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奈保爾在2001年因“其著作將極具洞察力的敍述與不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為一體，是驅策我們從扭曲的歷史中探尋真實的動力。”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便在文學界聲名日重起來。但是，說來慚愧，友人向我推薦奈保爾的《魔種》一書時，莫名其妙的卻是把他當成了一位法國詩人，如寫《海濱墓園》的保爾.瓦萊裏，《醇酒集》的阿波里奈爾及普萊維爾，保爾福爾等，姓氏的相似產生認識的錯誤，或許在印象中總有一些記憶的偏差，經過歲月的流離失所後早已失去了原來的位置，真相就這樣失去本身的面目而被人所接受,而原先並不存在的謬誤卻被我們習以為常。
奈保爾是一位印度裔英國作家，與法國是毫無關係。出生在加勒比地區特立尼達島的一個小村莊，是印度婆羅門的後裔,長大後到英國求學,也在英國開始了自己的寫作生涯,至於說寫作的原因,據作家後來自己的講述是“為了撫平他所熟知的過去那些刺耳的干擾”，這對於他來說是一個合適的理由，當作家的足跡如同無家的難民般流落在各地，而思想的碎片輾轉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衝突之中時，作為一位主要靠記憶而非想像力來寫作的作家，文字可以說是在精神領域尋求現實途徑的一種解求，如印度之域中桓立幾千年的神廟，在悠久的歲月中傾聽膜拜者傳來的祈求。
奧爾罕.帕慕克曾在《伊斯坦布爾》裏說:“康拉德、納博科夫、奈保爾-----這些作家都因曾設法在語言、文化、國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間遷移而為人所知。離鄉背井助長了他們的想像力，養分的吸取並非通過根部，而是通過無根性。”這樣評判是準確的，相對於帕慕克這樣一位“必須要有一個地方作為起點，然後你才可以開始寫作”的作家，奈保爾可以說是以遷移的步伐開始了他寫作的生涯。這或者是在魔種生根發芽之前，種子註定流浪。奈保爾這位自稱“無立場者”的人，拒絕了生活當中任何一種可能的屬性，以筆下的文字成就了自我的領地，就如他自己所言：“世界就是如此：那些虛無的人們，允許自我成為虛無的人們，在當中沒有位置。”
虛無，來形容對〈魔種〉的印象，也是貼切的。這本續《半生》的終結之作，不過是作者自擬化生涯的一次思想性總結。主人公威利輾轉複側的一生，充斥字裏行間的都是迷望的漂泊、生活的落魄、無聊的嘲弄及對時代幻滅的無力。就連主人公自己，也時常困惑的詢問自己，這到底有什麼意義？早期漂洋過海來到英國求學，於無聊之中的生活當中只學會了兩件事，一是性，二是寫作。後結識了妻子前往非洲，生活了18年後卻突然意識到這不是他的生活而只是他妻子的生活，沮喪之後來到英國，在妹妹的鼓動下充滿革命的熱情和對新生活的展望來到印度，但在叢林中的遊擊生活不但沒有給他任何回答，反而陷入革命的混亂，叢林的灼熱，被捕後囚牢生涯與革命生活內在本質的驚人相似，著實讓威利忍無可忍，甚至忘了自己為什麼要改變身份來到印度。初時的痛苦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變成了習慣，就在努力理解他人的過程中反而迷失了自己。那怕是在脫離監獄來到英國有安穩的物質生活後，內心的困惑從來沒有離去。從起點再回起點，人生的旅途只是在時間的空涯裏轉一個無痕跡的圈，除了面對倦容老去、精神荒蕪的現實，還能在疲乏的行程裏尋覓去什麼呢？又有什麼比自己感到自我的命運被一股毫無邏輯的力量主宰而更荒謬的呢？其實奈保爾早已在書中說道：“只有革命運動的高層人物才清楚各班的部署形式及作戰方略；只有他們才知道解放區新擴大的範圍。其他人都不過是糊裏糊塗地跟隨這場艱苦的戰鬥:在密林裏長途行軍,食物粗陋,飲水惡劣,終日裏和一些戰戰兢兢又不情願的村民打交道”。革命的正義性早已被無情的殺戮、自私的混亂所代替，而生活的本質在奈保爾看來，也許就是以真實的個體，去面對整體的荒謬。藝術生於艱難跋涉之中，死于一蹴而就之時，所以奈保爾在書的結尾，寫出了最終的看法“不該抱有理想的世界觀。災禍正是由此產生。解決也是由此發端。”
奈保爾坦言《魔種》是他最後的一部小說，也是對他曾生活過的不同世界，並將對自己的文學生涯作一個總結。對於七十多歲的這位老人，停筆或是他已找到答案，或許是明智的停止了尋求答案，如同魔種蘊含著禍端，也包含著解決。當我們明白我們不僅是生活著，更而是在時代的洪流中“被生活”著，對於一切的荒謬與無奈，掙扎與衝突，困惑和疑慮，或許更能坦然已對。憎惡壓迫者，但更懼怕被壓迫者，我們在任何一種生活中，都有著這兩難的境地和選擇。播下魔種，收穫無望。說到底，在命運的洪流中，每個人不過都是自己的奴隸罷了。
當奈保爾在2001年因“其著作將極具洞察力的敍述與不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為一體，是驅策我們從扭曲的歷史中探尋真實的動力。”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便在文學界聲名日重起來。但是，說來慚愧，友人向我推薦奈保爾的《魔種》一書時，莫名其妙的卻是把他當成了一位法國詩人，如寫《海濱墓園》的保爾.瓦萊裏，《醇酒集》的阿波里奈爾及普萊維爾，保爾福爾等，姓氏的相似產生認識的錯誤，或許在印象中總有一些記憶的偏差，經過歲月的流離失所後早已失去了原來的位置，真相就這樣失去本身的面目而被人所接受,而原先並不存在的謬誤卻被我們習以為常。
奈保爾是一位印度裔英國作家，與法國是毫無關係。出生在加勒比地區特立尼達島的一個小村莊，是印度婆羅門的後裔,長大後到英國求學,也在英國開始了自己的寫作生涯,至於說寫作的原因,據作家後來自己的講述是“為了撫平他所熟知的過去那些刺耳的干擾”，這對於他來說是一個合適的理由，當作家的足跡如同無家的難民般流落在各地，而思想的碎片輾轉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衝突之中時，作為一位主要靠記憶而非想像力來寫作的作家，文字可以說是在精神領域尋求現實途徑的一種解求，如印度之域中桓立幾千年的神廟，在悠久的歲月中傾聽膜拜者傳來的祈求。
奧爾罕.帕慕克曾在《伊斯坦布爾》裏說:“康拉德、納博科夫、奈保爾-----這些作家都因曾設法在語言、文化、國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間遷移而為人所知。離鄉背井助長了他們的想像力，養分的吸取並非通過根部，而是通過無根性。”這樣評判是準確的，相對於帕慕克這樣一位“必須要有一個地方作為起點，然後你才可以開始寫作”的作家，奈保爾可以說是以遷移的步伐開始了他寫作的生涯。這或者是在魔種生根發芽之前，種子註定流浪。奈保爾這位自稱“無立場者”的人，拒絕了生活當中任何一種可能的屬性，以筆下的文字成就了自我的領地，就如他自己所言：“世界就是如此：那些虛無的人們，允許自我成為虛無的人們，在當中沒有位置。”
虛無，來形容對〈魔種〉的印象，也是貼切的。這本續《半生》的終結之作，不過是作者自擬化生涯的一次思想性總結。主人公威利輾轉複側的一生，充斥字裏行間的都是迷望的漂泊、生活的落魄、無聊的嘲弄及對時代幻滅的無力。就連主人公自己，也時常困惑的詢問自己，這到底有什麼意義？早期漂洋過海來到英國求學，於無聊之中的生活當中只學會了兩件事，一是性，二是寫作。後結識了妻子前往非洲，生活了18年後卻突然意識到這不是他的生活而只是他妻子的生活，沮喪之後來到英國，在妹妹的鼓動下充滿革命的熱情和對新生活的展望來到印度，但在叢林中的遊擊生活不但沒有給他任何回答，反而陷入革命的混亂，叢林的灼熱，被捕後囚牢生涯與革命生活內在本質的驚人相似，著實讓威利忍無可忍，甚至忘了自己為什麼要改變身份來到印度。初時的痛苦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變成了習慣，就在努力理解他人的過程中反而迷失了自己。那怕是在脫離監獄來到英國有安穩的物質生活後，內心的困惑從來沒有離去。從起點再回起點，人生的旅途只是在時間的空涯裏轉一個無痕跡的圈，除了面對倦容老去、精神荒蕪的現實，還能在疲乏的行程裏尋覓去什麼呢？又有什麼比自己感到自我的命運被一股毫無邏輯的力量主宰而更荒謬的呢？其實奈保爾早已在書中說道：“只有革命運動的高層人物才清楚各班的部署形式及作戰方略；只有他們才知道解放區新擴大的範圍。其他人都不過是糊裏糊塗地跟隨這場艱苦的戰鬥:在密林裏長途行軍,食物粗陋,飲水惡劣,終日裏和一些戰戰兢兢又不情願的村民打交道”。革命的正義性早已被無情的殺戮、自私的混亂所代替，而生活的本質在奈保爾看來，也許就是以真實的個體，去面對整體的荒謬。藝術生於艱難跋涉之中，死于一蹴而就之時，所以奈保爾在書的結尾，寫出了最終的看法“不該抱有理想的世界觀。災禍正是由此產生。解決也是由此發端。”
奈保爾坦言《魔種》是他最後的一部小說，也是對他曾生活過的不同世界，並將對自己的文學生涯作一個總結。對於七十多歲的這位老人，停筆或是他已找到答案，或許是明智的停止了尋求答案，如同魔種蘊含著禍端，也包含著解決。當我們明白我們不僅是生活著，更而是在時代的洪流中“被生活”著，對於一切的荒謬與無奈，掙扎與衝突，困惑和疑慮，或許更能坦然已對。憎惡壓迫者，但更懼怕被壓迫者，我們在任何一種生活中，都有著這兩難的境地和選擇。播下魔種，收穫無望。說到底，在命運的洪流中，每個人不過都是自己的奴隸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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