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六四事件，死的是普通學生和普通市民，而沒有當時的領袖人物？

沒想到一個簡單的問題，引起這麼大的爭論。

當我昨日在群組內提出“為什麼1989年64事件，死的都是普通學生和普通市民，而沒有當時的領袖人物？”時，群組內仿佛炸鍋了一般，意見紛紜，說死者被利用了有之，說政治目的不純潔有之，說情況已不受控者有之，說學生們缺乏經驗者有之，說領袖人物沒有責任者有之，意見不一而足，爭執得熱火朝天。

這或許是一個不但難以回答，更是很多人難以面對的問題，恐怕也是某些人極力回避的問題。但我覺得提出來還是有它的意義所在，畢竟，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基於無可辯駁的事實。另外，檢討、反思運動之得失成敗，也是應有之事，何況這場運動付出了如此大的代價，影響與後果延續至今，可以說是極大地延緩了中國的民主進程，所以這項工作不但應該做，而且還嫌做得太遲。因為我所常見的現象，不是把所有的問題推給政府，就是僅從個人的角度進行回憶與反思，更進一步也只是資料的調查與整理，鮮有從全盤的角度來進行考量，更不用說站在歷史與正義的高度進行衡量與裁判。

當然，出現這種情況也是現今的條件所致，要想恢復歷史事實、厘清真相、劃明責任，追訴罪責，這或許是在未來成立專門的歷史真相調查委員會等機構才能辦到。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現在對這一問題進行先行的思索。不然，倘若下次還有這種只有領袖逃生而讓普通民眾赴難的運動，誰還願意參與？

然而經歷了昨日的討論後，我發現一個明顯的問題，即是基於各自的立場、利益、主張，有很多觀點難以溝通、協調，人們易陷入爭論、攻擊、偏癱、維護的情緒性狀態，難以進行理性的思考，導致出現各說各話的狀態，從紛爭走向對立，不是糾纏於細節，就是立足於想像；不是輕信於片面，就是執著於主觀。我不禁思考為何如此，當我抽身於現場，反觀於討論，便發現問題的癥結所在：這種形式的討論犯了方法論和認識論的基礎性錯誤。

說來也是常見，在國內進行的討論，經常容易陷入中國式邏輯的陷阱，而缺乏專業性的思辨，時常出現思考方法的錯誤，連我自己有時候都會被誤導，被帶到了陰溝裏去，所幸總是能很快清醒過來。

就拿這一問題來舉例而言，如果最後引申出的是領袖人物的責任問題，那麼我們應該從權責的角度出發，因為身為領袖而無責任，這是不可想像的。那麼身為社會運動的領袖有那些責任呢？我粗略統計了一下：負有對運動的預判、觀察、善後的責任；負有對參與的民眾有組織、安排、照顧的責任；負有對物資的募集、保管、分配的責任；負有對政府的溝通、談判、商榷的責任；負有活動現場的安保、協調、應變的責任；負有組織內部的管理、人事安排、制度建設及權力分配的責任；負有消息的傳遞、宣傳及回饋的責任；負有資金的分配、使用、保管的責任；負有制度最壞情況下的預案並執行的等等責任。自然，身為領袖，也享有成功可獲得最大功勞，但是失敗要承受最大責任的責任。

從這些責任來反觀這些領袖的表現，合格與否有了較為明晰而且全面的標準，比較容易得出客觀的結論，而不是淪為基於各自立場的偏袒與吵鬧。

正如一位友人的回復：“這個思路確實是一條很好的線索，可以一點點的厘清。先確定當時每個人的職務，分工，應承擔的責任，再據此確認他們當時的行為，為什麼有這樣的行為，有什麼樣的後果，然後根據是否有過錯和因果關係定責。”

從現代的社會運動理念看來，運動失敗，領袖應該承擔責任，一場運動犧牲了這麼多人命，身為領袖更應該擔責——這是難以用沒有經驗、預估不足等理由推脫的。而且，只有平民死亡而領袖全都安然無恙的狀況，這在道義上也是說不過去的，無法向逝者及其家屬交待。

如果這種檢討得失並人命關天的追問被認為沒有意義，那麼我只能說，很多人壓根兒就沒有責任意識。這無疑，是對死者的再次傷害與踐踏。

提出問題，在於想知道真相。因為沒有真相，就沒有正義。個人之所見所聞，並不一定是真相。即使是，也不一定是真相的全部。必須盡可能站在全局的角度、歷史的高度去抽絲剝繭正本清源，事實才能浮出水面。事實或許殘忍，或許有人性和政府的陰暗面，但我會直接面對，不會美化，也不會醜化，因為只有汲取經驗與教訓，社會才能有進步的未來。

以妨誤解，最後還是要解釋一下，我的觀點當然不是說非得要有領袖去死，檢討得失不需要任何人去死，但在這個無可辯駁的事實面前，也得去反思為何出現這種現象。我們不能遺忘死者所做出的犧牲，追問這個問題，既是對死者的追憶與祭奠，也是讓既成的死亡變得有價值，也是即是簡單的一句話：血不能白流，只有找出真相，才能彰顯正義。