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之重要在于为普罗大众奠定道德的基础，避免社会整体走向黑暗的深渊，形成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格局。
道德伦理是生活秩序的根源。
道德沦丧的演变途径是：公共善（仁）——个体解放（追求善的自由）——自由优先（公共领域去道德化）——权利至上（同性恋合法、吸毒合法、乱伦合法、自杀合法、人体克隆合法………）
先天赋予每个人的道德禀赋即是良知，良知是天理在人间的展现。
“个人利益至上”无所谓道德，更无所谓公共道德。
所谓规范伦理，就是界定什么是正当，即是纲常。
所谓德性伦理，就是区别什么是好坏，即是仁德。
自由主义规避了善恶的判断，权利即正当。
自由主义在道德伦理上秉持价值中立的原则，不介入正当（right）的规范与好（good）的界定。也就是说，自由主义的缺陷在于可以自由地为善，也可以自由地作恶。善与恶不是自由主义的考虑，权利才是自由主义的价值所在。
自由是制度安排的结果，自由主义却是要解构制度。
个人主义有两种，早期的个人主义从传统的社群主义蜕变而来，受到古典道德与宗教责任的影响。后期的个人主义发轫于霍布斯、洛克的功利主义，如今在现代社会占据主流，是一种“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两者也可说成社群主义的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但是，如今必须添加一种“极权体制之下的个人主义”，不然无法概括世间之乱象。
传统中国之所以把善作为最高价值而非自由，是因为既可自由地行善，又可自由地作恶。在自由地作恶的情况下，自由与作为最高价值的善抵牾。由此可见，自由本身不是价值，而是追求善恶的手段。换句话说，不仅追求自由，还要追问拥有自由后，该做什么？
在保障个人权利的基础上发展公共意识，在保证自由意志的基础上进行社群合作。
有个人意识，也要有公共意识，公共意识不意味着湮灭个人意识，个人意识也不会排斥公共意识。把两者说成是不可共存的论述，不是糊涂就是使坏。
人是以个人的形式存在于世界上，但却必须生活在社群之中，为了防止相互的伤害，必须保障个人权利。为了能共同生活，所以又有社群主义，良好的政体是两者间有良好的平衡。
个人权利有所保障，社会责任才会滋生。
没有意志就没有自由，但没有公共伦理，意志将以自我为中心，任性而妄为。鼓吹“个人利益至上”者，多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之徒，同时也意味着对公共利益的颠覆与破坏。换句话说，保障人权的社会公共秩序无法由“个人利益至上”达成，这只能通往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按洛克的政府论，政府的成立是基于个人权利的让渡，而“个人利益至上”者不可能让渡自身权利以换取保障普遍人权的政府成立。
因个人利益没有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形成利益共同体，缺乏民族生存意识、民族竞争意识、民族危机意识，言及爱国就被抹黑，追求自由又被打压，中国右翼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人在根本上是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但在更广泛的范围，却是不可避免的隶属于国家、社会与民族。当一个个单独的人因为生存聚合在一起时，他们之间就有了利益的冲突与共性。
知识分子吵架，看对方不顺眼，就会用各种理论包装自己，彰显自己的正确。
王鼎钧的回忆录读来，有沧桑之感，家国之痛，炎凉之憾，在血与泪结成的文字中，能看见那一辈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市场庞大的国家在自主品牌的养成有着先发优势。
大一统是民主政治下的最佳市场解，此所以欧洲诸国也要组织欧盟的原因。
当人们把某些东西认作是真理时，就把与之相反的东西看作是謬误。
自不自由，不在于分裂与独立，而在于建立保障人权的宪政制度。统不统一，不在于分歧与争议，而在于自身的利益就该维护。
统独都是伪问题，背后的利益诉求才是真。
听天由命四个字，到底是看穿人间的通达，还是无以言说的绝望？
秦强则搞连横，国弱则搞合纵，美国退出TPP单对单谈贸易协定，意即在此。
中国历史通常的错配，昏君不信任良臣，或者好皇帝误信了奸臣。
21世纪的中国，需要的不是明君贤相与清官，而是一条可以不断自我完善的发展道路。
恐怖主义是弱者的复仇，强者杀人放火直接用战争的名义。
幸福是检验人类行为对错的标准，还是正义是检验人类行为对错的标准？
穆勒的《代议制政府》写得极好，但商务版的汪瑄翻译得极烂，拖沓冗长、诘屈聱牙的段落比比皆是，有些地方更是翻译得狗屁不通，还不如人工智能的Google翻译呢！
人的小算盘，算不过造化的大算盘。
素质论是变相的种族论，洋贱的素质论之奇特在于，不是针对外族而是歧视自身。
没有民族自尊心与民族自信心的人，所追求的至多是个人之人权，而非是公民之民权。对于这些脊梁被彻底打断的人，正如钟祖康一针见血的评价：奴才的天职只是依法舐痈吮痔、 蝇营狗苟，救国救民的大任，叫奴才太沉重了。
批评暴政易，面对本心难。
大国崛起的关键，是看百姓能否与国家同利。如果国富不能民享，那这样的国富与民何关？国家不能与民同甘，人民也不会与国家共苦。
一个国家要想长远发展，要么上下同心，要么上下同利。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