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9日星期四

為什麼六四事件,死的是普通學生和普通市民,而沒有當時的領袖人物?


沒想到一個簡單的問題,引起這麼大的爭論。

當我昨日在群組內提出“為什麼198964事件,死的都是普通學生和普通市民,而沒有當時的領袖人物?”時,群組內仿佛炸鍋了一般,意見紛紜,說死者被利用了有之,說政治目的不純潔有之,說情況已不受控者有之,說學生們缺乏經驗者有之,說領袖人物沒有責任者有之,意見不一而足,爭執得熱火朝天。

這或許是一個不但難以回答,更是很多人難以面對的問題,恐怕也是某些人極力回避的問題。但我覺得提出來還是有它的意義所在,畢竟,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基於無可辯駁的事實。另外,檢討、反思運動之得失成敗,也是應有之事,何況這場運動付出了如此大的代價,影響與後果延續至今,可以說是極大地延緩了中國的民主進程,所以這項工作不但應該做,而且還嫌做得太遲。因為我所常見的現象,不是把所有的問題推給政府,就是僅從個人的角度進行回憶與反思,更進一步也只是資料的調查與整理,鮮有從全盤的角度來進行考量,更不用說站在歷史與正義的高度進行衡量與裁判。

當然,出現這種情況也是現今的條件所致,要想恢復歷史事實、厘清真相、劃明責任,追訴罪責,這或許是在未來成立專門的歷史真相調查委員會等機構才能辦到。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現在對這一問題進行先行的思索。不然,倘若下次還有這種只有領袖逃生而讓普通民眾赴難的運動,誰還願意參與?

然而經歷了昨日的討論後,我發現一個明顯的問題,即是基於各自的立場、利益、主張,有很多觀點難以溝通、協調,人們易陷入爭論、攻擊、偏癱、維護的情緒性狀態,難以進行理性的思考,導致出現各說各話的狀態,從紛爭走向對立,不是糾纏於細節,就是立足於想像;不是輕信於片面,就是執著於主觀。我不禁思考為何如此,當我抽身於現場,反觀於討論,便發現問題的癥結所在:這種形式的討論犯了方法論和認識論的基礎性錯誤。

說來也是常見,在國內進行的討論,經常容易陷入中國式邏輯的陷阱,而缺乏專業性的思辨,時常出現思考方法的錯誤,連我自己有時候都會被誤導,被帶到了陰溝裏去,所幸總是能很快清醒過來。

就拿這一問題來舉例而言,如果最後引申出的是領袖人物的責任問題,那麼我們應該從權責的角度出發,因為身為領袖而無責任,這是不可想像的。那麼身為社會運動的領袖有那些責任呢?我粗略統計了一下:負有對運動的預判、觀察、善後的責任;負有對參與的民眾有組織、安排、照顧的責任;負有對物資的募集、保管、分配的責任;負有對政府的溝通、談判、商榷的責任;負有活動現場的安保、協調、應變的責任;負有組織內部的管理、人事安排、制度建設及權力分配的責任;負有消息的傳遞、宣傳及回饋的責任;負有資金的分配、使用、保管的責任;負有制度最壞情況下的預案並執行的等等責任。自然,身為領袖,也享有成功可獲得最大功勞,但是失敗要承受最大責任的責任。

從這些責任來反觀這些領袖的表現,合格與否有了較為明晰而且全面的標準,比較容易得出客觀的結論,而不是淪為基於各自立場的偏袒與吵鬧。

正如一位友人的回復:“這個思路確實是一條很好的線索,可以一點點的厘清。先確定當時每個人的職務,分工,應承擔的責任,再據此確認他們當時的行為,為什麼有這樣的行為,有什麼樣的後果,然後根據是否有過錯和因果關係定責。”

從現代的社會運動理念看來,運動失敗,領袖應該承擔責任,一場運動犧牲了這麼多人命,身為領袖更應該擔責——這是難以用沒有經驗、預估不足等理由推脫的。而且,只有平民死亡而領袖全都安然無恙的狀況,這在道義上也是說不過去的,無法向逝者及其家屬交待。

如果這種檢討得失並人命關天的追問被認為沒有意義,那麼我只能說,很多人壓根兒就沒有責任意識。這無疑,是對死者的再次傷害與踐踏。

提出問題,在於想知道真相。因為沒有真相,就沒有正義。個人之所見所聞,並不一定是真相。即使是,也不一定是真相的全部。必須盡可能站在全局的角度、歷史的高度去抽絲剝繭正本清源,事實才能浮出水面。事實或許殘忍,或許有人性和政府的陰暗面,但我會直接面對,不會美化,也不會醜化,因為只有汲取經驗與教訓,社會才能有進步的未來。

以妨誤解,最後還是要解釋一下,我的觀點當然不是說非得要有領袖去死,檢討得失不需要任何人去死,但在這個無可辯駁的事實面前,也得去反思為何出現這種現象。我們不能遺忘死者所做出的犧牲,追問這個問題,既是對死者的追憶與祭奠,也是讓既成的死亡變得有價值,也是即是簡單的一句話:血不能白流,只有找出真相,才能彰顯正義。


2016年9月22日星期四

鄭平:那地上的鹽,那世上的光!


我本是想再看一遍高智晟律師的新書《2017,起來中國》,再來寫篇書評。但是當我看到耿和女士的文章《我的不吐不快》時,我改變了主意,決定立刻動筆。其原因,正在于文章中的一段話:“女兒最近在紐約給我發來一段文字,其中幾句是:‘媽媽,爸爸的書無論如何算得上是中國改變陣營中的大事件,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海外民運人士是集體的死屍般的鎮靜,他們究竟怎麼啦?’孩子已看穿了的問題,我還能說什麼呢。只好給孩子回復了一串驚嘆號。”

我自知人微言輕,寫出這篇文章來,大概也起不了什麼波瀾。但是,人微言輕如我,也會用這篇文章表明自己的態度,聲援對高律師與耿女士的支持,因為我明白,良知的聲音不在於大小,而在於有無;道義的相助不在於強弱,而在於與否。面對陷入困厄中的人不伸出援手,還能算人嗎?用死屍般的鎮靜糊弄過去,我等活人是做不到,也做不出來的,這等冷血的鎮靜還是留待於這群還在世上苟且的死屍,因為我知道,他們不是用死屍般的鎮靜回避問題,就是用行屍般的醜態製造問題,斷然是已無一點活人的熱血與溫情了。

當我把耿和女士的這篇文章轉發到朋友圈時,有人讓我分析一下文章中這些政治僵屍的心理,為什麼會一直想方設法阻繞高智晟律師文章的傳播,為什麼會有一群人專門壓制、排擠、孤立那些捨命反抗暴政的英雄?在我看來情況可能兩種:一是拉幫結派山頭林立,結黨營私黨同伐異的爛毛病,圈內人的爭權奪利,手段卑鄙下作;二是有可能是派出去潛伏的特務,其任務就是挑撥離間、煽風點火、混水摸魚,分化民主人士的陣營各個擊破,使之一盤散沙。對於第一點,這些人當得起高律師的評論“多屬病者、無能藥治”。他們雖然打著民主的旗幟,幹的卻是反民主的勾當,完全遠離甚至背離民主政治的原則。這是因為在民主政治之下,無論觀點再怎麼不同,政見再怎麼對立,但還是有著要共同遵循的制度,及言行舉止的底線。但這些政治僵屍卻卑鄙下流異常,手段鬼祟得陰毒可怕,心態變異和頭腦扭曲到不可思議,剷除異己不留餘力,詆毀同道維恐不急,生怕有人動搖他們的聲望,威脅到他們的地位與利益,明顯對權力與名利已走火入魔,而且還不自覺或裝著不自覺。他們雖然自稱是民主的追求者——更有一些還是所謂的基督徒,實際上卻是党文化產出的怪胎。因為他們聲言推翻專制,然而他們自己就在製造專制,打倒獨裁但自己就在實行獨裁,心口不一虛有其表,言行背離得南轅北轍,如何不讓人為之發笑,我一直不想稱呼他們是民主人士而只叫他們是政治投機者,即是此因。而且更令人驚訝的是,這群人渣居然還能大行其道一手遮天,在海內外的民運圈子裏有著極大的市場,如此也可看出海內外民運圈子的龍蛇混雜良莠不齊及是非不辨到什麼荒唐的程度!怪不得許多人抽身遠離,寧可獨來獨往,也不相與之謀。事實上,民主中國至今之遙遙無期,這群人渣要負很大的責任,他們心胸狹隘得可憐,眼界淺薄得可笑,身上的爛毛病實在太多,而且極多可能屬於人格有缺陷之輩,非但完全肩負不起建立民主中國的重任,而且還起了不少負面甚至是破壞作用——須知自己都是亟待拯救的病人,又如何能拯救得了他人呢?更何況極多還是無可救藥之徒,早已在窮途末路上墮落得不堪入目,自己拔高是萬萬不能了,惟有拉低別人進行批判,為什麼壓制、排擠、孤立的行為這麼多,原因就在於此。

然而問題還不是這樣簡單——中國的問題就是這樣的複雜,這群政治喪屍中,極有可能很多人是中共派出去的特務或是早已被中共收買的內奸。其情況,恰好可以引用高智晟律師的新書《2017,起來中國》中的一段來說明。

秘密員警頭子于泓源(現北京司法局局長):“哎,老高,跟你溝通是不困難的,人很直,腦瓜兒也不怎麼笨。別鬥了,沒有前途的。換身分,只須換個身分,而且是秘密地換個身分,換了身分後兩條路:一條是留在國內,你繼續做你的英雄,繼續嚷嚷下去,罵共產黨,繼續待在原來的圈子裏,我的人會定期或不定期地,以別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和你接觸;我們給你建立一個帳號,設國內還是國外由你定,保障你有足夠的錢用。另一條是改變了身分到國外,我們以強制扭送出境的名義把你送到泰國,然後你肯定有辦法到美國;在外邊給你設個帳號,我們會定期把錢打入你的帳戶,可以具體確定個數位,對於解決你的問題代價,上面是有個授權範圍的。每月小幾十萬美元的杠杠我這就能答應,太獅子大張口的標準我只能向上爭取,但錢不是個問題,因為你是個大傢伙,值得花大價錢,我會定期派人跟你接觸。老高,活得現實一點,現在很多人都在給我們幹,我是說在國外。今天就咱倆,改變身分的事就咱倆知道,連我的娘老子都不會讓他們知道的,往境外送的具體過程我是外行,這方面的負責人我也帶來了。老高,這次我可沒有給你留後路,而且我可以給你說明了,我連自己的後路也沒有留下,我是給上面大領導打了保票的。”

秘密員警頭子于泓源可能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的這段談話會被洩露出來。然而,即使沒有洩露,中共收買線人的情況已是早有報導,而且就算沒有報導也不難以猜到,這畢竟不是什麼新玩意兒,而是中共的統戰老把戲:以鬥爭為根本,團結為手段,通吃為目的。於泓源的談話無非是再次印證了這樣一個事實:一、國內外很多人在給他們幹;二、在給他們幹的是被收買的線人,秘密地換了身份;三、在中共這邊領錢支餉;四,可以繼續做英雄,繼續罵共產黨。只是,除了在另一次談話中確切提到的餘傑之外,到底還有多少人,還有哪些人是被他們收買的奸細,還暫時是個迷,這可能只能等到未來檔案曝光後,才得以知曉。但是一想到中共的機密檔案銷毀機制及線人保護/滅口機制,除有神助,情況也不容樂觀。

問題答畢,言歸正傳談高智晟律師的這本新書《2017,起來中國》。很多人常說,中國人沒有自己的《古拉格群島》,但我以為高律師這本書的出版,打破了這個狀況。而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畢竟,從苦難的角度而言,雖然中俄兩國都是被共產黨統治過和正在被統治的國家,但以中共之殘忍、變態、狠毒再加上與幾千年專制文化中的糟粕相結合,可以說是集人類歷史上的一切惡之大成,孕育出的恐怖統治是連以殘暴而臭名昭著的俄羅斯都相形見絀。就拿酷刑來說吧,高智晟律師所遭遇到的四次酷刑折磨,其披露出來的一些細節,一般人不要說親身經歷,就是光把過程看下來,恐怕都相當於一輪酷刑折磨,如何不震撼人心呢?何況還有很多慘不忍睹的事情高智晟律師自言還沒說。而且,就算舍去酷刑不談,光是被武警部隊關押在北京某黑監獄地下室的二十一個月,及新疆沙雅監獄裏一口氣長達三年的禁閉(按《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最長為十五天)禁閉,也足可窺見中共這黑得深不見底的統治了。這種對生理與心理的雙重折磨,精心設計的精神與肉體摧殘,在高律師這本書中集中展現出來,會一次又一次以核彈爆炸的能量狂轟著一個正常人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我之所以極力向朋友推薦這本書,其一大原因正是因為讀完此書,你會對中共的邪惡、變態、荒唐、殘忍及腐朽與墮落有著完全嶄新的認識,哪怕事先你認為瞭解共產黨足夠,也會讓你耳目一新目瞪口呆,你簡直難以想像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可以被糟蹋到這個地步,人性可以被扭曲到這個狀態,人心敗壞到這個程度!這對於所有對共產黨還抱有幻想的糊塗蟲,毫無疑問是懸崖勒馬的當頭棒喝,足可以迷途知返棄暗投明。讀者倘若覺得我言過其實,讀完此書便知我所說真假。我在這裏不想引用大量折磨人、摧殘人、侮辱人的各類細節——必須要說明的是這些細節非並生活當中個人的偶然舉動,而是中共精心設計專門實施並在屢試不爽後向全國大面積推廣的變態舉措,比如原廣東政協主席陳紹基設計的監管方式,其在作繭自縛後自己屢屢感歎不已:“想不到我發明的這一套被全國推廣的監管方式會用到我自己身上。”——僅以高智晟律師屢經折磨後的一句經驗之談,“我常當面說他們只有技術方面的苦惱而無倫理方面的負擔”,你就可知他們在折磨人方面的喪心病狂足以會讓你思考一個人或一個組織要反人性反人類到何種程度,才能肆無忌憚得幹出這等天理不容的暴行。如果再把這血淋淋的現實同小粉紅的愛國叫囂聯繫在一起而不感到荒唐無知兼無恥,那麼你絕對是合格且優秀的共產黨員。

但是,平心而論,光有苦難有也是不夠的。畢竟在中國,受過酷刑的人實在太多,高智晟律師受所到的酷刑兼折磨,雖然震撼人心,但並非絕無僅有,相反,在中共統治下的掛牌監獄、沒掛牌的黑監獄、學習班、看守所、法治培訓中心、精神病院,可以說比比皆是。類似的遭遇或更慘的迫害,在網上已有相當多的資料,讀來真是字字是血處處是淚,此處恕不贅述。之所以言及於此,是因為高智晟律師這本書讀來的感人之外並非僅是苦難,而且還有字裏行間自然流露出來的悲憫,且還是自身處於苦難當中的悲天憫人的情懷。這種悲憫不是做作的、強為的、故意的,而是發乎於內心、湧動於真情,所以哪怕是紙上文字,讀來都會有深深的共鳴。這種讀者與作者的心靈溝通,頗有些類似高智晟律師在書中所提到一位四川資陽士兵的故事:在被武警關押看守期間,這位士兵“原本本身是在外面執勤,但他總是有一種奇妙的心理活動,感覺到在這地下室裏關著一個好人,一個應該去幫助的人,後來他就請求進來站哨(裏面都不願進來,空氣太污濁)結果,後來在他身上發生了些奇跡……”

這位士兵與高智晟律師之間的相識可謂玄妙,用天意來說也不過份。之所以能發生這麼奇妙的事情,我想與高智晟律師身上的悲憫與這位士兵身上的善根是分不開的,兩者缺一而不可,相互為條件而進行溝通。這種溝通其實本質上與讀者與作者的交流相同,只是形式不一,只要側隱之心稍存的讀者,我想也不難在高智晟律師這本書中感受到他的悲憫。這種悲憫不僅流露在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同時也流露在那些折磨人的人——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他們何嘗也不是受害者?高智晟律師這種不計個人得失,並一再給予對手予以挽救的悲憫——甚至是直接對他進行折磨、酷刑、殘害的人,確實讓人感覺到了他的心胸非凡,並發人深省。因為恨是容易的,悲憫是困難的。仇恨可以說是人的本能性反應,但悲憫卻需要克服自己的缺陷,還要用愛去對待你的仇敵。從這一點上來說,高智晟律師可以說是做到了耶穌的教誨:“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即作為一個人,在別人已不把你當人看的情況下,你卻依然對他以人視之,以悲憫的情懷待之。這非是阿Q精神,而是大智大勇的體現,是人如何存在,為何存在,及何以存在的問題。我想正是因為高智晟律師在逆境、危境甚至絕境中找到了這些問題的正確答案,才使得他可以在神的護佑之下度過難關,挺過酷刑,闖過荊棘遍佈的危境。這並非猜測,而是在他的書裏文字有證,比如這一段:“張雪和他寶愛的師傅于泓源仇恨我,這有他們這十年來一以貫之對付我的冷血手段為證。但我迄今還沒有恨過他們,他們無底線的自私、他們自身的局限以及專制特權思想的長期浸淫,終於促成了他們今天行為的扭曲,我更多的是可憐他們,我常慶倖自己沒有成了他們。實際上,他也是這個制度的具體悲劇之一,是這個制度普遍的物產,各自充當著這個黑暗政權的具體的不名譽角色,喪失人類獨有的許多美好 ─內心的平和寧靜、道德自豪感、良知和愛。”

又比如在新疆沙雅監獄裏的這一段:“他們只是專制權力的鷹犬我絕不仇恨他們,卻也談不上憐憫,只是可憐他們,確實是常替他們哀傷,覺得這是怎樣的一種不名譽的角色,成了這種角色是怎樣的一種不幸啊!在今日中國,罪行和可惡的是邪惡專制權力,他們只是專制權力的鷹犬,即便是他們中間的個別人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的。”

當然,還必須指出的是,這種悲憫對於讀者是有福的,因為對於缺少愛與同情的國人來說,這種悲憫本身就具有著極大的教育意義,示範著人與人之間該如何相處,該如何自處。而且這種悲憫對於作者本身,也是有福的,這有利於他從苦難中超脫出來,不再被仇恨所綁架,陷入利益糾纏的窠臼,能從更高的高度去審視人類社會的問題,發生在中國的種種悲劇,洞徹同胞身上的各種苦難,通觀制度為惡的根本原因,並思考各種符合于正義的解決之道。這種不再局限於自身的視野,關懷於大眾的情懷,對於眾生苦難的同情,使他生命的質有飛躍性的提升,並使得他的智慧如泉湧,行為可楷模,用通俗的話來說,即是人生有了新的高度與深度。當然,毫無疑問,這自然會讓那些心理陰暗的小人嫉妒到發狂,耿和女士說有人阻攔高智晟律師的文章與書傳播,以我對這些小人的認識,不上躥下跳才怪。

然而悲憫也不是濫情,沒有原則的悲憫是對惡的縱容,是對公平與正義的褻瀆。高智晟律師清醒地認識到:“2017年後,對前政權的罪惡必須進行清算,我們絕不挾狹隘的報復感情,但對於漫無邊際的罪惡視而不見的人群是沒有希望的,追懲罪惡是人類呵護正義的最普適手段之一。我們同樣清楚,沒有寬恕就沒有明天的思想,對於 2017年以後全民族的大和解,以及重塑這龐大民族精神品質的價值及意義,南非公民擁有的化解仇恨、實現社會和解的能力,中國人也能有,但便是南非,也是以「真相、真誠懺悔」來置換寬恕的。”

如果說悲憫見證了高律師的情懷,那以他在書裏對社會、政治乃至人生的深刻反思,則映照出他的智慧。尤其是書的第三部分,對2017年後中國的展望,對未來中國的制度設計,那三十三條涵蓋著過渡政府、政治、經濟、法律、外交、NGO、國企、全民醫療保健、土地私有制、私有財產制、教育、警務、智慧財產權、環境保護、食品安全、對貧弱者的救助機制、臺灣問題等等領域的嚴肅思考,尤見他思維的縝密與知識的廣博,可謂全方位地對未來中國的情況進行了宏觀的線性思考與梳理,特別是他在書中多次提到社會轉型的困難,清醒地認識到制度設計是容易的,人心的修補、文化的更新、意識的改變、道德的重建,卻是困難重重任重而道遠,是幾代人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更是鞭辟入裏的洞徹之見。雖然“囿於個人知識、資訊與條件等方面的局限,尤其是我能支配時間的窮蹙”,高智晟律師的很多觀點還需完善或商榷,但這種思考的本身,不就體現出他對同胞的深情摯愛及對民族未來的責任之心嗎?正如他在書裏所言:“中國的改變即將到來,其雖非既成事實,卻是即將成為的事實。作為這一代中國人,我們是幸運的,而更幸運的是我們每個人的孩子。身處這歷史的變化中,還要有太多的責任需要我們肩起,我們當以實踐對各自孩子前景一樣的熱情肩起我們的責任,這關涉到我們孩子,及孩子的孩子們的根本性福祉。我們這代人,尤其是未來具體參與中國現代化政治架構的構建者的人,與積極的熱情並重的是冷峻的頭腦,我們首先需要清楚,將要到來的公民社會並非一個弊絕風情的社會,更不是一個不再有具體痛苦的社會、一個不再有具體的非公正的社會。但任何非公正、任何具體痛苦都不能是制度的產物,任何的非公正、任何可導致具體痛苦的現象,都不能成為個體無法撼動的存在。未來所有的建立均須考慮到對非公正、對具體痛苦救濟的敏感反應能力。權力當永遠行走在具體傾聽,以及去非公正和對具體痛苦敏感反應的路上。權力必須回歸他的本初  ─人們建立權力運作組織的本初功能,即成為為公民需求服務的工具,而不是這種需求的統治者。”

再如:“我們人類群體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底線,那就是對個體生命本身的不附任何條件的敬重。對生命個體不附條件的敬重,當是人類生命中當有的一種天然的默契,或者說是存在於人類生命群體的天然契約。不論何時何地,持有何種主義,對他人生命的敬畏是不可逾越的底線,這是人類生命個體之間、群體之間以及個體與群體之間必須謹守,甚而至於用生命捍衛的原則。”

又如:“在沙雅監獄禁閉的三年,我體悟到,指責他們踐踏法制,那有些高抬他們,也有些為難他們。法,作為人類文明的普世成果,便是踐踏他,究竟還屬文明人類群體中的現象。今天,沙雅監獄的問題是出乎人類文明範圍的問題。人類最成功的文明成果,就是對同類生命的愛和緣愛而生成的敬畏。這種普遍存在於文明人群體中的愛和敬畏,是每個生命最信實的心理安全保障,亦屬不可懷疑的共有底線,這個底線是構築個體之間、個體及群體及群體與群體之間信任的基礎。一個人、一個群體,乃至一個民族,當他們下墮至這個底線以下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是下墮至人類社會人以下的純生物人狀態。墮入這樣的狀態中,無論你身置何種位階都是不幸的:壓迫與被壓迫者,都是不幸的。被壓迫者沒有尊嚴,而壓迫者何曾有過?在全世界,中國公職人員的權力最大,但他們卻是全世界最沒尊嚴、最不名譽的公職人員,如果他們無論整體還是個體,他們若理解了人類關於羞恥的含義,那他們一天都混不下去。虛假和暴虐成了他們唯一的也是最後的尊嚴。他們極喜歡權力永遠私化下去,這純私化的權力終於將毀掉了他們,因為他們把權力已私化到山窮水盡的境地。”

還有:“這個邪惡政權不快亡,天理不彰矣!他們要把所有的局面都弄到使正常人群目瞪口呆的地步。文明人類群體中所有正常現象,都令人難以置信地於他們有礙。他們把所有局面都弄得雞犬不寧,而終於使自個兒也寢食不寧。人類既存的所有文明,都成了他們狂躁難安的理由。理論上,這種反人類文明常態的情形只能導致兩個結果:要麼在他們的導致努力下,終於消滅了人類既存的所有文明價值、行為和習慣,要麼他們最終被消滅。不僅是他們全然喪失了試著與人類文明共處的衝動和能力,而人類文明若再容忍他們下去,也是冒著文明聲譽長期被惡劣毀損的現實惡報。”

金玉良言,不勝枚舉!這樣的文字讀來還不為之動容嗎?這樣的篇章讀來還不振奮人心嗎?這樣的大作還不值得再三推薦嗎?這樣的書不要說是中國少有,而且舉世罕見,在我看來已不是能用平庸的“好書”來形容,而是極具歷史份量,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偉岸的一座精神豐碑,與世界著名政治文獻並立而毫無遜色。而且亞馬遜售價才6.66美元,便宜得令人瞠目結舌,不知該笑還是該悲,實在是與其內在的價值毫不相稱,讓買家恨不得再多補上幾元惟恐賣家吃虧。我若是有錢,會毫不猶豫地把這本書的版權買下,免費在中國大陸發放,這明顯是功德無量的事啊,對中國社會的轉型極有幫助。我奇怪至今沒有富人來做,怪不得耶穌說富人想進天堂比駱駝過針眼還難。而且,這本書本身就堪稱一個神跡,在歷經這麼多年的苦難之下,在酷刑對身體與心理的殘酷折磨之下,在長期的孤伶伶地禁閉之中,倘若是一般人恐怕早就百病纏身甚至一命嗚呼了,然而高律師非但沒有被摧毀反而邏輯思維能力、文字表達能力以至思想深度更見銳利、嚴謹、深刻,而且還能在出獄後被監控的狀態下寫出這麼一本煌煌大書出來,這還不令人驚歎嗎?而且這本書不但能悄悄寫出,而且還能偷運到海外成功出版,光是其中的故事說出來也是一個個傳奇了,這本身不就是神跡的見證嗎?從此角度而言,高律師的這本書堪稱一個實實在在的福音,流惠萬家,澤被中華!

說到神跡,不得不談到書的第二部分,《神的普遍啟示和特別見證》,這部分引起世人普遍關注及興趣的,正是高智晟律師見證的預言:中共立黨96年,在位68年,敗亡於2017年。

作為讀者如我,對此部分也很感興趣,我想得知何以高智晟律師能得出這樣的論斷,我想瞭解何以他能這麼自信的確定?何以能置親友的再三勸阻而不顧,以斬釘截鐵的態勢堅持公開自己見證的預言呢?須知2017轉瞬即至,倘若預言落空,自己可是會有聲名掃地、淪為笑柄的危險啊!——我相信不少人現在一言不發,正是等著預言落空,謀起後動。然而,當我把這部分看完之後,我相信這絕不是高智晟律師的胡言亂語,而是他的見證神跡後的神啟之言。這種相信,不僅僅是因為他在書中如實如是的描述,推誠布公的闡釋,更因為我相信從他的人品而言,從他的經歷而言,從他的信仰而言,他是有資格見證這神跡的人選,而絕非那種僭越上帝之名的,以上帝之名行撒旦之實的虛假偽劣基督徒。

“當今世界,凡像模像樣的國家,她的人民無不沐浴在自由和民主憲政的光明照耀中,有什麼證據證明這民族(中國)就是全人類一個例外?”從另一面來說,中共作惡多端,違天逆理,惡貫滿盈,暴虐蒼生,不亡,正如高智晟律師所言:“如果有神,則絕不會讓中國就這樣一路腐爛下去,否則將會毀滅世人對天道的信心”。

再有,預言之所以是預言,正在於它是在眾所不信中實現。如果大家全都相信,也不成為預言了。這,又如同《聖經》當中諾亞方舟的故事。上帝告之諾亞大洪水將臨,讓其造船躲過劫難,諾亞邊造船邊告訴世人大難將至,卻反受嘲笑侮辱,而真到洪水來臨,世人想上船逃生卻為時已晚。高智晟律師的這本書,正是一艘新的諾亞方舟,登船的船票,即是書中所言“對於 2016 9 30日前公開宣佈脫離中共邪惡政權系統的任何人(公開宣佈脫黨),除了手上沾上了無辜人民的血的官員,如江澤民、李鵬、胡錦濤、周永康、羅幹等人外,其餘人員均可以以真相及真誠懺悔換取寬恕,免于刑責。而對於 2016 9 30日後,手上新沾上無辜人民血的人,不論是決策人還是具體執行人,我主張必須交付審判,這是人類呵護正義價值而採用的最普遍的方法。”

我相信高智晟律師提出2016 9 30日的期限,必有他的理據所在,雖然他沒有在書中詳細解釋。寫作此文時,離退黨的期限已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還有多少國人能抓住這稍縱即逝的機會,擺脫為中共陪葬的命運呢?看麻木者依然麻木,無知者依舊無知,兇殘者依舊兇殘,情況不容樂觀,這情況正如歷史上一再上演的惟大難臨頭才追悔莫及的悲劇。黑格爾說人類唯一能從歷史中吸取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都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誠然!

當然,說句多餘的話,即使高智晟律師的預言未曾實現,也無損我對他的尊敬。畢竟,某些情況下,真誠的錯誤好過世故的正確。那些手拿著石頭等待著預言落空一哄而上的人們,誰又沒有罪呢?

善惡有報,天理昭昭,誰能逃過因果迴圈呢?

說來好笑的是,作惡多端的中共對此自己也心知肚明,時時提心吊膽惶恐不安,生怕出現那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在這裏我想引用一則書裏的故事,因為此故事不但能說明中共做賊之虛,也能說明高智晟律師文章之強大。我想,用中共來給高智晟律師的書打廣告,不正讓中共暴跳如雷狂呼亂叫的好方法嗎?此書倘若再版(這自然是確定無疑的),無妨在封面上大大地印上“高智晟律師手中的筆,敵過中共五百個師!”這條免費的廣告語,銷量絕對一路狂飆供不應求啊,請高智晟律師和耿和女士無妨考慮。故事如下:

寫至此,突然記起了在北京的一次與蒙面人物的談話內容(不報姓名,不報身分)。談話中,對於我問他們為什麼怕一個手無寸鐵的人,對曰:“你手頭要有點鐵我們倒不怕,你有一百個師,我們就兩百個師弄你。可你手裏的只是支筆,五百個師也只能幹瞪眼啊。”

“你們手裏的筆豈不是更多?”我回了一句。“老高,咱關著門不說假話,現在讓政府養著的文人確實是多了去了,都他媽狗屁不是的飯桶,他們丫的文章什麼時候掀過一點動靜,常他媽連替政府招架一下的能耐都沒有。”他說。“狗屁不是的飯桶你們還養著幹嘛?”我問了一句。“這你就不懂了,統治術,我自個兒也不大懂。共產黨他媽的快完啦。滅一個拿筆的人,怎麼說他媽的也比滅一百個師要容易得多,可硬是他媽的滅不了,事越弄越大,越弄越複雜,越弄越被動,當斷不斷,不敢下狠手,不他媽全盤輸完才怪呢。”他激動地說。“就他媽缺了一個‘狠’字。”稍停了一會他又補了一句。

最後,對於高智晟律師這本書,我還想補充的是,高智晟律師的文章有著明顯的,其他人文章所少有的一個特質,就是道德的感召力。在我看來,這種感召力源於信仰的聯繫、苦難的經歷、自我的反思、人格的魅力及雖飽受折磨卻不離不棄的對民主、公義、自由的追求。他的文字很樸實,但極具智慧與思想,而且由於道德感召力的鋪墊,更顯得深厚、強大、還洋溢著一種聯繫于天道的樂觀與信心。因為坦蕩、所以誠摯;因為磊落,所以大氣;因為內省,所以謙卑,更深知人性本身的缺陷(人的原罪)及走向憲政、社會轉型的不易。中國有高律師,是有福的。但高律師這樣的人太少,卻是不幸的。


對於高智晟律師本人,我想說的是,高律師所經歷的這一切,不是沒有目的,無論是酷刑還是監獄,無論是折磨還是囚禁,冥冥之中這煉獄通向著未來的光明,苦難沒有壓倒他,必將成就他,願他的神一直護佑著他,也願2017這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巨變,早日到來。天佑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