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前几本观察中国的书籍都写了评论，那么罗谷的不写说不过去，何况他的《低端中国》也写得不错。和山田泰司、派屈克相同，他也聚焦于中国底层的农民工，但他的调查样本主要放在贵州省荔波县炳花村的莫家人，记录了他们二十年间的生活变化。但因为《彭博商业周刊》的职业特性使然，罗谷的书更能看见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经济调控，在与政府官员、智库专家、大学教授、学者、NGO、大公司高阶主管的对话与访谈中，社会的发展脉络与产业转型更为清晰，变革当中的阶层矛盾与利益冲突也脉络分明，使得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与现实处境读来有迹可循，体制性的不公与压迫显而易见，比如已成顽疾的户籍制度及土地所有制，以及由此衍生的城乡发展失衡与留守儿童等问题。他对广东深圳、东莞等地农民工自发自为的罢工抗议也多有提及与探讨，但这些内容明显违反中国国情与社会主义发展形象，所以在此也不多作论述，读者自查。但是作者明确指出，如果中国不找出一套办法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并确保他们不沦为二等公民，中国的经济成长就不可能永续发展。而在中国已处于发展转捩点的当下，以往的经济成长模式早已不继，当人口老化、产业链转移、AI技术升级带来工厂生产自动化造成失业潮等问题官方若不能妥善处理，无法成功转型为精密技术的高附加值经济与高质量的服务业，并还以人民在宪法中应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同时在内需上促进人民消费力的提升，那么中等收入陷阱无法避免，中国不是走向经济困境而奄奄一息，就是因各方利益受损而引发各种危机重叠共振陷入社会动荡不安的结局。
我赞成罗谷的观点。如果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成为问题本身，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阻力，那么岂止掉入陷阱，而是将堕入深渊。
不过此书的编辑严重失职，书里出现多处彰明昭着的低级错误，实属不该。比如“中国的农民加上他们的家人数以千万计，约占中国全部人口的一半”，如果约占中国全国人口的一半，就不可能数以千万计，因为中国人口约十四亿。再比如“号召全国工共知识分子”，此应该为“公共”。“不国这一切目前差不多已经走向末尾”应是“不过”。“也协助我做了布少报道”应为不少。
不过瑕不掩瑜，此书学理兼备，值得一读。最后要说的是，《低端中国》有吴介民（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写的序，他指出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公开秘密是对农民的剥削，大量农村待业人口进入中国东部与南部城市工业地带成为领基本工资的农民工。他所谈及的这些事实我不否定，但我要补充的是，吴介民并不诚实，因为大量的农民工进入的正是台资企业或有台湾资金的合资企业，任何一个了解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的人，都不难想象这些血汗工厂的残酷压榨，无情剥削，为非作歹的绝非一家，台资何尝不是利欲熏心为虎作伥。而这一点身为台湾人的他并无论述，哪怕书中多次提及。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