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曾感歎著英國式謀殺的衰落,毫無疑問這種高度藝術化的行為顯然是需要漢尼拔式的人才,理智沉穩,膽大心細,彬彬有禮的外表下是冷酷無情,精心謀劃而又步步為營,謀殺在狡黠的殺手與奸詐的員警較量中,早已從單純的血腥暴力中脫穎而出,從低級的感官享受中登堂入室,昇華為謀與變的角逐,智與力的爭雄。反正人類不是用利益的長槍插進彼此的胸膛,就是用野心的匕首進行殊死的搏殺,讓整體人類的惡行濃縮為一個人對社會的陰謀,其故事散發出來的陰森詭異、緊張刺激,當然會讓好萊塢的全球票房大捷。不言而喻,如此的情節輕易洗脫了觀眾就是嫌犯的罪名,出具了事發時不在現場的證據,於是本性懦弱的人群在心生殺戮之渴望時,毫不猶豫的慷慨付出票款,享受殺人與被殺的快感,在驚聲尖叫中揪心,在毛骨悚然中流淚,直到SAKI對這個文明的社會總結到:“從什麼時候開始,有預謀的謀殺倒成了自我介紹的途徑?”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謀殺和寫作有不無相似之處,要麼就是縝密佈局,要麼就是意外發生,美國著名偵探小說家錢德勒曾說到:“世界上最容易偵破的謀殺案是有人機關算盡、自以為萬無一失而犯下的謀殺案;讓他們真正傷腦筋的是案發前兩分鐘才動的念頭犯下的謀殺案。”這種說法與奧威爾的觀點相差頗大,產生對立。眾所周知他們倆是不同類型的作家,但據此言論看來更是不同類型的殺手,若讓兩人進行一場謀殺風格的對決,不知道是英國式的紳士冷靜取勝,還是美國式的牛仔槍法穩占上風?不言而喻奧威爾的謀殺是一個穩定社會的產物,到處左右一切的偽善至少能保證像謀殺那樣嚴重的犯罪應該有強烈的感情作為動機。而錢德勒的謀殺明顯是一個文明混亂後的社會象徵,其隨意如Bob marley的歌曲《I Shot the Sheriff》,其典型如Oliver Stone的《Natural Born Killers》,街頭社會氾濫的暴力保證了新聞界在此類事件中長期有擁有足夠的素材。但說到兇手的聲譽經受了時間的考驗,能夠於在街頭巷尾長期議論到形成傳奇的程度,相當於一個作家的作品歷經了焚毀劫燒,或者幾十年不經盜版後還居然擁有一定數量的讀者,那麼SAKI可以算是其中之一了。
人類生存的理由當然是社會的正常和反常,最近的時尚就表現為信仰的神跡外加不可知論的良心,這樣既得到了前者中世紀唱詩班的情調又享受到後者現代化馬桶的便利,文明的中和已達到在伊斯蘭文明的聖地享用肯德基炸雞美食的境地。在這一點上SAKI可以說是擁有洞徹歷史表面的眼光,而且還洞徹得有些過份,效果就如同對面餐椅上的刀叉毫不客氣的伸到你面前用堅定不移的態度挾走你盤中的牛排,而讓你對著眼前的空盤目瞪口呆,SAKI的短篇小說可謂是英式幽默的典型代表,通篇用不多的文字竭盡全力體現了揶揄、挖苦、諷刺、嘲弄、人身攻擊、自嘲等足夠讓你難忘的感受,每一頁都好像算計著要把你弄得萬念俱灰,直到看完讓你全面崩潰。在真實到足夠有趣又不會真實得令人生厭的題材中,SAKI有足夠的本事做到把有趣的事情弄到讓人生厭,而把生厭的事情弄到有趣,其簡單易行對他來隻可堪比把煎鍋中的荷包蛋翻了個個兒。Saki在說人家壞話時採用的方式如此迷人,你禁不住會原諒這些同樣說你的那些同樣惡毒的話。我們總是痛恨任何有關我們的惡意流言,卻又總喜歡聽說給我們聽而且說得巧妙的流言。毫無疑問這傢伙抓住了人類這可憐的弱點,給你狠狠的一耳光時,你仿佛還覺得是煽在了別人臉上,這種耳光不可謂挨得不冤,但可以保證的是,誰敢冒險突破人類虛偽的心理防線樂意來承認呢?至少而言,人類雖然並非一貫正確,但其優點總還是能堅持自己的錯誤。
道德的自私讓每個人都確信無疑正義就是從他家後院裏長出來的蘿蔔,而相對於討厭的人則當然居住在文明的郊區。這是一種讓人感覺舒適的錯覺,如同慈悲心只有在對方比自己真正醜陋時才會發生,而且沿著臉皮的厚度通常不會走得更遠。如果他人的悲劇恰巧以我們預料的方式發生,那我們合法的驕傲就完滿無憾了。就如同城市夜晚的某一端燃起熊熊大火吸引我們欣賞完意外的風景後,臨了就丟一下句多麼可憐的人群。中產階級的特點是物質上已經資本主義地一塌糊塗,精神上卻可憐得衣不蔽體。如果你只是物質上衣不蔽體,精神上卻又一塌糊塗,那麼倒可能是上流社會的代表。SAKI小說語言的魅力就在於把這些裝模作樣的紳士淑女相當於放到了非同尋常的環境,於是需遵循怎樣得體的禮儀誰都摸不著頭腦。又或者是在習以為常的環境中卻不按常理出牌,把一些心知肚明的規則故作誇張的表現出來,其惡毒之處幾乎可以讓你立馬從文明社會退回到蠻荒時代,進行一場定義R級的狂野屠殺。只需想一想他那語氣中帶著一種侍者宣稱酒水單上最便宜的紅酒已然告馨時採用的那種公然蔑視的態度,你就明顯帶著抓狂的氣質了。如果在那一刻能把SAKI變成一隻蟑螂,然後再踩上一腳,我想很多充滿了愛心的人士是絕對不會錯失良機的。
SAKI的眾多短篇小說如同一場中產階級循規蹈矩的晚宴,在這樣有著明確的禮儀以約定形成普遍都能接受的虛偽場合中,SAKI的出現對於女主人來說無疑是相當於一場惡夢,面對著餐桌上豐盛的食物,他可以說人類歷史是饑餓者尋覓食物的紀錄;對於愛美的女士他可以誠實的指出若你的臉是歪的,責怪鏡子是毫無用處;而對於在座年紀稍大的人士他可以用漫不經心的口吻談到人人都想要長壽,但沒人願意老,其總體效果如飯裏冒出的砂礫,總會給人意想不到的疼痛,基本上來過一次後就可以把他徹底打入黑名單的範疇,列為絕不受歡迎人士當中的一員。若還有別的女主人在舉行聚會時還對他感到興趣,就不可不稱其為堪稱膽識過人了。原因當然不用多講,而且按著抑惡揚善的原則我們應該盡力宣傳SAKI的優點,比如他的在場就是考驗諸多與會人士忍耐力的最佳方式之一。只要社交場合的談話進行到還沒有崩盤的程度,恐怕每個人都在緊張而又亢奮的不斷尋找新的話題。按著壞事常有好報,無禮常出於好意的原則,事情的發生軌跡往往已不受眾人慌亂的控制,大家越是竭力避免的情況越是出現明顯的徵兆,而且已經有女士以令人不敢正視的專心扣著她的羊皮手套準備離開事發現場。對於終究發生了的那一幕,出於表面的同情心及私下裏討論傳播樂趣的翻倍,我們就不必多說。但可以想像的是,SAKI對於他“無意”中所“製造”出來的結果總是抱著真心的遺憾,這其中包括了某些人淺薄、庸俗、勢利、裝腔作勢和另一些人的遊手好閒、窮極無聊、爭風吃醋、無事生非。比較遺憾的是,時至今日,SAKI結構嚴謹、構思巧妙、筆調辛辣、嘲諷入骨篇幅中的人物依然還有,但他這樣精彩的小說倒是難以得見,這不得不說是傳統英式幽默的一個巨大損失,當然對於有些人可謂是巨大的福音。所以幽默感如果能保險,我願意投入巨額。
SAKI是英國人,但卻出生在1870的緬甸,在英國接受教育,但又回到緬甸參加了武裝員警衛隊。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後代也能成為小說家,送到緬甸參加武裝員警衛隊應該是不錯的選擇,至少這個地方已出了兩位合格的作家:SAKI和奧威爾。SAKI後因當地瘧疾不斷襲擊,不得已辭職回英從事記者職業,經過多年的閱歷及各地的奔波後為我們寫出精彩的文章,再現了世俗社會面貌各異的百態,為此我們應該感謝緬甸的蚊子。SAKI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個和人性過不去的傢伙,對於沐浴在美女、黃金和支票中的快樂他總能感覺到突如其來的腹瀉,以完成思想的反省,或許他深刻的明白財產是一回事,而美德是另一回事。最終SAKI在戰壕中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位狙擊手的射殺,按著老兵不死,只是凋零的觀點,他應該有更好的方式開始新一天,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在每個上午都醒來,續寫著未完的編章。而按著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躺下的原則我們也無須為他塑造一座雕像,因為這個英國文壇中罕見的裁縫,很可能是那個時代最後的純真。他徹底的用中產階級的作派完成了對中產階級作風的反諷,但也徹底的被他所謀殺的東西所謀殺,最終讓我們以一個作家的死亡,見證了人類文明的進步,這也可以說是他用生命寫就的最後一篇文章,只是讀來已沒有會心的微笑,只有無言的感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