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場失守，香港危險！

《主場新聞》突如其來的關閉，讓人錯諤。蔡東豪的讀者致辭，讓人感嘆，倘若身處法治尚存的香港社會，還是具有一定名望的人，都是如此的恐懼，那麼在生存於極權虎口之下的內地民眾，又該如何生活？

當然不是責怪，當事人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何況是出於對自身安危的考量，情有可原理所正當，雖然在我看來《主場新聞》言論並不越界，無非是針對時事的常識評論，厘定概念、辯證邏輯，澄清道理，探求事實，但依中共之心狠手辣，我輩也不必一味鋪成高義，求全責備，相信此決定蔡東豪是經過慎重的考慮後得出，而且對這項決定感到最痛苦的應該是他本人，畢竟我輩只是讀者，蔡東豪才是真正的創辦人之一。親眼看著自己一手撫養的孩子被自己活生生的扼殺於襁褓之中，此中複雜之心情，外人難以感受。

何況《主場新聞》自二零一二創辦起，就以“我城‧我观点‧我主场”的口号，媒體人的專業，公民社會的理念，關懷本土的願望，為香港付出許多，而不是蔡東豪在致辭中的謙語“為香港做點事”，例如2012年提早上線以支持“全民行动，反对洗脑，7月29日，万人大游行”；同年開通專頁响应“2012年香港立法会选举”；發表鍾祖康火力十足的雄文《是她為習總代寫博士論文嗎？》；廣泛報道台灣太陽花學運；支持每年的七一大遊行等；影響甚大，成績累累。客觀而言，他已做了許多，贏得他應有的榮耀。如今封口，更用自己的黯然離去，敲響一記未來的警鍾。

真正應譴責的，應該是制造恐懼的原凶，禍害香港的禍首。蔡東豪在致辭中吐露心聲，說他感到恐怖，我們須向當權者質問：為什么在香港“做一個正常公民、做一個正常媒體、為社會做一點正當的事，實在不容易，甚至感到恐懼 — 不是陌生，而是恐懼。”為什么香港社會惡劣到讓蔡東豪感嘆“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和市場，做一個正常的公民和商人，原來竟是錯誤的幻想。”欲做正常人而不得，非緘默不能求生，唯殘虐才可发达，還有比這更嚴重的社會危機嗎？還有比這更嚴重的是非顛倒嗎？身負管理之職的香港政府及其背後的中央政府，難道不應該站出來給大眾一個交待？不是說五十年不變嗎？不是說井水不犯河水嗎？為何回歸不過十幾年，香港就墮落到如此不堪呢？

香港需要很多黎智英

壹傳媒股民爆料事件，讓我吃驚的倒不是黎智英給民主派人士捐款，而是在於偌大一個香港，有這麼多富豪的城邦，卻居然只有一個黎智英慷慨解囊，支助香港民主運動，實在是讓人大跌眼鏡，與香港國際都會的形象嚴重不符。

明白人不用多羅嗦，其實這種怪象已極為清晰地闡明一個事實，那就是諸多香港富豪與中共狼狽為奸的共生關係。香港富豪不捐款支持民主人士、民主運動，絕不是潔身自好，而是利欲薰心之下唯利是圖、見錢眼開，果斷放棄良知、善念、仁義，以及作為一個香港人應有的對香港的守護、關心、回饋，和在港英時期所受到的民主、自由理念熏陶（如果有的話），見風使舵地投入黨中央的懷抱，享受“悶聲發大財”的好處。當然，可以猜想，即使有一些富豪支持民主，反對極權，無奈在大陸投資創業，早已跳上賊船被其綁架，考慮到資產與身家安全，雖然心有屬之，也不得不緘默以對。

迫不得己還情有可原，主動賣身卻絕對可恥。黎智英捐款不過幾千萬，就引發軒然大波，仿佛做了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其實我還嫌捐得少呢。但親共商人這麼多年來大手筆、大資金、大投入的支持香港添共派，怎么就沒人質疑聲討呢？這不是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而且黎智英作為香港人捐款支持香港民運，合理合法理所當然。中共採取各種偷雞摸狗的手段支持親共團體，直接干預香港政治，完全違背自己所制定的《基本法》，一個連自己所制定的法律都視如敝屣的政府，又有什么資格叫別人去遵守法律呢？

依我之見，香港只有一個黎智英實在太少，民主高義之下，自由前景之下，實在應該出現很多的黎智英，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要想吃到民主這份午餐，就需要付費，付費就需要有錢。既然香港民主事關你我，那麼大家無妨和衷共濟慷慨解囊，有錢的捧個錢場，沒錢的捧個人場，聚土壤以成泰山，匯細流以成汪洋。做不了商場李嘉誠，至少可做民主黎智英嘛，至少以後中共再想放狗咬人，困難也加大許多，對不對？

智伯与薄熙來

當我翻閱《資質通鑒》，看到智伯這個人物時，就不由得想到集奸臣、貪官、酷吏三位一體的千古人渣薄熙來，因為此二人很在某些方面很是有些相似，很難不讓我把他們並為一談。

智伯是晉國六大家族智氏一族之首領，有五項優點蜚聲在外為人稱道，其族人智果論定為：“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薄熙來與其相較，除因時代關系“射御足力則賢”沒法對比外，其余四項也不遑多讓，即風度翩翩，曾被諛為“大陸的馬英九”；恃才自傲，官居高位一直自命不凡；能言善辯，說起謊來天花亂墜；心狠手辣，做起事來暴戾恣睢。

但智伯優點雖多，卻有一致命缺陷——“如是而甚不仁”，即為人很不仁厚，相當凶殘暴烈。此一缺陷相當於數學上的負數，與前面五項加分的正面優點相乘，立刻就把其負面效應瞬間擴大。故智果如此評論：“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待之？”翻譯成白話即用五項長處來做不仁不義的惡事，又有誰能和他和睦相處呢，所以智果斷定：“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

事情果然不出智果所料，智伯由於其剛愎自用，果然惹來了殺身之禍，在晉陽之戰中被誅殺，其族被滅。而薄熙來與其相較，其殘暴不知超過多少倍，據現行披露的罪行，除大陸媒體報道的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三宗罪之外，其實還參與活摘人體器官、設黑監獄，搞刑訊逼供，酷刑折磨，殺人，強奸，陰謀發動政變篡權等等，已不是一般的罪行，而是最嚴重的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

智伯只是因為剛愎自用，貪得無厭，就被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三家圍剿，死後腦袋還被趙襄子砍下來凃上漆當作喝酒的器具。而薄熙來犯下如此多駭人聽聞的滔天大罪，可以說是神怒鬼憎天理難容，難道還想在秦城裡安度晚年？依我之見，此人渣將來的下場，一定會比智伯更慘。

理中客與假道學

在中國，糊塗蟲極多，醒目仔也不少。畢竟眉精眼企、話頭醒尾，察言觀色，長期以來，就是國人生存之道，由此而道貌岸然、冠冕堂皇、矯情自飾，文過飾非，尋常不過。

近日“理中客”一詞在大陸蔚然流行。所謂“理中客”，即是理性、中立、客觀之縮寫。無論價值判斷，還是事實辨析，用來做討論標準、規範、繩墨，無可厚非，然而偏有不少假道學，偽君子，以此自我標榜，自抬身價，自圓其說，擺出一副道德真君模樣，殊為可笑。

然而笑他，你即是無禮，諷他，更是乖謬。因為他自覺真理在握，正確得彰明在甚，偉大得英明神武，又如何能忍你侃侃而談，直抒己見？敢提出異議，就是反上作亂；直斥其荒謬，更是罪不可恕。須知他是理中客，如何能錯？如何又錯得了？他一邊身當裁判畫規立則，一邊又披掛上陣東征西討，身兼二職還自覺中立，情緒爆棚還大談理性，口氣專斷得像上輩子當過皇帝（或是御前公公？）還一臉客觀，真真是虛偽得無可理喻，卑劣得蠅營狗苟，狡詐得人頭狗面。

理性，相對於感性而言，指人側重思考、分析、判斷、歸納、演繹與推理，能由此及彼，由表入裏，找出事物內部規律、聯繫，以形成概念，見解。這種能力正常人皆有，但因個性、天賦及教育的因素，水準不一，斷不能強求一致。所以，所謂理性，就是知因立場、教育、性格、愛好、觀念及利益的不同，人與人之間的觀點及思維方式有同有異，不可能完全思想一統，大腦歸零，交流時觀點有所對立或碰撞極為自然，不值大驚小怪，更無須惱羞成怒，氣急敗壞，意見不同就是“缺心眼”、“腦子進水了”，儼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心胸狹隘得可笑，氣度褊窄得可憐。此種黑白二元思維在如今思潮繁雜、意見多元之社會，明顯屬於智障與腦殘，不值一提。況且，人是感情動物，誰又能夠說自己絕對理性，不受情感影響？張口閉口理性克制，難道這世界上不該有義憤，義憤反是動亂之源？理中客以理性自居沾沾自喜，高高在上排斥異己，類同“我這一輩子從未說過謊”以標榜道德清白，虛妄得令人發噱。

中立，通常是指處在雙方之間，不傾向任何一方，也不牽涉其中。然而這些理中客荒謬之處，則是明明立場昭然——其立場早已反映其價值取向——卻以中立自詡，豈不矛盾之至，虛偽之極？不然，強權的銅牆鐵壁不敢碰，卻在弱民飯碗裏的雞蛋裏挑骨頭，如此欺善怕惡，是為中立？國家機器橫徵暴斂，殘民害物不語，卻計較孤兒寡母的道德瑕疵，如此選擇性失明，是為中立？官商勾結，擅作威福，貪贓枉法，哀鴻遍野，貧富極度懸殊，社會嚴重不公，卻叫囂屠戮群眾，對社會底層下手，是為中立？自家政權欺侮同胞置若妄聞，卻聲嘶力竭抨擊異族外邦，如此也能算中立？助紂為虐立場明顯，避重就輕目的了然，理中客們卻還以中立自恃洋洋自得，說穿了，此種中立，無非就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中立；無非就是以強淩弱，以眾暴寡時袖手旁觀的中立；無非就是政治高壓之下噤若寒蟬的中立；無非就是見風使舵，趨炎附勢的中立；無非就是處心積慮護主救駕，千方百計拱衛政權的中立，根本就是一種投鼠忌器、明哲保身的奴卑心態。

再有客觀，與主觀相對，通常指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遵循客觀規律，按事物的實際情況對待處理，而不加以個人的偏見。而理中客所謂的客觀，卻多是對他人設立極為嚴苛的標準，自己卻金蟬脫殼置身事外，動輒刁難他人，隨意上綱上線，倘若當事人不堪忍受這種無理取鬧，想講理辯義，則一哄而上，口誅筆伐，大打出手。道理無它，邏輯顯然：因你敢反駁，就是得罪他精心樹立的客觀；因你敢嗆聲，就是自投羅網的罪證。他一心臆造理論的空中樓閣，又如何能讓你輕易觸碰？他費力虛構主義的美好畫皮，又如何能讓你即刻拆穿？所以東西方社會常見的律己嚴，責人寬，在他們這裏卻是返其道而行之：標準、要求朝外，萬不可求諸己身，如此則可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所以理中客的客觀，實則是把自己主觀當客觀，客觀當主觀，並且無視他人的的主觀與客觀。再說穿，這些理中客的客觀，無非就是落井下石，幸災樂禍，義正詞嚴地往別人的傷口上灑鹽。

理中客如此傾心砌詞狡辯，環顧現實，情況可能有三：一是因為他人之崇高勇毅，映出自身的怯懦卑劣，然而公道人心面前，又不敢/不便直接反對，無奈只能以理性、客觀、中立而自辯，並拐彎抹角地影射著義士的缺陷與不足，為自己的苟活尋找生存的理由。然而魯迅早有名言，“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更何況人無完人？理中客如此費盡心機，大費周張，不過自取其辱，自顯其形；再是職責在身，紀律在前，為達到引導輿論，模糊焦點，混淆視聽，操控事態之目的，卻又不能/不願身份曝光，遂以理中客為幌子，實施避重就輕，聲東擊西，胡攪蠻纏，顛倒是非，強詞奪理等詭辯伎倆，完成上級/組織派發之任務。此種情況，相當常見，畢竟這些奴才文人，因角色所限，立場所致，永遠只能藉漠視、扭曲、出賣、推倒公眾的意願，去維繫當權者的歡心和庇蔭；三是思想走歪的知識份子，既可自我瞞騙，又能愚弄群眾——因為負才，就錯不了；錯不了，就說什麼都自覺大道理。而理中客正好投其所好：名稱光芒四射，感覺唯我獨尊，手執生殺大權，講話口含天憲，妄自尊大得名正言順，獨斷專行得理所當然，如何不沉迷其中，予取予求呢？

沒有勇氣，就假裝客觀；良知欠奉，就自詡理性；自私之極，就強調中立。這些理中客的真面目，實則是怯偽奸：怯懦、虛偽、奸詐。他們的理性，是豺狼成性；他們的中立，而攀權附立；他們的客觀，是冷眼旁觀，是中共“以大局為重”的一貫宏觀。如果說他們還有獨立思考，不過是為強權的禍國殃民、倒行逆施尋找冠冕堂皇的理由，開脫得既要合情合理，又要萬不得已。如果說他們還有勇氣，無非是事實真相面前，敢於擯棄良知，爭寵邀功面前，勇於泯滅人道。但，切莫說他們巧舌如簧，招搖撞騙，恬不知恥，殊不知他們自覺此乃人生成就，豐功偉業，理當矜能負才，居功自傲，倘若能博得上峰欣賞，群盲讚歎，說不定還能大撈一筆，繼續在理中客雞犬升天的道路上，一賴再賴，無賴到底。

豬一樣的民族

導論

日前，西班牙有報章發表一篇題為《中國豬》的文章，稱“中國人眼鏡、皮包、手機等，甚麼都能造假，但造不出我們高尚的靈魂。如果中國人能把我們的道德也仿製一下，就不會成被人指著鼻子罵的物件”。


中國豬文化

西班牙人說中國人是豬，相信不僅是西班牙一國的意見，而是所有文明國家的共識。比如在一些歐美國家，甚少中文標識，但在廁所裏卻有明確的漢字指引“排隊”、“沖水”、“洗手”。這些基本行為常識為何還要宣告？就是因為中國人的表現如豬一樣骯髒。外國媒體冷眼看在心裏，總結出中國人七宗罪：一、髒：亂扔垃圾，隨地吐痰、甩鼻涕甚至大小便；二、吵：凡有中國人所在之地，無不沸反盈天，吵鬧喧囂；三、搶：幹什麼事都不講秩序，生怕落伍排後，逃難似的蜂擁而上；四、粗：表現粗俗不堪，如禁煙區吞雲吐霧，餐廳剔牙搓腳；五、懶：商場沙發上睡覺，或馬路上隨意息地而坐；六、窘：正裝場合偏偏要混搭雜裝異服“中國風”，古典音樂會打手機；七、潑：遇糾紛毫無冷靜理性表現，只知一味撤潑，哭天喊地、捶胸頓足。

豬一樣的髒亂差表現，自然與民族文化有密切關係。行為是文化的反應，文化是行為的內核。陶傑先生就指出，中華民族就是一小農民族，而小農民族的基本性格就是：嫉妒、自私、小心眼，盯著眼前半畝爛地，以為就是全世界；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填塞口腔和腸胃，大腦沒有內容，不識推理、邏輯，天生奴才，要一個主子在他頭上抽鞭子，狠狠地統治，等等。

其實小農意識的特徵，就是人人自私，為一己謀利，絕無集體觀念，不會想到國家社會之形象利益。費孝通在《鄉土中國》就提到，江南的河流之髒是有名的，因為河不屬於任何人，大家有垃圾就往裏扔。對於這一點，不需要太多例證，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一句諺語即可敲定：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正因為有如此文化DNA，所以才為中國人賺來“豬”之評語。但是，切莫以為這又是“反華勢力”對中國人的惡毒攻擊，在抹黑國人。中國人自己，不也稱自己是豬嗎？19世紀華工去美國，中國人就稱為“販豬仔”，中國人罵人，也稱對方為“豬玀”，“豬頭”，所以，西班牙人罵中國人是轉，不過是內產轉外銷，就連大陸作家王朔，最近也實在看不下去，忍不住站出來嗆真話：“說中國人是豬，感情上不能接受，可他媽的很多事一直都在驗證中國人是豬這一事實。不侵犯到自己的利益，就光知道埋頭賺錢，誰死都與自己沒關係，一旦傷害到自己了，馬上就慘叫，叫得簡直哭天搶地，然後一個大白饅頭扔過去，立馬又焉了，別人喊的時候它仍然埋頭吃喝……”

把人民當成豬來養

光有此“中國豬文化”，還不能把中國人變得如豬一般。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還有儒釋道三家，強調修身養性，保護自然，敬畏神靈，竭力保持著中國人的形像與尊嚴。但一九四九年開始，經由政府剷除了儒釋道三家店後，再加由處心積慮的教育、管制、洗腦、迫害，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把人整得不似人形，中國人徹底淪落到豬一般的生存境界。

不言而喻，中國人變成豬，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就是主政者。因為豬只想著吃食、睡覺、性交、生仔，除了滿足生殖的本能及口腹之欲，不會追求什麼言論自由、集社自由、信仰自由，更不會對主政者的圈養政策進行反抗。這一點極其重要，因為要維持“豬圈社會穩定”、保障“豬欄社會一片形式大好”，方便把豬養肥了一刀宰殺或販賣，以賺得巨大經濟利益，前提就必須把每一頭豬都掌握在自己的控制下。所以除了進行時不時的武力鎮壓外，還要進行“每一頭豬都是社會主義的好豬”等愚民教育，使之習慣並滿足於眼下的局面，不作非份之想，不作越界之思，所以在這樣的社會如果跑出一頭特立獨行的豬，對領導的命令嗤之以鼻，視生活既定的設置于無物，連此國的傑出作家王小波都要為之驚歎，並巴結羡慕地稱之為“豬兄”。

外國人常常對中國人豬一般的生活感覺不可思議。但是他們不知道，即使是豬一般的生活，中國人也能活得其樂融融，活出極幸福的感覺出來，活出民族的自豪感出來。他們視泥汙為天堂，爛菜為佳餚，臭味為熏香，茅廁為福地，滋滋有味地過著豬式生活，認為只要能吃飽飯，睡好覺，就是人生的終極訴求，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他們視長膘為成就，增重為功勞，能吃為本事，性交對象越多越有能力。為了讓別人認同他們的這一套“豬社會行為準則”，他們發明創造了許多具有中國豬特色文化，比如什麼吃飽飯就是最大的人權，有房子住就是人權之類，這一套歪理邪說哄哄豬當然沒有問題，但對於受過現代文明教育的外國人卻施之無用。因為文明社會的共識是人權從來都是指人的公民權、政治權、文化權，而非指吃喝拉撒睡的動物特性。把能吃飽飯看成是最大的人權，不要說中國人是這樣想，豬何嘗不也是這樣想的。

結語

不錯，這些話說出來，又會讓一些騸豬們捶胸頓足，痛不欲生，暴跳如雷，潑口大罵。但沒有關係，這一點本人早有預料，因為不如此表現，也就不能稱之為中國豬。從中國人淪落到中國豬的一大特徵，就是逐漸失去自我反省的能力，對於一切批評與指責，統統歸為“別有用心的陰謀”、“蓄意挑起事端”、“故意製造矛盾”，所謂聞過而終禮，知恥而後勇，對於這些中國豬們來說，已是遙遠到兩千多年前的事，他們現在所能做的，無非就是砌辭狡辯，文過飾非，把精力都花去尋覓鄰居的臭蟲，拼命為自己尋找開脫的藉口。但本欄以事實說話，以理性分析，對於這些義和團式的幼稚表現，向來不屑關注。文明的啟化，教育的薰陶，就是要從另一個空間俯瞰這可笑的世界。唯有在此高度，無權威、無神話，真理即謊言，殘暴即公義，才能看出物質極大豐富的大同世界不過也是一耙屎，萬人崇敬的風流人物也是一團泥。

梁振英的道德楷模

香港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被曝涉嫌貪汙，對於此我毫不驚訝。因為共產黨的官員，貪汙不是新聞，不貪才是新聞，若有區別，也只是貪多貪少。國民早已對此見慣不驚，處之泰然。然而，當我看到鍾祖康先生在臉書揭露，宋林早在去年就被人檢舉，梁振英卻不顧社會輿論，居然硬是委任這位山東鄉裏為太平紳士，而且此太平紳士還出任2013~2014年度廉政公署轄下香港道德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主席時，不禁讓我哈哈大笑，因為此政治鬧劇實在太過於滑稽。

我覺得事發至今，梁振英應該勇於承擔責任，站出來給公眾一個交待，而非裝聾作啞不置一詞，妄圖蒙混過關。須知此為下策，不但無濟於事，難改其昏聵虛偽之形象，而且極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猜測。比如媒體就報道，“宋林出任華潤董事長後，經常於華潤總部50樓頂樓宴會廳設宴，招待中港兩地政商權貴，雖然每餐只是六至八道菜，但每次必有22頭吉品乾飽、蘇眉或海斑、冬蟲草燉湯、澳洲和牛、龍蝦刺身等名貴菜式，12萬元一瓶的紅酒一餐可以飲6瓶。”一頓飯花費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如此窮奢極欲揮霍無度，這即使在以鋪張浪費見長的中國官場，也是相當大手筆。梁振英把這等驕奢淫逸之徒委任為“太平紳士”，倘若無正當理由，不禁讓人浮想聯翩：莫非梁振英也曾是豪門盛宴上的座上嘉賓，並且撈足油水？

再有，宋林不但包養多名情婦，而且利用職務影響，把情婦安排到瑞銀集團的香港和上海分支機搆上班，成為宋林賄賂和洗錢的重要管道。又如媒體之報道，“其情婦及情婦的親屬名下，在境內外擁有十億元以上資產，在蘇州、常州、上海、香港的等地擁有大量別墅等高檔房產，在境內外銀行有巨額存款。”沾花惹草，足見此人是好色之徒，利用情婦招權納賄及聲色犬馬，更見其荒淫無恥。然而就這等貪財好色的腐化墮落之徒，居然還可以出任香港道德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主席，這不是見鬼嗎？這不等於叫奸臣薄熙來宣講什麼叫誠信嗎？這不等於叫大貪官周永康示範什麼叫廉潔嗎？這不等於叫酷吏王立軍來說教什麼叫愛國嗎？香港人何辜，居然受此侮辱，要讓一個人渣來諮詢道德發展，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身為香港特首的梁振英，而且又是宋林太平紳士頭銜的授予人，該不該對此負責呢？

當然，梁振英也可推說這一切均不知情，把自己撇得一干二淨。然而，即使此言當真，也說明梁振英玩忽職守，識人不明，其才幹已不適宜於特首一職。況且梁振英歷來謊話連篇——比如僭建事件——早無誠信可言，閃爍其詞，不過更見其蛇鼠一窩，狼狽為奸。鑒於此舉已抹黑香港政府形象，給政府聲譽造成創傷，而且黑幕內情很可能牽涉到利益輸送，權錢交易，營私舞弊，坐地分髒，建議中紀委調查宋林時，順便也把梁振英查一查。我想，一向在公眾面前極力營造出大公無私、清正廉明、奉公守法形象的梁振英同志，是絕不會反對這麼一個力證自己清白的機會的，畢竟老話說得好，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況且倘若查無實據，不但能消彌公眾疑惑，促進民望上升，還能增加主子信任呢，對於坐一望二的梁振英來說，何嘗不是一招妙棋？所以，梁振英如果看到此文，必不會大發雷霆，發律師函告我，對吧？

難道香港人還不如狗？

中共誠為古往今來天下第一之邪黨，前幾日才發表香港白皮書粗暴干涉香港自治，踐踏一國兩制，這兩日卻又和顏悅色對臺灣人大談兩岸一家親，民族同胞情，不可謂不是厚黑之極。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出席第六界海峽論壇時說：“兩岸關係不斷向前邁進，必然會觸及到一些深層問題。關鍵是我們都要從一家人的角度出發，多一點理解，多一點尊重，多一點體諒。”然而面對香港人的普選要求，佔中主張，中共怎麼就不多一點理解，多一點尊重，多一點體諒，反而還竭力打壓肆意抹黑呢？

俞正聲指出：“以人為本、為民謀利是我們的執政理念，也是我們制訂和實施各項對台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既然以人為本，那麼進行公民提名為基礎的普選不正是理所當然嗎？既然為民謀利，那麼港人治港，民主選舉，不就是港人自我謀利的最佳選擇嗎？事理如此之清晰，為何中共倒行逆施而不能自己呢？

俞正聲表示：“廣泛聽取臺灣社會各界的意見建議，深入瞭解臺灣民眾的現實需求。”但是對於香港社會各界的意見建議，為何就不廣泛聽取呢？對於香港民眾的現實要求，怎麼就充耳不聞呢？難道還未收入囊中之時，就可以好話說盡，手到擒來之後，就可以壞事做絕？

俞正聲強調：“我們理解臺灣同胞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心態，尊重臺灣同胞對現行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認同，知曉一些朋友對兩岸關係發展還有這樣那樣的顧慮。”既然如此體諒台灣民情民意，為何不理解香港同胞在特殊歷史倏件下形成的心態，而是一再以“愛國”之名搞政治壓迫呢？既然如此尊重台灣同胞對現行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認同，為何在香港就急於顛覆現行社會制度，扭曲價值觀念和破壞生活方式呢？既然知曉一些朋友對兩岸關係發展還有這樣那樣的顧慮，那麼對於在香港持不同意見的人士，何以就從朋友變為恨之入骨之仇敵，巴不得致之死地而後快呢？

中共之所言所行，在在表明這是個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流氓政權，絕對不可信賴，完全不可聽從，要捍衛香港未來，爭取民主，保障人權，除了奮力抗爭，別無他途。俗話說狗逼急了都會跳牆，面對中共之专横跋扈咄咄逼人，已無退路的香港人，難道就甘願俯首當奴嗎？

法輪功是香港新聞自由的試金石

因劉進圖被襲而發起的反暴力大遊行，在事後居然無一香港主流媒體提及參與活動的《大紀元》，這是我看不起香港這個小奴才社會的又一鐵證。

新聞報導不同於專欄評論，必須遵循真實、客觀、公允的原則，向讀者據實傳遞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及時間、地點、人物，這是連普通讀者都知道的常識，遑論一班專職從事新聞工作的老手？然而在香港這個豪橫跋扈的小奴才社會，硬是可以把常識顛覆，把事實隱瞞，《大紀元》明明出現在活動現場並且全程參與，在場民眾包括程翔、鄭宇碩也躍踴簽字表示支援，香港的主流媒體就是可以咬緊牙關閉口不言，惜墨如金隻字不提。到底香港媒體派出的採訪記者都是瞎子，還是主管媒體的高管都是一群啞巴？抑或大家都在知歹識做的裝聾作啞呢？

然而更讓人忍俊不禁的是，這場活動的主旨之一，正是捍衛香港的新聞自由。既然要捍衛香港新聞自由，那麼如實報導這次活動的盛況，豈不是應有之義？但香港媒體與人士一邊遊行大呼口號捍衛香港新聞自由，一邊卻痛下辣手幹著封殺過濾的陰損勾當，還有比這更滑稽的事嗎？這不就是相當於舉辦愛狗護犬大會，回頭慶功宴上卻大嚼狗肉？這不就是相當於就是發起戒煙活動，卻在現場吞雲吐霧？這就不像中共高幹在主席臺上一本正經的發表廉政報告，私底下卻大貪特貪一樣偽善嗎？那麼他們誓願捍衛的新聞自由到底是什麼鬼東西呢？說實話，我也真佩服這些能悲情走完全程的活動人士，須知這滑稽戲的效果，和與中共狼狽為奸的建制派也跑來高呼反對暴力，及梁振英趕到醫院去探望劉進圖之類的黃鼠狼給雞拜年的把戲是旗鼓相當的呀，能板著臉孔不笑出聲的，也真需要過人的功夫。

而且這些知識份子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以顯耀自己的開明與包容，那麼在法輪功問題上，這些新聞界人士何以總是心口不一言不踐行呢？行文運筆時不是閃爍其詞就是絕口不提，嫺熟於集體回避與自我審查之技，讓我等這種長期流覽香港媒體的忠實讀者也難找到片言隻語，不知情的還會誤以為天下太平。其實，一個正常人看到法輪功學員遭受到這麼慘絕人寰的迫害，就算信仰不一，觀點有異，本著最基本的人道主義或者基於義憤，也會挺身出來進行聲援與支持，何況還是以“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而自勉的媒體人呢？但這些香港大報就是有本事不置一詞，不但有本事不置一詞，還在不置一詞的同時呼籲捍衛新聞自由，這不是虛偽到家了嗎？這種無關社會大眾的小圈子的新聞自由，和他們所堅決反對的小圈子選舉，又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呢？難道他們真的天真到以為和法輪功進行主動切割，中共就會對他們好一點麽？

其實我在劉進圖事發之後，就注意到香港主流媒體的評論文章中，諸多作者都列出近年來針對媒體的暴力事件，如《陽光時務週刊》老闆陳平街頭遇襲、《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家遭撞閘放刀斧、其發行商勤力徳老闆被斬、AM730老闆施永青駕車被鐵鎚打爆玻璃、商業電臺主持人鄭經翰腳筋被挑、《壹週刊》總編劉天偉被斬斷右手等，但就是無人提到《大紀元》歷年來所受到的殘酷打壓，而眾所周知，《大紀元》由於其信仰關係可以說是被中共迫害得最為厲害的媒體，一直身處風口浪尖之中，哪為什麼這麼明顯的事實卻無人提及呢？雖如前面所言，專欄評論和新聞報導不同，作者可以有自己的立場、傾向與態度，但統觀這些作者們心照不宣的默契，不約而同的巧合，本身不就意味著這裏面藏有絕大問題嗎？既然有絕大問題，還不值得傳媒界深挖力掘嗎？(不願自曝其醜的當然除外)既然話已挑明至此，那麼索性我今天打開天窗說亮話：到底是《大紀元》所牽涉的事情太恐怖太危險而致使香港媒體人根本不敢置身其中，還是真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呢？

閒話魯迅

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瞭解極深，但平心而論並沒有達到王國維、陳寅恪的高度，和其業師章太炎也無法相提並論，這是因為根基所限，還是眼光所致，值得有識者關注。在我看來，魯迅的最大成就，是對國民性的剖析與闡述，通過對國人行為、心理的觀察與思考，魯迅找到了國人集體無意識之下的傳統文化之因，並通過對時事的精彩評論，成功驗證了自己的觀點，並以淩厲縱橫的筆鋒得以讓大眾信服，由此使得自己的雜文具有特獨的魅力，並有經久不衰的歷史價值。

那麼魯迅在雜文上可稱為是古今獨步的大家麽？是難以跨越的創作高峰麽？當然不是。和鐘祖康的刁鑽刻薄相比，魯迅的投槍頓顯遲鈍，和陶傑的尖銳犀利相較，魯迅的匕首立現陳舊。尤其以陶傑而論，無論在文章數量、品質及識見上都早已超越，不客氣地說與其相比魯迅像個山溝裏出來的土包子，無論觀點、思想、教條、主義都帶有出土文物的時代印跡。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居然仍有不少國人開口魯迅閉口魯迅，儼然還把魯迅奉為思想宗師，這除了說明環境的進步不大之外，百年之間諸多國人的思想也沒什麼長進。

魯迅思想的一大蒙昧之處，就是不識自由民主的真諦。這當然有時代的局限，畢竟是出生於一八八一年的人，但相較於和他同年代，年紀長大兩歲的陳獨秀，和年齡稍幼他十歲的胡適之呢？不得不說更多是自身因素。可以看見，因在自由主義、民主思想上的領悟，陳獨秀終能反省共產主義的禍害與罪惡，在晚境依然能保有一分獨立的人格；胡適因此而能走向追求憲政、人權的現代化道路。而魯迅終其一生都在民主自由的大門之外，茫然于歐美現代文明的精神，只能保持一個傳統士大夫，或反叛禮教的名士形像，在殖民地的庇護下，拿著北洋政府的大洋（或還有蘇聯的盧布），過著傳統社會的老爺日子，寫著鼓吹馬列主義的革命文章。

魯迅思想的另一在愚昧之處，就是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他自以為這是思想的進步，卻不識僅是走火入魔；他自以為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經道路，卻不知這只是書齋裏虛構出來的幻象，被野心家拿來做爭奪天下的旗幟。在國民性上他目光如炬，但在馬列主義上卻是一瞎到底，無論是選擇性失明，還是時代的洪流所然，抑或政治的投機所致，對他本身都是絕妙的諷刺，甚或是一個徹底的悲劇。但所幸的是，魯迅被其世故所拯救——魯迅因世故而深刻，因世故而精明，也因世故看出了共產黨大張旗鼓的正義之下，實質搞的是什麼下三濫的名堂，於是便有了對馮雪峰的一席話：“說將來你們到來時，我將要逃亡，因為你們來了之後首先要殺我。”

但最終拯救魯迅的卻是他的早逝，由此逃過日後必不可免的政治麻煩，成為殺威祭旗的對象，並得以享受中共“不樹活人樹死人”的宣傳炒作政策，吹捧成思想高大全的大師學者，立場偉光正的國家英雄，成就了一世英名。平心而論魯迅有文學的天才，但也有心理的偏激，性格的怯懦，人們常佩服他的反抗，卻鮮有人讀出他的專制與霸道；魯迅雖有批判的精神，但卻缺少自由的理念，筆戰多流於私人的恩怨，往後更淪為党爭的打手；魯迅有學者的眼光，能寫出《中國小說史略》專著，但也有政治的盲目，留下一大堆鼓吹馬列的敗筆；魯迅有深刻的思想，卻也有著視野的局限，能從歷史的故紙堆裏看出了吃人並不餘遺力的抨擊，但在現實中卻又甘做屠夫的幫兇；由此可鑒，魯迅可謂是一個矛盾體，在他身上有文化的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觀念的陳舊與進步的衝突，道德的保守與開放的衝突，時代的轉折與危機的衝突，政局的共和與共產的衝突。也由此可鑒，魯迅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文化的符號，人們在他身上可讀出時代的變革，文化的激蕩，觀念的撞擊，政治的衝突，人性的掙扎，是非的取捨，人事的紛爭。這即是魯迅文章的價值所在，也是其在讀者喜歡之因。但必須要補充的是——正如李劼先生所言，中國人之于魯迅的崇拜，骨子裏與其說是對深刻的敬佩，不如說是對世故的服膺。而這與其說是魯迅的榮耀，不如說是國人的悲哀。

再見，宮崎駿！

宮崎駿息影，代表著一個時代的落幕。

無論是《天空之城》、《魔女宅急便》，還是《千與千尋》，宮崎駿的電影，都洋溢著童心的好奇，充沛著良善的天真，寄望著美好的憧憬，他用童話的敍事，開拓著心靈的異境，用動畫的技巧，創造出想像的樂園，筆動山河，畫撼人心，在夢想的世界裏，開創著影業的傳奇。

宮崎駿電影雖有濃郁的東方特色，但蘊藏的情感，展現的心靈，卻是普世。他的電影突破了東西文化的隔閡，跨越了不同族群的界線，打通了成人與孩童的代溝，消除了社會階層的差異，雅俗並賞，老少皆宜，真正創造著社會的和諧，撒播著家庭的歡樂，是迪士尼後的又一巨匠，導演裏的安徒生再世。

宮崎駿從影超過半個世紀，想像力卻從不枯竭。騎掃帚飛行的小魔女，頑皮的龍貓，變身紅豬的飛行員，大海裏的人魚公主，闖入魔境的神隱少女，任何在常人看來怪異的題材，在他的手中卻順理成章地成為感人的故事，既不落創意的窠臼，也不入想像的陷阱，而是在萬水千山的素材之間，別開生面，獨闢蹊徑，走出柳暗花明氣象萬千的意境。

他在色彩裏刻劃性格，光影中捕捉神情，把文字的想像化為立體的美感，把平面的畫作變為多維的資訊，一展胸中山水，傾瀉腕底煙雲，電影既可做到恢宏壯闊，又細膩動人，既光怪陸離，又平淡溫馨，任由一支生花妙筆，把情節寫得幻開千鏡，出幽入冥；聽憑天馬行空的才思，把畫面做到碧落瓊蒼，玉壘浮雲。卡通電影在他手裏，從影像升級為美不勝收的琳琅佳景，把螢幕變為熠熠閃亮的璀璨星雲，足可讓觀眾睜著眼睛，就產生瑰麗夢境，並且為之目瞪口呆，心蕩神迷。

但宮崎駿的電影不是阿拉伯的《天方夜譚》，也不是中土的《聊齋志異》。而是在大千世界的諸般名相中，奇幻奧妙的故事情節裏，表達著真善美的思想，人道關懷的主題。他反思人類對自然的破壞，譴責戰爭帶來的傷害，他憂心現代科學的負面作用，他無奈人類自身的愚昧與暴行，他以一顆赤子之心，進行和平的呼喊，他以傴傴白首之軀，堅守著為善的真理。

但他畢竟老去，七十二歲的高齡，不再適宜工作的艱辛，《起風了》成為絕響，執影一生的經歷，成為傳奇。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去巫山不是雲，而當繁花過眼，彩雲散盡，又去何處尋覓這流光溢彩的星輝畫夢、良辰美景？唯有一聲再見，表達珍重的心情。再見了，宮崎駿，人間留痕，歲月無聲，文明的國家，偉大的舞臺，又凋謝了一幕壯麗的風景。

警察打人打得好

幾位友人聚餐，席間關注時事的B君拿出IPAD，傳閱一組大陸公安打人的照片：全身重裝的特警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幾條彪形大漢圍毆弱小女子；肥佬特警從背後沖上，掄棒追打抱頭鼠竄的婦女；小孩被打翻在地，躺在地上無人理睬；白髮老人被打得血肉模糊癱在地，還有學生仔被打得頭破血流，體無完膚，總之場面極為血腥勁爆，超出常人心理底線，看得友人怒不可竭，紛紛用最誠摯的態度問候這些差佬的家人及祖宗。

B君轉過頭來問我：“你對這事持什麼看法？”

“Well”，我盯著剛剛端上桌來的紅燒海參，“可不可以不要在吃飯時談這個話題？”

“當然不行”，B君斬釘截鐵地擋了回來，“今天他們敢暴毆婦孺，明天就敢痛打你我，後天就敢為所欲為，面對這種人神共憤的事情，絕對不能沉默。”

看樣子是躲不過去，我放下準備挾菜的筷子，懶洋洋地說：“我能理解你們的憤怒，但也請你們理解中國的國情。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必然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及難題，有些能處理好，有些處理不好，處理不好的會引起矛盾及衝突，這也是社會在發展中不可避免出現的現象，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不錯，警察當街打人是不對，但是遇到這種問題，我們首先應該克制、忍讓，用理性、客觀的態度去看待問題，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事態不被擴大與惡化，雙方分歧才能轉入到和平的氛圍裏去協商解決，也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廣大人群眾的根本利益。”

“你在說什麼屁話？你的良心被狗吃了是不是？你已變身五毛了是不是？難道當地民眾捍衛自己的權益有錯？難道警察打人是應該？”正義感一向很強的C君憤憤不平的站了起來，即刻向我嗆聲。

沒辦法，面對“群眾壓力”，我感覺必須要多說一點來挽回我的形象：“我很瞭解諸位的感受，也很支持諸位的訴求。特是看到這些王八蛋對外軟弱無力，面對挑畔連個屁都不敢放，對內卻殘酷無比，把自己的同胞當畜生，老弱病殘狠狠地往死裏打，要不嫉惡如仇很不容易，但是諸位或許不知，養兵以鎮內，建軍以維穩，向來是我國政治文化傳統。早在一百多年前，李鴻章訪問德國，會見德國鐵血首相卑斯麥。卑斯麥看不起這位遠道前來的中國宰相，像老闆面試一樣，不客氣地問他：‘你當了一輩子的中國宰相，告訴我，你有甚麼足以自傲的政績？’李鴻章就說，他怎樣領導軍隊剿滅了太平天國和造反的撚匪。卑斯麥聽了，據梁啟超記述，通過翻譯告訴李鴻章：‘誠巍巍矣！然吾歐人以能敵異種者為功，自殘同種保一定，歐人所不稱之。’意思就是：“呀，你真系把炮！不過，我們歐洲人卻認為，打仗，要戰勝外國人才是真英雄，你的軍功，只不過是貴國內部的自相殘殺，這樣來保持穩定，我們歐洲人最看不起。’把李鴻章搶白得一陣臉紅，卑斯麥冷笑一聲，端茶送客。”

“不止德國清楚，英國也瞭解中國人只敢打打中國人的性格。戊戌政變之前，英國駐北京公使召見皇叔醇親王，告訴他中國的軍隊很弱，是不足以抵禦外敵。醇親王說：‘吾國之兵，將以防家賊而已，非以禦外侮也。’英國公使聽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答不上話來，也端茶送客。”

“不錯”，這時一向對歷史深有研究的D先生表示附議：“早在二百多年前，法國優秀的啟蒙思想家盧梭，就對我們這個民族有著精闢的分析和評價。他說：我看到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出名的國家被一群盜匪統治著；我進一步仔細觀察這個出色的民族，我發現他們當奴隸，我並不感到驚訝。這個民族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總是聽天由命，聽任盜匪的宰割。我看他們連歎息的勇氣都沒有。這個民族中的人是有學問的，但卻是膽怯的、偽善的和有江湖氣的。他們話說得多但不說明問題，富有知識而毫無才幹，很會裝腔作勢而缺乏理想。他們有禮貌，態度殷勤，舉動靈活，但卻狡猾刁奸，老於世故。他們把一切義務道德看做禮節儀式，只知道鞠躬和作揖，而不知道什麼是人性……

“對了”，對D先生的附議我表示讚賞，“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也說，統治中國的就是棍子，中華民族是一個必須由棍子統治的民族。試想遇到這種混亂場面，過激行為，不動手，不打人，怎麼能恢復社會秩序呢？怎麼能保護人民群眾的生民財產呢？怎麼能體現出老爺們說一不二的威嚴呢？所以警察打人，絕不是施暴，而是為了和平。更何況這一仗，打出了員警的威風，打出了員警的氣勢，打出了員警的形象，打掉了不法人員的囂張氣焰，打掉了陰謀分子的圖謀不軌，維護了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怎麼能受到遣責呢？理應受到表揚嘛！”

話一說完，席間一片沉默，各自都陷入了歷史與現實的沉思之中，我微微一笑，再給自己倒了一杯馬爹利，這種酒口感醇和，色調豐富，品質高貴，向來是社會成功人士的首選。

你在廁所謀殺什麼書？

宋歐陽修有雲，最佳讀書時，乃為三上：枕上，馬上，廁上。馬上讀書，恐怕現已成為貴族運動，非高官富賈，不得有此機緣。當然，如果你是草原人家，或旅遊勝地牽馬拍照之流人物，也自然不在話下；枕上讀書，可另開一帖來談，今則專談廁上讀書。

小生懵懂之時，常不知惜光陰，時光如同嘩嘩的流水，任其一去不再複返。於是入廁蹲號之時，手上常拿著故事會、讀者之類的通俗讀物，在前鞠後躬中發笑，在腰酸腿麻中感動。後自稍長，自覺此類讀物檔次甚低，既無益於國家大事，也無補于傢俱小談，於是便有改朝正朔的打算，左思量右盤衡，覺得要在這匆匆十幾分鐘之內，實現其知識快速吸收，思想革命的最大效率化，看一點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伯林的《蘇聯的心靈》方才是上上的選擇。於是，常不辭辛苦的手拿巨著，慢步赴約。何以是慢步？因為所去為校園公廁，在旁人的讚歎的眼光中出入，很是有滿足之感。且同學之間往往還有廁間的交流，如幾人在廁，便有所問：某甲，你在看什麼書？回：地攤雜誌，於是便落下層；再問：某乙，你在看什麼？回：英語課本，不過是歸之於本業。再又問：某丙，你在看什麼書？回：《卡耐基成功全集》，便落之於俗套；複又問：某丁，你在看什麼書？朗聲回應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或克魯泡特金《法國大革命史》之類，那麼你即身在廁中，也如鶴立雞群，有氣宇軒昂之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不過此法雖好，還是有些缺憾，一是想得眾人傳播聲名遠揚，須得廁所久蹲才可致效，須知你獨獨一人拿書在廁，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即便看的是周易八卦核子物理也無人知曉；二乃多讀幾次之後，方知此類讀書在廁讀來實在困難，一是文理深奧，二是篇幅巨長，等下次如廁，早已不知上次讀之何處。如此，心戰再三，遂放棄。列寧說過，上帝允許青年人在若干時日內做昏事。

如此便複之于散漫，常隨手抓來，處之淡然，匆匆入得廁來，解衣松帶後方知手上拿知何物：據在下經歷，有股市大全，有人類學志，有考古盜墓，有天文觀測，有《潛規則》，有《正義論》，有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史》，也有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錄》，有章怡和《最後的貴族》，也有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有柏楊《醜陋的中國人》，也有鐘祖康《來生不做中國人》，有高爾泰的《尋找家園》，也有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有博爾赫斯、托爾斯泰，金庸古龍，布林加科夫，毛姆，莎士比亞，茨威格，伍爾夫，奧尼爾若干戲劇小說，也有洛特雷阿蒙，蘭波，戴望舒，穆旦，查理斯.蘭姆、E.B.懷特、周氏兄弟若干散文詩歌，反正五化八門，不可勝數。按學科專業，既左占文史哲，右據社經法；按中國圖書館分類法，涉及有哲學、宗教、政治、法律、軍事、經濟、文化、科學、教育、藝術種種，但惟獨沒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之屬，個中原因不用我過多解釋，想必大家也心領神會。

久而久之，發覺如此貓三瞎四，也屬不行。雖然出得校園後歷經種種人情冷暖，看透了社會裏的世態炎涼，早已把達濟天下，解苦救難的英雄情節偉人夢想留到了電影院的美國大片時刻，但畢竟還未達心如死灰萬事如雲的境地。於是又認認真真的回過頭來，舍去讀書致用的功利之說，打算讀一點真正有趣的書籍。提前在而立之年，在你我皆知的中國國情之下，在那五穀輪回之所，實現孔夫子的七十從心所欲而不逾距。我心知這是一個中國人關起門來小小的願望，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理應得到充分的滿足。

於是，我便常在廁間聆聽孔子的朗朗論語，也傾耳心聽莊子的天籟之音；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並不比托爾金的《魔戒》遜色，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讀來也十分有趣；倪匡的科幻小說男廁女廁都合宜，阿西莫夫的《基地》更是排名靠前的佳籍；Saki辛辣的諷刺可以讓你忘記入廁的時間，安妮.法蘭西斯溫暖機智的幽默可以讓你不聞其臭——好的書籍相當於絕佳的空氣淨化器；潘恩的《常識》知曉做人的道理，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也讓你領悟歷史的真諦；蕾切爾.卡森讓廁所裏充滿《寂靜的春天》，傑克倫敦讓廁所裏充滿《野性的呼喚》；海明威讓酒店的廁所《太陽照常升起》，凡爾納讓輪船上的廁所仿佛在《海底兩萬里》。總之，此法身體力行，實乃收益不少，雖然如廁一次耗時雖短，但日復一日積累光陰甚長，以在下為例，通本斬獲的便有：《論語》、《莊子》、《孟子》等。眼下正讀的晉幹寶《搜神記》已閱之大半，成功在即，下一本《世說新語》早已備之案頭，正眼巴巴等待著與我的如廁之旅。

有人講讀書分場合，分時間，此確為真知灼見，至理名言。依在下的經驗，在廁間讀書，體裁最好短小，篇幅不宜過長，文體也不必過宜繁瑣。古籍如筆記雜俎，故事短小精悍，不過廖廖百字左右，非常適宜廁間。今書如餘世存《非常道》之類，讀起來也非常方便，幾廁下來不敢說是民國史專家，但與友人聊天打趣足以甚有談資，不至熟人聚會時面目可憎，言語無趣，仿佛參加了人大會議。文章寫到這裏，我突然好奇歐陽修如廁時，他看的到底是什麼書，熟知歷史掌故的朋友若知道，不妨告之於我。至於當下某位領導人在如廁時愛看什麼書，我竟可以猜測一二：《卓亞和舒拉的故事》，至於他是誰，當然我不能告訴你，以免涉嫌洩露國家最高機密的罪名。其實，如廁讀書還有最大的一個好處，我並沒有說，聰明的你如果知道，我仿佛已看到你私下的竊笑。

香港白皮書宣告了基本法的破產

圖窮匕首現，面對占中威脅，特首選舉及政經利益，中共不要臉面、不顧常識、不講道理，不守信用，悍然發表了香港白皮書，徹底撕毀了一國兩制的偽裝，露出了窮兇極惡的本相。

這份意圖警告、威脅、恐嚇港人的黨八股，保持中共一貫無恥奸詐狠毒的流氓風格：成績都是自己的；問題都是別人的；少數人是別有用心的；外國勢力是不安好意的；只有聽我的話才是對的；不聽我話則是大逆不道的。這種顛倒是非的文字，胡攪蠻纏的邏輯，包藏禍心的內容，不僅是對追求香港自治的人們的警醒，提示他們面對的是如何一個殘暴酷虐的政權，同時也是給溫和派們的一記響亮耳光，諷刺著他們自作多情的夢想是多麼的可笑。

從五十年不變到年年在變，從井水不犯河水到決堤放水，從一國兩制到全面管治，從高度自治到高度奴治，從港人治港到黨員治港，從司法獨立到要維護國家利益，從有商有量到毫無商量，從普選到篩選，在在都證明中共都是在步步為營，寸寸緊逼，時不間斷地侵犯港人的文化傳統，擾亂港人社會秩序，剝奪港人政治權利，破壞港人生活環境，踐踏港人公共空間，而白皮書中那句“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則讓人想起電影《滿城盡帶黃金甲》中皇帝高高在上頤指氣使的金句“天地萬物，朕賜給你，才是你的；朕不給，你不能搶。”——這簡直就是擺明把香港民眾當奴才。

誠然，所謂基本法不過也是中共拴在港人身上的一根狗鏈，但只要彼此相安無事，中共不欺人太甚，以國人奴性之深重，倒也可以處如之常。然而有些人卻把狗鏈看成帶來和平的橄欖枝，向暴君祈求和平，向獨裁者索取自由，向獨夫講道理，這不是吃錯藥了嗎？如今，中共仗著財大氣粗恣意妄為，撕下偽裝不惜以真面示人，卻也再次向世人證明這些顯爾易見的事實：一個低文明的政權怎麼有能力管理好一個高文明的社會？一個獨裁政府怎會允許治下的民眾追求自由？一個弄虛做假成性的政黨又怎麼會同意港人實行真普選？

歷史早已證明，法治、契約、道理根本不是中共那杯茶。要他屈服，要他退讓，要他妥協，必須拿出讓他震懾的實力讓他知難而退，不然他勢必無所忌憚予取予求。現在中共發表的白皮書，已把港人逼到退無可退的境地，為自己計，為後代計，砸碎那倏狗鏈，走上街頭全民抗爭，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直至在香港實行真正的人民當家做主，就是回擊白皮書的最好方法。

為什麼不能以邪教治罪？

山東招遠麥當勞殺人事件震驚社會，輿論壓力下警方動作神速，翌日就通報犯罪嫌疑人為邪教成員，並聲稱要展開打擊邪教的專項活動。

且先不論當事人邪教成員身份是否為真，按現在的中國刑法，已有足夠的罪名對案件進行審判與裁決，何以要節外生枝，大肆渲染當事人的邪教成員背景？況且從法治理念而言，邪教是一個意識形態極強的社會辭彙，一種帶有強烈身份認定的政治語言，用於法律極不妥當，甚至不成立，那麼官方何以還強行以邪教定性呢？合理推論有二：一是以“邪教”來掩蓋罪行；二是借罪行來打擊“邪教”。

不同於以往的一些大案要案，官方媒體在事發後隱去了當事人的身份、背景，只給出一些極為簡單的資訊，對關鍵細節避重就輕，轉移公眾視線，把話題引導向邪教，而不是犯罪本身，如此操作，不禁讓人懷疑，官方是不是在有意掩蓋真相？據線民爆料，犯罪嫌疑人在當地財大氣粗，官商勾結，人脈深厚，如果披露屬實，那麼官方意圖不難揣測。

再有，把個人犯罪與其宗教信仰聯繫起來，邏輯也非常荒誕。因為個人犯罪不代表組織犯罪，更不代表一定就是基於宗教原因的犯罪。例如有天主教的神父孌童，那麼罪在神父本身，卻不可說天主教是邪教，而且神父孌童也不是因為宗教的原因。除非有翔實的證據證明這個組織的所有人或大部分人都有著犯罪的行為或意圖，那麼才能定性為犯罪組織，列如黑手黨。不然，在沒有切實的證據下就把個人犯罪與宗教掛鈎，並汙名為邪教，這對於信仰同一宗教卻沒有犯罪行為的人來說，極不公平，也是對他們的侮辱與侵權。

政府沒有資格認定誰是邪教，這是一個基本常識。如果政府有權認定裁決誰是邪教，並以邪教的罪名肆意迫害，那麼換言之在這個國家思想有罪（至少是某些思想有罪），那麼這必然是一個一九八四的社會，人人被奴役而不自由。湯瑪斯.傑弗遜就曾言：“宗教乃個人與神之間的私事，政府及他人皆不得過問。”在美國著名的恩格爾訴維塔萊案裏，大法官布萊克（Hugo Black）在裁決書中更有深刻的闡述：“政府介入信仰與宗教迫害總是形影相隨。一旦政府的權勢和財力被用來支持某一宗教，其他宗教將因此感受到官方認可的主流信仰的壓力。政府和宗教的結盟既摧毀了政府，也削弱了宗教。”

明智的方法正如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法，確定政教分離的原則，不允許政府獨尊某個宗教，也不允許政府禁止信教自由，如果某個宗教的某種實踐違背法律，法律只追究當事人的違法行為，而不會因此禁止信奉這個宗教。這既保證了政府不會濫權，也保證了民眾的信教權利，也避免了宗教間的暴力相向。政府如果有權界定誰是邪教，那麼政府就是最大的邪教。因為政府可以出於利益、權力、自身安全的考慮，把任何在他看來具有威脅的團體定性為邪教，進行構陷栽贓汙名化，挑起民眾仇恨，然後進行殘酷鎮壓。這樣一來，任何具有信仰的人，都將生活在恐懼之中，毫無安全可言。

神聖如天主教，在中世紀都有宗教法庭迫害異端的惡行，更何況世欲的權力——而且還是不受制約不受監督的權力——其殘暴血腥豈不是更難以想像？就在案發同期，媒體又披露一則惡性案件：“三名員警在雲南省羅平縣環城鄉白龍潭村吃飯，一人喝醉，和村民發生爭執。陳學禮去勸架，被醉酒員警用槍抵著腦門：信不信我一槍把你打掉！陳說：‘我不信你敢開槍打我！’員警旋即把他按倒，對著胸部啪啪兩槍。現陳已搶救無效身亡。”看到此則新聞時筆者不禁在想：邪教殺人，則開展“專項打擊邪教”。那麼黨員殺人，該怎麼辦？共幹殺人或教唆人殺人，又該怎麼辦？

中共變了嗎？

在李怡先生的《左派文壇一代宗師的逝去》一文中，我注意到作者如此論說：“後來他刑滿回港，跟筆者借一些六四時期的新聞錄影帶來看。看後他很有感觸，他當時應該是非黨員了，他的感受不是自己的澈悟，而是中共對自己早年標舉的民主自由的背叛。羅孚沒有變，正如筆者也沒有變一樣，是中共變了。”

李怡先生說中共變了，對此在下實在不敢苟同。中共即使真的變了，也只能是從壞變到更壞，絕非從好到壞。也就是說，中共自從成立起，就是一個嗜血、暴力、恐怖的邪惡政權，從來沒有改弦更張。李怡先生對中共早期所抱有的良好印象，不過是欺騙下的幻象，至今還未徹底覺醒，不過證明瞭中共洗腦能力之強大。又或，是對自己上當受騙之開脫。

李怡先生搬出“1941年至1946年期間在國民政府統治下，中國共產黨在報紙、雜誌、書刊上所發表的要求自由民主憲政的談話、文章和評論……論點包括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呼籲普選、提倡私人財產不可侵犯、反對一黨獨裁等。”作為中共早年政治合法性與正當性的依據。只是，常識可鑒，騙子的花言巧語再好聽，又怎能當真？於今觀之這些文章明顯是統戰之文宣，其戰略意圖相當明顯：一是宣揚民主自由理念，可獲得美國好感——說白了就是迷惑敵人，爭取同情，從而在美、英、蘇、日的角逐中為自己撈到最大利益；二是以組建聯合政府為誘餌拉攏其他政治黨派如民盟、民建、民進、民革、致公黨、農工黨、九三學社等，在政治上形成合縱連橫之勢以向國民黨施壓；三是借由民主自由炮製出來的假像誘騙平民尤其是年青人，既可得到民意支持，又可收獲革命的資源及安插敵營的間諜，為即將到來的夺权做全面備戰。

中共早年是否真的標舉民主自由，最簡單的方式即是考察其領導人是否有民主自由思想，如果沒有，又是依靠什麼理念奪權、執政。眾所周知毛劉周朱及陳毅、彭德懷、賀龍、林彪、鄧小平、陳雲等一眾嘍羅，不是受教於蘇聯的共幹，就是本土興起的寇賊，講的不是武裝鬥爭，就是造反有理，对人权宪政一无所知，有個屁的民主自由思想。而且中共自其創黨開始，就以俄為爹，加入第三國際，聽命蘇共指揮，其主張一直是“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實行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旗幟鮮明得連瞎子都看得見，聾子都聽得見，又怎麼能說中共早年標舉的是民主自由？真若是追求民主自由的政黨，又怎麼會幹出江西AB團大屠殺、延安整風、血腥土改等暴戾恣睢的事件呢？衡量物事，不但要觀其言，還要察其行，把一時權宜的統戰宣傳當作政黨的主張、宗旨，這不是李怡先生該犯的錯。

其實只要注意一下這些鼓吹民主、自由、人權文章出臺的時間——1941年至1946年，以及當時日本侵華戰爭之下國共相爭的背景，就不難判斷這些文章的真實意圖，但不知李怡先生何以輕率得出“中共變了”的結論？难道一个組織可以墮落得如此容易嗎？如果真的墮落得如此容易，這個組織本身不就是有問題嗎？“兵者，詭道也”，為一統江山，權傾天下，中共可明裡聯合蘇聯，暗地勾結日本，捭闔縱橫詭計多端，殺起人來不惜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更何況這些方塊文章？依在下之淺見，中共絕沒有“走向自己原先追求的目標的反面”，而是爾等一直不識中共的真面；中共也沒有背叛“自己早年標舉的民主自由”，因為它追求的始終就是一黨專政，權力獨裁及利益壟斷；中共没有变，只是太多人受骗，不然，何以连自己早年鼓吹民主自由的言论，也要鐵腕查禁呢？这不正是怕人識破欺世盜名的本相吗？

年年新血掩舊血

呂秉權先生的《濫捕已夠，請即收手》一文，雖其意可感，但卻是書生之見。因為既然是“濫捕”，又何嘗有什麼“已夠”，以中共暴虐無道的秉性，自然要抓人抓到爽為止。更何況“濫捕”還僅是呂秉權先生個人的意見，說不定在中共看來，就這麼一小撮人，還是抓得相當的客氣，相當的節制呢，何來濫博之虞呢？

只要中共覺得有人威脅了他的統治權力，是從來不惜大動干戈抓人的，只要中共決意大動干戈抓人，就不會在意什麼輿論批評的。道理實在是很淺顯——而且還經過歷史的檢驗，中共罵是罵不倒的，勸也是勸不聽的，如果真的呼籲有用，那麼胡風的三十萬言書，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儲安平的黨天下，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林昭的血書，民主牆的大字報，八九學子的吶喊，劉曉波的憲章，怎麼統統無效——反而還引來殺生之禍，牢獄之災呢？這麼多年過去了，中共殺過的人已不少，抓過的人也不少，而這些箴興補闕、戒出弼匡的公開信、呼籲書、進諫文、勸奏表，加起來也可能是卷帙浩繁浩如煙海了吧？但如今觀之，中共看進去了嗎？聽進去了嗎？洗心革面脫胎換骨，從善如流改弦更張了嗎？還不是在照樣的狂殺濫捕，而且愈見其變本加厲。

當然，並不是說文章無用，從此以後不用再著文章，投筆從戎鬧革命即是，我的意思並沒有這麼極端。我是說，從這麼多年的經驗與教訓下來，除了呼籲放人的文章以外，是不是該做點別的事情？除了下跪乞憐與哀求懇請以外，是不是改有些別的行動？之所以這樣講，是有感於這類的文章之多，而實際的作為之少。須知無關痛癢的文字，中共是不會放在眼裡的；花拳繡腿的架式，中共看著是當笑話的。要想把中共逼上談判桌，還要達成目標與願望，文章之外，更需要別的手段以配合。就拿中共自身來說吧，倘若光靠著一班筆桿子的搖旗吶喊，恐怕早已在陝北的土窯洞被殲滅殆盡了。而它之所以能發展壯大並到最後權掌天下，正是在筆桿子外，還依賴著槍桿子、錢袋子、刀把子，再加上在蘇物認的一位老頭子，多管齊下，齊頭並舉，才能做到今天這樣暴虐百姓殘民害物。所以今日對壘中共，從手段上不妨向其學習，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增加勝算之可能。不然，和氣生財也好，自我稱義也好，雖然禮貌到家，誠意十足，恐怕卻於事無補。我們著文之目的，是希望冤獄不再出現，再也不用寫這樣的文章，但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光是靠作文，是達不成這樣的目標。如果只在枝節上打轉，卻不解決根本的問題，那麼年年新血掩舊血，這樣的悲情文章是寫不完的。

一泡尿裏的中港文明鴻溝

幼童當街便溺事件居然引發如此大之爭議，這是出乎意料的事。但冰凍三日非一日之寒，矛盾如此之激化，對立如之此堅決，交鋒如此之淩厲，反映中共治港政策出了大問題，中共不得人心已到了何等地步。

便溺事件表面上是文化衝突。但即使這個表面問題，很多人也談得隔靴搔癢，廢話連篇，讓人看得如鯁在喉，正如鍾祖康先生所言：“讀過一些什麼“中國遊客不守規矩的原因’之類的中外文章，全部未中要害。為甚麼中國遊客舉止不文明？主因就是他們來自一個不太文明的國家，被一個極不文明的政權，被一幫極不文明的領導人，長期當牲畜一樣的統治，這樣的國民，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也是很難文明起來的。”

在中共暴政統治下的民眾，絕大部分缺乏禮節、教養，少有現代文明社會的生活質素，而且經過中共長期的洗腦與摧殘後，又特別地自私、功利、虛偽、狡詐、貪婪、狹隘、憤恨、粗鄙、野蠻、殘忍，諸如當街拉屎放尿、隨地吐痰、高聲喧嘩、污言穢語、任意插隊之類正常人覺得不可思義的行為，他卻覺得理所當然。但由於家醜不可外揚之陋性，又特別痛恨敢於指出其醜態的人士，倘若你敢當面糾錯，必讓他惱羞成怒，可揮拳揍人。而香港躲過中共之荼毒，保存固有中華文明之精華，又加上英國殖民所培育的民主、法治、人權等現代文明觀念，使之素養早已遠超中國大陸不知多少，所以兩者發生碰撞時，必將發生衝突。而有些大陸人做錯在先卻不思悔改，反而還氣焰囂張胡攪蠻纏，以恩主心態潑口大罵，能不招惹起港人厭惡嗎？這不但是香港人看不下去的事，即使是稍有修養的大陸人，也是看不下去的。

但文明衝突還僅是表像，深掩其下的卻是港人對中共的反感與排斥。正如臺灣太陽花學運，不是反對自由貿易，而是反對中共侵台的野心。本來不同的社會制度與文化便孕育出不同的生活方式，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香港文明而自由，共產主義下的大陸邪惡又醜陋，兩者相較可以說是判若雲泥——连原统战部长刘延东的女儿也要风尘仆仆到香港生孩子，早已正常為人的香港人如何能回歸委身為奴的生活呢？如果說井水不犯河水，那麼一國兩制的現狀還可以保持，彼此相安無事。但中共卻不守協議，違反諾言，絞盡腦汁地侵犯港人生活空間，殫精竭力地踐踏港人生活方式，處心積慮地破壞香港社會環境，目的就是要把香港收拾得服服帖帖，對外既可以做為中共的政治樣板欺世盜名，對內可以做為權貴的洗錢中心貪贓納賄，所以回歸不過十七年，香港就從英國人的掌上明珠，淪落為中共的胯下睪丸，可謂慘矣。香港人要捍衛自己的生活，守護自己的價值觀念，必須挺身反抗中共的入侵，主導自己的城市，成為自己的主人。不然，以共產黨的殘虐本性，今天可以在街道上隨意拉屎放尿，明天就可以登堂入室肆無忌憚地劫財殺人了。

暴政不滅無以為家

吾爾開希回國自首被拒，被港方遣返回台，此事盡見中國法治之荒誕離奇。

吾爾開希是八九六四學運領袖，因參與被中央定性為風波的天安門事件，涉罪“陰謀顛覆政府”與“反革命煽動”而被官方通輯至今。按常識來講，既然案犯現身投案，官方理應即刻拘押，再通過法定程式提告送審，繩之以法，以彰政府之權威，以顯法律之尊嚴。然而中方卻反其道而行之，案犯自投羅網，官方卻拒之門外，維恐牽連，不但案不受理，還由港府官員禮送回台，是真的一國兩制區別對待，還是燙手山芋接不如棄？抑或視為胡鬧懶得答理？

回家闖關不只一次

其實今次投案，非是首次。吾爾開希自二十一歲流亡國外，迄今為止已有二十多年。當中曾幾次向不同國家的中國領事館投案，已期能獲得回國探望父母（或被父母探望）的機會。畢竟家中父母，血緣至親，盡孝本是本份，何況探望這等人之常情，實在天經地義。況且又離別日久，睽違多年，非但吾爾開希從當日的熱血青年，變成現在的中年之士，家中雙親，更已是年近古稀，歲至日暮，回家一晤雙親，承歡膝下，在情在理，無可厚非。雖然身負通輯之名，但甘願自首認罪，以身犯險以盡孝道，雖是無何奈何之舉，但真情實意感人。奈何三番四次地投案，只換來三番四次地拒絕，有家，卻難回，有親，卻難見，天涯淪落人的辛酸，有誰知？

門禁森嚴有家回難

有家難回，已讓人扼腕長歎，雙親欲養而不能，欲見而不得，更是人間慘事。吾爾開希闖關不得，恰如林昭所言，“我向冰冷的牆壁喊一聲，還會得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萬遍，恰似呼喚一個死人！”眾多流亡海外人士，祈望孝感動天，甘願以投案之險，達晤親之願。然而精誠所至，權力大門紋絲不動，毫隙不開。任你三番四次地敲門問路，卻不能收到絲毫回音，結局不是不理不睬，就是拒之門外。哪怕此舉自摑耳光，映出中國所謂法治，不過是皇帝新衣荒誕兒戲，中央也悍然不顧在所不惜，總之讓你滾蛋就滾蛋，讓你走人就走人，哪怕你家破人亡，哪怕你妻離子散，也動不了他惜孤憐寡的側隱之心，其殘忍無情與喪心病狂可見一斑。

罪有應得與不得

吾爾開希因參與八九六四，得罪權貴，以至迄今回家不得，面見雙親不能。但吾爾開希雙親又有何罪，為何連番出國探親被拒？若說吾爾可希帶案在身罪該萬死，但無辜家屬何以行動受限不得自由？難道就因為是當事人家屬，就可以隨意株連？但若說吾爾開稀有罪，卻又投案不收，家人無罪，卻又形同囚犯，中共辦事思路之離奇，讓正常人覺得不可理喻。

但，這正是中共治下活生生的現實，更是屢見不鮮的常態。因為在中國，只有當權者的需求與意原，才是不折不扣的金科玉律，所謂法律的高文大典，不過廢紙一張。此種以領導意志，上級要求為是的獨裁政治，弄出駭人聽聞的的冤假錯案，不出意外，搞出驚天動天的絕世冤情，實屬尋常。所以吾爾開希此次闖關不能，自首不得，不過再次映證中共治下，罪有應得與不得，有該得的不得，不該得的偏得及罪有假罪與真罪，假罪有應得與不得，真假也有應得與不得，一切只看領導的需求而定奪。法律如果說有用，不過是為極權塗脂抹粉，使行惡犯罪看上去名正言順而已。吾爾開希此次“有罪”不得，有家難歸，遭遇讓人歎息，但在倒行逆施的中共治下，國民又何嘗有一個安定的家？

習近平的書單與黑監獄

習近平在出訪法國期間，向媒體披露了自己的書單，我注意到除了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湯達、巴爾扎克、雨果、大仲馬、喬治·桑、福樓拜、小仲馬、莫泊桑、羅曼.羅蘭等一系列文學作家外，還有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聖西門、傅立葉、薩特等法學家與哲學家。既然習近平修文治法，篤志好學，那麼我覺得很有必要介紹一下在其治下所發生的建三江事件，雖然習近平很可能早就知情，或者裝作不知情。

事情並不複雜：一些法輪功修煉者長期被黑龍江省建三江黑監獄非法拘禁及酷刑虐待，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張俊傑四名律師受家屬委託前往當地交涉，要求釋放被非法拘押的人員並向當地司法機構控告非法拘禁的犯罪行為，這本是律師的職責與權利，卻由於此前四律師曾多次為非法關押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並揭露黑監獄裏的內幕與惡行，早被當局深惡痛絕恨之入骨，遂被建三江以“利用邪教活動危害社會”罪名處以行政拘留，在關押期間被暴力執法，野蠻刑訊。據已被釋放的張俊傑律師講述，他在被抓當天親眼目睹唐吉田律師被打傷，而他自己也被打斷三根脅骨。除此之外，王成律師遠在湖北襄陽的父親被通知趕往當地，情況可能更加惡劣。

四律師的遭遇激起了社會義憤，隨即多名律師與公民自發前往建三江，進行道義聲援與法律救助，但當局不但不正視及解決問題，反而有持無恐變本加厲，比如增關設卡攔截、拒絕律師會面、直接動手驅離，暴力圍毆等，使群情更加嘩然，沖突更為激化。但是談到這裡我必須先說明一下什麼是黑監獄，以解不懂中國國情的讀者之惑。它又稱洗腦班、學習班，官方名稱是“法制教育中心”。雖然名為法制教育中心，卻與法制教育無關，純粹掛羊皮賣狗肉。因為它可以沒有經過任何司法程式而關押無罪公民，並且無時間限制，如律師騰彪所言：據這裏關押的全是綁架來的沒有犯罪行為的公民（法輪功信仰者、訪民等）。每期洗腦班15天至兩個月不等，也有很多年的，抓人關人打人無手續、無審判、無期限、無監管、無責任，完全無法可依。

中共的勞教系統因其殘暴早已臭名昭著，讓正常人聞之不寒而慄，但法制教育中心之黑暗與恐怖遠超勞教、看守所、監獄，可以說是酷刑之頂端，人間之煉獄。在此被逼瘋、致殘，打死的人員無計其數。騰彪披露在案的就有：在陝西城固縣“法制培訓班”， 傷殘軍人胥靈軍被活活餓死，屍檢發現胥靈軍的胃裏沒有任何食物，只有2塊硬幣大的小冰渣；24歲王玉潔在 “湖北省法制教育所”被打了一針破壞中樞神經的毒針後，不能正常走路，伴隨劇烈疼痛，但還是繼續被關在裏面2個月，回家4個月後即去世；石家莊的袁平均，2010年8月2日被強制送到法教中心“洗腦班”，8月11日，45歲的袁平均在“洗腦班”死亡。

慘況讓人毛骨悚然，然而這僅僅是冰山一角，由於“法制教育中心”為黑箱作業封閉管理，到底有多少傷天害理的事情發生在裡面難以統計。但我相信如果有機會統計出來，將會讓一切人類史上的罪行與暴行黯然失色，相形見絀。而這些罪行與暴行，仍在習近平治下繼續發生。所以我看到習近平在法國對與會嘉賓侃侃而談中法文化與文明時，不禁想請問這位中國的領導人，你說讀法國作家的書讓你“增加了對人類生活中悲歡離合的感觸”、你說看法國學者的書讓你“加深了對思想進步對人類社會進步作用的認識”，那麼在你治下僅因信仰不同就被折磨得家破人亡的受害者，你有什麼悲歡離合的感觸？無法無天的黑監獄在中國遍地開花，對人類社會的進步又有何作用？如果你真有自己所誇耀的這樣文明，那麼这种反人类的暴行早該終止。如果這一切慘劇行之如常，那麼你絕沒有自己標榜的那樣文明。人們常言虛偽與殘忍是一對極好的朋友，通過你的書單與你治下的黑監獄，我發覺此言不虛。

莫把雞毛當令箭

政改諮詢眾意尚在進行，林鄭月峨就迫不急待地就跳出來說“一錘定音”， 如此理直氣壯的自相矛盾，自命不凡地以醜態驕人，也是很無厘頭的事。請問既然政改已“一錘定音”， 那又何必裝模做樣地假惺惺諮詢？乾脆關門收攤，大家閉嘴收聲，恭聽聖上發話奴才宣旨，叩頭謝恩高呼萬歲，才是無往而不合於聖道並皆大歡喜。

更何況被林鄭月峨女士譽為“一錘定音”的饒戈平，身份不過僅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之一，既不是欽差大臣，也沒手拿尚方寶劍，有何資格“一錘定音”？倘若一介書生都能對得香港事務“一錘定音”，那麼內地各大企業的總裁董事，大學裏的校長主任，各級省市班子裏的黨委書記，是不是都可七嘴八舌“一錘定音”？這讓主管港澳事務的張德江面子往那兒擱？林鄭月峨或許是護主心切，或是急於邀功，或是根本不屑於香港民意，以至連做戲扮相都懶得裝，才敢如此猖獗張狂，但引經據典，好歹也要挑個重量級人物方可杜塞眾口，何以能拿雞毛當令箭貽笑大方？我不相信曾受英國人培訓林鄭月峨政務官，連這點常識都不知，或許這是橘越淮而為枳的又一個經典案例。

既然事關香港前途，又稱要諮詢協商，那麼就談不上“一錘定音” 或“兩錘定音”，港人有權利表達訴求展開討論形成共識，而不是一言堂壟斷言論，假普選獨斷專行。林鄭月峨家人移居英國，並已獲英國國籍，理應對民主體制之優越有充足認識。如果實在熱衷搞假選舉而不能自己，那麼歡迎移居內地享受共產黨治下之民主，何必為一己之私禍港亂港呢？

馬英九，請傾聽人民的呼聲

極具爭議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被國民黨黑箱作業強渡關山，推翻與民進党達成的逐倏審查契約，引發群情譁然，更激起台灣大學生佔領立法院的反抗活動。輿論壓力之下，馬英九23日舉辦記者會，辯解服貿協議完全是為臺灣經濟的未來，區域經濟整合是全球不可擋的浪潮，如果不面對、加入，只能等著被淘汰，臺灣不能再等了……協議不通過，將影響臺灣的國際信用、兩岸關係與經貿自由化的努力等。

馬英九謊話連篇卻神色自若，值得一切詐騙犯學習。因為按照去年臺灣經濟部委託中經院所做的貿易協定評估報告，此協定即使完全通過，臺灣GDP不過增長0.025~0.034%之間（約1億美元），僅是超商seven eleven全台一星期之營業額。就業人數也不過才增加12000人，而且還是在10年之後。但受到衝擊的本土產業卻牽連甚廣，影響就業人口高達407萬。既然受惠如此小，影響如此之大，利弊一目了然，謹慎處理小心從事本是理所當然之舉，然而馬英九卻不惜大動干戈，去年發起九月政爭要把立法院長王金平拉下馬，今年又想以雷霆手段霸王硬上弓，如此急不可待不擇手段，不禁讓人產生合理懷疑：到底馬英九是不明白中共之居心，還是收受了中共的好處？

馬英九強調服貿協議完全是為臺灣經濟的未來，或許此言也沒錯，但身為臺灣之總統，能夠只考慮臺灣經濟的未來而不在整體上規劃臺灣之發展嗎？中共在旁虎視眈眈，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馬英九卻鼠目寸光一派天真，很難不讓人想起2010年馬英九與蔡英文曾就ECFA所作電視辯論中，蔡英文的回復：“總統，如果你是競爭學或經濟、商業大師，你剛剛講的話我可以接受。但你是這個國家的總統，你必須考慮到開放以後對這個國家所產生的衝擊和政治成本。你剛才說的克魯曼、波特，他們不是政治人物，他們沒有政治責任，你有政治責任，你有沒有想過，ＥＣＦＡ會帶給我們這個社會多大的社會成本、政治成本？身為一個領導人，你難道只是聽商學大師的講法嗎？如果這樣的話，我們為什麼要選一個總統呢？”

中國與臺灣做生意，眾所周知除明顯的經濟企圖處，還有確鑿的政治野心。正如臺灣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徐斯儉針對服貿的質問：“在臺灣主要的貿易夥伴中，還有哪一個其他國家有中國這種可怕的党國資本主義怪獸的？還有哪一個國家對臺灣有這種主權領土野心的？又有哪一個國家公然宣稱要對臺灣‘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台灣與中國關系之特殊，是有目共睹之事實，考慮到防務安全而區別對待順理成章，何有“協議通不過，就會影響臺灣的國際信用”之虞？無怪徐斯檢繼續駁斥：“世界上哪一國政府不知道中國與臺灣的關係？臺灣對中國採取防禦措施，各國就會認為我們對他們也會採取一樣的防禦措施嗎？哪一國你倒是說說？有沒有證據哪一國政府是這樣質疑的……其他國家的政府有你們想的這麼白癡嗎？WTO的規定裏不是也有為了國家安全可採取的例外條款嗎，有誰說世界經貿協議非得完全一視同仁，非得犧牲國家安全來成全全世界對我們的信任呢？”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在和臺灣做生意的同時，有一千多枚飛彈時刻對準臺灣。身為台灣總統的馬英九對此理應心知肚明。更何況兩岸服貿之威力，絕不小於飛彈，比如協議中規定開放跑道、機場、鐵路，地鐵、天然氣，橋樑、隧道等臺灣戰略建設，將導致防衛門戶大開；再有金融業來台可取得台灣商人信用資料，出版開放導致輿論控制，投資移民將影響政局等，都直接或間接對台灣防務構成危脅，可讓中共逐步蠶食台灣的民主與自由，達到不費一槍一彈並吞台灣之目的，這方面的問題在台灣大學經濟學系鄭秀玲教授的《兩岸服貿協議對我國的衝擊分析》一文中已多有論述，尤應引起政府注意甚或是警惕，怎麼還能掉以輕心甚至別有用心呢？國民黨實在不該犯此低級錯誤，除非是有意出賣台灣。因為以歷史而論，國民黨與中共的歷次合作，都被玩弄於股掌之上，吃盡苦頭，丟掉大陸政權，慘痛教訓尤為深刻，理應對中共的鬼蜮伎倆洞若觀火，更何況還有香港這個慘不忍睹的前車之鑒就在眼前。

與魔鬼打交道，雖能獲利於一時，但卻輸在永遠。中共拋出的服貿協議，說白了就是一枚糖衣炮彈，如果台灣人不能拒絕利誘，必將步香港後塵，臣服於中共腳下。當然，必須聲明，在全球自由貿易的時代背景之下，反對服貿協議，並非反對競爭，而是反對不公平的競爭，反對以經濟手段作政治武器以商统战，若再用徐斯儉的表述則是“我們不可能完全不讓中國企業來台，但是我們可不可以不要這樣毫無章法、漫無限制地任由他們可以無孔不入地滲入我們社會各個層面，毫不設防地讓他們未來可以獲取我們的隱私、控制我們的言論、甚至過濾我們的資訊呢？”而且這次的服貿協議明顯違反諾貝爾獎得主Joseph Stiglitz對自由貿易協議的三大標准：首先，任何貿易協議必須是對等的。第二，貿易協議不應把商業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最後，談判過程必須透明化。所以此次學生運動，訴求恰當，動機合理，理應支持。而就在筆者寫稿當日，又發生了學生攻佔行政院而被驅離的流血事件，讓人痛心。筆者認為，在當前僵局下，最佳策略是馬英九應利用民意，順應民情，滿足學生要求退回服貿協議，重新與中國展開談判，為台灣爭取更多利益，這才真正是為台灣經濟著想，為臺灣未來著想。不然，若馬英九一意孤行，為蠅頭小利而出賣臺灣，必將把臺灣拖至絕境，陷臺灣人於真正的危險之中。

又一條狂犬吠日

在一個政治不民主但卻有新聞自由的社會，欣賞小奴才們的哈腰賣乖與大奴才們的惺惺作態，以及醜事曝光後涎皮賴臉的狡辯與百般徹詞的抵賴，是人生中的寶貴樂趣之一，斷不能輕易錯過，最近上演之精彩戲碼，即是梁氏門下走狗張志剛狂咬港大民調的五十分事件。

雖說是趨炎附勢是人類社會之常態，但畢竟高明者長袖善舞，吐剛茹柔，手段玩得滴水不漏還能贏得滿堂喝彩。而蠢貨們卻言不及義弄巧成拙，不但授人以柄徒惹訕笑，還有馬屁拍在馬蹄之虞。張志剛昏聵之處，就在急於事功，語意還未辨析清楚，就毛手毛腳披掛上陣，徒惹一身騷。或是明知其意，但求功心切之下，把統計學上的五十分之中立，狡辯成政治及格之成績，居然想偷樑換柱暗渡陳倉，不料卻被大眾踢爆，鬧得灰頭土臉出乖露醜，純粹咎由自取。正如鍾祖康所言，“香港人並不歧視—其實往往是崇拜—貪心的人，但很少會放過又貪又蠢的人。”張志鋼此人向來貪蠢皆備，而且又淫賤雙修，獲此下場非但絕對活該，我還嫌其不夠。

如果統計的 0分為“絕對唔支持”，100分是“絕對支持”，那麼50分則是中立態度，不可歸入贊成方，也不可位列反對方，這是小學生都知道的常識，其實無須贅言。但奴才們阿諛逢迎起來，是顧不了常識與道理的。在鍾庭耀主持的此項民調的998個回應者當中，有383個給特首打的分數低於50分，280個50分，高於50分只有335個，也即不支持梁比例占38%，中立者為28%，支持者是34%，但張志鋼不惜大抽中立人士之水，為挺梁派添油加醋，弄虛作假得出“六成二給特首打50分或以上說明什麼？”之謬論亂咬一氣，莫非是當民眾是瞎子嗎？如此猥鎖卑劣之表現，也真不知讓同屬挺梁陣營的“正人君子”們，情以何堪。

事後張志剛又揚言，希望鍾庭耀能清楚解釋，50分究竟是否算合格。既然張志剛到現在都還不知道50分究竟是否算合格，那麼何以事先就數字抽水呢？或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學其上司搞僭越？況且，如果解釋清楚，許多誤以為60分是及格分的受訪者，倘若給梁振英及其下屬的得分更低，豈不是讓主子臉上無光更加尷尬？但以張志剛呆頭蠢腦之智商，利令智昏之心態，可能顧慮不到這一點。再有，張志剛還搬出2012年特首支持度民調舊事，批港大調查設計有問題，說“假如要瞭解支持度，只須問支持或不支持便可以，不用繞一個大圈。”然而繼李家傑兩會期間打小報告狠批鍾庭耀主持的港大民調後，建制派與左糞們有計劃有部署地攻擊與抹黑鍾庭耀及港大民調，為中共操控的假選舉開路，早已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又何必繞一個圈子用如此鬼崇手段呢？

從張志鋼此人的無恥發言，我覺得當務之急是查一查此人畢業于何校，文憑如何取得，以及行政會議成員是怎麼當上。如果是常識不知，那麼學歷涉嫌造假。如果是心術不正，那麼明顯其位不勝。從政府信譽著想，替社會大眾把關，此人不宜再擔任行政會議議員一職，梁振英是不是該秉持公義清理門戶呢？當然，如果都是一丘之貉，不罰反賞也很正常，畢竟，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嘛，何況又是這麼一條善於舔主子屁眼及以吃屎己任的瘋狗。

香港獨立有什麼不好？

我真不明白香港獨立有什麼不好，何以遭來這麼多憎恨和仇視，儼然提一下就大逆不道，罪該萬死，難道當家作主不好非得要去做吮癰舔痔的奴隸才心滿意足嗎？因為即使按照中共自身的理論，香港獨立也是順理成章的，無可置穎的，不信請看郭沫若在一九五零年發表的文章《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

文章言：“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些中國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既然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即是反動分子，既然反動分子煽動大漢族主義就是陰謀危計之一，那麼香港人何以僅是要求真普選就受到北大人的嚴厲喝斥，勒令必須“愛國愛港”？這不正是天字頭一號的喪心病狂的反動分子嗎？

文章言：“難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義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經濟方面壓迫外蒙古人民，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嗎？”難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義者，踐踏香港法治、破壞新聞自由，擾亂民生經濟，無視貧富殊懸，強制教育洗腦，催毀廉潔體制，危害社會治安，恣意禍港亂港把港人逼至絕境，這才激起香港人民真普選、真自治的本土意識——況且還不是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嗎？

文章言：“我們自己在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雙重壓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難道一定要強迫外蒙古人民跟著我們殉葬嗎？”既然大陸已這被中共的苛政劣治弄到烏煙瘴氣，何不放香港一倏生路，給自己留一倏後路？

文章言：“我們在雙重壓迫之下，稍微有點覺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難道外蒙古人民就不應該有點覺悟，不應該有解放的要求嗎？”即使大陸民眾遭受長期的非人對待，更有殘酷的鎮壓與迫害，但仁人志士層出不窮，追求民主自由的活動星火不絕，那麼經英國殖民百多年而覺悟與文明遠超大陸的香港人，不是更應該有解放的要求嗎？

文章言：“我們假如是站在大公無私地立場，我們倒應該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學習地。更那裏有什麼理由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地後面，來對蘇聯“憤慨”呢？”本屬中華的外蒙獨立為國，中共聲稱還應該向其人民告罪、致敬、學習，更無資格對其幕後黑手蘇聯“憤慨”，那麼何以香港人追求獨立，中共又有什麼資格說三道四呢？莫非早已拋棄“大公無私”的立場，露出暴戾恣睢的嘴臉？

文章言：“問題應該是——外蒙古脫離了我們之後，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實告訴我們，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事實告訴我們，英國人能做到的，中共做不到。不但做不到，反而更糟，既然如此，何不放手讓香港人自己管理自己？禍福自擔，好壞自認，中共也犯不著為處理香港這些棘手問題而忙得焦頭爛額甚至醜態百出了，正如鐘祖康所言，一頭豬非要統治一群猴，何必呢？

文章言：“人民中國和人民蒙古今後應該是親密的兄弟，我們不能夠固執著那種宗主和藩屬的落後觀念了。那是絲毫也不足引為光榮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最近就香港普選問題提出的“一個立場、三個符合”原則，不就是非常明顯的宗主和藩屬的落後觀念嗎？既然落後野蠻至此，又有值得光榮的呢？何以還能當成聖旨向港人耳提面命？

從郭沫若文章所宣揚的理論來看，香港連獨立的權利都是天經地義，中共非但不該打壓，還應該學習、道歉與致敬，那麼何況真普選這種最基本的政治權利呢？郭沫若身為中共首任科學院院長，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死後又被中共譽為是“堅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繼魯迅之後……我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這篇文章當時也刊發在《人民日報》並還在電臺向全國播放，那麼我今日引用這篇文章並加以申論，想來並無不妥，不然，若要汙我喪心病狂鼓吹港獨之類，那麼請中共旗下的愛國人士、建制派、左糞等大小護法及一眾嘍羅先解釋一下，為什麼郭沫若這篇文章不是賣國之文？

周強這種人不殺非常危險

中共官場之黑深不見底，走了一位謀財的，又來一位害命的。

現任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針對轟動一時並引發民眾無限同情的夏俊峰案如此說：“夏俊峰是一名攤販，殺了兩個城管，造成一人重傷。但是就因為夏俊峰是攤販，對方是城管，大家對城管有偏見，所以有些人、甚至有些社會上的大V就鼓動說這人不能殺。但是這種人不殺就非常危險，就好像兩個人關起門來吵了一架，你把人殺掉了，如果這樣也是正當防衛，這個社會就會天下大亂。

身為一國之首席大法官，卻說出這麼不學無術兼荒謬絕倫的話，也真不知把中共“依法治國”這塊糊弄人的招牌往那裏擱，這種苛政虐民的嘴臉，與其說是首席大法官，不如說是首度屠夫更為恰當，因為此話至少違反三項法律的規章制度：第一違背“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司法審判原則。作為法官應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身份，如此才能客觀公正地審理案件，而周強卻悍然顛倒黑白徇私偏向，以黨的立場代替法官身份，用維穩思維偷換法治理念，赤膊上陣替中共的草菅人命炮製依據，不遺餘力充當維穩急先鋒，“刀把子” 猙獰面目曝露無遺，完全褻瀆法律精神與法官的職業道德；

第二違反最高人民法院規定的關於法官“慎評案件”的職業禁忌。作為法官尤其是首席大法官，應做到謹言慎行，必須公開發言也須做到言必有據持論公允。然而周強卻是反其道而行之，不僅胡說八道，而且信口開河，表現出的法律素養連法律專業的大學生還不如，可以說是知法犯法，目無法紀。比如所舉之事例與案件毫無類比性，且還自覺順理成章；以立場明顯偏頗的語句如“對城管有偏見”、“ 大V就鼓動說這人不能殺”對案件定性，分明量罪已在審判之前；至於“如果這樣也是正當防衛，這個社會就會天下大亂。”這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式主觀表達，更見邏輯錯亂法理缺失，如此專橫表現已不是法官評案，而是黨棍在積極宣傳黨的思想理論與切實貫徹黨的指示精神。

第三是違反“少殺慎殺”的刑事司法政策。如果說死刑之存廢還有著廣泛爭議，那麼“少殺慎殺”作為一種文明社會的共識已被人們普遍接受。既然夏俊峰案爭議如此之大，那為什麼要迫不急待的非殺不可，並且事後還要砌詞狡辯呢？正如在網上流傳的《關於罷免周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民間呼籲書》所言：基於保護人權的需要，我國多年前已將“少殺慎殺”作為刑事審判的司法政策，可殺可不殺的一律不殺。夏俊峰屬於必殺的物件嗎？薄谷開來殺死海伍德的主觀惡性不知比夏俊峰高出多少倍，為什麼沒有判死刑？連必致人于死地的薄穀開來都可以免死，為什麼夏俊峰不能免死？兩案相比，公平何在？說穿了，還是維穩思維壓倒了法律思維。對此，周強大法官其實已經一語道破：夏俊峰判死不是“法律要他死”，而是“維穩叫他死”，否則會“天下大亂”！

有罪無罪，是正當防衛還是故意殺人，不是單看當事人的身份，還有對案件的動機、背景、過程、證據全盤考慮，獨立辦案，如此才能公正的審訊，合理的判決。而中共的首席屠夫周強卻強詞奪理，恣意栽贓，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其專權跋扈的嘴臉與心狠手辣的手段很難不讓人想到楊佳在法庭上的話：“這些員警之所以敢這樣，都是因為他們的背後有你們。”（回答法官問：你有什麼補充意見？）夏俊峰殺人，是因為養家糊口被逼無路的反抗之舉，罪不可恕但情有可原。周強殺人，卻是因為政治和維穩的需要，毫無必要的濫殺無辜，為自己的仕途而置他人死活而不顧，冷血殘忍之極。而且夏俊峰還僅是被曝光之一例，那麼以前被其殘殺的人呢？將來又會有多少人死在他手下？依我看，周強此人對社會之危害，絕對大於被判死刑的夏俊峰，此種禍國殃民的酷吏不殺才非常危險，社會才會天下大亂吧？

注：三項法律規章制度摘引自《關於罷免周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民間呼籲書》一文。

成龍是個好同志

自從得知成龍將參加中共籌辦的兩會，以此人向來愛在大庭廣眾下大放厥詞的秉性，以及從來不怕以醜態驕人的厚臉皮，我便強烈預感他又將會胡說八道。果不其然，前不久在接受央視網記者採訪關於霧霾問題時，這廝居然如此放言：“我覺得在說霧霾的時候，不要總議論政府做的夠不夠好，我相信政府一定會去想辦法，我們不能把這一切責任交給政府，這是全民的責任。”

有著這樣肯為主子盡心竭力著想的奴才，做領導的是很難不歡喜的，更何況還是一個蜚聲國際影壇並有無數洋人崇拜的電影巨星？端座主席臺上的袞袞諸公看在眼裏，必有呼奴喚婢的躊躇滿志之感，為此而賞賜一官半職，不但理所當然而且符合投桃報李的禮尚往來之道，更何況此人對中共的草菅人命政策還有極大護航之功呢？成龍能從戲子一躍而榮升為全國政協委員，成為中南海的座上嘉賓與高官巨賈相談甚歡，並且在中國混得如魚得水，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當諸多社會賢達礙於觀瞻怯於風評而不便直接替暴政辯護時，成龍這跳樑小丑卻可以說得理直氣壯，並且視為天經地義，這不正是中共心中的好同志嗎？說實話，如果有消息披露他是中共的地下黨員，我一點都不會吃驚。

而且成龍的此段回復堪稱馬屁經典，除了千方百計地替政府卸責外，此回答可謂百搭，把霧霾換成交通、醫療、住房、環保、養老、就業等等皆可適宜，說了等於沒有說，全民都有責任，等於全民無責，但卻放過真正該負責任的罪魁禍首，如何不是諂媚希寵的擦鞋之論呢？成龍宣稱不要總議論政府的不好，然而對於一個權力無限、資源壟斷、管理一切的超級獨裁政府來說，把環境糟蹋成這樣，難道不正是它之失職嗎？不該找它又該找誰呢？成龍又揚言相信政府一定會去想辦法，我真不知他那裏來的爆棚自信，難道他不知中共善長的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解決發現及提出問題的人嗎？況且中國民間早有總結“政府靠得住，母豬都會上樹”，讓人去相信一個為惡不悛的超級騙子，你當人民是白癡嗎？

成龍說出這種狗屁不通的話並不奇怪，因為正好符合他歷來歪理連篇的作風與蠢得要命的智商。早前以“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把自己的道德淪喪等同於普遍的人性弱點，已見其無恥；“臺灣總統選舉是個天大的笑話！”又曝露其對政治的無知；而“中國人是需要管的”這種腦殘式的發現，更是予人笑柄，滑稽到足以讓人憤飯。一個人要利慾薰心攀權犯賤，為此不惜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當然是他自己的自由，但奇怪的是，一位演藝人員說出這麼不要臉的話，屢犯眾怒，在正常社會早就被到公眾的唾棄並被觀眾自發抵制了吧？然而在中國這個極度離奇的國家，此人電影不但擁有極高的票房，演出極有市場，所到之處還極為受到追捧，由此我不禁想到魯迅的感歎：“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麼？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

不施仁政的恐怖主義

每逢兩會，中共權貴與官員總有一些驚世駭俗之語，今年尤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為烈。

張春賢言，在雲南昆明恐怖殺人事件之後，他曾一個人呆在房子裏，靜靜思考這件事，究竟為什麼這些人會喪盡天理。然而讓人瞠目結舌的是，他深思熟慮後得出的結論居然為“現在新疆的暴恐，90%是‘翻牆’，根據網路上一些視頻，不斷形成暴恐，但相信經過大家共同努力，不斷提高意識，不斷學習先進方法，是可以把它壓到最低限度的……”

這觀點真是要讓人笑掉大牙，把新疆的恐怖暴力活動，歸咎於網路“翻牆”技術，相當於希特勒責怪奧斯威辛集中營裏的猶太人不安份老實，居然謀思反抗越獄；史達林抱怨古拉格群島裏的政治犯不坦白認罪，非得逼他“不施仁政”而處以極刑；秦二世胡亥歸罪陳勝吳廣不盡奴隸本分服好苦役，卻偏要“王候將相寧有種乎”弄出大澤鄉起義，從而搞垮大秦王朝，純粹就是人頭豬腦之見，而說出這種荒唐言論的政治白癡或流氓據說還被香港媒體譽為中國大陸的“最開放官員”，也可知有些香港媒體下賤起來也是相當可觀的。

所謂“翻牆”，本身就是中共為了一黨之獨裁與壟斷之利益，搞出來的封鎖消息、鉗制言論、限制交流、遮罩網站、隱瞞事實、操控民意、監控動向、打壓異見人士為用途的金盾工程之下的探尋真相與追求自由的之舉，本身就帶有反抗強權之意味，合理而正當，何以能栽贓誣衊成恐怖暴行？難道把翻牆與恐怖暴行掛鈎，就能證明中共大動干戈興建資訊監獄資訊牢房，給國人的視聽戴上手銬腳鐐的邪心異術是正確的嗎？中共不建牢獄在前，國人用得著翻牆在後嗎？強制給十幾億國人洗腦的網路長城本身就已是超級恐怖暴行，又有什麼資格去譴責別人是恐怖暴行？這不正是典型的賊喊捉賊嗎？

新疆問題之根源，在於中共的國家恐怖主義激起了新疆少數民族的民族恐怖主義或宗教恐怖主義，由此形成今日暴力不絕，反抗不斷的慘烈局面。然而當局不思悔改，或者不肯不願與不能檢討自己的執政錯誤與罪孽，去深入瞭解恐怖分子動機與訴求及其社會與制度成因，以達到彼此尊重，相互妥協，化解衝突，凝聚共識的化干戈為玉帛之道，卻千方百計的羅織罪名擺款立威，把心思與精力花在替自己的苛政與劣治尋找開脫的理由上，毫無誠意與能力去解決這些人命關天的社會大問題，甚至還打著以患養患的卑劣算盤以圖混水摸魚，由此可知少數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必會累積成中國社會的火藥桶，中共必將為自己的“不施仁政”付上絕大代價。

但以中共之極度陰險狡詐，這個絕大代價必定是由老百姓來承擔的。

《環球時報》這坨屎

我從來不看中共旗下的《環球時報》，拿來作廁紙都嫌它骯髒。因為此報向來極盡煽風點火之能事，又擅栽贓陷害之伎倆，一貫顛倒是非胡攪蠻纏，強詞奪理混淆視聽，早已臭名昭著惡名遠揚，一份報紙辦得如屎尿一樣散發惡臭催人嘔吐，避之維恐不及，又怎麼會去親自聞一聞舔一舔呢？這是稍有理性的人都不會去做的事。

然而，我雖然不看《環球時報》，但卻看到諸多國人對這麼一份爛報趨之若鶩奉為至寶，使其單期發行量竟然能高達自稱的超過160萬份，卻也不免吃驚，繼而讓人在捧腹大笑之餘，也不禁想一探究竟，《環球時報》究竟有何魔力，竟能讓人吃屎喝尿都讚不絕口，並且長期上癮呢？雖然，物以類聚臭味相投，把這些擁躉們視為糞蛆，已是足夠而合理的解釋。

其實《環球時報》玩的把戲並不新鮮，一是訴諸於愛國主義這面大旗去蠱惑人心，佔領道德高地扮演話語英雄，君臨天下般的揮斥方遒指點江山；二是堅持以輿論喉舌的角色去舔領導的屁眼，騷上級的癢處，以獲得官人的寵倖四處狐假虎威，撈盡好處予取予求；三是責無旁貸地盡奴才的本份，上級指那兒打那兒，罵誰咬誰，動手起來絕不含糊；四是持續不斷地製造西方危脅論，大肆宣揚“西方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之類陳詞濫調，以強調統治中國非我其誰不然天下大亂的謬論，為極權專制大唱讚歌；五是極為擅長投機鑽營，那怕觀點前後反復自相矛盾，也絲毫不能抵擋其趨炎附勢的誇誇其談；六是真假混搭以維持報紙最低的可信度，達到在關鍵時刻以假亂真之目的以迷惑頭腦簡單之大眾；七是利用其在中國媒體中的特殊地位，壟斷一些敏感話題的發言權，既可炮製言論自由的假相，又能履行組織規定的輿論導向任務；八是在社會問題上一再強調中國特色國情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複雜論，經常為各種違反基本常識和法治的人物與事件開脫卸責，無理也要攪三分；九是千方百計抹黑、攻擊自由民主社會，找到別人家的一隻臭蟲就歡欣若狂喜笑顏開，以製造臭蟲不是中國獨有，甚至是天下烏鴉一樣黑的誇張事實；十是長期鼓吹狹隘的民族主義，煽動仇恨挑撥對立製造分裂，極力培訓可當炮灰利用的憤青愚民；十一是即使謬論騙局被人當場拆穿也死不認賬，不是涎皮賴臉的砌詞狡辯，就是面不改色的坑蒙拐騙繼續頑抗到底。

舉例說明：前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因貪腐下臺，《環球時報》發表評論《反腐敗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攻堅戰》，竟然聲稱“要允許中國有適度腐敗  民眾要理解”，公然為貪官污吏保駕護航，挑戰人類文明底線；2012年中共十八大間，迎意承旨發表社論《中國若政黨輪替 整個社會將大洗牌》，把民主選舉與天下大亂掛鈎，威逼利誘國人歸順當局，絞盡腦汁地替中共執政合法性添枝加葉；2005年因一篇手段極為低劣的造假之文《奧斯威辛解放60周年 日本媒體不報導紀念活動》引發軒然大波，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聲名狼藉；但看來《環球時報》好像無意悔改或不屑於悔改，或是有領導撐腰有恃無恐，謬論越喊越氣壯，謊言越說越凜然，2010年一篇《俄總統肯定史達林反法西斯功績 稱祖父也曾參戰》又被細心的網友發現是在斷章取義胡說八道；再如新近，前明報總編輯劉進圖遇刺，《環球時報》馬上要求港人閉嘴，不得對凶徒背景和動機作任何推測，否則就是“高度不負責任”，然而對社會事件進行跟蹤報導，揭露黑幕挖掘真相，不正是媒體的職責所在嗎？但以《環球時報》宣傳機構之實大眾傳媒之名，被領導要求吮癰舐痔時是顧不了儀態形象的；還有烏克蘭民主運動愈演愈烈，官方恐懼西風東漸國人群起效仿，立即發表社論《要多傻多假才能說烏克蘭“勝利”了》，急不可待地要給大眾洗腦，天下紛紛攘攘風景這邊獨好，力圖把隱患消滅于萌芽之時，奴才嘴臉畢露無遺；另外許志永被判刑，歐美政府紛紛表達失望之際，《環球時報》卻落井下石《支持中國異見人士，西方的“陽謀”》；王克勤等與美國國務卿會晤，交流互聯網自由事宜，又被諷刺為《向美國務卿“要自由”，好萌的表演》；香港《明報》莫名人事變動，馬上欲蓋彌彰地跳出來聲辯《私營香港<明報>換總編，怎能怨中央》；俄軍入侵克裏米亞廣受批評，《環球時報》卻賣國求榮地聲稱俄雖奪我大片領土，中國輿論應多挺普京，更是直接以醜態驕人。

惡行太多不可窮詰。在正常社會一份報紙敢辦成這樣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即使不考慮到自身的信譽與名聲，也要顧慮到市場受眾，何況還有道德、輿論與法律的制約，哪里能夠這樣胡天胡地胡作非為呢？但不知《環球時報》的編輯與記者是跳上賊船後索性破罐子破摔的自暴自棄，還是“我就是一坨屎，你能奈我何”的潑皮無賴精神，又或是貫徹中國社會為求富貴無所不為的生存文化，總之是要怙惡不悛邪惡到底，不但挖空心裏地為自己吃屎怪行尋找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且還為強迫他人吃屎的惡舉編排名正言順的藉口，真是下賤得無與倫比，無恥得舉世無雙。而且我在寫這篇文章而查閱〈環球時報〉社評時，總感覺字裏行間彌漫著一股陰陽怪氣，文風語調活生生一副御前公公大內太監的模樣，透露出嚴重的心智缺陷與人格分裂，這樣的作者若在文明社會，本著基本的人道主義早已送到精神病院去矯治了，哪里還能任由其大發謬論撒播流毒危害他人？然而在這個“一切規則之外”且具“特殊國情”的國家，非但有病不治，甚至還作為特長受到上級賞識，成為明星受到讀者追捧，由此就可知整個中國病入膏肓到如何可怕的地步——更何況不是還有《人民日報》、《新華日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CCTV及香港的《大公報》、《文匯報》、《商報》等一大堆不遑相讓甚至尤有過之的狐朋狗黨，不也天天叫囂著屎雖然難吃，但萬一連屎也沒得吃，該怎麼辦嗎？

昆明殺人事件之源：當國家恐怖主義碰上民族或宗教恐怖主義

雲南昆明發生暴力砍人事件，致28人死，100多人傷。事後據中共單方面的調查披露，案件由新疆分裂勢力一手策劃組織。

案情令人震驚，死傷令人錯諤，慘狀讓人痛惜。毫無疑問這是一場悲劇，但這場悲劇是如何造成，雖然網路上議論紛紛，但群情憤慨之下，能與願追根溯源的沒有幾個。

我同情無辜死傷的平民，我也譴責拿平民下手的暴徒。但同情與譴責，雖能抒一時的心情，卻無助解決根本的問題。

讓我們經由理性面對血淋淋的現實：昆明殺人事件，早已種下惡因，如今收穫的正是惡果。此類恐怖行為，必會更多的在中國發生，有所區別的無非是地點時間、衝突規模及傷亡程度。

沒有人生來就是恐怖分子，沒有人願意無端去傷害無辜，更沒有人願意去自尋死路，如果我們敢面對殘酷的真相，把這些恐怖分子逼上絕路的，正是中共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及人權現狀。

如果說昆明殺人事件還有一點點的意義，那麼就是逼迫國人，去面對審視一個最基本的常識：在一個互害、共惡的社會，沒有人是孤島。當我們漠視、縱容甚至幫助當權者對弱勢群體的欺壓淩侮，那麼收穫你死我活的瘋狂報復，是不出預料之事。

正如鐘祖康的評論：“中國員警一如所有中國官僚那樣‘有風使盡裏’，把民眾逼到似人非人的但求‘活著’狀態，等到一千萬分中之一的賤民忍無可忍反抗了，就以十倍於所受淩辱的火力奉還，玉石俱焚。這是非常典型的中國式生存模式和處事方式。這種‘以暴易暴’手法，若在一般稍為正常的自由國邦，我是絕不贊成的。但考慮到這是非常獨特的中國，考慮到被欺壓奴隸之痛苦，我等局外幸福自由人總不能一味鋪陳高義，求全責備的。”

所以，當國人在強烈譴責暴力恐怖行為的同時，也不要忘記譴責官府長期踐踏人權。否則，這種單方面的強烈譴責，只是在助紂為虐，只是在推卸罪責，只是在維護與偏袒真正製造血案與悲劇的罪魁禍首。

雲南昆明的喪鐘，為所有國人而鳴，但能真正聽見的，有幾人呢？

束手待斃還是奮起反擊？

《明報》撤換總編的新聞還沒有消化完畢，又傳來商台解約趕人的噩耗，中共對香港媒體的清洗整頓，日見淩厲毒辣。

作為以四子起家——槍桿子、刀把子、筆桿子、錢袋子——並執掌大權的中共，向來對意識形態極為看重。在國內可以憑藉獨裁帶來的絕對權威，把各色媒體收編旗下並改造成黨的喉舌，生殺予奪。然而對於香港這顆東方之珠，礙於白紙黑字的一國兩制及國際觀瞻，必不能像國內赤裸上陣，呼狗喚奴般隨心所欲耀武揚威，但對於有龐大家業或投資在內陸的財團、股東，也不難找到軟肋敲打。於是威逼利誘、軟硬兼施、構陷栽贓、定點清除、離間滲透等多種手段輪番上陣四處出擊，從《大紀元》報社被暴徒打砸，《am730》和《蘋果》廣告被抽，王維琪發牌被拒，《明報》撤換總編，TVB封殺壹傳媒採訪直至現在的李慧玲被封咪，無一不見中共黑手在幕後操盤。

攝威擅勢的高壓之下，中共要傳逆資訊很是明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凡與當局不合作並欲繼續履行社會監察、經濟揭弊、政治批判的新聞媒體及人士，務必除之而後快，以達到寒蟬效應，威逼港人屈服于中南海的管治之下不敢嗆聲或只可幫中共發聲。但中共之意圖絕不僅限於此，大肆整頓傳媒，是為進一步打壓港人本土意識與力量進行輿論鋪墊，從而力求把心腹之患的占中活動絞殺於胎腹之中，防患於未然之時，以達致把二零一七香港普選的關鍵一役打成自己的如意算盤，既可使“欽定”名正言順在港上位，又能借機斬斷香港民運對內地民眾的影響，成功實現中港政經大融合，極權乾坤大挪移，可謂贏家通吃一鋪到底。

所以以上每一則看似孤立的社會事件，其實皆是中共老謀深算後的精心佈局，一步步趕狗入巷，就為甕中捉鼈。不必圖窮，匕首已見：中共想整頓的絕非僅是媒體，而是目標直指香港與香港市民，要把璀璨的東方之珠變成其掌中之物，任其玩弄褻瀆。倘若港人甘願接受嗟來之食，服膺和諧大道，對倒行逆施不言不語，那麼沉淪之時也指日可待，必會享受到大陸民眾的為奴待遇。倘若港人不想被北大人玩弄於股掌之上而有尊嚴的生活，那麼奮起反擊勢無可避。道理也很簡單：自由從來不是他人施捨之物，何況還是一個臭名昭著的暴君！

愚民春晚

馮小剛導演的央視春晚播出後，外界褒貶不一，然而左觀右看，總感覺沒說到實質。

央視的所謂春晚，就是一群奴才拍給另一群奴才看的東西。極權社會的文藝晚會，目的從來不是單純娛樂大眾，而是身兼歌功頌德、塗脂抹粉、阿諛諂媚、自吹自擂、宣傳政策、灌輸方針、統戰拉攏等多項政治任務。試問這麼一個弄虛做假、極端無恥的節目，能獲得億萬觀眾的由衷喜歡，真心擁戴嗎？答案不言而喻。當然，那些早已被洗得腦殘而不自覺的觀眾除外。

不是眾口難調，也不是審美疲勞，央視春晚的癥結所在，就在於中國統治者長期利用文藝為政治服務。春晚作為文藝之重——據雲現已被列入國家項目——例來是政權千盯萬矚的重頭之戲，節目審察極為嚴苛，演員選擇極為功利，表演套路極為僵化，容不得出現一點點離經叛道特立獨行的東西，更遑論自由氣息極為濃厚的才藝，在一言堂的社會下想看到綜藝的百花齊放，在歷來講究“政治正確”的體制下想看到百家爭鳴，不要說是馮小剛，這是連請斯皮爾伯格、卡梅隆、彼得.傑克遜等好萊塢導演來都完不成的任務。

早在國門初開，環境還有所閉塞的八十年代搞這套樣板戲，以當時國人頭腦之懵懂，識見之有限，還可占一時之市場，收穫一點愚民的掌聲。然而現在已是移動互聯的時代，還想搞這套以歌舞頌黨情、以小品襯黨恩的洗腦把戲，又怎麼會成功呢？脫離群眾，違逆民意，不關心民間疾苦，浪費民脂民膏，往權貴臉上貼金，替政府洗腦民眾，從這方面來看，國人為何會罵聲四起、不屑一顧就不難明白了。這一點，曾畢恭畢敬手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莫言大作家，想必心裏最是清楚，只可惜馮小剛當初怎麼沒請他做顧問呢？

專欄文妓，淫賤天王

我是二月五日瀏覽蘋果日報的網上論壇，才知道粗口事件雖然時隔日久，林慧思老師卻被騷擾至今，被屑小們死纏爛打無限上綱上線，導致身心受創，而且連累家人。相信凡是稍具同情心及正義感的人，看到林老師吞聲忍淚的傾訴，是很難不義憤填膺的。既然林老師一介女子都可在街頭挺身而出怒斥歹徒，我輩堂堂男兒怎可袖手旁觀呢？黑白顛倒妖孽囂張，實在是忍無可忍。倘若此舉能轉移火力到我這無名之輩身上而減輕林慧思老師身上負擔，我倒是絕不介意痛駡這些人渣路姆西，並朝他們的厚臉上附贈幾口濃痰的。

就算爆粗口又如何？不得不承認，這世界上就是有人賤到討罵，甚至討打，尤以甘於助紂為虐為虎作倀的人為是。不過此種人既然以賣身為榮，當奴為耀，是非常忌諱有人當場挑起他們的傷疤示眾，所以戳到痛點時咬牙切齒、搥胸頓足、破口大駡的反應，實屬正常。平心而論，以這些人渣平日裏的斑斑劣跡，爆粗口已是一種非常克制的禮遇，要是在公義盛行的社會，這些激起義憤的敗類是會被當街掌嘴，聚眾痛毆的。也恐怕只有香港這個靠近中國而且奴才遍地的地方，才容得下愛字頭青關會這些雜碎們的專橫跋扈吧？

在我看來林慧思老師非但無錯，更該嘉獎。道理實在很簡單：見義勇為是人類最寶貴的品質之一，珍惜呵護還來不及，如何還能落井下石倒打一耙？如果濟困扶危都落得老鼠過街的下場，長此以往，誰還敢做好事？行義事而被栽髒構陷，誠如鍾祖康先生所論：“這豈不是吃人肉無罪，賣人肉也無罪，唯獨揭發個中勾當者有罪？用國際語言來說，就是希特勒殺人無罪，協助希特勒殺人的也無罪，刊登希特勒及其幫兇殘殺生靈的駭人照片的則以‘刊登不雅刊物’治罪！敢問：天理何存！”而且社會任由此種謬論盛行，必將導致價值觀混亂，善惡不辨是分不明，由此養成一群唯唯諾諾惟上所視的奴才，此乃另一種官方主導媒體配合的“國民教育”，用心之險惡民眾不可不察，也不可不防。

瑕不掩瑜，林慧思老師雖爆粗口，一是可能情急之下的現實反應，人人難免，用不著大驚小怪，更用不著道貌岸然來窮追猛打，試問誰沒在生活中爆過粗口呢？這種小事實在是用不著搬出《聖經》故事來申論；二來粗口僅是小節，打抱不平卻是大義，試問小節與大義，孰輕孰重？事實如此之清晰，道理如此之淺顯，只要良心沒有被狗吃了的人，都知道該如何選擇，然而偏有人道德誅心強詞奪理，死纏爛打胡攪蠻纏，趨炎附勢到寡廉鮮恥的地步，堪稱專欄文妓、淫賤天王——單是看這些文妓們渴望得到主子寵倖的表現，就不難想像他們行文時翹臀欲撩的媚態的，我想也只有此等喪心病狂的畜生，才會抓住粗口大做文章，攻擊一點不計其餘，試問只要是心智正常的人，有誰會以吮癰舐痔為榮呢？

所以林慧思老師在文中困惑為何這些人渣死咬自己不放，我覺得其實大可不必。一是答案本身已稍有提及，即是“我猜大概是要造成寒蟬效應，恐嚇市民以後都不敢批評梁振英政府的不是，也能為她的寫作市場鋪路。”二是這些文妓文痞們為了往上爬，必然往下踩，而且以其欺軟怕硬的本性，必然會挑林老師這等無背景無勢力的庶民開刀。至於為何“作為一位家長，怎麼不教導子女和讀者學習原諒別人的個錯，反而教導他們要對一位元已承認錯誤的人窮追不捨、不斷拿石頭擲向她，務求至令她至死方休？”我想一個人既然自甘墮落到為親共媒體寫文章，就不要寄望她還有節操懂得禮儀廉恥，可作道德楷模教化子女，而且這些文妓寫出的文章，林老師與家人也不必介意，須知一個人既然已墮落到去為親共媒體寫專欄，那麼寫出來的文章就與拉屎放屁無異，試問明知一個人在拉屎放屁，難道還要去看一看嘗一嘗嗎？這些文妓的垃圾文章，就應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