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蝴蝶夢

看過《盜夢空間》，評論就不要如那些三流文人一樣鸚鵡學舌、拾人餘唾，動不動就條件反射出佛洛德的《夢的解析》，什麼潛意識、顯意、移植、換位等學術名詞一大堆，裝模作樣地誇誇其談，口水四濺地發表偉論，把陳腔爛調翻來覆去炫耀個沒完，如此就墮入下層，落入俗套。高明的手段，嚴謹的思維，宏大的視野，自然是要從好萊塢的商業巨制，追問到大洋彼岸的這個國度，是如何從上世紀開始，墮入到一個血紅的夢魘之中，至今還沒有完全蘇醒。如果閣下有這個覺悟，恭喜你，自然從一眾只計較於金錢利害的小腦袋中區別出來；要是還能從電影美學的電光幻影，轉入到歷史、政治與文化的層面，從視聽的感官娛樂，折入到理性的深思，那麼這幅國際視野和人文胸襟，自然已在心理上完成了歐美的移民，比起周圍那些猥瑣卑賤的眉目，諂媚邀寵的嘴臉，無論是從形像上，還是氣質上，都要高明太多，在紅酒執手、雅樂飄香的社交場合，舉座都要以閣下為輿論中心，視覺焦點，專心聆聽閣下的高論了。這一點知性魅力，那裏是靠權力裝扮下，吟幾句荒腔走板的京戲，唱兩聲義大利歌曲《我的太陽》所能比擬的呢？

要弄懂這個問題，就不能單單只看男女主角的樣貌身材、武打動作之激烈、奇技特效的刺激；從文化上溯源，中國的莊子早在二千年前就有了這樣的理論，以莊周夢蝶的典故，參悟了現實與夢境，真實與虛幻間的關係，至於《金剛經》中的“夢幻泡影”，更是以從佛學層面，發論了世間名相的存在與虛無，幻生與幻滅，且17世紀笛卡爾也在《形而上學的沉思》中闡述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人通過意識感知世界，世界萬物都是間接被感知的，因此外部世界有可能是真實的也有可能是虛假的。然而問一問遍地的國人，有幾個看過莊子原典，讀過笛卡爾的著作？恐怕多是瞪大著一雙被煙酒薰泡的豬眼，期期艾艾地說不出話來；不過要他們談一談麻將心得、嫖娼體會及爾虞我詐的人事鬥爭經驗，給三天三夜的時間恐怕都嫌不夠，如此口味及抉擇，你就很清楚這個民族是什麼素質了。沒辦法，有什麼質素的人民，就有那等水準的政府，這是政治的物理學，很科學的邏輯。所以，夢由心生，境由人造，有了這樣的民意基礎，墮入到恐怖的夢魘之中，自然用不著奇怪。列寧開始也不明白這個道理，投入巨大財力在歐洲搞勞工運動，妄想發起暴動，取得政權，然而發現德國、匈牙利、波蘭的民眾革命覺悟甚差，戰鬥力極為孱弱，屢經挫折，才重新估量世局，眼顧東方，斷定革命要成功，必然要從這位小農鄰居入手，於是派魏金斯基攜了大量盧布南來，找到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共襄盛舉，籌辦偉業，一群天真的知識份子，還自以為中了天上掉下來的大獎，高興得合不攏嘴，卻不知已被帶上了一艘世紀的賊船，更把一個民族，拖入到萬劫不復之地。

後面的故事，就不用多講，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翻一翻陳永發寫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高華寫的《紅太陽是如何升起的》，或章怡和《最後的貴族》，這類被封殺的書籍看多了，你就知道為什麼這個民族，為什麼會在集體的愚昧中沉淪；要知道暴政盛行的社會，民眾會滋生一種奇特的心理，就是會渴求政治強人。這是因為文化基因所限，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也是國家的主人，他們並不介意把權利交付給一個所謂的“明君”，一切由主上來裁決，自己則安心做奴才；印證這一點，不必去看電影，今天北京毛堂的門外，就有一批批來自各地的蟻民在排隊等瞻仰，成為人類文化史上的奇觀。老毛地獄有靈，肯定會哈哈大笑：我蹲在你們頭上，拉了幾十年的稀屎，到今天，你們還覺得我的排泄物那麼香甜，把那些稀屎的化石，供奉起來上香膜拜，真他媽的奇怪。不錯，這就是一個民族的見識與心智了，英國現代通俗哲學家葛雷林（A.C.Graylings）指出：“正因為社會大多數人腦筋的懶惰，促成暴政滋長，當他們覺得不對的時候，往往已經太遲。”而這樣一個社會，腦筋現在居然懶惰到連分辯是非，判斷對否的智慧，都已喪失到腦門前可以帖一個招租廣告的地步，你不禁會疑問，為什麼這些人墮入到夢中，至今還不曾醒來？這一點，就可以用夢裏不知身是客，直把他鄉認故鄉來解釋。這是因為，既然電影裏夢境可以植入，效果可以製造，那麼為什麼現實中意識不能洗腦，人格不能扭曲？這便是《盜夢空間》這部電影創意的高明之處了。不過在《盜夢空間》裏，主人西曆經千辛萬苦，層層周折，是把“散財做慈善”的意識植入，以搞垮一個商業對手；而這邊廂，幾十年來源源不斷的政治運動，植入的卻是“以階級鬥爭為綱，要日日講，月月講”的暴殺陰鷙，“狠鬥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鬧革命”的橫暴戾狂，直接掃蕩了人倫禮儀，公義良知，造成今日惡夢無邊的恐怖現實；哈哈，無言吧？英文叫做speechless，太過黑暗的事情，超乎正常人可以接受的底線，最後只能用這個字來形容；更何況，從文化學的意上講，中國人的夢，只是夢，沒有西方“夢想”的意思，像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西方講的Dream，還有理想和希望的意思。而傳統文化中，國人一談到夢，多是白日做夢，癡人說夢，黃粱一夢，一場春夢，及醉生夢死，天生就有一股悲觀的情緒不斷往外湧，惟恐不能感人淚下，又何以能在夢境中創造一個自由健康的社會？所以，看完《盜夢空間》，不得不承認，這種電影，卻實不是一個充滿敵意和恐懼，仇恨和偏見的社會所能拍出；而民主這種遊戲，也確實不是為庸才而設，一個國家，如果甘願集體的平庸，那麼還是祈求一個“明君”更好，所以，那只暴政的陀螺，至今還在旋轉著，而那些沉睡于一腔強國夢的人群，至今還沒醒過來。

自由何以成悲劇？

假如很不幸你被當成精神病被逮進了精神病院，你有什麼辦法證明自己是正常人呢？前不久，一名叫格雷.貝克的記者去義大利採訪了三個特殊的人物，事情是這樣的：一名負責運送精神病人的司機因為疏忽，中途讓三名患者逃掉了。為了不至於丟掉工作，他把車開到一個巴士站，許諾可以免費搭車。最後，他把乘客中的三個人充作患者送進了醫院。

格雷.貝克關心的不是這個故事，他想瞭解的是，這三個人是通過什麼方式證明自己，從而成功走出精神病院的。

下面是他對甲的採訪：
格：當你被關進精神病院時，你想了些什麼辦法來解救自己呢？
甲：我想，要想走出去，首先得證明自己沒有精神病。
格：你是怎樣證明的？
甲：我說：“地球是圓的”，這句話是真理。我想，講真理的人總不會被當成是精神病吧！
格：最後你成功了嗎？
甲：沒有。當我第14次說這句話的時候，護理人員就在我屁股上注射了一針。

下面是對乙的採訪
格：你是怎麼走出精神病院的？
乙：我和甲是被丙救出來的。他成功走出精神病院，報了警。
格：當時，你是否想辦法逃出去呢？
乙：是的，我告訴他們我是社會學家。我說我知道美國前總統是克林頓，英國前首相是布雷爾。當我說到南太平洋各島國領袖的名字時，他們就給我打了一針。我就再也不敢講下去了！
格：那丙是怎樣把你們救出去的？
乙：他進來之後，什麼話也不說。該吃飯的時候吃飯，該睡覺的時候睡覺。當醫護人員給他刮臉的時候，他會說聲謝謝。第28天的時候，他們就讓他出院了。

格雷.貝克在評論裏發表這樣的感慨：一個正常人想證明自己的正常，是非常困難的。也許只有不試圖去證明的人，才稱得上是一個正常人。


之所以要在開篇引述這段故事，是因為今日我們要談的電影《飛越瘋人院》，就是與精神病有關。如果說《禁閉島》是以一個精神病的眼光來審視我們習以為常的社會，那麼《飛越瘋人院》就是一個正常人的視界來衡量這個瘋顛的人間。這兩種風格，互為殊異，卻各有詣趣，前者是魔幻主義，把一個世界的虛謬與荒謬，以病去如抽絲般的觸感呈見在你眼前；而後者卻是現實主義，用極為冷靜客觀的語調，向你講述連虛構小說裏都難找到的暴戾與殘忍。

《飛越瘋人院》的導演米洛福爾曼，是位具極才華的捷克籍導演，1983年曾因《莫札特傳》而問鼎奧斯卡，也因1968年布拉格之春而流亡美國。他在共產主義國家生活的經歷，為他導演這部電影，提供了難能可貴的生活經驗與藝術積奠。而出任男主角傑克尼爾森，簡直是這部電影的不二人選，舉手投足，就有叛經離道的氣質，僅看那玩世不恭的氣質，不屑一顧的態度，便能知道他能把這種反叛角色，演繹得入木三分，所以別的不用多說，影片僅有這兩大鉅子的驅動，就已先聲奪人，實在值得心靈期許。

在片中，傑克尼爾森飾演一個因躲避責罰，而來到精神病院的小流氓。他的降臨給死氣沉沉的醫院，帶來蘇醒。因他藐視權威，不屑獨裁，熱愛自由，恣意性靈，遂在這一室天地間，掀起一波人文的覺醒，性靈的共鳴。無數早已被權力馴化的屁民，跟隨他群起燥動，又在各種精神病造成的偏執大腦下，搞出無數喜劇色彩濃厚的荒唐之舉，與醫方製造出無數衝突，增添大堆麻煩，徹底激發醫生的憤恨——因為他們不聽訓導，抗逆規矩，種種無心舉動，看來皆是蓄意反叛，是精神病人處心積慮的革命，這是對院方尊嚴的冒犯，也是對他們權威的褻瀆，毫無疑問應該立刻鎮壓，馬上逮捕。

然而須值得注意的是，傑克尼爾森的反叛，不是出於故意，也就是說，不是出於革命的熱情，而是出於天性的呼喚；他的性格無拘無束，熱中社交，享受生命，喜歡女人，對自由有本能地熱愛，同樣對束縛也有本能地痛恨；他的性格之中，有一種難得的隨和，待人平等，毫不做作，那怕是在一夥精神病友之中，也視其為共患難的夥伴，而無人格上的歧視；僅這種素質，就要比某某政府裏自詡英明的領導者，高尚許多；因他們大肆在國外宣傳，某國人的素質很低，不配民主，試問還有誰這樣明目張膽侮辱自己的民族？全世界都難找出；但是不要緊的，中國人已經被侮辱慣了，要讓他對權力開嗆，他屁都不敢放一個；因為小農民族在潛意識裏有被虐待狂，他們需要奴主；他們看騎在頭上的皇帝，視為理所當然，因為他們自己有一天當了皇帝，也會這樣做，所以昆德拉說：當這個世界上，一切都被預先諒解了，一切也就被卑鄙的許可了。

“你們和那些街上的混蛋沒什麼不同”——這就是傑克尼爾森對同伴的態度。因此，在這條“鯰魚”的衝擊下，習以為常的程式被破除，尊以為聖的規則被質疑，約定俗成的儀式被衝擊，原來安份守紀的“瘋人”，終在表面看似和諧，而內部隱藏著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懼環境中，開始流露出正常人的天性，而不再以“馴民”的形象，去配合院方的“大局穩定”。傑克尼爾森在球場上把氣氛活潑，在病房中教大家玩牌賭錢，甚至還略施小計，帶領大家出去進行了一次釣魚，享受著海邊日光浴的樂趣；其實這種玩趣方式，才是最佳治療方案，因為它源自心靈，十足純真，沒有一絲制度的僵化，及觀念的異化扭曲；它自發於人性，更能激起生命本身的愉悅，就算提升到政治理論上來說，也更貼近于西方左派知識份子追求的大同境界：自由、博愛及平等，不過這種政治思想，卻由一群瘋子演出，很是諷刺十足，米洛福爾曼的象徵手法，實在讓人傾倒。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卻是出演護士拉契特這一個角色的路易士.弗萊徹，因為她極為成功地把一個冷血殺人的劊子手，演澤成一個頑固的，深信自己所作所為都是正確的女人。說來很是悲涼，醫院管理者的殘忍，非是對於病者有天生的仇恨，而是出於維護自以為是的秩序與正義；因為他們早已被成功洗腦，卻還來要求別人與他一樣，他們生活在一個能自圓其說的世界，也能自欺欺人的世界。對於這種荒誕，法國作家加繆在《鼠疫》中有一針見血地分析：“世上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無知造成的。沒有見識的善良願望會同罪惡帶來同樣多的損害。人總是好的比壞的多，實際問題並不在這裏。但人的無知程度卻有高低的差別，這就是所謂美德和邪惡的分野，而最無可救藥的邪惡是這樣的一種愚昧無知：自認為什麼都知道，於是乎就認為有權殺人。”

這雖是小說話語，卻極精僻地說出這所精神病院的執政意識基礎，而這個世界上類似這種精神病院的政治體制，實在太多，正如美國作家安.德蘭在《新個體主義倫理觀》中談道：“政府不再是人們權利的保護者，而是成為最危險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護者，而是建立一種奴役的體制；不再使人們免受武力的威脅，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對付人民；不再是人們之間關係的協調者和基於社會準則的服務者，而是成為用威嚇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倚仗法律，對社會的支配來源於官僚機構的任意決斷……我們發現了一種奇怪的顛倒：政府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而公民只能在得到政府同意的情況下才可以做。這是人類歷史上由野蠻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時代。”

而傑克尼爾森的悲劇，就在於墮入這樣一個魔窟，以個人微薄的力量，去挑站一個橫蠻無情的制度，這是以雞蛋碰石頭，後果在行為開始時，就已決定；因為這樣的社會體系，容不下這樣個性鮮明的人物，專制的土壤，呆滯的空氣，僵化的教條，向來盛產平庸的奴才；再加以又是妒嫉心嚴重的國度，見他人超過自己，不會真心讚美，只會惡意中傷，一味詛咒，群起攻殺，想要出真正的豪傑，實在太難。《飛越瘋子院》中的精神病院，就是這種政府的縮影，它包含了暴力、強權、恐懼、愚昧、冷漠、狡詐、狂熱、反智、奴役一切行為特徵；它揭斷了一切病態社會的弊病：壓制人性與束縛自由；因為米克福爾曼，斷不浪費膠捲來拍一部三流片子，他的這部嘔心瀝血之作，實在尖銳諷刺中實寄予了深刻寓言，在導演技巧上又把隱喻與敍事完美結合，確是一部力道千均的震撼之作，能在世界影壇留名，並榮獲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五項大獎，斷然不是浪得虛名的。

雖然隨著故事發展，傑克尼爾森終被醫生施以冷酷無情的前額腦葉手術，成為真正白癡，讓觀眾感到把一切抹黑的悲涼，但導演在影片結尾處，也給予我們希望。還記得傑克尼爾森剛到精神病院時的一個情節嗎？一眾病友圍繞著一個重型水閘，都說不可能舉起。傑克尼爾森奮力一試，卻無奈失敗，眾人紛紛恥笑，他從容回復：“但是我試了，不是嗎？至少我盡力了。”這句表白，讓人動容，至少他試過了，而不是像那些猥瑣的屁民，向來是躲在牆角，一個個伸頸張望，都在等押寶，看哪邊有實力，就追隨哪一邊，連嘗試的勇氣都沒有；而這部電影的結局，卻正是那個高大的印第安人，舉起這塊大家都以為不可撼動的重物，奮力一擲，把封閉的柵欄砸開，逃往那空曠的荒野，投奔自由。這一擊，如張良攜大力士狙擊秦始皇于博浪沙，如朱亥用大鐵錘擊殺晉鄙救趙抗秦，如陳勝吳廣在大澤鄉那一聲震爍千古的曠世巨音：王候將相寧有種乎？實在值得所有熱愛自由的人們，為之歡呼鼓掌，所以，不要猶豫了，倘若你還沒有看過，理應找來看一看，但並非是為了證明你正常，而是想要告訴你，通往精神病院的路，也向來是由每一個人的沉默所鋪就。

真愛總在離別後

一位富家女，愛上一位伐木男。這是童話故事灰姑娘的翻版，女權主義的性別錯亂。好萊塢善長演繹這類故事，從奧黛麗赫本與格裏高派克《羅馬假日》裏的公主與記者，到亞瑟米勒《愛情故事》裏的富族與寒女，再到卡梅倫巨制《泰坦尼克號》裏的千金與小生，反正是要在貧富之間，搭起一座愛情的橋樑，以中和階級對立的仇恨，釋放貧富懸殊的社會戾氣。當下以建構和諧社會為己任的中國政府，可考慮多拍這類電影，比如讓某位省長的寶貝，愛上掏糞的臨時工，或者讓某位部長的千金，情不自禁地與菜市販肉的屠夫私奔，這類精神鴉片一多，社會的暴戾與血腥，恐怕會消減許多，領導出門，也就放心許多了。

但這種電影院裏屢見不鮮的題材，也是一顆隱藏於票房之下的地雷，處理不好，則會收入受創，聲譽暴跌。但一位好的導演，就是能在這樣早被炒至爛熟的陳貨裏，塔建出新的故事框架，灌注入別樣的視覺與趣味，醞釀出殊眾的觀賞韻味，賦予早已枯萎的紫羅蘭，一股春暖花開的氣息，久不嘗雨露的芳華，又能一嘗憐香惜玉的親澤，泛發出鶯儔燕侶耳鬢廝磨的第二春，比如美國導演卡索維茨的《戀戀筆記本》，就可算這類電影的典範。

這世界最為動人的，就是純潔無比的愛情，而不是小三的風情。因為前者過於稀少，所以人們追念，而後者過於氾濫，人們便痛絕——至少在表面。無論是青梅竹馬的兩小無猜，還是紅豆相思的兒女情長，無論是歡喜冤家的爭風吃醋，還是琴瑟和諧的花好月圓，只要發自於真心，結之於真情，便能讓觀者唏噓不己——或是因為他在家中，早已不堪忍受黃臉婆的嘮叨；或是因為她想起，初中時代收到第一封情書時小鹿般的心跳。反正好的電影，就是不僅讓你為片中的男女情事感動，而還能觸及到你現實的內心，要麽打開你沉封已久的記憶，要麽讓你審視當下滋味自知的生活。《戀戀筆記本》這部電影，就從一見鍾情的邂逅開始，敍述一段美國人民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愛情故事。

但一帆風順的感情，太過於平淡，如一杯白開水，只能得到老來，舍去各色飲料色相的喧囂與繁雜，才能品出時光的滋味。而觀眾在影院，卻要在兩個小時的時段，體驗一番從頭到尾的悲歡離合，從開到始的悲喜交集。這自然就要求故事曲折，並有衝突，感情要有熱戀，附帶憎恨，生活要有選擇，卻不知後果。《戀戀筆記本》成功地融合了這些因素：有突破金錢門第的戀情，有廝守一生的承諾，有突如其來的變故，也有戰爭拉長的分離，有各以為生的無奈，也有驚見故人的選擇。無數種意外夾雜在一起，再加上影片出眾的畫面，使得觀眾沉浸在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之中，忘記了恒生指數，職場風雲及家中瑣事。

然而故事的動人之處，不在於最終的終局，卻在於母女倆發生爭執時，母親帶著女兒駕車到一個露天工廠，遠遠指著一個正在工作的中年男工，用極為冷靜的語調，說這就是她少女之時，魂牽夢縈之人。但一些眼淚，不自覺從她眼中默默流出。不要以為老去的人物，就沒有自己那份青春，一代人的忍耐，不過為成全下一代的幸福。這時兩代人之間的隔膜，心與心之間的敵視與仇恨，全化為舊時情郎為路人的哀怨，及那滄桑歲月留在眼角的魚尾紋。

但這樣的戀情，不會發生在當下的中國，因為它早已超出世俗的偏見。這種相逢，只有詩意，沒有家長的財務審核，親朋好友的道德評估。這種感情須得純真，雙方的內心都無一點雜質，不然，就不可能產生碰撞，因為這是真與美的結合，容不下半點的虛偽。在當今的中國，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種愛情早已成絕響；因為這裏到處都是拜金女，物欲男。在這裏，愛情只是欲望的包裝，婚姻只是利益的結合。一個庸俗的社會，感情不可能崇高。品味，在一個蒙昧的時代，從來是處於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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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等暴力，納博科夫都不曾書寫

好萊塢捧童星的傳統，向來悠久，早自黑白片時代的秀蘭鄧波兒，便以甜甜酒窩，閃亮明瞳，燦爛笑容加一身踢踏舞技，像天使一般給人們帶來歡笑，驅散心中憂愁，展現出人間的真善美。這種形象，是上世紀40年代美國社會生活富足的鏡像反應。90年代的《哈利波特》系列和《寶貝智多星》系列，則是以娛樂取勝，影片充滿兒童的歡趣與夢想；再至《這個殺手不太冷》，方才有以孩童的視角，透視這個社會的殘酷，把個人渺茫的身影，放至在暴力的高壓下紮掙，顯出人間的血腥與猙獰。而《海扁王》，卻更挑戰底線，直接啟用未成年兒童來執行殺戮，把除暴安良的重任，放至弱不禁風的肩頭，以眼角猶帶淚痕的可憐，手無縛雞之力的脆弱，向橫暴的社會火拼。

影片的開始，是一位天真的小男孩，妄圖以他一廂情願的善良，效仿漫畫中的英雄，去匡扶正義，拯救社會，結果卻只是證明他可憐的單純。當一個人的外表與實力形成不協調的狀態時，他呈現給旁觀者的往往就是喜劇效果。因為他並無超人的內褲，也不曾進魔法學校學習，沒有被蜘蛛咬傷產生異變，也未有經歷太空輻射後的超能，所以夢想在現實裏被揍得血肉橫飛，支離破碎，躺在醫院的病床，痛悔自己的狂行。然而這就是社會的真實：堅持正義和良知，必然會引來倡狂報復，就如你準備瞭解祖國的真相，就已經走上犯罪的道路。小男孩無非是想扶善罰惡，助暴安良，不為私仇，只為“理想正義”，卻沒想剛揭開社會黑暗一角，迎來的卻是血雨腥風，被嚇得屁滾尿滾，幾乎捨身成仁。這種悲劇，無疑是他太不瞭解國情，沒有讀過《紅與黑》開篇題詞：真實，殘酷的真實。

早有無數殘酷現實向國人明示：拯救世界，是超級英雄或聖徒才可有的所為，因為只有他們才可以逆境中堅持，困難中擔當，美國人說能力多大，責作多大，便是這個道理。而縱觀東土，卻是顛倒，只求能力，不談責任。所以這裏的大片，是《黃金甲》、《英雄》、《無極》、《建國大業》之類向暴政獻禮的頌歌，而非《勇敢的心》、《斯巴達克斯》之類反抗強權，追求公義，渴望自由的呐喊。猥瑣的屁民，向來是躲在牆角，一個個伸頸張望，都在等押寶，看哪邊有實力，就追隨哪一邊。這樣的人群，要出幾個傲世的導演，睥睨蒼生的巨星，怎麼可能？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國家，沒有感情的創造和欣賞，只有情緒的噴爆和躁動；也沒有理性的思維，只有強詞的歪理。二千年的文化傳統，經過當局刻意摧殘與系統毀滅，剩下的僅是一堆破銅爛鐵。

顛覆傳統的英雄形象，需要編導的眼光膽量，並需要一個社會的包容與雅量，若是這裏的地雷不可踩，那裏的禁區不能碰，東剪一場涉嫌“傷害民族感情”的戲，西刪幾個涉嫌“宣揚暴力”的鏡頭，在這種鳥籠裏中國電影還想如楚莊王一鳴驚人，一飛沖天，談起來都是笑話。美國電影人之幸福，就是因為有自由創作的環境，可以恣意揮灑他們的激情。《海扁王》便能以一位炫酷的小蘿莉，打造一部激情澎湃的反智電影：只因看不慣黑惡囂張，毒霸猖獗，權力濫用，良人受壓，便挺身而出，親自執法。既然法律已被強姦，就由暴力決定正義，社會的是非顛倒，黑白不分，擢發難數的仇恨，罄竹難書的罪惡，為小蘿莉血洗蛾摩拉灌足了情緒，也為觀眾們一睹血染的風采提供了十足的理由。

《海扁王》的美學是典型的暴力影像，與吳宇森風格近似。不過，周潤發的英雄本色，卻用一位小姑娘肩挑大樑，以嫉惡如仇的本色，直面慘澹的人生。連尼古拉斯凱奇的風頭，也被蓋過。只因她實在太頑暴，太惹眼，在片場中鋒芒畢露，咄咄逼人之時，卻只有一份稚嫩的身影。然而在她一副西洋的紫色披風下，凜冽的眼神中，蘊藏著的卻又是春秋戰國時期荊柯、曹沫、專諸、豫讓、聶政的俠肝義膽；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慷慨激昂；李白“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的颯爽英姿；司馬遷讚頌“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的高貴品質。這種敢作敢當的性格，扶危定亂的心胸，不知會不會讓國人在觀影之餘，心生一點羞愧：何以身邊的同胞，都是一群苟且的懦夫，玩世不恭的滑頭；中國人的血性，如何化為了那一壇醬缸，在死水中發酵，在變異中沉淪。面對這樣的人物，雖然明知只是電影，也不得不向這位小妞致意，因為她讓你意氣風發，執血沸騰。蘿莉，雖然她的稱呼在中國已被賦予的色情意味，但仍不妨礙我們拾起納博科夫的著作，以溫柔的聲音，動情地念道：“洛麗塔，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我的罪惡，我的靈魂。洛—麗—塔：舌間向上，分三步，從上顎往下輕輕落在牙齒上。洛—麗—塔。”

政治鬼上身

陶傑曾在一篇雜文裏談到：“世界上有三件事最難辨真假：靈媒表演的鬼上身、音樂家演奏時自我陶醉的表情，以及女人在床上的性高潮。”
　　
音樂家演奏時自我陶醉的表情——這一點去看朗朗的誇張表演好了；至於女人在床上的性高潮，可以另開一章，今日單談第一點，因為鬼才導演James Wan新出的靈異作品《陰兒房》，就是一出鬼上身的重戲。按著宗教學說，一個人由肉身與靈魂組成，後面支配前者的意識、思維及言行，而肉身只是靈魂的棲身場所。倘若一個人的靈魂離開自己的肉體時間過長，便會發生諸種危險，如惡魔侵體，鬼怪上身，形成雙眼翻白，四肢痙攣，表情怪異，行動鬼魅的症狀，足可以在大白日嚇翻一干民眾，造成靈異群體性事件，效果實在太過殺傷。
　　
而《陰兒房》這部重口味的恐怖影片，就由此種觀念展開，講述一個小孩被控體後，家人與惡魔間展開的一場人體爭奪戰，雖然故事很是常見，然而效果卻做得實在精極，畫面簡直就是一片恐懼的顫慄汪洋，波濤洶湧的情節之下，還潛伏著心靈的暗流，另外還有不時奇襲而來的十二級狂風暴浪，再加以驚悚效果出色的配樂，每一格菲林都堪稱是視覺的漩渦，稍微不注意，就窒息在黑暗中的汪洋，把觀眾的靈魂生生地淹沒。
　　
其實“鬼上身”這種駭人現象，不但長期存在在西人宗教的靈魂學，本土的典籍，也多有記載。如晉朝《搜神記》、唐朝《酉陽雜俎》，宋代《夷堅志》，更別提清代《聊齋》、《閱微草堂筆記》之類神怪筆記典範之作，雖然內容多是張惶鬼神，稱道靈異，然而想像奇詭，情節曲折，描繪生動，讀來有光怪陸離，勾魂攝魄之感。然而科技時代，西人撥新領導，滌故出新，把一番文字的蠱惑，在光影上發揚光大，創造出身臨其境的體驗，讓觀眾心底的恐懼，煽喚成銀幕上的心魔，直接讓你在劇院裏驚心動魄，欲罷不能，這便是一番藝術的創意，心思的別裁了。
　　
然而與西人志在把恐懼轉化成商業票房的動力不同，國人卻非常樂衷於把恐懼轉化成現實生活中的場景，進行實地的催殘與折磨。這是因為當下物質欲望爆炸、道德公義等於零，高位者力求把權力用盡，自然把他們統治的國家化為一座活地獄。沒辦法，若問今故，必有前因，西方遊蕩來的幽魂上身，在革命的激情下，弄假成真的陷入了無邊的亢奮，自我迷溺在一腔拯救天下蒼生於水火的癡夢裏，遊得很遠很遠，至今還沒有回來，這就叫做政治的鬼上身。就如一九五七年四川省重慶市一個中學教師鄧祜僧先生，只說了一句“我們不是說有五千年文明嗎，為什麼要請一個德國人當祖宗？”就被打成右派，死在監獄之中。一想到太多國人有這樣被洋教恣意淩侮迫害的悲慘命運，就不禁覺得義和團的那些人，死得真是太冤了。

逐臭電影笑江湖

如果想知道什麼是正宗的粗製濫造，就去看《大笑江湖》好了。因為這部電影，在一個半小時的片長中，既無演員精彩的演技，也無劇情發展的引力，還無導演對節奏的把握及剪輯的控制，實在有些失職得嚇人。因為一般爛片，三者至少還占其一，勉為其難還能挑點可說的地方，而這電影卻一個沒有，整個就是一電影界的三無產品，很是讓人佩服。然而這還不算什麼，更令人驚奇的卻還在後面——這樣的電影居然還可以在中國狂收1.5億的票房，不得不感歎這真是一個錢多人傻的市場，讓外商如何不喜歡呢？

其實這部片子的組合，也不能說不好，編輯是甯財神，導演朱延平，演員是當紅炸子雞小瀋陽，再搭配趙本山、曾志偉、吳宗憲、林熙蕾等一眾笑星美女，兩岸三地集合，可以說是電影界三國演義的豪華陣容，但是搭配出來的效果，卻簡直是場文化的災難，視覺的浩劫，各自的優勢根本沒體現不說，各自的缺點倒是結合得完美無缺，成為一部標本兼治的爛片之王。一國兩制在政治的實踐怎麼樣先不談，在電影界卻明顯已是窮途末路了，只差銀幕最後一個醒目的END；因對比一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影業的黃金期與現在的爛狀，簡直讓人慘不忍睹，極其不幸地又印證了“英國人能做到的，中國人也能做到”不過是即興式吹水，傳統式浮誇——指望一個貪腐成性的政府去搞創意，不如用金魚缸來養鯨魚！為了香港影業的再度繁榮，理應請彭定康再度回來主政，或者發一張聘書給離職的加州州長施瓦辛格，邀請他來當香港特首。

這部電影說它是原創，可是又包含著太多其他電影的橋段；要說它是抄襲，可又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故事，但是它的抄襲，又實在是失敗，它的原創，又著實平庸，恰如Samuel Johnson致某位作者一封信裏的評論：“尊稿既好又有創意；可惜好的地方毫無創意，有創意之處又不甚好。”說它是完整的電影，倒不如說是各種片斷的拼湊，但是堆砌的功力又太差，連基本的流暢嫺熟都不能保證，從頭到尾讓你游離於劇情之處——如果說它還有劇情的話。看這種電影的好處是，你去一趟洗手間或出去接一個三十分鐘的電話，回來後你會發現沒有任何損失，在任何時段進入，都可以毫無困難地看下來，雖然本身是部爛片，但對影院裏下一部即將上演的電影，可以說是一部醞釀氛圍調動情緒的極好預告片——這或許就是它的惟一價值。

自然，又會有正人君子要跳出來義憤填膺，狂喊亂吠：這種爛片國外也不少，幹嘛只指責中國？確實，外國爛片不少，但別人的經典也太多，來部阿凡達，便全世界吸金卷款十幾億，閣下有這樣的能力嗎？如果沒有，就請閉上鳥嘴，乖乖去從頭學起再說。《大笑江湖》這種片子，屬於影業之中的垃圾食品，如肯德基麥當勞之流，講究的是速成，誰在乎他的底蘊與意境，只要能滿足基本的味覺及色覺，就算是過檔——不過，誰叫這裏強調的是生存權呢？有這種國情所培育出來的這種素質的觀眾，當然會有這種弱智電影，如讓吃慣了法式大餐或中式美食的美食家來看，自然視為豬食，棄之不及。但有人卻偏偏覺得不錯，就好這一口。這種人，沒有辦法，三國時代的曹植就已感歎過“海畔有逐臭之夫”，讓人躲避不及的惡臭他都覺得香，更何況這樣一部五光十色的拼盤電影，他會看在劇院裏看得喜笑顏開，樂不可支，一如那養殖場裏搶食的家豬，也啜食得不亦樂乎；這樣看來，這1.5億的票房，拿得實在是太有理由了。

友情黑白配

如果閣下不幸遭遇車禍，成為重度殘疾，下半生只能在輪椅上蝸居，一榻病床成為自己的天地，那麼我勸閣下一定要找一個Driss那樣的護理。不錯，他皮膚黝黑，與你白色的外貌形成鮮明的對比。但他個性開朗，談吐詼諧，陽光般的笑容早已衝破種族的藩籬，在地球村與全球化的趨勢下，這一點造物主製造的生理差異，又有什麼關係？還有，他剛從監獄放出，眉宇間總像心事重重，疲憊的肩膀好像負擔不起生活的壓力，而且易怒時還帶有幾分彈簧刀的危險，但一次為賊並非終生為賊的簡單道理，為何不能給他一次試用的機會？自然，他出生於貧民窟，混跡于街頭巷尾，成長在貨店作坊，耳聞目染的都是底層生活，躬體力行的都是叢林法則，來到上流社會衣香鬢影談吐風雅的陌生環境，會不會心生階級仇恨與犯罪動機？但受過文明社會薰陶的你，自然不屑以共產主義國家的世界觀來思考問題。最後，你說還有一個問題，你偏好在蕭邦的典雅與莫札特的天籟中求歡，而他卻在後現代的PUNK和Reggea留情？隔著七彩音符的浩瀚星空，參與商如何能交織在一起？但是，Why not？品味的不同只是興趣的差異，欣賞的區別也只是愛好的不一，行到水窮處，坐起看雲時，人生有時候不妨轉換一下心態的頻道，山重水複疑無路的絕境後，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別樣風景。

　　法語片《觸不可及》便是這樣一個笑中帶淚，苦中帶甜，悲中有喜的溫馨小品。四肢殘廢的富豪Philippe雇用了剛出獄的黑人青年Driss，做為自己的貼身護理。別的事情不用多說，僅兩位不同社會階層，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聚在一起，便是一出天然的喜劇。為什麼具有專業技能的醫生、護士、看護不雇，卻偏偏選中笨手笨腳的你？為什麼不介意你失足的過去，不擔心未來可能發生的問題？更何況還有生活習慣的不同，在兩人相處之間就足以製造一波引起社會騷亂的難題。然而意料中的衝突，卻成為彼此的吸引，本應發生的矛盾，卻變為互相瞭解的興趣。當彼此放下心防，擺脫偏見，才發現相互扶持才能雙劍合壁無往不利。於是Driss不僅得到一份工作，更獲得一份難得的經歷；而Philippe不僅得到一位看護，更收穫一位人生的知己。由此可知，無論什麼時候，善良、樂觀、幽默、豁達、真誠總是人們喜歡的品質，而朋友更是一生不可缺少的風景。影片看到這裏，若是為影片超越種族與階級的友情而感動，為溫暖細膩的情節而窩心，那麼不妨拿起電話，向天南海北久已失聯的老友發出一則短信，輕輕地告訴他：好想你！

影院中的北極光

　

前幾日看了一部電影《雪行者》（The Snow Walker），情節雖然平淡，故事也很普通，整體水準不過爾爾，可以說拍得中規中矩，但因為不乏還有些出彩的地方，並且知道的人甚少，所以還是值得來說一說。這部片子，內容是講述一位元靠飛行為生的年青人，在一次送貨的途中，遇到一位患病的愛斯基摩女孩，想要搭機去看病，飛行員怕耽誤生意，最初並不同意，待家人拿出稀有而珍貴的海象牙請求時，才勉為其難讓其登機。那料到在飛行途中，引擎爆炸，飛機失控，兩人被拋在荒無人煙的北極。這時候，救援不至，物資缺乏，天寒地凍，生存便成為絕大問題。而意外搭上飛機的愛斯基摩女孩，沒想到此刻卻成為救命的福星，釣魚、捕獸、生火、築屋、縫衣，制鞋，種種荒野生活技能，女孩都悉心傳授，意求倆人能共渡難關，闖出危境。只可惜，世界終不完美，萬物存有遺憾，最終走出絕境的，只是飛行員一人，女孩因沉屙纏身，不想拖累同伴，趁飛行員睡覺時，毅然出走，自決荒野。
　　
總體說來，這部電影，有幾個看點，一是北極冰原的景色，遼闊空寂，冰雪凜冽，杳無人煙的天地，一派萬古不變的蒼莽；二是荒野生存的技能，就地取物，因勢制宜，把愛斯基摩人的生存智慧，民族風情，有生動直觀的展現；三即是導演所想表達的哲思，即對人類文明的思考，因為在文化學的研究上，除文化進化論外，還存有幾種學說，一種是文化退步論，如古希臘人就認為在以前，有一個“黃金時期”，但後來的發展，卻是人類墮落，文化也即衰敗，進入了黑暗時代。中國的老子，也有這樣的觀念，比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即是。另外一種，是文化俱分說，這派的代表人物，一是民國的章太炎，照他的意見，文化的發展，趨於兩個極端，一是物質的發展迅猛，但在文化的精神方面，卻遠遠落後於古代。一方面進步得沒有止境，一方面卻速度緩慢甚至反而退化，就產生了分裂與失調，成為人類痛苦與災難的根源。西方的學者如封特涅爾（Fontenelle），馬其維等也持這樣的意見。所以在這部電影，飛行員與愛斯基摩女孩各自的身份，就成為原始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象徵，至於雙方在一起的交流與衝突，就代表兩種文化的對立與矛盾。如剛開始飛行員看到愛斯基摩女孩生吃鮮魚，覺得噁心不已，但後來饑寒風霜中與愛斯基摩女孩一起打獵，擒獲動物後大啖生肉，卻覺得是天下無雙的美味。再如飛行員發現一架墜機，在倉內找到很多工具，覺得是天降其物，實在幸運，拾來歸己，有利生存。愛斯基摩女孩卻覺得拿取遺物，是褻瀆亡靈，冒犯物主，是不誠不義的行為，遂沉默不語。飛行員受其感化，便放棄自己的主張，協助女孩一起收攏遺骸，築石為墓，陪埋物品，以慰亡靈，這即是一種生命觀與財產觀的對比。所以，由此可以知曉，導演種種情節設置，並不只為讓觀眾沉迷人物的冒險經歷，而更想啟發觀眾自覺思考，表面看來野蠻、未開化的文化，是否真的落後，表面看上去優越、先進、發達的文明，又是否真的高人一等？答案並不提供，只是展現內容，讓觀眾各見其智，思考人與自然，如何才是和諧。
　　
這種用意及表現手法，又讓人聯想到美國作家傑克倫敦的小說，因為他也常常將書中主角，置於極端嚴酷的險境之中，以展現最為真實的人性。比如影片中荒野求生的欲望與意志，恰如作者代表作《熱愛生命》；愛斯基摩女孩的品性，又讓人聯想到《女人的剛毅》中的帕蘇克的堅韌、勤奮、吃苦、守信；至於冰雪漫漫的極地風光，當然更有《寂靜的雪野》、《為趕路的人乾杯》等。至於要說不同，當然是影片中並無金礦，也無淘金者的忠實夥伴——拉雪橇的狗。不過，要表達的情緒卻是一樣，如對大自然的熱愛，對勇敢、堅毅、友愛這些人類珍貴品質的讚賞，或正是因為有這些情操，人物才不會在曠野中顯得格外渺小，反而自有令人肅然的力量。所以，看完《雪行者》這部電影，也如讀完傑克倫敦的一篇小說，經歷了一趟極地之旅，這就是藝術的通感了，就連影院中的光影，看上去都如北極上空的七彩幻光，璀璨而美麗，就如那位愛斯基摩少女一樣。
　　

一夕落暉幾度愁

《國王的演講》這部電影，除了演員精湛演技，還有一大看點，便是與劇情水乳交融的英倫景致。因一個文明的國度，瞭解文化的價值，深識古跡的珍貴，知道該如何去細心呵護，妥善保存。這種對歷史的敬意，絕非一個充滿暴發戶氣質的政府，所能比擬。因為他們只知仗著財大氣粗，到處橫拆豎遷，逞性妄為，把一個本是充滿文化底蘊的國度，弄得只剩一張皮，還自覺功勳卓著，得意洋洋，幾千年的燦爛文化到他們手中，現在就只有一個“爛”，燦卻早已被弄到斷子絕孫的境地；再加上中國歷史上的新興政權，對於焚燒舊政府的建築，向來懷有濃厚興趣，一旦攻陷城郭，便要縱火姦淫擄掠幾日，方能盡興，然後再為自己建造更豪華的宮殿，等待下一個政權叛亂成功，再付之一炬。所以中國古建築，雖自詡有五千年的文明，保留下來的卻寥寥無幾，僅從這一點，蔡生說焚燒阿房宮的項羽是“沐猴而冠”，其實何獨他一人，真冤枉！

而英國人，卻視古跡為文化之瑰寶，不可複製之財產，一旦破壞，便是永久損失，所以份以珍惜；其政府很早就通過一條法律，對古建築只能裝修加固，不得推倒另建。為了保持倫敦協調一致的建築風格，建築物不是向高空發展，而是重點改進內部佈局和使設備現代化；在這樣的嚴苛標準下，自然古代建築，能得到妥善保護。於是這個城市有1660年大火後建築家克里斯多夫.列恩主持重建的聖保羅大教堂；有拿破崙時期的帽子店，並且一直就在它們原來的位置；標誌建築倫敦塔，從1098年屹立迄今；還有大英博物館，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宏偉的博物館之一，現有房屋多為19世紀中葉所建；而Harrod's百貨，則是典型的維多利亞時期建築，紅色的大磚牆，在笨重中盡現高貴與典雅。這些鐫刻著過往歷史的人類文明地標，見證著時代風雲的更迭，朝代榮興的蒼桑，同時也讓人們從古舊建築的身影裏，一窺英倫往昔的凝重與冷傲。

而反觀這邊的國度，所謂的現代化，除了硬體，別無其餘。極權政治的美學標準，是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在決策不透明，預算不公開，監督不存在的社會裏，一切建築規劃，都可以按著當權者的喜怒哀樂而定。梁思成當年向毛澤東上書，呼籲保留北京舊城，因為這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八百年古城，一條中軸分天地，九座城門證古今，還有數不清的胡同王府，都有豐富的民俗文化典故。但他那裏知道這位暴君的想法是“我們不但善地破壞一個舊世界……”於是談笑風聲間，檣櫓灰飛煙滅，九大城門，連同牆城，統統拆光。今日強政勵治，發展經濟，政府激情擁抱的“不容置疑的信仰”是“現代化”，“國家”概念淩加于其他人文價值，所以開來推土機把康有為、譚嗣同、李鴻章的舊宅全部推倒，為歐美建築家的夢想鋪路；把花棚魚池院落、胡同深處人家的傳統景致統統拆遷，給野心家讓道；璿淵碧樹，幽林穹穀，暗香疏影，曲徑通幽的韻致，已是薰歇燼滅，光沉響絕；楚館秦樓，貝闕珠宮，朱閣青樓，歌台舞榭的芳華，早就埋魂幽石，委骨窮塵；那玉瓦飛簷，碧樓幽閣，收攏在天地間一脈從千年的幽冥間流瀉過來的寧靜，統統淹沒在工地上推土機的轟鳴裏；不過可笑的是，若認真核查這些按“高快好省”指導完成的現代化產品，卻如龍應台所說，會發現無數的裂縫和缺陷，深刻的矛盾和不安——大建設的陰影裏有深不見底的貪腐，有被踐踏蹂躪的人權，有匪夷所思的浪費，有功能完全失效的硬體和軟體之間的扞格等等，在極權政府的美學深處，不奇怪總能見到猙獰面孔，魑魅身影。

所以這裏的電影，斷難找到傳統的身影，流光的韶華，連表現一出相距不過百年的民國風貌，都還要重新佈景，再借人工。而《國王的演講》中，盡顯一派上世紀三十年代倫敦古色古香的風韻，因為這絕非造假，而是完全真實的再現。攝像機掃過之處，皆是原有建築，到處留下悠長古老的歲月痕跡，自帶有經歷滄海枯石的氣質；電影畫面中倫敦灰蒙天際，稠濕霧蒙，整潔乾淨街道，紳士禮帽裝束伴以古典雕像，呈現出賞心悅目之美感，給觀者帶以意猶未盡之遐想。因為建築，是凝固的音樂，自為會影片，添加一份內容的深度。欣賞這樣的電影，自然在為之感動的劇情外，又得到藝術的薰陶。羡慕吧？誰叫你們自己那麼不珍惜呢！陶傑感歎，問一問隱居在異域的許多風流人物，像美國的建築師貝聿銘，還會不會為消失了的舊蘇州而悲哀？或住在瑞士日內瓦精通英法文的韓素音，會不會為失落了的殖民地香港而傷感？他們大概不會，因為早已把精神和情感，移植到另一片樂土。而身在故國的你，也不必著急，路過北京城時，去逛逛紫禁城裏的深宮大院、重樓疊閣，說不定從歷史卷宗裏的幽暗古寂處，還能聽到梁思成悲痛不絕的哭聲。

一國兩制的愛情

1936年，美國導演喬治.庫克拍攝了莎士比亞名劇《羅密歐與茱麗葉》，義大利的維羅納，便成為全世界有情人的愛情聖地，地位類比伊斯蘭教徒心目中的耶路撒冷，不斷受到這些癡男怨女的朝拜。隨後還有無數熱戀中的男女，把他們感情中的困惑與爭執，煩惱與幸福，統統寫信向維羅納的茱麗葉傾述。倒楣的茱麗葉守墓人埃托爾.索裏曼尼，便不得不兼負起這份意外的負擔，夜以繼日地負責向這些狂熱份子回信。但後來信件如雪花飛來，埃托爾.索裏曼尼不堪負重，心力憔悴，宣告投降，於是便有了“茱麗葉的秘書”，來打理這些愛情症候群千奇百怪的問題。

愛情是因遺憾而美好，還是因擁有而滿足。這就如莎士比亞的名言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一樣讓人左右為難。但是，《給茱麗葉的信》這部電影，就非常成功地解決了這棘手的兩難，堪稱電影界的一國兩制：讓片中的主人公，既擁有了歲月錯過的遺憾，也獲得久別後重逢後的滿足。這種曠世稀有的幸運概率，可以與中國人民擁有了選票相比，在當下倒行逆施的國情裏，實算得上是一個美好的童話，不可思議的奇跡。但不能以理想反抗社會，便只能用愛情解放婦女，政治問題不能解決，無妨寄望於風花雪月，看有情人終成眷屬，也能安慰一下現實中備受壓抑的心靈。這是一種革命的替換，奮鬥的移情，壯志未酬身先病的無奈，長使情人淚滿襟的遺恨。

看茫茫人海中尋找舊日情郎的故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創意。因為你並不知道時光把那曾經英俊的少年，雕刻至什麼模樣。他可能是一個潦倒窘迫的酒鬼，徘徊于下城的酒吧，也可能是一個功成名就的富豪，坐擁半山面海的豪宅；可能是看每日電訊言語乏味的退休公務員，也可能是童心未泯心慈面軟的老頑童；可能是梵古畫筆下拾惠的平凡農夫，也可能是顛狂紅塵的藝術家；可能是養老院裏身患失憶症的神父，也可能是公園裏坐著輪椅靜看夕陽的病患。更或，只是一盞黃土，用寂寞的溫暖飽和著遼遠的炊煙，等你來做生死別離的悼念。但這些，都不重要，只要那一番舊時的情緣，還在記憶中魂牽夢繞，時而化為夢田中的相思斷腸，便已是上天眷顧的幸福，更何況還成就一番浪漫的尋愛旅途。

因為這時的她，已風清雲淡，波瀾不驚，早看透那一攏世間的悲歡。但以一種堅韌的態度尋找五十年前的愛人，這是對往事遺憾的補救，還是生命無多的懺悔？無從在滿頭銀髮中尋找答案，李商隱說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是已惘然，便是這種感情的絕唱。而美麗的義大利，古老的葡萄園，濃郁的異域風情，又為這極具誘惑的謎語提供了無盡的想像空間，並使你心醉神迷，沉溺于主人公的喜歡失落。這才是電影手法的高明之處，把思念交織在星羅棋佈的長街短巷之間，回憶融匯在建築和牆壁的肌理裏，一番戀人的紅豆相思，便在走盡天涯路，望斷雲和樹的忠貞不渝中表現，而背景的鋪墊，卻是五十年音訊杳然的滄海桑田，及新歡舊愛的困然抉擇，兩段不同歲月的戀情交叉在一起，別有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韻味。

然而這一份澹泊與曠遠，雋永與含蓄，絕不是舞鸞歌鳳，如膠似漆的小情人所能領悟。杜拉斯在《情人》裏說：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而當王子終於騎著白馬過來，喜悅、驚愕和哀傷在積蓄了半個世紀之後終如滾滾洪流般傾瀉而出。翦水明瞳，藍天碧海，那一刻你靈魂附體，希望自己的身邊，也有一番這樣體貼的溫柔，可把半生的情仇沉澱而昇華，最後化為一境湼盤的圓融。海涅說，一個人一生不可能擁有兩次偉大的愛情，但是，《茱麗葉的這封信》這部電影，說了一次完美的NO，為有情人譜寫了一次完美的結局。然而，離開電影，回到現實，1949後中國人所失去的自由，還會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