅撰文諷刺道：“最露骨的是張競生博士所開的美的書店，曾經對面呆站著兩個年青臉白的女店員……”。不難設想，這樣一家以編印銷售“性書”為特色的書店，再加上獨樹一幟的年輕漂亮的女店員，當然是非常轟動的。張競生自己對此也非常得意，他後來回憶說：“這間小小的書店，……左近那些大書店如中華、商務等，若是與我們這間美的書店的門市一比，還是輸卻一籌。”但後卻因同行排擠，惡意傾軋而關門，為時約有兩年光景。張競生隨即再度赴法國，研究社會學和美學、地方自治與農村組紀念品，再回國後，已是壯志消歇，隱居故鄉饒平，絕口不提他的性學說，而是潛心研究農業經濟問題，先後寫出《農業復興試驗談》、《人口與經濟問題評議》等調查報告，並為家鄉修路建學，贏得極高聲譽。
1949年前後，張競生曾稍有一段安靜的晚年歲月，頗給人以塵埃落定、洗盡鉛華的感覺。他回首往事，整理舊稿新著，為後人留下了不少作品。他的《十年情場》由新加坡 《夜燈報》社出版，《浮生漫 談》由香港三育圖書文藝公司出版，《愛的旋渦》由香港《知識》半月刊社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在1953年春，張競生連夜寫下十三萬餘字的《我的幾點意見》，上書毛澤東“為了民眾的長遠利益，必須科學地節制生育”，但同樣受詆於當時。另據說他在 1960年還完成了哲學著作《系統與規律的異同》、《記憶與意識》。但是，他終於未能躲過政治運動的傾襲，其親友被殘酷折磨，其弟受盡淩辱毒刑後槍斃，其妻不堪受辱，被逼自殺，其十歲的幼子，也在土改時被劃為“小地主”，飽受欺壓，雖然在反右當中內定中右，沒有戴帽，卻終沒躲過“文化大革命”這一劫，張競生被扣上“反動權威”等帽子，遊街批鬥，遣往饒平縣鄉間勞改。雖是風燭殘年，落得淒涼落寞不說，還日日飽受紅衛兵無知橫蠻的摧殘折磨。1970年他在“牛棚”夜讀，突發腦溢血，翌日即去世，終年82歲。
總體而言，張競生是一個超越了時代的悲劇人物。生前，他黯然寫道：“毀譽原無一定的。凡大思想家類多受低於當時而獲直於後世者。”可謂是經世閱歷後的心語，也算是他一生寫照的認識。張競生學問中不乏其真知灼見，卻因各種因素總是埋沒於世間，其人於革命有所貢獻，在鄉村建設運動上，更是以“南梁北張”與梁漱溟並稱。在思想認識上，更如一塊石頭投入了五四時期國人的死水微瀾，激起不少浪花，打破了當時的道德枷鎖，但其人卻也亦投入水中的石塊，激起漣漪後已便不在，消失在五四的狂潮中，被人遺忘，而個人其命運，也終是以悲劇所告終。斯人已逝，及不可尋，今以此文，不僅只為紀念，更想是疑問，什麼時候的社會，才能容納於此樣的異端在世間？
張競生雖因《性史》而出名，但卻絕非“性學博士”或“賣春博士”，而是法國里昂大學的哲學博士。他昔年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被委任為南方議和團的首席秘書，參與南北議和的談判，促成清王朝的終結。他是民國三大博士之一、中國現代民俗學的先驅、中國第一位翻譯盧梭《懺悔錄》的譯者、中國第一位提出邏輯學概念的學者、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先驅者之一、中國近代性學第一人、中國計劃生育第一人。李敖曾經說“編《性史》的張競生、主張在教室裸體寫生的劉海粟與唱《毛毛雨》的黎錦暉，被傳統勢力視為“三大文妖”，張競生更在當時被罵以“淫蟲”，但時代終證明“文妖”其為先知，“淫蟲”實為學論，但卻已是一江春水東流去，昨日星辰昨日風。
張競生在當時雖因其學問惹起爭議，引禍上身，明罪雖是“宣傳性學，毒害青年，擾亂風紀，敗壞人常”，實因卻為觀點雖是真知灼見，但不容於當時之環境，逆于道學之人心，其言論被視為洪水猛獸，其認知被識為邪門歪道，最終弄到身敗名裂，惜為可歎，實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性人物。但又如今日來看，其形跡雖如異端，其主張卻是先驅。張競生在性學方面最出名的就是提出了“第三種水”，“第三種水”是女性性高潮時從巴氏腺囊釋放出來的體液，直到1958 年，德國女科專家格萊芬堡通過科學手段才予以證實，及後還出版了專著《格氏點》，又稱“G點”，而張競生在一九二幾年便已知。又例如在人口控制方面，張競生在1920年已經向當時的廣東省長陳烱明提倡節育的觀念，但被當時有十多個子女的陳大罵為“神經病”；而路過上海時，被汪精衛在家請飯，見其子女滿屋，汪精衛遂不好意思的對他說道：“我也是贊成節育的，但結果竟是這樣呵！”。另外在1953年也曾上書中央要求提倡科學地節育，都比馬寅初在1960年發表的《新人口論》為早，也比費孝通走前了很多年。另外有學者以為金岳霖是把西方邏輯傳入中國的第一人，當然如果要考證的話，湯若望的時候已經把當時西方的邏輯傳入中國，但是否嚴謹意義下的現代西方邏輯，當然有待商榷，但若真的要算起第一個在北京大學教或在當時中國大學教邏輯學的，斷非金嶽霖，而是張競生。
雖是學問非常，但張競生自身性格，卻也有怪異偏激之處。清末時分，他中學結業後，他父親便要他回鄉去當鄉紳，那個時候，中學畢業生，等同科舉時的“貢士”，有祠產，也可用藍衫雀頂，在社會更有種種便宜的地位。可是他不同意他父親的安排，自己渴望北上升學，他父親不應，父子紛爭後，陡然計上心頭，背地裏在縣衙門裏告了他父親一狀。
父親不給兒子讀書，兒子竟然向官控訴，在前清是駭人聽聞的怪事，但卻只是不讓他深造的控訴；縣官便傳了他父親勸諭，老頭子知道底細，氣得直瞪眼。經縣官調解下，便忍下憤怒，撥款助他北行求學。
前面提及張競生加入同盟會，起因正是張競生到北京後，那時汪精衛刺攝政王案正發生，被擒下獄，張競生被好奇心驅使，便常到獄中訪汪，時時接濟些銀錢食物，一日便有熟人來會，說是與汪精衛未婚妻陳壁君同來謀救汪逃獄，張競生感于汪精衛“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豪氣，就答應陳壁君之約，可惜計策雖有，但不能實行，於是陳壁君離京，張競生繼續留校，學習法文，並消磨時光在佛經中。過約一年之久，武昌起義，汪精衛出獄到天津組織“京、津、保同盟會”，張競生遂離開京師大學前往天津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被孫中山委任為南方議和團秘書，與袁世凱、唐紹儀折沖樽俎，討價還價，促成清帝退位，終結封建王朝。直到革命政府成立，張競生或是覺得自身學識還一無所成，便申請官費留學法國，1912年10月，張競生與宋子文、楊杏佛、任鴻等人以官費生出國。張競生先進了巴黎大學哲學系，1916年獲學士學位；後進里昂大學哲學系，學術上深受盧梭的影響。1919年以《關於盧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論之探討》為題通過論文答辯，獲哲學博士學位，同時也遊歷英國、德國、比利時，精通英語、德語、法語。但正是在巴黎這個浪漫之都，張競生領略並建立了他的性學觀念。在法國，革命的話語和性的話語是並存的，很多法國的革命領袖同時也是性小說家，比如入祀先賢祠的第一人米拉波，是法國大革命一位叱吒風雲的革命領袖，他在僅僅42年的短暫人生裏,創作了4部性小說，即《性典》、《天生的蕩子》、《他她修道院院長》、《撩起窗簾》等。張競生在這樣一個文化背景下耳濡目染，加上他奔放張揚的天性，強化了他這方面的研究興趣。
縱觀張競生的文章，即便是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也算是驚世駭俗，徐志摩的文章可算是香豔，到其情深處是“濃得化不開”，而張競生的文章比較起來可算是濫情了，其香豔處更為赤裸露骨，通篇紀錄了自己的情史、獵豔史，即便現在的作家，也即少把自己與女友做愛的細節寫入書裏，而張競生在字裏行間對這些往事似乎都充滿著得意之色，不斷炫耀著自己與外國女友的性史，這只要看看《十年情場》中那些章節標題就可見一斑了，如：“在巴黎惹草拈花”、“留學時代的浪漫史”、“彼此全身都酥軟”、“海濱變成我倆的洞房”、“倫敦的一次奇遇”、“嬌小玲瓏的瑞士女郎”、“我是一隻采花的昆蟲”、“爬上樹上尋歡”等等，不一而足。不過，張競生的文字雖然濫情，但卻絕不是庸俗下流的文風，內容雖然大膽，卻也只能說是態度來得坦率，讀來讓人感覺自然灑脫，是由性情衷出的文字。這當然也於他的美學思想有關，張競生的美學思想是要求解除束縛，要回歸大自然，如他不停地強調美是以大自然為標準，以真及美為標準，所以張競生會在樹林、在沙灘、在野外的地方與人性交，關於這一點，他的一位法國女友，帶他去法國自然派的大本營-----日出島恐怕有很大的影響。
“Heliopolis”（古希臘語意為太陽之城），為裸體主義者德斯-加斯頓和安德列-杜裏危勒在1931年所創立，其宗旨就是反對現代化扭曲變異的文明，物質對人的束縛，遠離城市的喧囂，提倡自然質樸，其標誌就是反璞歸真，回歸自然，赤身裸體，過健康衛生的生活，遂成為裸體者的世外桃源。這種行為有如魏晉狂士“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也如古希臘人。張競生在生活的觀念上，可以說在此受到很大的影響，漸形成他美的思想及觀點，這在他的文章及理念中，亦也充足的表示，提倡自食其力並身體力行，入田勞動，開辦農場，並發起鄉村建設，在衣食住行方面，也遵守自然的規律，不食肉而食蔬菜與水果，不飲酒而飲果汁，精神上注重樂觀，不作無謂的顧慮，這也是我們近年來才興起的飲食及生活觀念。
張競生在法國接受了大量西方學術和思想，腦子裏裝滿了社會學、性學、優生優育之類的學問回國，這位法國裏晶大學畢業的哲學博士公開聲稱:“性快樂也是人生快樂之一種。”這種主張在當時稱得上驚世駭俗。1921年10月，蔡元培正在北京大學推行“相容並包”的治校方針，遂聘任他為北京大學哲學教授。教授西方哲學史、法國唯理論、美的人生觀、美的社會組織法、美學和性心理學等。他是第一個在大學裏教授邏輯的人，還寫了一本邏輯學著作《普遍的邏輯》當成教材。實際上,張競生的《普遍的邏輯》和章士釗的《邏輯指要》都是邏輯學的開山之作。在任教之余，張競生還開設講座，講性心理和愛情問題，深受學生歡迎。他的講義《美的人生觀》被印成冊在北大廣為流傳。並於當時在《晨報副刊》發起著名的愛情大討論“愛情四定則”： 一、愛情是有條件的；二、愛情是可比較的；三、愛情是可變遷的；四、夫妻為朋友的一種。而這篇文章竟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開的愛情觀大討論的導火線。僅兩個月，就有梁啟超、魯迅、許廣平等在內的60多位讀者參加討論。在1923年5月，北大國學門成立“風俗調查會”，張被推舉為主席。在擬定風俗調查表時，他列出30多項，“性史”便是其中一項。在他看來，“人生哲學，孰有重大過於性學”？據傳，張作霖進京時曾揚言，要把這個傷風敗俗的傢伙拉出去槍斃。張競生雖然沒被斃掉，但他提出的“性史”一項，卻被調查會否決。張競生不甘心，乾脆在《京報副刊》發徵稿啟事，公開向社會徵集“性史”。先後收稿300餘篇，遂成《性史》。
《性史》一出，便如到口誅筆伐，尤其是《序言》中聲稱：“我們不但看性為一種學問，我們尤當看它作一種藝術。”這種“美的人生觀”顯然觸怒了時人，報紙和雜誌對他猛烈抨擊。即使是在此前因發表《性道德之科學標準》而遭猛烈批評的周建人，批判起《性史》也毫不留情。宋子文更是點名斥責張宣導“亂愛”和“淫亂”。 梁實秋更是撰寫《張競生醜態畢露》、《性學博士》等一系列文章，呼籲應取締他出版的書。雖然這本被林語堂稱為“很頹廢的書”，出版4個月後，便因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荃以“誨淫之書，以此為最，青年閱之，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獸”的罪名提請天津警方在天津查禁，員警廳下令將《性史》等書全部沒收，並且“嚴密查察，如有售賣，送案究懲，勿稍姑息，以維風化”。此舉當然遭到南開一些開明師生的強烈不滿，有人投書報刊，指責“入了張伯苓的南開，就好似入了始皇帝的秦國：教你怎樣你就得怎樣。隨便草上一封信，而全天津的人便不能再看《性史》等書。”而周作人在《語絲》的“南開與淫書”一文中發表了投書，並表示了他本人對於此事的態度：周作人說他已經看過《性史》等書，“覺得並沒有什麼，不覺得這些書的害甚於洪水猛獸。”又說：我並不因為認識張競生章衣萍諸君而想替他們辯解，我也不說這些書於科學上或文學上有怎樣大的價值，我也不想拿去給自家的或友人家的子女讀，然而我也不覺得怎麼可怕，自然更沒有“查封”之必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這些書，我恐怕也要干涉，不過我只想替他們指出這些書中的缺點與謬誤，引導他們去讀更精確的關於性知識的書籍。雖然隨後張競生本人也關照書店不再重印。但這卻讓這本小冊子在地下更加暢銷，不法書商大肆翻印。甚至盜用張的名義拋出多種《性史》續集，內容淫穢，令張名譽掃地。
雖然魯迅說張競生的主張要到25世紀才能實現，但與周氏兄弟的爭執，與潘光旦的筆仗，卻是很快到來，因“第三種水”的問題，遭到周作人、周建人、潘光旦等人的抨擊。他們認為此說是“不科學”；又說丹田運氣之類是企圖復興道家的腐朽糟粕。平心而論，到了今天，我們早已不難發現，這些抨擊當然不全正確----有的是因所見不廣，有的有些“上綱上線”。當時張競生自然不服，也寫文反駁，大打了一場筆墨官司。且後又與周作人因《恨》一文，發生交惡，兩個遂以惡罵收場，周作人也把文集重版時原先那篇稱讚張競生極有天才的文章抽去。而至於潘光旦，正如卡維波所言：“在張競生與潘光旦的論戰中，後者只是用西方性學大師與性學術的大帽子來批判張競生的‘偽性科學’（潘光旦曾翻譯過西方性學大師藹理士之著作）（引案，張競生也譯過藹理士的著作）。在張競生飽受社會保守勢力打擊與壓迫時，潘光旦的批判頗有落井下石的味道。”
一九二六之際，張競生因時局關係，脫離北大，前往上海，開辦了美的書店，集編輯、出版、銷售於一身，開業之後，生意興隆，張競生他們所編的各種書籍經常很快銷售一空。這除了銷售他們自己印製的圖書外，也或於當時他們所大膽雇用年輕漂亮的女店員有關。魯迅撰文諷刺道：“最露骨的是張競生博士所開的美的書店，曾經對面呆站著兩個年青臉白的女店員……”。不難設想，這樣一家以編印銷售“性書”為特色的書店，再加上獨樹一幟的年輕漂亮的女店員，當然是非常轟動的。張競生自己對此也非常得意，他後來回憶說：“這間小小的書店，……左近那些大書店如中華、商務等，若是與我們這間美的書店的門市一比，還是輸卻一籌。”但後卻因同行排擠，惡意傾軋而關門，為時約有兩年光景。張競生隨即再度赴法國，研究社會學和美學、地方自治與農村組紀念品，再回國後，已是壯志消歇，隱居故鄉饒平，絕口不提他的性學說，而是潛心研究農業經濟問題，先後寫出《農業復興試驗談》、《人口與經濟問題評議》等調查報告，並為家鄉修路建學，贏得極高聲譽。
1949年前後，張競生曾稍有一段安靜的晚年歲月，頗給人以塵埃落定、洗盡鉛華的感覺。他回首往事，整理舊稿新著，為後人留下了不少作品。他的《十年情場》由新加坡 《夜燈報》社出版，《浮生漫 談》由香港三育圖書文藝公司出版，《愛的旋渦》由香港《知識》半月刊社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在1953年春，張競生連夜寫下十三萬餘字的《我的幾點意見》，上書毛澤東“為了民眾的長遠利益，必須科學地節制生育”，但同樣受詆於當時。另據說他在 1960年還完成了哲學著作《系統與規律的異同》、《記憶與意識》。但是，他終於未能躲過政治運動的傾襲，其親友被殘酷折磨，其弟受盡淩辱毒刑後槍斃，其妻不堪受辱，被逼自殺，其十歲的幼子，也在土改時被劃為“小地主”，飽受欺壓，雖然在反右當中內定中右，沒有戴帽，卻終沒躲過“文化大革命”這一劫，張競生被扣上“反動權威”等帽子，遊街批鬥，遣往饒平縣鄉間勞改。雖是風燭殘年，落得淒涼落寞不說，還日日飽受紅衛兵無知橫蠻的摧殘折磨。1970年他在“牛棚”夜讀，突發腦溢血，翌日即去世，終年82歲。
總體而言，張競生是一個超越了時代的悲劇人物。生前，他黯然寫道：“毀譽原無一定的。凡大思想家類多受低於當時而獲直於後世者。”可謂是經世閱歷後的心語，也算是他一生寫照的認識。張競生學問中不乏其真知灼見，卻因各種因素總是埋沒於世間，其人於革命有所貢獻，在鄉村建設運動上，更是以“南梁北張”與梁漱溟並稱。在思想認識上，更如一塊石頭投入了五四時期國人的死水微瀾，激起不少浪花，打破了當時的道德枷鎖，但其人卻也亦投入水中的石塊，激起漣漪後已便不在，消失在五四的狂潮中，被人遺忘，而個人其命運，也終是以悲劇所告終。斯人已逝，及不可尋，今以此文，不僅只為紀念，更想是疑問，什麼時候的社會，才能容納於此樣的異端在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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