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序經先生的《文化學概論》

凡是對文化學感興趣的朋友，我覺得都可以把陳序經先生的《文化學概論》找來看一看。雖然這本書寫於上世紀四十年代，迄今已有半個世紀的跨度，但至今讀來，不但不顯得落後，反而還有曆久彌新之感。況且書頁中所蘊藏的通幽間微的真知灼見，條理暢明的通才練識，比之當下那些拼湊抄襲之作，庸常劣偽之說，水準不知高出許多，對於尋找文化學之門徑的讀者，誠可為是起手的不二之選。之所以能有如此效果，就是因為陳序經先生採用極通俗的語言，把文化學的由來、發展及派別，文化學的意義、性質及成分娓娓道來，率先採用學科建設的思路，系統地把文化的發展和趨勢，及文化的成分與關聯，作清晰地表現，所以過往學術上一些複雜深奧的現象，被解釋得明白，學者之間一些糾纏不清的觀念，被闡明得透徹，讓人讀來有豁然開朗之感。除此之外，本書的另一大特色，就是除借鑒國外學界在文化學上的研究成果之外，更融入了作者自己的研究與心得，把學術理論與中國本位文化相結合，給予相當的考察與分析，所以通覽下來，不僅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刻地瞭解，更可以達到從文化中洞徹歷史發展，從歷史中清晰文化興衰的目的。
　　
自十五世紀東西海道溝通以來，就啟開東西方文化大規模碰撞的帷幕，面對著伴隨著經商、傳教而來的西方文化，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被不由自主地捲入現代化的歷程，其傳統的觀念，固有的倫理，因循的態度、時刻受到現代文明的深深衝擊。特別又是在船堅炮利，器精工良的侵略下，歷經一連串外交、軍事、經濟上的挫敗，與割地賠款的屈侮，更是讓國人的心理備受刺激，也讓國人的態度屢經轉變。從最初的頑固不化，妄自尊大，視西洋文化為奇技淫巧，再到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師夷技之長以以制夷，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再至康、梁的百日維新，同盟會的辛亥革命，陳獨秀、胡適力倡的文學革命，五四運動所推崇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國人的態度，遵循著從器物到政體，從政體到文化的過程，可謂由表至裏，層層漸入。而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掀起的一場大規模的“東西文化論戰”，更是對當時環境下這一最為迫切，最為突出的問題，展開了一場極具意義的討論，其影響之深遠，延續至今。
　　
不過多數參與這一論戰的學者，不是囿於成見，就是過於主觀，雖然洋洋成一家之言，蔚為大觀，然而認真品讀下來，得到的印象卻是管窺蠡測，東鱗西爪。不是有言論而無系統，就是有系統而多缺陷，總是感覺無法切中文化學的要旨，直達問題的核心。他們對於文化的定義，不是失於晦澀，就是過於籠統，總是無法有一個清晰而又準確的科學表達。之所以如此，或正是因為文化的概念廣而大，內容雜而多，以致使很多人在闡發議論，抒發觀點時，正如當時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出路》，吳景超的《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陶希聖、薩孟武、王新命等十教授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等作品，多為憑著自身的學思與喜好，進行主觀的意度與建設，所以得出的結論，往往矛盾過多，病症明顯，不是“昧于文化發展的道理”，就是“昧于文化一致與和諧的真義。”正如陳序經先生在《東西文化觀》中一書寫道“文化本來是一件很複雜的東西，研究的人若只執一端來度全部，結果總陷於偏見。”
　　
而陳序經先生這本《文化學概觀》，卻一改以往暢談文化著作的通病，他用提綱挈領的思路，對文化學的內容進行了科學地構建，用高屋建瓴的手筆，對文化學的發展進行系統地疏理，並透過文化的普通與根本的觀念，來討論東西文化與南北文化的問題，這就使得他的學說，比其他學者更具有理論的高度。例如陳序經先生在書中提出了文化發展分為倫理、宗教、政治、經濟四個階段的見解，文化在地理、生物、心理、社會四個方面所受的影響，以及文化的圈圍，文化的層累，文化的彈性與惰性，文化的成分與成分之間的關係，文化的一致與和諧、自由與平等等觀點。除此之外，陳序經先生的言論，更具有其他學者所少有森嚴壁壘的陣容，宏偉縝密的結構，這就使得他的學說具有強大的思辨力量，而這或許就是他“全盤西化”的觀點雖然不無偏激之處，然而在論戰之中卻更具有說服力的原因。
　　
除此之外，陳序經先生的這本《文化學概觀》，在中國文化學的建設上，也是極具意義的開山之作，雖然當時已有很多零星地談及文化的學者（如梁啟超、張申府、朱謙之等），但是要找成系統的專著，卻是沒有。辜鴻銘雖有談文化的著作《春秋大義》，梁漱溟也寫出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閻煥文著有《文化學》一書，但是他們對文化的概念及認識，卻難以說是清晰。雖然張申府在1926年就明確提出在中國“建設文化學”，黃文山在1931至1935年期間就在大學開設文化學課程，並且寫了大量的專門談文化學建設的論文，但真正身體力行，成之於書，並形成了科學、系統的理論的，並在中國學界具有廣泛影響的，還是陳序經先生的這本《文化學概觀》。這是因為，陳序經先生在西南聯大教課時，就較早地明確意識到文化學應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並進行系統地研究，所以他在書中鮮明地提出“文化本身是有了自己的範圍，有了自己的物件，是自成一個格式，是自成一個單位，所以應當自成為一門學科，應當自有其一種立場。”正是擁有這樣的意識，再加上他令人折服的淵博知識及深邃見解，才使得我國有了這本談論文化的專著，要論其在學術上的地位，其貢獻之大，影響之深，不要說在當時來看，少有能出其左右者，就是考之於今，恐怕能相與頡頏者也頗少。
　　
必須要說的是，這種概論類的書，其實很考作者功力，因為泛泛而談，往往流於淺浮，專一而論，又只見其狹隘，所以要能著好，一是需要破萬卷的淵博，二是需要擅剪裁的能力，三是需要表述的造詣。陳序經先生在這三點之上，可謂都有過人之處。第一看其淵博，書中參考了大量的國外學者關於文化學的文獻，從現象的分類，一直談到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各學科對於文化學的影響，可謂是旁徵博引，學貫中西，儼然就是一部社會科學的發展小史。第二看其剪裁，諸多紛亂龐雜的研究資料，學者言說在作者手裏，被整理得錯落有致，詳略得當，井然有序，毫無見得淩亂雜遝，參差不齊，給人以思路明暢，邏輯嚴密之感，從中可見作者用功其深，治學其勤。第三論表述，作者舍去玄之又玄的論調——雖然這種方式能顯得作者一副高人模樣，然而卻實在讓讀者感覺“苦索難明”。陳序經先生用通俗易懂的白話文體，客觀嚴謹的表述態度，極力求真的科學精神，廓清文化的輪廓，疏理了文化的結構，解明瞭文化的意義，可以說是用最平實的態度，做出了最扎實的學問，而這種認真勤勉的學風，尤值得當下學人學習。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此書能在大陸出版與關注文化學的讀者見面，還是賴以陳序經先生當年的遠見之明——在1944年趁前往美國訪問的機會，把自己200萬字的手稿寄存在了美國的H onnold L圖書館。不然，很可能在文革期間，這些珍貴的資料難以逃過紅衛兵的打砸搶燒。現在，這些手稿輾轉經香港回到內地，保存在南開大學圖書館，但除了《中國文化的出路》、《東西文化觀》、《中國文化的出路》、《文化學概觀》、《匈奴史稿》等幾部書外，其餘大部分都尚未整理出版。所以希望有識之士，能夠早日把這些稿件整理出版，以饗讀者。倘若只是隨便扔在資料室裏吃灰（在這裏不禁想起早已不知所蹤的周作人所翻的《希臘神話》與《對話集》），那還真的不如先生所說，全盤西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