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與幼稚園

近日讀陶菊隱先生《武夫當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一書，發現有一袁世凱通電闢謠想做皇帝的妙文，節選如下：“客歲武昌起義，各省景從，遂使二千餘年專制之舊邦，一躍而為共和政體。世凱以衰朽之年，躬北盛舉，私願從此退休田裏，共用升平；乃荷國民委託之殷，膺茲重任……區區此心，可質天日……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壞，藉端熒惑，不顧大局，則世凱亦惟有從國民之公意，與天下共棄之！”

言辭不能不說是慷慨激昂，態度不能說不是披肚瀝血，但袁世凱終於還是因稱帝而留取駡名，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袁世凱幕僚之中文人墨客不少，籌安會諸名士遺老何不推薦陸機的《豪士賦序》？曾國藩對屬下自立為王之請，曾有詩“倚天照海花無數，高山流水心自知”，而袁世凱或許不讀“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逾量”，終於是“代大匠斫者必傷其手”。

但是且不管他，袁世凱做不做皇帝，張勳留不留辯子，孫大炮當不當黨魁，毛澤東數不數風流人物，與我等小民有何關係？然而不知為何，我卻從這段近百年前的塵封往事，情不自禁地聯想到國內某一敏感詞出訪日本時的新聞。話說敏感詞參觀一所幼稚園時，有一小朋友提問：“胡爺爺，你為什麼想當主席呢？”圍觀的人群發出善意的笑聲，敏感詞也笑著說：“不是我想當主席，是全國人民選我做主席，我不能辜負全國人民的期望。”

看著敏感詞笑了，其實我也笑了，瞧這話說得多麼有水準，通篇透露著謙虛、客氣、禮讓、平易近人、虛懷若谷，更或有些隱約散發出來的當仁不讓之氣勢，恐怕伯夷叔齊見了也愧之不如、甘拜下風；但把袁世凱與敏感詞的話兩相對比，一種穿越時空的政治喜感便油然而生，著實讓人忍俊不禁：一個是“荷國民委託之殷”、“從國民之公意”，另一個又是“是全國人民選我做主席”，兩者間除了文言與白話的稍許區別外，這類政治話語術的狗皮膏藥有何差異？雖然言辭中通篇透露著情不自禁的單相思，卻總有讓人在這炎炎夏季起雞皮疙瘩的效果。

但樂過之後，卻有另一種苦澀浮於心來，徘徊於心間幾至於無法揮散，以至服了好幾通五石散，讀了好幾遍《莊子》才得以忘懷。試想袁世凱與敏感詞，時差已至百年，政局更迭，人間滄桑，可我卻在這半夢半醒之間，依然有活在袁氏當國的感覺，而且環境或是更加惡化。看來這歷史的三峽依然沒有走出，說不定還擱淺在那當驚世界殊的三峽大壩。於是不禁唏噓，百年中國，還在玩這樣同樣的伎倆，同樣的手法，同樣的把戲，圍觀群眾不覺其煩，表演主角不覺可笑，這或許已不僅是一兩個政治人物的問題，而更是那大多數“不明真相的”民眾的問題，換用魯迅的表述，就是國民性。

談到國民性，又回述於上面兩位政治人士提及的民意。所謂民意，在這樣的體制當中，歷來弄不清是什麼東西，既可能是金鑾殿上的三叩九拜，也可能是天安門前的萬歲濤天；既可能是皇帝詔曰，也可能是主席發令；既可能是紅牆上的為人民服務，也可能是“我代表人民槍斃你”；既可能是飛漲不停高攀不止的物價，也可能是糜費國帑，揮霍公款的恣意瀟灑；既可能是強拆，也可能是和諧；既可能是工人跳樓，也可能是老闆發財；既可能是官商勾結，也可能是民不聊生；既可能是紅頭文件，也可能是小道消息。管你民意再多麼繁複，多麼洶湧澎湃，就如胡適談歷史何由人任意打扮一樣，在民意前面加上***兩字則可搞定。

幼稚園的小朋友提問雖然天真，卻越發彰顯出政客嘴臉的老成。問者無心，但卻是答者有意，簡單兩句告白中，差不多有普宣天下，告曰國民“天降大任於斯人”之意矣。這種童叟問答，也算得上是政治生活中難得的插曲，至於是不是貨真價實，童叟無欺，那可就是智者見智，愚者見愚的問題了。但我卻覺得，這兩句意外發生的簡單對白，卻是絕妙的中國政治生活寫照，比起什麼高屋建瓴的“主義”，玄妙無比的“思想”，類或是“代表”、“榮恥”、“方針”、“路線”之類，更來得切實，更來得簡單，更來得爽快。統而言之，言而統之，簡直可以囊括一部中國近現代史。

曾有人把二十四史概以“獨夫的家譜”，但若以此童叟問答去叩開近代史上種種事件，莫不一往而破之，一論而釋之。無論是康梁保皇，還是辛亥革命党人立憲；無論是袁氏當國，還是張勳復辟；無論是北洋軍閥主政，還是國民黨人北伐；無論是“軍政、訓政、憲政”，還是“共產”，無論是國共相爭，還是一党治國，莫不有脫於“不是我想當主席，是全國人民選我做主席”之政治意境；換而言之，自“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來，或是自引進“德先生”與“賽先生”算起，鮮然有公然聲明於基於個人身份而參與選舉，鮮然有公然聲明基於公民權利而參與國務，而皆套用於“人民”的名義以執政。這種政治現象，我們也無妨稱之為“幼稚園政治”，至於為什麼不光明磊落地承認有之政治私心、野心或雄心，而皆要藉以“人民”的行頭上位，其中之玄妙無妨自我用心揣摩了。但我心竊言，莫非這百年來犧牲的無數人命，流淌的無量鮮血，僅是把古代王朝的“奉天承運”改為“代表人民”？若百年變局只玩了這麼一場文字遊戲，這可真是“一場遊戲一場夢”了，怪不得前人已有感歎：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

痛定之後，必須承認，我們的政治審美，還處於幼稚園水準，而這種“幼稚園政治”或許正是前現代社會的一個特徵，從社會現象學的角度來說，雖然在國門大開之後，政治人物便學會了西裝如何與領帶搭配，紅酒的產地與年份的甄別，LV與Prada的身份裝飾，賓士寶馬奧迪與權力的象徵，但他們卻始終無法理解現代文明真正的內涵，而僅是作為一個幼稚的消費者停留在表層的物質生活，而無法對更深層次的文化進行認識。從本質上，從“幼稚園政治”畢業的他們，只作為一種權力的附庸而存在，謊言的載體而存在，財富的跟隨班而存在，無知的隨從而存在，而無法從內在覺醒到人性與道德、精神與文化的根本意義，這樣的政治體制，只能使一切美好的詞語在虛假的宣傳下喪失根本的意義，人們也在這不斷重複的謊言當中接受了現實的平庸與概念的虛構。

通過生活經歷我們便可發現，絕少有天生的***，但卻多有人工製造的低能，這或許是“幼稚園政治”給予人類社會的一種效用。但讓人難以理解的地方正在於此：當人們懷著單純的無知或深思熟慮後的愚蠢對同類進行著種種毫無道理的摧殘時，卻根本不會想到製造這一切的“幼稚園政治”本身有什麼問題，卻也難怪，原始人並不會覺得茹毛飲血有什麼不對，從“幼稚園政治”所畢業的人士，自然所具備的也只有幼童的社會智識，這便造成了一個低智商社會，即使他們有機會能與世界上別的文明國家所比較，這種固有的根深蒂固的觀念也會阻擊他們進行進一步的探索，更莫說本身被這所幼稚園所刻意培植的恐懼。

“幼稚園政治”另所具備的一個特點就是反思想。畢業於“幼稚園政治”的人，往往自覺地隔斷了作為兩方面的：自然的和社會的人的正常發展，而甘心於滿足這個體制所分配的一個角色，並盡心竭力去扮演，以求得世俗成面的成功：升官發財的賞賜。“幼稚園政治”往往能使人們對基於人性的道德追求進行扼殺，對基於天性的求知欲望進行思想的結紮，從而使他們雖然“看上去像人”，而事實上卻成為與禽獸接近的異類，其中有兩個標籤：集體主義生活的概念（組織行為學）和簡單是非（非此即彼的奴性思性）的觀念。“幼稚園政治”認為不是個人決定奴會，而是社會決定個人，在這種思維定式下，以至無論多麼複雜的社會現象總能以簡單的政治公式得出結論，而斷然否定生活本身就寓藏著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他們的所作所為仿佛表明他們曾經脫離於人類長期的進化，這便不難以理解他們身上所具備的讓人驚異的愚昧、不辯是非的盲從和毫無理由的野蠻，所以對於很多正常人來講是殘忍到令人髮指的事情，而對於他們卻只是上下班。

由於這樣的存在，這個社會的運行便跌入到一種可笑的境地：停止報導食品污染和環境破壞，仿佛人們的健康就好了起來；停止報導金融危機，仿佛市場環境便好了起來；停止報導異議人士被迫害，被打壓，被流亡，仿佛社會秩序便正常了起來者；停止報導工人罷工，仿佛工廠立即就開動了起來。可想而知，當社會運用一種掩耳盜鈴的方式來進行動轉時，你發現秘密與員警這個詞語的聯繫便多了起來，當然，類似的還有很多……只要有心，自然能留意到凡此種種荒謬絕論的異象，在這現實的陰差陽錯之中透露出來，有如《聊齋》筆下魑魅魍魎的世界，其故事之精彩，其情節之離奇，足讓人回味無窮，咀嚼不止。

幼稚園政治還具備的一種狀態，就是它成功利用了人性之中的淺薄與懦弱，塑造出一大批毫無自我的獨立人格，自主思想的人群，所有行為的指導皆有賴於權力的指使，而皆不能聽從自己理性的聲音，以致一種奴才的哲學與庸俗的成功學彌漫在社會之中，上下皆效行不已。在他們那裏真與假的常識是彈性的，也就是說，出於對實際利益的需要，他們常常會改弦易轍，轉變主張，使這一群體如哲學家康得所形容的一般：“還處於蒙昧時代造就的未成年狀態。”所以，除了時常能看到這個社會中所存在的脫離於常識的不可思議，還多有如荀子所言“口言善，身行惡”的國妖。

但行文至此，我卻又想起另一種“幼稚園政治”，這便是胡適在“民主與獨裁”論戰中曾獨出機杼地談道：“我有一個很狂妄的僻見：我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民主治政的好外正在於不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在於集思廣益，‘三個臭皮匠，湊成一個諸葛亮’；在於給多數平庸的人有個參加政治的機會，可以訓練他們愛護自己的權利。總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識的政治……”

這好像是平地一聲驚雷，又像是春光乍泄，突然間眼前冒出一家幼稚園，感覺像柏林牆倒塌，前蘇聯解體。但市井良言說得好，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一家幼稚園沒得選，兩家總能看得出個優劣好壞，水準參差。而放眼于全世界去，胡適開的那家幼稚園是“風景這邊獨好”，門庭車水馬龍，而這一邊卻是門庭冷落，應者廖廖了。至於還能支撐多久，何時關門大吉，情景恐怕不容樂觀，因為現實已很清楚，此家幼稚園高管外逃現象日益嚴重，並且資金外流額度驚人，恐有安排後事之嫌疑。那麼，說到底中國的問題也就簡單了起來，那就是我們該選擇那所幼稚園的問題，但是，一個關鍵的疑問卻不禁橫生：當下的民眾還有這樣簡單的常識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