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三年冬天我回老家小住。那年雪大，院牆外的風把夜吹得發亮，像一張舊照片在寒氣裏慢慢顯影。村口有間廢棄的果庫，鐵門半倒，門縫裏塞著枯枝。每天傍晚我都沿著那條土路走過去，路盡頭有一棵老海棠樹，枝丫乾硬，像一個老人的手，指向某個被忘掉的方向。海棠樹下放著一隻發黴的二胡匣子，弓杆歪著，皮面起了鱗片。這東西本來不該放在外頭，是我那個遠房舅舅的。村裏人叫他「三哥」。我小時候聽母親提他，總說他年輕時是縣劇團的首席，臺上穿白衫，站在幕布前，拉一段《賽馬》能把過道都拉亮。那是我對他最早的印象，只聽過，沒有見過。後來劇團解散，他去了南方，像當年村裏年輕人都要走的那條路，被時代推著，往南邊的工廠、碼頭、灰塵裏擠。再回來時，他斷了一根手指，左手無名指，根部像被老虎鉗夾過，凹進去一塊。他從來不提，只在摘蘋果時動作更慢些，像怕碰疼了那塊早就沒知覺的地方。那時我在外讀書，見他不多。偶爾回村，看見他在果園裏，穿一件褪色的軍綠外套，袖口磨得起白毛，背對著風翻枝丫。風吹大了，他的肩就抖一下，像被什麼舊事拍了一下背。他聽見我腳步聲，也不回頭，只嗯一聲，讓我順著行走別踩壞嫩枝。說話輕，像怕驚動了樹上的果子。他說話時，嗓音裏總帶點風乾過的味道。吃晚飯時，我見過他擺那把二胡。放在炕沿上，用一塊藍格子布蓋著。布邊磨爛了，不知多少年。他掀開布，動作很慢，不像是要演奏，更像是照料一件舊物，怕它在手裏散架。他把弓子舉到燈下看，弓毛稀疏，像冬天的草。他輕輕擦了擦，什麼也沒說。那燈是舊式日光燈，亮時嗡嗡響，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落在炕頭，像另一人靜靜坐著。那晚他沒拉。我看見他左手停在把位上，卻遲遲沒按下去。他把手收回來，又放下去，過了許久才說一句：這手不聽使喚了。語氣平平，像在說蘋果熟得晚了點。第二天早上，我跟著他去果園。天還沒亮，霜氣像鹽一樣灑在地上。幾棵老蘋果樹的枝幹黑漆漆的，風一吹，樹影抖得像老人夜裏翻身。他提著個小搪瓷杯，從井邊舀一口水喝，喝完順手在褲腿上擦了擦杯口。那搪瓷杯是白底綠花，上面印著「改革春風吹滿地」，字跡掉了半邊，只剩「改 風 吹 地」。他看著那幾個字時愣了一下，但什麼也沒說。後來村裏人提起他，也大多輕描淡寫。有人說他在南方的工地上擠手指時沒有吭聲，只把斷的那節包進手帕，自個兒去了小診所。也有人說他當年拉二胡拉得像唱哭腔，可他自己卻從不讓人誇，聽見別人說好，還會把頭低低的，像被風吹動的草。他終身未娶。偶爾有人問，他總說家裏忙，顧不過來。可我見過他傍晚坐在果園口，煙點著了沒吸兩口就滅了，手指在煙蒂上捻來捻去，像是在等誰，又像在跟誰告別。那天晚上我問他，舅舅，你二胡還拉不拉了。他說，不拉了，拉不穩，音跑了，人心也跟著晃。我說你放外頭不怕潮。他笑了，露出一點牙，像風吹開的一小口門，說：「潮就潮吧，人也是要受潮的。」他說完就把二胡匣子推到牆根，像把一段舊日子放回原位。他說，東西老了，人也老了，能留就留，不能留就算。他的背影被昏黃的燈照著，薄而直，像一根被削平的木樁，站在時間裏，不動聲色。那把二胡後來真的受了潮。皮鼓起一層暗暗的紋，弓毛貼在一起，像濕了的麥鬚。風一吹就抖，抖得像在發冷。我回城前，再走到果园那邊看。海棠樹下的雪融了一半，露出泥地。二胡匣子靠在樹根，漆面起泡，像長了歲月的皰疹。風從閣樓殘洞吹下來，繞著那匣子打轉，有一點低低的聲響，聽起來像弦斷前最後的顫音。村子很靜，天色灰得像褪色棉布。我站在那兒，不知為什麼想起他年輕時站在臺上，燈光照著白衫，弓子一甩，能把整個縣城的夜都拉亮。可那光後來去了哪兒，沒有人能說得清。人這一輩子，有的音符落地了，有的飄散了，落不住的就隨風走了。回頭時我看見那棵海棠樹，枝上掛著幾粒乾癟的小果子，被風吹得輕輕搖。我忽然覺得，那些輕微的搖動，像極了舅舅的命，一點點被風推著走，走得慢，也走得遠。風從北面吹來，帶著冷意，卻亮得很。我想，這世界上大概很多命運都是這樣，被風吹過的人與物，最後都化成一處靜靜的風聲，落在某個寂寞的樹下，落在一把再也拉不響的二胡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