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著羊皮的狼

拜官方長年的苦心經營、蓄意操縱及國內精英分子的積極配合所賜，在當下中國言及革命，簡直是有談虎色變之勢。稍有論之，攻伐之聲便群起蜂集，滔滔不絕：如革命有毒論，革命破壞論，革命動盪論，革命暴力論，革命禍國論，革命弊大於利論，革命斷不可行論，形形色色，林林總總，總之是把革命描述到洪水猛獸的地步，惟恐避之不及。同時又通過對革命的無原則批判，巧妙地把自己的公共形象提升到“寬容”、“忍耐”、“理性”、“開明”的道德高度，塑造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樣，從而使自己的觀點成為思想界的主流意見並影響著社會輿論。然而這些鼓吹“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良派知識份子在誇誇其談之時，或許忘記這樣一個事實：他們所歷來推崇的歐美國家，不也是由革命發展而來嗎？美國獨立革命不是革命嗎？法國大革命不是革命嗎？天鵝絨革命不是革命嗎？在這一點上，他們又絕口不提，正如他們一貫有意無意地混淆中國現狀與東歐模式的差異，不顧及彼此社會條件的不同，生搬硬套東歐那一套方法，如極力宣揚放棄體制外政治力量的內部組合與凝聚，只有等待黨內良心發現，只有依靠黨內改革派才能實現社會的非暴力轉型。

誠然，革命需要暴力，但不同的革命，使用暴力的目的並不相同。民族革命使用暴力是為了解放獨立，獲得主權，民主革命與自由革命使用暴力是為了改變政治體制，建立分權/法制社會以確保民生人權。共產革命使用暴力則是以暴力奪權，並以暴力作為統治手段之一。而這些“改良派”卻偷換概念，模糊事實，混同目的，消除差異，把民主革命、自由革命與共產革命混為一談，把不同性質的暴力活動相提並論，進而抹殺通過行動反抗暴政的合理性，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統而論之的手段，正常嗎？是的，革命是會流血，但是，改良就一定這些精英所言，一定會避免暴力與流血嗎？事實上並不見得，在對暴政的姑息與縱容之下，常常會導致更多的流血發生，這一點，戊戌變法已有證明，俄羅斯現狀也可證明，當下中國這麼多被拆遷，被冤獄，被車禍，被殘酷迫害及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無辜民眾更可證明。如果我們能對歷史與現實有著清醒的觀察與理性的判斷，那麼就會得出如下結論：真正的暴力絕非來自於民眾對暴政的反抗及對自由的追求，而是來自於統治階層恐懼失去政權的瘋狂鎮壓，垂死掙扎。

所以，革命革命，革專制的命，革極權的命，有何不對？然而改良派卻把“革命”一詞弄到風聲鶴唳的程度，抹殺民眾奮起反抗暴政的合理性（不防暴政而防暴民），並不遺餘力的攻擊真正投身民主建設事業的人士，如此，就要懷疑，這麼做究竟是意欲何為？說穿了，改良派如此用心，無非就是想兩頭通吃：既想維持體制施捨的名利地位，又要得到體制外民眾的推崇和敬仰。對於此，王小平兄早有一針見血地分析：試問今天的體制內改良派朋友，有幾個不是受到專制當局在組織上，經濟上，身份上，思想上的牢固鉗制？在心安理得的接受專制的豢養？在消耗著納稅人和民眾的血汗錢的同時，故作姿態的呻吟一番，卻從來不敢也不想越雷池半步，不斷的自我審查，不斷的討好賣乖，同時又是一副悲天憫人，道德崇高的虛偽作派……又有很多朋友之所以要呼籲“和平理性非暴力”，則出於自己和體制內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聯。他們徘徊於體制邊緣，掙扎與改良與革新之間，其實只不過因為擔憂，害怕真正的民主會侵害到自己依附專制所收穫的諸多切身利益。所以既希望這個體制繼續維護下去，同時又希望因這個體制而必然導致的各種惡果多少能得到遏制修正，不至於導致“官逼民反，以暴易暴”的歷史重演，悲慘輪回。那麼自己就能維持現狀，留在原地，兩全其美，雙得其利了：如此不失為人間美事。

所以，看清楚他們的實質，再來談他們的主張，就知道是什麼貨色。事實上，縱觀改良派的一切主張，以四個字就足可概括：那就是“皇上開恩”。請問，“沒有XXX，中國就要大亂”的觀點，和過去老百姓擔心改朝換代，天下要亂的傳統心理有什麼區別？等待黨內的“良心發現”，又何嘗不是一副活脫脫的奴才嘴臉在搖尾乞憐？還有改良派所宣揚“非暴力不合作”，不得不承認，非暴力倒是很明顯，可是不合作又在那裏？面對種鋪天蓋地湧來的各種不公不義的社會事件，又有什麼不合作的表現？你上街了嗎？你遊行了嗎？你集會了嗎？你抗議了嗎？一個都沒有！核查他們的所有言行，不過都是自欺並欺人之談。至於說改良派所推崇的哈威爾、米奇尼克，這麼多年來在現實生活中，何嘗有人達到如此高度——直接公開提出多黨競爭的主張並身體力行？躺在別人的招牌裏寄生，依附以別人的聲望以苟且，這些改良派真真是好“英明”。所以，與其說他們是改良派，不若說他們是切切實實的幻想派，躺在既得利益的沙發上做春秋大夢的意淫派。

對於改良派的主張與理念，身份與意識，心態與言行，貢獻與危害，及改良與革命的關係，王小平兄已在一系列的文章，如《選擇還是被選擇？》、《何謂“抗爭派”？》、《從自利到利他》、《怎樣打破制死結》、《農夫》、《三岔口——維穩年代的改良派》、《兩種維權的路徑選擇》中已有精彩的分析與深入的論述，在此就不重複，筆者在這裏，想從另一個方向，即歷史發展的向度，來考察中國知識份子中的改良派在社會變遷，政權易手中的形象與面貌，使讀者從史料的對比中，自然而然地知曉當下中國改良派的真實面目。

例如，這些所謂的“民主派”、“自由派”及改頭換面而實質不變的“抗爭派”之類的非暴力主張者，誠如網友所說，是“打改良旗，走保皇路”。只是，當下這些知識份子的風骨，比起同樣倡議以和平方式促進社會轉型的清末民初改良派來，相差不可以道裏計。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著名的改良派，雖然力倡君主立憲，但何償不是敢流血、敢行動、敢反抗、有作為、有膽略、有抱負的好漢？雖然以擁護清庭為宗，但戊戌變法時，但何償不是敢動作，能行動，肯付出，能擔責的豪傑？被砍頭的六君子不用說了，就算康梁等人，何嘗沒有發起長江七省的復仇暴動？研究系等人，何嘗不想借戴勘之手培養自己的武裝勢力以左右時局？可惜的是，當下的這些無良知識份子，把持言論，左右視聽，直接是把社會輿論的水準，收縮至党媽媽放心，滿意的範疇與程度，其話題的精敲細定與思緒的小心表達，活脫脫一付“皇上，屋子裏灰塵太多，是不是改打掃打掃”的太監面目，即使略有所過，無非也是奴才低首下心進諫的模樣，那裏還提得上嬉笑怒駡，慷慨陳詞？然而可笑的是，作局部的呻吟，卻一副天下惟我不行的派頭，發表面的批評，又是一副時局舍我其誰的架勢，複他人的餘唾，卻有輕世傲物之態度，談無關的話題，又是傲睨一世的氣象，一個小圈子之間的自言自語自誇自擂自產自銷，居然弄出中國良心，民意代表、輿論領袖等牛皮哄哄的稱號，真是利令智昏，喪心病狂。

這絕非是一時意氣，有心者，翻一翻清末民初之間，革命党人章炳麟、汪精衛、宋教仁、胡漢民等與保皇堂人梁啟超、徐勤之間的辯論文字即可知，其唇槍舌劍之間的火藥味，直接是可以讓今天的“改良派”覺得自己是純粹的投降派——如果還有這等羞恥心的話。例如這些文章：章炳麟《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劉師培《論激烈的好處》、汪精衛《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駁革命可以招瓜分說》《再駁新民叢報之政治革命論》、《駁革命可以生內亂說》，那一篇不是析理透澈而又慷慨激昂，激勵人心的作品呢？然而就是這等早已有過的論戰，直到百年後，國人還在同一個話題上爭執，且辯論的方式、內容、水準、膽識已經被這些“改良派”直接下降到連慈禧太后都會感歎“相見恨晚，於我心有戚戚焉”的程度，不得不感歎中共幾十年對國人勇氣、信心、自尊、良知的摧殘，培育出來的人物太多都是些流氓雜碎，奴才師爺，真不知這些改良派，何時才能挺起脊樑來說點人話？

或許有讀者不同意，認為這樣的評論太過，不客觀且走極端，且清末民初的政局與當下沒有可比性。那麼，我們就來看看同處於中共統治之下，1957年反右時中國知識份子的風骨，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這些知名大右派都不用說，僅看一些中右派，小右派，而且材料都不用多找，就筆者手中的一冊《政法界右派分子謬論彙集》，其中彙集的文章就有：黃紹竑《党不應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譚惕吾《黨不應該另搞一套機構》，楊玉清《共產黨必須“下臺”“下轎”，文人應該起來“反現狀”》，《問題在中央而不在地方，我們要打大的、打硬的》，楊兆龍《法律系辦得最壞，是公安機關、法院作風》，吳家麟的《中央最高領導機關法制觀念薄弱，“上樑不正下樑歪”》，試問這樣的標題（內容都不談了）現在那些知識份子那一個敢寫？那一個能談？那一個在談？比于當下佔據於各大媒體版面，出沒于高端會議訪談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卻是對真正的問題視而不見，避而不談，只能就枝節問題糾纏，芝麻小事牢騷，說著不痛不癢的常識，發些無關大局的牢騷，其墮落還不明顯嗎？其自我閹割的跡象還不清楚嗎？然而可笑的是，就這些沽名釣譽欺世盜名之徒，還洋洋自得，自鳴得意，狂然不可一世，真真是瞎子的國度，獨眼龍也能稱王。如此現象，只能說是官方蓄意的政治洗腦，思想禁錮，把一代代國人搞得越來越蠢。如果說第一代還懂得明辯是非，分別好壞，那麼第二代已難知曉事實的真相，第三代則以假為真，信以為常。再到第四、第五代，則根本不會再來關心事實，只會以被拉至極低的標準，去衡量周遭事物。例如，一冊直接抄襲於東歐社會毫無一點新意的憲章，就可以作為欺世盜名的資本獲得諾獎，那麼不知以上這些文章，該配以什麼獎呢？發表一些無關痛癢的言論，則受到群盲的追捧，那麼不知以上這些真知灼見的聲音，又該受到如何的待遇呢？是的，也許外國人好騙，很多中國人也好騙，但實實在在發生過的歷史是欺騙不了的。這些逐名奪利之徒，不急於反省自己的不足，認識自己的差距，卻忙於用前人的鮮血，來作自己臉上的胭脂，用前人的苦難，作自己炫耀的資本，東設一個林昭獎，西弄一個良心獎，一方發得振振有詞，一方接得泰然自若，真不知道這些人怎麼有臉來侮辱前賢？難道真是一點羞恥心也沒有了嗎？用不著這樣著急，急著往自己的臉上貼金，忙著給自己的關係攀高接貴，等閣下的努力真得能讓林昭的雕像樹立在中國各地，讓各次政治運動中冤死的亡靈能得到安息，而不是像現在一味地被封殺、扭曲、潑糞、裁髒、攻擊，羞侮，再來頒獎封賞也不遲。

說實話，我是不指望於這些人物——這些年見過太多這類角色的表演，早知已同流合污，狼狽為奸。他們的特技，是善長製造假概念，偽命題，虛思想，比如什麼中國模式，黨內民主，共同富裕，道德復興，持續發展，每天打開報紙電視互聯網，你能看到一大堆，效果除了把國人本已糊塗的腦子攪得更糊塗外，不要奢望還有其他什麼好處。另外，還有一些看上去很美，光環四繞並有一大堆榮譽標籤護身的知名人士（比如什麼什麼精英之類），雖說表現不會如前者那麼赤裸，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腦子也糊塗到不行——甚至讓你吃驚到不敢相信——比如要與虎謀皮的人物（此人最近居然宣稱：政治的活動本質上是非個人利益的）；比如中國國情只有我最懂的人物；比如我沒有敵人，中國監獄條件很不錯，待遇很好的人物；比如能通靈上帝使命召喚，裁判誰能去美國的人物，他們的特點就是善長坐而論道，在憲政自由民主人權之類的名詞中就能建立一座虛擬烏托邦，過上極其快樂而幸福的精神生活。毫無疑問，這個地方並不對公眾開放，想要進入，必然要有各種關係並通過他們的認證才可。所以，生活於這片土地上的絕大多數的人們，是沒有這等能力進入到這等高級俱樂部，過高高在上的優越生活，依然要停留在現實的人間（或者魯迅說的苦悶的人間），去面對來自於官方的伴隨各種合法暴力及不合法暴力的橫徵暴斂、巧取豪奪。如此，這就是當下我們所身處的災難頻發，禍亂頻生，人命如蟻，踩之不惜的社會。這等苦不堪言、慘不忍睹的環境，如果要讓晚清民國的革命黨人見之，不說是為國家大計，就算是只為一己之尊嚴、自由，也要奮勇起來反抗而進行暗殺、爆破、組黨、結盟、遊行、宣傳、革命等活動了，而在當下，這些改良派，卻拼命要求人民“非暴力”、“聽黨話”、“要溫和”、“要寬容”、“莫走極端”、“要講理，要守法”——奇哉怪也，難道是老百姓不想講理守法嗎？恐怕是老百姓沒有講理守法的地方吧？這些鳥人，不敢不能不願不想站出來指責原凶，伸張正義，卻向受難者談忍耐，講順從，並順帶著為暴政辯護，專制說情，真是好一副千年難見萬國難尋的“好人面孔”、“善人心腸”——而且更荒唐的是，這些改良派一味要求他人“非暴力”，“講道德”，自己卻從不遵守要求別人的要求，只談求名逐利中各種上竄下跳的手段，看了就實在讓人噁心，倘若有人比他們更有勇氣，更有魂力去面對血淋淋的現實，揭露慘絕人寰的真相從而危脅到他們的聲望，碰及到他們的利益，那麼就批以“激進”、“燥動”、“搗亂“、“不講策略”等標籤，並用下作的手段進行抹黑（如當初對高律師的攻擊，至今沒有看到有人出來道歉），所以，兩者直接拿來比較，就能清楚什麼叫無恥、無能、無用了。是的，歷史就是這麼現實，擺在臺面上來說，一切賢與不肖，直現原形，一切卑劣猥瑣，無所遁跡。想要做官妓又想要做精英，想要被吹捧又想要做狗腿，那有這麼容易的事！

依我看，是時候戳穿他們“打改良旗，走保皇路”之虛假面目了，是時候宣告他們的理論早已破產了。他們口口聲聲改良，正是要抹殺一切社會形式的改良，以維持他們既得利益的現狀；他們振振有詞非暴力，其實是叫處於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放下自衛的武器，直接讓民眾面對強權繳械投降，以配合當局在利益榨取上的一波波攻城掠地；他們談自由，是他們可以為所欲為的自由，而非是民眾求生存，求發展的自由；他們講民主，是少數幾個人關起門來做決定，黑箱操作的偽民主，而非是人人有選票的真民主；這些鳥人，不但一貫善長用悲天憫人的腔調，貌似公正的姿態出現於公共場合以博取“大師”、“領袖”的頭銜，指責這個不夠精神，教訓那個忘記了崇高。然而對於自己接受著專制環境所帶來的各種好處，利益，卻一概熟視無睹，閉口不言。所以，他們的道德，是看似高尚實則冷血的，虛偽的假道德，他們的表演，多是給眾人揚沙塵，噴迷湯，制幻劑，抽腦髓。如果說暴政如狼，他們則是披著羊皮的狼，其偽善的嘴臉與花言巧語的辭藻，具有更多的欺騙性與危害性。如此，縱觀他們歷年來所有的言行，無非是如王小平兄所言“炮製了無數的順民和屁民，延緩了無數的社會歷史機遇，幫助當局製造了更多的不幸和難以挽回的制度危機，社會災害與人禍。”而橫察他們的所有動機，則同樣是王小平兄切中要害的總結：“他們精心組織話語體系，千方百計的把問題只局限于皇帝的新衣到底是漂亮還是很漂亮，或是‘衣服本身沒有問題，只不過有幾個漏洞，而且是可以修補的’的此類偽問題上，卻回避甚至根本取消了‘皇帝究竟穿沒穿衣服？’的問題。以偏概全，以點代面，以口號和理想來固執己見，卻離事實十萬八千里之外；以無數枝節爭論模糊這個制度，這個組織的根本癥結——這正是其一以貫之的這套思想魔術背後最大的秘密，是一種拙劣的欺騙伎倆。”

　墨寫的謊言，永遠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羊皮披得再好，永遠也改變不了狼群吃人的本性。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我們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多，走過的彎路絕難稱之為少，何必還要自造陷阱，巧設圈套，徒耗精力以作無謂的紛爭？何必要鼠目寸光的盯著蠅頭小利而不顧大局，而接受長期被奴化的命運？這樣的作為，只能是親者痛，仇者快。在這黑暗無邊的時代，在這苦悶彷徨的時刻，在這民眾已是艱難於呼吸，窮困於視聽，掙扎於衣食的時代，我們理應共同攜手，向同一個目標奮進，而不是反過頭來作劊子手的幫兇，暴君的嘍囉，朝同胞下手，朝勇者開槍。自由，從來不是靠他人的賞賜，而是要靠自己的爭取；尊嚴，從來不是他人的施捨，而要靠自己的捍衛。如果說連這些常識都已遺忘，這些道理都不能明白，那麼，無妨讓我們重溫一下先賢的警言，來作這篇文章的結束，及對未來抉擇的參考：即是：1，Any society that would give up a little liberty to gain a little security will deserve neither and lose both.--Benjamin Franklin把 安全看得比自由更重要，最後兩者都得不到——佛蘭克林；2，Those who profess to favor freedom, and yet depreciate agitation, are men who want crops without plowing up the ground. They want rain without thunder and lightning. They want the ocean without the awful roar of its many waters. This struggle may be a moral one; or it may be a physical one; or it may be both moral and physical; but it must be a struggle. Power concedes nothing without a demand. It never did and it never will. -- Frederick Douglass (1818 –1895, was born into slavery and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figures in African American and United States history.) 一個聲稱熱愛自由卻不屑鼓動喚醒民眾的人，等於幻想收穫卻不願耕種。他們盼望雨水卻害怕雷電。他們嚮往海洋卻畏懼風浪。這種鬥爭也許是精神上的，也許是肢體上的，也許二者兼備。但這必須是鬥爭。權力與力量來自於堅定的訴求，無論過去或將來這都絕無例外——道格拉斯；3，敵人強迫我們拿起了武器，我們要不畏艱險，堅定不移，毫不退縮，用武器保衛我們的自由；萬眾一心，寧可死而自由，不可生而為奴——湯瑪斯.傑弗遜。

拳匪與愛國賊

這兩天抵制法貨的聲潮又氾濫了起來。其原因，好像是法國的總理會見了一個老和尚，於是——聽說中國人民就被激怒了。雖然我親眼見於周圍的人群還是如同既往的吃喝拉撒，面色如常的平凡生活，但因為政府如此之說，恐怕不得不奉旨生氣，否則可能背上“賣國”的駡名，於正人君子咄咄逼人的正義中現出“通敵”的嫌疑，這是有從人民同志的立場轉變為漢奸的危險，於是乎我從這個新聞的夾縫中好像識得生存的大義：專制社會中的小民斷然是沒有生氣的權利，喜怒哀樂都得看著政府的嘴臉，從這隱約的事實透露出來的，可謂是愛國主義的金鐘罩與鐵布衫，大師兄的氣功之下的宗族主義。

冷兵器時代的刀、槍、劍、戟、斧、鉞、鉤、叉早已是被義和團的符咒掩埋，於歷史的淤血中殘存著興國滅洋的陳斑鏽跡，替天行道的破銅爛鐵。斬人的利刃雖有可能鋒利得吹發可斷，但那裏有資格能與長槍大炮作平等的對壘，挖出來也只能作博物館裏的古董，僅供人作嘲笑的參觀，不平等條約的實物紀念。雖然吹噓神功可以護體，但畢竟抵擋不住外敵的實彈。於是，國粹是失敗的一塌糊塗，最終崩潰為在自己的國土上流離失所的朝庭，尊諱可稱之為：避難！以夷制夷的古方已醫治不了政體的疑難絕症，黃帝內經的寶典也疹斷不愈民族精神的大煙癮，智力上的腦貧血，所以終究還是一副傳統文化的癆病樣：一傷心就是咳嗽，一咳嗽就是吐血，一吐血便要去葬花，好一場古典主義的斷腸愁！裂石神拳與小腳金蓮並存，狗血治敵與八卦陣圖相依，病重於如此顢頇，何能不敗？就算換為“神功制夷”的土方新藥，其效果也只能是荼毒百姓，禍及小民，成為肇禍惹事之濫觴，生靈塗炭之本源。真龍天子顯聖請不來十萬天兵天將及五彩祥雲，焚符誦咒請來的各路神仙雖可附體到口吐白沫，但又敵不過外邦的鐵拳橫掃，結局只是喪權辱國，哀鴻遍野，餓殍載道，雞犬不寧！以至於主子恨其這般奴才的不爭，怒出“寧贈友邦，不與家奴”之語。而現在又鬧著的排法仇外，其言談舉止又好像出土的拳民，昏蒙的僵屍一般，于稀裏糊塗中繼承了拳民的衣缽，懵懵懂懂中承襲了作式的法貼，又在準備著“為王前驅”了，這些口吐白沫，神智迷亂的拳民，誠然是國貨當中的土特產，其物可殊的寶貨，對於祖傳的不動產專橫的崇拜，已是利令智昏到要以理殺人。

拳匪者，據記載是“最惡洋貨，如洋燈、洋磁杯，見即怒不可遏，必毀而後快。於是閒遊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見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錢而已”，誠然是大實話，見“洋”起意不難，毀物殺人也不難，惟獨對“洋錢”不起意才唯是艱難！更何況還宣詔之曰：“他日功成名就，大則仕宦而至將相，小則豐富而有衣食”呢！愛國愛到高官帛衣美食，不得不說是蔚為大觀，更何況還有小腳女人的“紅燈照”及“黑燈照”呢！空放幾束愛國主義的煙花倒煞是好看，可惜留下的卻是汙容環境的塵灰----愛國主義誠然是成為這些鳥人的遮羞布了。最近的抵制聲、排外聲又喧囂得好不熱鬧，好像國人思維還停留在《西遊記》時代，一出中土大唐就全是妖魔境地，所以統稱“鬼佬”！可惜，鬧來鬧去始終是屁民的聲音，自家人都是當個屁了，還能指望於外番夷蠻？若愛國就只是表現在不買法貨的份上，也是誠為可憐，更何況自家的奶粉又不爭氣，逼得很多人都購外國貨，又是否該斥責為“叛徒”呢？但說到底，昂貴的法國貨，普通的百姓拮据的收入又有多少人能買得起，大言能說抵制的，如LV、Guerlain、Yves Rocher、Lacoste之類品牌，非有錢人莫屬，不知他們在日銷萬金中是否抵制？只是沒見愛國賊組織起來專到富豪家外去示威，無從知道答案。抵制購買不起的東西以證愛國，這的確是便宜的法子，市儈的手段，適宜在窮人當中推廣，窮人無錢而愛國，富人消費而忘憂，真是相得宜彰。只可惜，外國人並不理會這一套，今日看到新聞，波蘭同樣也會見了老和尚，那麼按“被激怒”的原則，是否又要開始抵制“波貨”呢？倘若見一個國家，便抵制一個國家，我怕到最後又成為------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配天興聖顯皇后，斷然向全世界開戰了。

愛國而成賊，如同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這種于醬缸文化中定制了的角色，從不缺泛扮演的群眾，只可惜的是愛國賊的身價，並不是橫行無忌的花花公子，倒像是狐假虎威的宰相家丁，趨炎附勢的清客幫閒，盡做些狂吠救國，縱欲成仙，袖手殺敵，造遙生勢的春秋大夢，所以只能盲從于生理的亢奮，跟進于無智的行為。這些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的好漢能對萬里之外的事情義憤填膺，卻對身邊的不公熟視無睹；能怒砸超市，卻不敢動貪官一指；能上街示威，卻不敢揭腐敗一角。勇者憤怒抽刀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刀向更弱者，事不關己則慷慨激昂，事若關己便苟且偷生，這種選擇性的失明及逃避型的勇敢，及家醜不可外人說之只能自己賞玩的扭曲心理，可以說是愛國主義下的寄生蟲，無恥醜行的遮羞布。合群的自大中隱匿的是個體的怯懦，狂妄的自尊中包藏著是病態的自卑，若這樣的表現是愛國，倒不如說是唱戲。對於這些裝腔作勢的愛國賊來說，愛國主義僅是一個紀念搶掠的詞語，世界上的每一寸土地無不體現著它的數度易主。他們並不會明白，所謂“異議是愛國的最高形式”或“愛國者的責任就是保護國家不受政府的侵犯”的真實含義。對暴君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自慰，有多數人作護身符時，又是一副兇殘橫恣的嘴臉，這些打著愛國主義的暴民，不用照妖鏡都知道就是一群不可救藥的孱頭，媚性入骨的奴才，我呸！

河的避諱與蟹的文禍

在我的記憶當中，我一直認為螃蟹是生活在河水裏。也就是說，出於這種關係，河與蟹寫在一起，也應沒有問題。但是，這種常識性的知識結構，卻在近日的網路上受到毀滅性的打擊：我居然發現已經無法把河與蟹放在一起發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無法理解，還好河與蟹不是魚水之歡的夫妻關係，不然真是活活的拆分了人家，而落得妻離子散的慘狀。但出於最為天真的心態，我疑心這不是文化史上的人禍，而是河水受到污染，螃蟹自然逃離了家園，或是人類貪圖螃蟹的美味，只落下河床的枯乾。有俗語說夫妻只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夫妻之情都尚如此，更何況這區區的河與蟹呢？莊子有雲“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今日河與蟹則只能以大局為重，以穩定為政，改為“和諧盛世，不如相忘於網路”矣！

然而，不得不痛心疾首的承認，這一切都是扯淡。中國古代就有避名諱的傳統，通常說來有三種情況：為尊者避、為忌者避、為惡者（不吉利）避。孔子著《春秋》就有“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從尊長愛賢的立場上看，為親者諱，為耆者隱，這還似乎可以理解。但及於後世的家諱及國諱，則把世態人情演繹至荒唐扭曲的地步。唐詩人李賀父名李晉肅，“進”“晉”同音，所以李賀終生不能求仕。雖有當時文壇泰斗韓愈專為之撰文《諱辯》曰：“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也沒能起多大作用；百姓姓名若犯皇帝的名諱，也須改名改姓：石晉高祖為兒皇帝石敬瑭，於是敬姓統統改為苟姓或文姓。宋高宗名趙構，於是“勾姓”要改為鉤，龍，緱等，總之是面目皆非。呂後名雉，漢朝避其諱遇雉則通改“野雞”------這當真是“野雞朝代”了！唐朝皇帝姓李，於是禁捕“鯉魚”；宗徽宗屬狗，便不許殺狗；明武宗屬豬，豬朱又同音，便不許殺豬，下令“如有故違，本犯並當房家小，發極遠永遠充軍”，端是金豬下凡，氣派非凡！宋朝劉溫叟，父名樂，所以從來不聽絲竹樂；《紅樓夢》中雨村在林府教書，林妹妹遇“敏”字則錯寫錯讀，後知道這是避賈敏的諱，才恢然大悟；小丫頭林小紅本名紅玉，為避寶玉、黛玉的名諱，則改小紅；唐高祖祖父名虎，李賢注《後漢書》就把“畫虎不成反為狗”改為“畫龍不成反為狗”；糕高同音，唐朝袁高的兒子就袁師德不忍食糕；據元朝人仇遠《稗史》載，有一人父名“良臣”，為避名諱，將《孟子告子下》中“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改讀為“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惹得眾人哄堂大笑，而“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避諱，則更是舉世知名的名典。

毫無疑問，避名諱這種現象是封建時代絕對皇權在文化上的等級反映，更是在意識形態上的霸權思想。既然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獨夫民賊論，何不能有話語權的暴力化兼言論上的一言堂呢？所以“文章共刀劍齊飛，言論共囹圄一色”的勝景在中國歷史上蔚然成風，蔚為大觀，正是“誰念西風獨自涼，當時只道是尋常”！更何況，“避家諱”還只是人倫禮節上的問題，而“避國諱”則絕對是政治問題，皇權道統斷然是提升到“亡黨亡國”的高度上來抓。不然何以解釋這歷史長河上一波又一波，一浪又一浪愈繹愈烈的思想文字獄呢？從春秋戰國時期的崔杼弑君，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宋代的烏台詩案至集各朝文字獄之成的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案，可謂是血雨勝風之慘狀，烏天黑地之浩劫。文壇是生靈塗炭，仕林是凋敝頹敗，可真謂李清照之“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切切”，而諸仕子亦是“避席畏聞文字禍，著書只為稻梁謀”。至於近世，道風世下，文禍愈慘，胡風三十萬言書獲罪三十年，百花齊放突變為引蛇出洞，陰謀轉陽謀，五十五萬知識份子被劃為右派倍受打壓，欺淩，流放，折磨（據反右運動檔案近期解密，暴露了一九五七年中國受難知識份子的數量。原來當年劃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五萬，而是接近五十五萬的六倍！），至於文革朝榮夕枯，詭變莫測之時局，全民瘋狂眾生顛亂之現況，諸多知識份子更是迎來了屠戮的春天，自殺的朝陽，傅雷上吊老舍投湖，鄧拓自縊聞捷服毒，瘦鵑跳井雲珠投樓，真可為“樓臺成為遺命地，毒藥成為救世方”。而面對當朝太祖在文字獄上的大家風範及不世手段，所造成的人間慘況及嚴重後果，不但是“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逍風騷”，恐怕連康熙、雍正、乾隆也得自愧不如，交出玉璽臣服於地，高呼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矣，那可真所謂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其風流瀟灑的偉岸姿態也可謂舉世無敵：“羽扇綸巾，談笑間、知識份子灰飛煙滅”！！！

河與蟹已消失在網路中，但卻不會引起動物愛心人士的擔心——畢竟不是“當愛已成往事”，無法來引起一番哀怨憐愁黯然銷魂。虛擬的動物，無須擔心被滅絕的命運，真實的詞語，不必考慮被謀殺的罪名。說到底，螃蟹並不是當朝的紅頂大熊貓，除了傳種接代的種族延續外，還接負著修國盟誼的重大使命。里爾克在《豹》裏早已所言：“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鐵欄，纏得這般疲倦，什麼也不能收留。它好像只有千條的鐵欄杆，千條的鐵欄後便沒有宇宙。”蟹雖然沒有豹的尊貴，卻也享受到政治犯的尊貴待遇，相當於螞蟻被提升到一級保護動物，受到了蜥蜴的悉心照料——這當然是一種難言的荒誕，上演在現實裏的奇跡。在皇帝早已退出歷史舞臺的今天，我們還依然繼續著太監的割禮。或者應該為此慶倖？畢竟在思想的牢籠裏，我們又榮幸的添加了一位新的鄰居。

盛世出猛虎，和諧出貪腐

　　
中國自古就是有“祥瑞情結”的這麼一個國度，從史書上的三皇五帝，到歷代君王，大多都有著種種特異非凡之處，畢竟是真龍天子下世，出現一些異彩奇兆，也算是附贈的寓言，以增添傳說的魅力。不過畢竟是風水變了一回，三十年的河西已轉到了三十年的河東，天賦皇權已被革命的血水清洗，變成了槍桿子裏出的政權，自然這些靈異之事，也被推入到封建的垃圾，成為文化的渣滓所遺棄。
　　
但是，文化的基因總是在作出一些讓人防不勝防的突變，2007年的11月，居然上演了一出“華南虎出世”的江湖風波，一時間，江山如畫，多少英雄豪傑為此奔波爭執，拔刀相向。本是經過多年政治思想學習的人民群眾，擁有高度革命自覺性的人民群眾，卻在一隻虎的逼迫下，團結的陳營驟然分裂，形成了“打虎派”與“挺虎派”，就連小孩兒唱的兒歌，也變成了“兩隻老虎，兩隻老虎，真奇怪，一隻還在牆上，一隻卻在陝西，不明白，不明白”。虎是真是假？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認，老虎的身世及其證據，斷然是經過不斷的風雲湧動，上升到了超乎大家想像的層面上去了。各路記者報導不斷，言辭不一，官方表態曖昧不明，某些專家（據稱此詞現在已是貶義詞，為“專門忽悠大家之簡稱”）力挺此虎存在，某些專家卻不置可否，甚至在武林之中一直德高望重的《科學》雜誌，也表態要刊發華南虎之玉照，真不可不謂形式混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發展早已超出了某些人的預想-------或者說牛皮已被吹破了天，失控到一塌糊塗的地步了。
　　
不過，最為精彩的卻是攀枝花的一網友不經意間發現此華南虎與自家牆壁上的老虎有些相似，是自家老虎成了精，還是有人在造假？面對前有“紙包子”事件之經驗，現有著官方與專家信誓旦旦的此虎存在之言，此網友不敢大意，小心取證發於網上，讓眾多高人來評議，不然恐怕會產生“四川攀枝花出現華南虎”的驚爆性新聞。無置可言，此證據一出臺，相當於一句“我以黨性來保證”，立刻真偽頓顯，事實真相大白於天下，“打虎派”立佔優勢，“挺虎派”啞口無言，五毛黨煙消雲散，一出風波激蕩的鬧劇竟然是如此收場，也算是讓人大開眼戒了。
　　
毫無疑問，“華南虎事件”最終可以用“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來形容。眾多專家媒體在一隻並不存大的老虎身上，徹頭徹尾的上演了一出“人假虎威”的好戲，讓人在啼笑皆非的過程後，虛假被戳穿的興奮後，總感覺一些若有所失的愁悵。可惜的是這只老虎並沒有皇帝的新衣，無法借助權力的威儀來製造虛幻的榮耀。就目前局勢來說，對於這些造假者及推波助瀾的包庇者來說，照片的真假問題已在其次，重要的問題已是要保護“禽獸”。本就有“始作傭者其無後乎”之言，倘若在翻一翻歷史的舊皇曆，才會發現此中國之產華南虎之盛，早已是達到了危害生態平衡的地步了。
　　
老虎斷然是被打得顯出原形了，不過畢竟只是一隻“紙老虎”，看起來威風實際上卻架不住棍棒。倒是那憑空製造出老虎的人，以及這些為只紙老虎招魂呐魄的人，到是有些許的能耐，不然何以達到混淆視聽，無中生有的地步？畢竟有慌言重複一千次就是真理的經驗在前，眾多的醜態輪番著上演了一出出的好戲，著實讓人忍俊不禁。盛世無妨出些猛虎，和諧無妨出些貪腐，吹牛不妨改成“吹虎”，反正再大的事情也能是“虎頭蛇尾”，不了了之，又何怕你這一隻“華南虎”呢？再而言之，虎能吃人，難道人不能吃虎嗎？-------這斷然是凸顯時代的進步了。

為世不容近倡狂，浮生若夢張競生

現在談到張競生，多數人已是茫然不知，但在上世紀舊的年代，卻是聲名顯著的一個人物，當年同與胡適為北大哲學系兩個最年青的教授，後卻因為他的《性史》風波，年逐衰落，每況愈下，而胡適卻以北大為起點，日漸輝煌，青雲直上，命運殊途之差異，讓人嗟籲，直如張九齡之“運命唯所遇，迴圈不可尋”，更似杜工部之“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了。
　　
張競生雖因《性史》而出名，但卻絕非“性學博士”或“賣春博士”，而是法國里昂大學的哲學博士。他昔年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被委任為南方議和團的首席秘書，參與南北議和的談判，促成清王朝的終結。他是民國三大博士之一、中國現代民俗學的先驅、中國第一位翻譯盧梭《懺悔錄》的譯者、中國第一位提出邏輯學概念的學者、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先驅者之一、中國近代性學第一人、中國計劃生育第一人。李敖曾經說“編《性史》的張競生、主張在教室裸體寫生的劉海粟與唱《毛毛雨》的黎錦暉，被傳統勢力視為“三大文妖”，張競生更在當時被罵以“淫蟲”，但時代終證明“文妖”其為先知，“淫蟲”實為學論，但卻已是一江春水東流去，昨日星辰昨日風。
　　
張競生在當時雖因其學問惹起爭議，引禍上身，明罪雖是“宣傳性學，毒害青年，擾亂風紀，敗壞人常”，實因卻為觀點雖是真知灼見，但不容於當時之環境，逆于道學之人心，其言論被視為洪水猛獸，其認知被識為邪門歪道，最終弄到身敗名裂，惜為可歎，實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性人物。但又如今日來看，其形跡雖如異端，其主張卻是先驅。張競生在性學方面最出名的就是提出了“第三種水”，“第三種水”是女性性高潮時從巴氏腺囊釋放出來的體液，直到1958 年，德國女科專家格萊芬堡通過科學手段才予以證實，及後還出版了專著《格氏點》，又稱“G點”，而張競生在一九二幾年便已知。又例如在人口控制方面，張競生在1920年已經向當時的廣東省長陳烱明提倡節育的觀念，但被當時有十多個子女的陳大罵為“神經病”；而路過上海時，被汪精衛在家請飯，見其子女滿屋，汪精衛遂不好意思的對他說道：“我也是贊成節育的，但結果竟是這樣呵！”。另外在1953年也曾上書中央要求提倡科學地節育，都比馬寅初在1960年發表的《新人口論》為早，也比費孝通走前了很多年。另外有學者以為金岳霖是把西方邏輯傳入中國的第一人，當然如果要考證的話，湯若望的時候已經把當時西方的邏輯傳入中國，但是否嚴謹意義下的現代西方邏輯，當然有待商榷，但若真的要算起第一個在北京大學教或在當時中國大學教邏輯學的，斷非金嶽霖，而是張競生。
　　
雖是學問非常，但張競生自身性格，卻也有怪異偏激之處。清末時分，他中學結業後，他父親便要他回鄉去當鄉紳，那個時候，中學畢業生，等同科舉時的“貢士”，有祠產，也可用藍衫雀頂，在社會更有種種便宜的地位。可是他不同意他父親的安排，自己渴望北上升學，他父親不應，父子紛爭後，陡然計上心頭，背地裏在縣衙門裏告了他父親一狀。
　　
父親不給兒子讀書，兒子竟然向官控訴，在前清是駭人聽聞的怪事，但卻只是不讓他深造的控訴；縣官便傳了他父親勸諭，老頭子知道底細，氣得直瞪眼。經縣官調解下，便忍下憤怒，撥款助他北行求學。
　　
前面提及張競生加入同盟會，起因正是張競生到北京後，那時汪精衛刺攝政王案正發生，被擒下獄，張競生被好奇心驅使，便常到獄中訪汪，時時接濟些銀錢食物，一日便有熟人來會，說是與汪精衛未婚妻陳壁君同來謀救汪逃獄，張競生感于汪精衛“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豪氣，就答應陳壁君之約，可惜計策雖有，但不能實行，於是陳壁君離京，張競生繼續留校，學習法文，並消磨時光在佛經中。過約一年之久，武昌起義，汪精衛出獄到天津組織“京、津、保同盟會”，張競生遂離開京師大學前往天津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被孫中山委任為南方議和團秘書，與袁世凱、唐紹儀折沖樽俎，討價還價，促成清帝退位，終結封建王朝。直到革命政府成立，張競生或是覺得自身學識還一無所成，便申請官費留學法國，1912年10月，張競生與宋子文、楊杏佛、任鴻等人以官費生出國。張競生先進了巴黎大學哲學系，1916年獲學士學位；後進里昂大學哲學系，學術上深受盧梭的影響。1919年以《關於盧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論之探討》為題通過論文答辯，獲哲學博士學位，同時也遊歷英國、德國、比利時，精通英語、德語、法語。但正是在巴黎這個浪漫之都，張競生領略並建立了他的性學觀念。在法國，革命的話語和性的話語是並存的，很多法國的革命領袖同時也是性小說家，比如入祀先賢祠的第一人米拉波，是法國大革命一位叱吒風雲的革命領袖，他在僅僅42年的短暫人生裏,創作了4部性小說，即《性典》、《天生的蕩子》、《他她修道院院長》、《撩起窗簾》等。張競生在這樣一個文化背景下耳濡目染，加上他奔放張揚的天性，強化了他這方面的研究興趣。
　　
縱觀張競生的文章，即便是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也算是驚世駭俗，徐志摩的文章可算是香豔，到其情深處是“濃得化不開”，而張競生的文章比較起來可算是濫情了，其香豔處更為赤裸露骨，通篇紀錄了自己的情史、獵豔史，即便現在的作家，也即少把自己與女友做愛的細節寫入書裏，而張競生在字裏行間對這些往事似乎都充滿著得意之色，不斷炫耀著自己與外國女友的性史，這只要看看《十年情場》中那些章節標題就可見一斑了，如：“在巴黎惹草拈花”、“留學時代的浪漫史”、“彼此全身都酥軟”、“海濱變成我倆的洞房”、“倫敦的一次奇遇”、“嬌小玲瓏的瑞士女郎”、“我是一隻采花的昆蟲”、“爬上樹上尋歡”等等，不一而足。不過，張競生的文字雖然濫情，但卻絕不是庸俗下流的文風，內容雖然大膽，卻也只能說是態度來得坦率，讀來讓人感覺自然灑脫，是由性情衷出的文字。這當然也於他的美學思想有關，張競生的美學思想是要求解除束縛，要回歸大自然，如他不停地強調美是以大自然為標準，以真及美為標準，所以張競生會在樹林、在沙灘、在野外的地方與人性交，關於這一點，他的一位法國女友，帶他去法國自然派的大本營-----日出島恐怕有很大的影響。
　　
“Heliopolis”（古希臘語意為太陽之城），為裸體主義者德斯-加斯頓和安德列-杜裏危勒在1931年所創立，其宗旨就是反對現代化扭曲變異的文明，物質對人的束縛，遠離城市的喧囂，提倡自然質樸，其標誌就是反璞歸真，回歸自然，赤身裸體，過健康衛生的生活，遂成為裸體者的世外桃源。這種行為有如魏晉狂士“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也如古希臘人。張競生在生活的觀念上，可以說在此受到很大的影響，漸形成他美的思想及觀點，這在他的文章及理念中，亦也充足的表示，提倡自食其力並身體力行，入田勞動，開辦農場，並發起鄉村建設，在衣食住行方面，也遵守自然的規律，不食肉而食蔬菜與水果，不飲酒而飲果汁，精神上注重樂觀，不作無謂的顧慮，這也是我們近年來才興起的飲食及生活觀念。
　　
張競生在法國接受了大量西方學術和思想，腦子裏裝滿了社會學、性學、優生優育之類的學問回國，這位法國裏晶大學畢業的哲學博士公開聲稱:“性快樂也是人生快樂之一種。”這種主張在當時稱得上驚世駭俗。1921年10月，蔡元培正在北京大學推行“相容並包”的治校方針，遂聘任他為北京大學哲學教授。教授西方哲學史、法國唯理論、美的人生觀、美的社會組織法、美學和性心理學等。他是第一個在大學裏教授邏輯的人，還寫了一本邏輯學著作《普遍的邏輯》當成教材。實際上,張競生的《普遍的邏輯》和章士釗的《邏輯指要》都是邏輯學的開山之作。在任教之余，張競生還開設講座，講性心理和愛情問題，深受學生歡迎。他的講義《美的人生觀》被印成冊在北大廣為流傳。並於當時在《晨報副刊》發起著名的愛情大討論“愛情四定則”： 一、愛情是有條件的；二、愛情是可比較的；三、愛情是可變遷的；四、夫妻為朋友的一種。而這篇文章竟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開的愛情觀大討論的導火線。僅兩個月，就有梁啟超、魯迅、許廣平等在內的60多位讀者參加討論。在1923年5月，北大國學門成立“風俗調查會”，張被推舉為主席。在擬定風俗調查表時，他列出30多項，“性史”便是其中一項。在他看來，“人生哲學，孰有重大過於性學”？據傳，張作霖進京時曾揚言，要把這個傷風敗俗的傢伙拉出去槍斃。張競生雖然沒被斃掉，但他提出的“性史”一項，卻被調查會否決。張競生不甘心，乾脆在《京報副刊》發徵稿啟事，公開向社會徵集“性史”。先後收稿300餘篇，遂成《性史》。
　　
《性史》一出，便如到口誅筆伐，尤其是《序言》中聲稱：“我們不但看性為一種學問，我們尤當看它作一種藝術。”這種“美的人生觀”顯然觸怒了時人，報紙和雜誌對他猛烈抨擊。即使是在此前因發表《性道德之科學標準》而遭猛烈批評的周建人，批判起《性史》也毫不留情。宋子文更是點名斥責張宣導“亂愛”和“淫亂”。 梁實秋更是撰寫《張競生醜態畢露》、《性學博士》等一系列文章，呼籲應取締他出版的書。雖然這本被林語堂稱為“很頹廢的書”，出版4個月後，便因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荃以“誨淫之書，以此為最，青年閱之，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獸”的罪名提請天津警方在天津查禁，員警廳下令將《性史》等書全部沒收，並且“嚴密查察，如有售賣，送案究懲，勿稍姑息，以維風化”。此舉當然遭到南開一些開明師生的強烈不滿，有人投書報刊，指責“入了張伯苓的南開，就好似入了始皇帝的秦國：教你怎樣你就得怎樣。隨便草上一封信，而全天津的人便不能再看《性史》等書。”而周作人在《語絲》的“南開與淫書”一文中發表了投書，並表示了他本人對於此事的態度：周作人說他已經看過《性史》等書，“覺得並沒有什麼，不覺得這些書的害甚於洪水猛獸。”又說：我並不因為認識張競生章衣萍諸君而想替他們辯解，我也不說這些書於科學上或文學上有怎樣大的價值，我也不想拿去給自家的或友人家的子女讀，然而我也不覺得怎麼可怕，自然更沒有“查封”之必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這些書，我恐怕也要干涉，不過我只想替他們指出這些書中的缺點與謬誤，引導他們去讀更精確的關於性知識的書籍。雖然隨後張競生本人也關照書店不再重印。但這卻讓這本小冊子在地下更加暢銷，不法書商大肆翻印。甚至盜用張的名義拋出多種《性史》續集，內容淫穢，令張名譽掃地。
　　
雖然魯迅說張競生的主張要到25世紀才能實現，但與周氏兄弟的爭執，與潘光旦的筆仗，卻是很快到來，因“第三種水”的問題，遭到周作人、周建人、潘光旦等人的抨擊。他們認為此說是“不科學”；又說丹田運氣之類是企圖復興道家的腐朽糟粕。平心而論，到了今天，我們早已不難發現，這些抨擊當然不全正確----有的是因所見不廣，有的有些“上綱上線”。當時張競生自然不服，也寫文反駁，大打了一場筆墨官司。且後又與周作人因《恨》一文，發生交惡，兩個遂以惡罵收場，周作人也把文集重版時原先那篇稱讚張競生極有天才的文章抽去。而至於潘光旦，正如卡維波所言：“在張競生與潘光旦的論戰中，後者只是用西方性學大師與性學術的大帽子來批判張競生的‘偽性科學’（潘光旦曾翻譯過西方性學大師藹理士之著作）（引案，張競生也譯過藹理士的著作）。在張競生飽受社會保守勢力打擊與壓迫時，潘光旦的批判頗有落井下石的味道。”
　　　　
一九二六之際，張競生因時局關係，脫離北大，前往上海，開辦了美的書店，集編輯、出版、銷售於一身，開業之後，生意興隆，張競生他們所編的各種書籍經常很快銷售一空。這除了銷售他們自己印製的圖書外，也或於當時他們所大膽雇用年輕漂亮的女店員有關。魯迅撰文諷刺道：“最露骨的是張競生博士所開的美的書店，曾經對面呆站著兩個年青臉白的女店員……”。不難設想，這樣一家以編印銷售“性書”為特色的書店，再加上獨樹一幟的年輕漂亮的女店員，當然是非常轟動的。張競生自己對此也非常得意，他後來回憶說：“這間小小的書店，……左近那些大書店如中華、商務等，若是與我們這間美的書店的門市一比，還是輸卻一籌。”但後卻因同行排擠，惡意傾軋而關門，為時約有兩年光景。張競生隨即再度赴法國，研究社會學和美學、地方自治與農村組紀念品，再回國後，已是壯志消歇，隱居故鄉饒平，絕口不提他的性學說，而是潛心研究農業經濟問題，先後寫出《農業復興試驗談》、《人口與經濟問題評議》等調查報告，並為家鄉修路建學，贏得極高聲譽。
　　
1949年前後，張競生曾稍有一段安靜的晚年歲月，頗給人以塵埃落定、洗盡鉛華的感覺。他回首往事，整理舊稿新著，為後人留下了不少作品。他的《十年情場》由新加坡 《夜燈報》社出版，《浮生漫 談》由香港三育圖書文藝公司出版，《愛的旋渦》由香港《知識》半月刊社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在1953年春，張競生連夜寫下十三萬餘字的《我的幾點意見》，上書毛澤東“為了民眾的長遠利益，必須科學地節制生育”，但同樣受詆於當時。另據說他在 1960年還完成了哲學著作《系統與規律的異同》、《記憶與意識》。但是，他終於未能躲過政治運動的傾襲，其親友被殘酷折磨，其弟受盡淩辱毒刑後槍斃，其妻不堪受辱，被逼自殺，其十歲的幼子，也在土改時被劃為“小地主”，飽受欺壓，雖然在反右當中內定中右，沒有戴帽，卻終沒躲過“文化大革命”這一劫，張競生被扣上“反動權威”等帽子，遊街批鬥，遣往饒平縣鄉間勞改。雖是風燭殘年，落得淒涼落寞不說，還日日飽受紅衛兵無知橫蠻的摧殘折磨。1970年他在“牛棚”夜讀，突發腦溢血，翌日即去世，終年82歲。
　　
總體而言，張競生是一個超越了時代的悲劇人物。生前，他黯然寫道：“毀譽原無一定的。凡大思想家類多受低於當時而獲直於後世者。”可謂是經世閱歷後的心語，也算是他一生寫照的認識。張競生學問中不乏其真知灼見，卻因各種因素總是埋沒於世間，其人於革命有所貢獻，在鄉村建設運動上，更是以“南梁北張”與梁漱溟並稱。在思想認識上，更如一塊石頭投入了五四時期國人的死水微瀾，激起不少浪花，打破了當時的道德枷鎖，但其人卻也亦投入水中的石塊，激起漣漪後已便不在，消失在五四的狂潮中，被人遺忘，而個人其命運，也終是以悲劇所告終。斯人已逝，及不可尋，今以此文，不僅只為紀念，更想是疑問，什麼時候的社會，才能容納於此樣的異端在世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